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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与中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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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还没有中学校。那时满清政府采用官吏,还是用那科举制度,凭了八股文取士,读书人想求仕进,必须“三考出身”,有钱的人出钱“捐官”,那算是例外。第一步是在书房里念书,先把四书和五经念完,再动手学做八股,名为“开笔”,及至文章“满篇”,可以出去应考,普通大概总要十年工夫,所谓“十载寒窗”的话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了。经过县府两重考试,再应“院试”,如果八股文做得及格,考中“秀才”,便可去应“乡试”,有中“举人”的希望。举人上京去“会试”,中了便是“进士”,经过“殿试”,考得好的入翰林院,其次也可以当部员,或者外放去做知县。不过这应考要有耐心,因为秀才固然可以每年去考一回看,乡试会试便要隔一二年了,有人“考运”不好,考上多少年,连一个秀才也拿不到手,就须得一年年的等下去。鲁迅应考的准备是早已完成了,因为他读书很快,在四书之外一共还读了八经,文章也早已满篇,可是他不能坐等考试,父亲于光绪丙申(一八九六)年去世,家境穷困,没法坐守下去。改业呢,普通是“学幕”去当师爷,不然是学钱业或当业,即是做钱店或当铺的伙计,这也是他所不愿意的。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他便决意去进学堂。那时候还没有中学校,但是类似的教育机关也已有了几处,不过很是特别,名称仍旧是“书院”,有如杭州的求是书院,南京的格致书院,教的是一般自然科学,只可惜学生虽然不要学费,膳杂费还要自备,这在鲁迅也是负担不起的。幸而在这些文书院之外,还有几个武学堂,都是公费供给,而且还有每月津贴的“赡银”。鲁迅那时便走向南京去,进了江南水师学堂。

鲁迅考进水师学堂,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春天,可是因为学校办得“乌烟瘴气”,不久就退了学,到冬天改进了矿路学堂。这虽是一个文学堂,却并不称书院,因为它不是独立的,只附设在江南陆师学堂里面,所以一样的叫作学堂。功课是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期限三年毕业,前半期差不多是补习中学功课,算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应有尽有,鲁迅也照例学过了。这固然是一切学问和知识的基础,于他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另外还有一门学问,使他特别得益的,乃是所谓地学。这其实是现今的地质学,因为与矿学有关,所以有这一项功课,用的教科书是英国赖耶尔的《地质学纲要》的一部译本,名为“地学浅说”。原书出版很早,在地质学中已是旧书了,但原是一种名著,说的很得要领,这使他得着些关于古生物学的知识,于帮助他了解进化论很有关系。那时中国也还没有专讲进化论的书,鲁迅只于课外买到一册严复译的《天演论》,才知道有什么“物竞天择”这些道理,与进化论初次发生了接触。不过那《天演论》原本只是赫胥黎的一篇论文,题名“进化与伦理”,后半便大讲其与哲学的关系,不能把进化论说得很清楚,在当时的作用是提出“优胜劣败”的原则来,给予国人以一个警告罢了。

这里须得来叙述一件事,虽然看似烦琐,其实却是相当重要的。鲁迅对于古来文化有一个特别的看法,凡是“正宗”或“正统”的东西,他都不看重,却是另外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他对于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和宋朝的“朱文公”朱熹这两个大人物,丝毫不感受影响,虽然没有显明的攻击过,但这总是值得注意的一点。他爱《楚辞》里的屈原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传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他由此引伸又多读佛经,本来并无宗教信仰,只是去当作古书来看,因为中国自后汉起便翻译佛经,到六朝为止译出了不少,所以当作六朝文来读,也是很有兴趣的事情。佛经倒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只是作为印度文学的一部分好了,可是在本国“撰述”类中却有一部《弘明集》,是讨论佛教的书,中间有梁朝范缜作的一篇《神灭论》,这给了他很大的益处。中国的唯物思想在古代诸子中间已有萌芽,后汉王充的《论衡》里也有表示,不过未能彻底,到了范缜才毫不客气的提出神灭论来了。大意是说神附于形而存在,形灭则神亦灭,他用刀来作比喻,说刀是形,刀的锐利是神,因刀而有,刀如毁灭则利也自然不存了。当时轰动一世,连信佛的梁武帝也亲自出马,和他辩难,可是终于无法折服他。这便给鲁迅种下了唯物思想的根,后来与科学知识,马列主义相结合,他的思想也就愈益确定了。

矿路学堂所学的重在技术,一般自然科学是基本,所以要补习一下,够得上中学标准,可是文史一部分便是显得缺乏了。学堂里也有“汉文”这一门功课,读的大抵都是《左传》,作文题目也只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之类。陆师学堂的总办也照例由候补道兼充,不过还比较开通些,不像水师方面那么的乌烟瘴气,在看书报方面可以更为自由。但是鲁迅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在学堂里所得不多,主要还是在家里读书时候立下了基础来的。他读“正经书”—准备考八股出题目用的四书五经读得很快,可是因为有反感,不曾发生什么影响,虽然平心说起来,《诗经》乃是古代歌谣,现在看来有许多是很可喜爱的。他就用余暇来看别的古书,这在正经用功赶考的人说来是“杂览”,最是妨碍正业,要不得的。鲁迅看了许多正史以外的野史,子部杂家的笔记,不仅使他知识大为扩充,文章更有进益,又给了他两样好处,那是在积极方面了解祖国伟大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消极方面则深切感到封建礼教的毒害,造成他“礼教吃人”的结论,成为后日发为《狂人日记》以后的那些小说的原因。

矿路学堂因为是用中文教授的,所以功课中独缺外国语这一门。这一个缺陷是他后来在日本,自己来补足的。他当初进了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那里学的是德文,第二学年末了退学后,他在东京继续自修,后来便用这当唯一的工具,译出了果戈理的《死魂灵》等许多世界名著。日本语他也学得很好,可是他不多利用,所译日本现代作品,只有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夏目漱石等几个人的小说而已。他也曾学过俄文,一九〇六年春夏之交,同了陶望潮许季茀等一共六个人,去找亡命东京的马利亚孔特夫人教读,每人学费六元,在每月收入三十三元的官费留学生未免觉得压手,所以几个月后就停止了。那时所用教本系托教师从海参崴去买来,每册五十戈比,书名可以叫做“看图识字”吧,是很简单的一种本子。事隔五十年,不意至今保存,上有鲁迅亲笔注上的小字,现存放在“故居”,大家还可以看得到。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