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还没有中学校。那时满清政府采用官吏，还是用那科举制度，凭了八股文取士，读书人想求仕进，必须“三考出身”，有钱的人出钱“捐官”，那算是例外。第一步是在书房里念书，先把四书和五经念完，再动手学做八股，名为“开笔”，及至文章“满篇”，可以出去应考，普通大概总要十年工夫，所谓“十载寒窗”的话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了。经过县府两重考试，再应“院试”，如果八股文做得及格，考中“秀才”，便可去应“乡试”，有中“举人”的希望。举人上京去“会试”，中了便是“进士”，经过“殿试”，考得好的入翰林院，其次也可以当部员，或者外放去做知县。不过这应考要有耐心，因为秀才固然可以每年去考一回看，乡试会试便要隔一二年了，有人“考运”不好，考上多少年，连一个秀才也拿不到手，就须得一年年的等下去。鲁迅应考的准备是早已完成了，因为他读书很快，在四书之外一共还读了八经，文章也早已满篇，可是他不能坐等考试，父亲于光绪丙申（一八九六）年去世，家境穷困，没法坐守下去。改业呢，普通是“学幕”去当师爷，不然是学钱业或当业，即是做钱店或当铺的伙计，这也是他所不愿意的。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他便决意去进学堂。那时候还没有中学校，但是类似的教育机关也已有了几处，不过很是特别，名称仍旧是“书院”，有如杭州的求是书院，南京的格致书院，教的是一般自然科学，只可惜学生虽然不要学费，膳杂费还要自备，这在鲁迅也是负担不起的。幸而在这些文书院之外，还有几个武学堂，都是公费供给，而且还有每月津贴的“赡银”。鲁迅那时便走向南京去，进了江南水师学堂。
鲁迅考进水师学堂，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春天，可是因为学校办得“乌烟瘴气”，不久就退了学，到冬天改进了矿路学堂。这虽是一个文学堂，却并不称书院，因为它不是独立的，只附设在江南陆师学堂里面，所以一样的叫作学堂。功课是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期限三年毕业，前半期差不多是补习中学功课，算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应有尽有，鲁迅也照例学过了。这固然是一切学问和知识的基础，于他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另外还有一门学问，使他特别得益的，乃是所谓地学。这其实是现今的地质学，因为与矿学有关，所以有这一项功课，用的教科书是英国赖耶尔的《地质学纲要》的一部译本，名为“地学浅说”。原书出版很早，在地质学中已是旧书了，但原是一种名著，说的很得要领，这使他得着些关于古生物学的知识，于帮助他了解进化论很有关系。那时中国也还没有专讲进化论的书，鲁迅只于课外买到一册严复译的《天演论》，才知道有什么“物竞天择”这些道理，与进化论初次发生了接触。不过那《天演论》原本只是赫胥黎的一篇论文，题名“进化与伦理”，后半便大讲其与哲学的关系，不能把进化论说得很清楚，在当时的作用是提出“优胜劣败”的原则来，给予国人以一个警告罢了。
这里须得来叙述一件事，虽然看似烦琐，其实却是相当重要的。鲁迅对于古来文化有一个特别的看法，凡是“正宗”或“正统”的东西，他都不看重，却是另外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他对于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和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两个大人物，丝毫不感受影响，虽然没有显明的攻击过，但这总是值得注意的一点。他爱《楚辞》里的屈原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传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他由此引伸又多读佛经，本来并无宗教信仰，只是去当作古书来看，因为中国自后汉起便翻译佛经，到六朝为止译出了不少，所以当作六朝文来读，也是很有兴趣的事情。佛经倒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只是作为印度文学的一部分好了，可是在本国“撰述”类中却有一部《弘明集》，是讨论佛教的书，中间有梁朝范缜作的一篇《神灭论》，这给了他很大的益处。中国的唯物思想在古代诸子中间已有萌芽，后汉王充的《论衡》里也有表示，不过未能彻底，到了范缜才毫不客气的提出神灭论来了。大意是说神附于形而存在，形灭则神亦灭，他用刀来作比喻，说刀是形，刀的锐利是神，因刀而有，刀如毁灭则利也自然不存了。当时轰动一世，连信佛的梁武帝也亲自出马，和他辩难，可是终于无法折服他。这便给鲁迅种下了唯物思想的根，后来与科学知识，马列主义相结合，他的思想也就愈益确定了。
矿路学堂所学的重在技术，一般自然科学是基本，所以要补习一下，够得上中学标准，可是文史一部分便是显得缺乏了。学堂里也有“汉文”这一门功课，读的大抵都是《左传》，作文题目也只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之类。陆师学堂的总办也照例由候补道兼充，不过还比较开通些，不像水师方面那么的乌烟瘴气，在看书报方面可以更为自由。但是鲁迅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在学堂里所得不多，主要还是在家里读书时候立下了基础来的。他读“正经书”—准备考八股出题目用的四书五经读得很快，可是因为有反感，不曾发生什么影响，虽然平心说起来，《诗经》乃是古代歌谣，现在看来有许多是很可喜爱的。他就用余暇来看别的古书，这在正经用功赶考的人说来是“杂览”，最是妨碍正业，要不得的。鲁迅看了许多正史以外的野史，子部杂家的笔记，不仅使他知识大为扩充，文章更有进益，又给了他两样好处，那是在积极方面了解祖国伟大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消极方面则深切感到封建礼教的毒害，造成他“礼教吃人”的结论，成为后日发为《狂人日记》以后的那些小说的原因。
矿路学堂因为是用中文教授的，所以功课中独缺外国语这一门。这一个缺陷是他后来在日本，自己来补足的。他当初进了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那里学的是德文，第二学年末了退学后，他在东京继续自修，后来便用这当唯一的工具，译出了果戈理的《死魂灵》等许多世界名著。日本语他也学得很好，可是他不多利用，所译日本现代作品，只有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夏目漱石等几个人的小说而已。他也曾学过俄文，一九〇六年春夏之交，同了陶望潮许季茀等一共六个人，去找亡命东京的马利亚孔特夫人教读，每人学费六元，在每月收入三十三元的官费留学生未免觉得压手，所以几个月后就停止了。那时所用教本系托教师从海参崴去买来，每册五十戈比，书名可以叫做“看图识字”吧，是很简单的一种本子。事隔五十年，不意至今保存，上有鲁迅亲笔注上的小字，现存放在“故居”，大家还可以看得到。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