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当时的编制，我于上文已述及，但新闻事业，在中国是继续进步的，不是墨守成法的，而且随着时代的进化而转移的。中国的开发，比较欧美为迟，在东方，比较日本为迟，这是无可讳言的。所以中国的新闻界，在那时只可以算草创时代，精神与物质上，都是赶不上人家呢。但无论如何，我们总想是在进步，决不是退步的。
中国报纸的编辑上，有三件事，都是由时报创之：一是专电，二是特约通讯，三是副刊，我将依次约略言之。
第一说专电：专电者，是报馆里特派人员在北京，每日将政界要闻，特地发电报到报馆里来，以便迅速发刊。因为中国当时自己还没有通信社，政府也不重视将新闻传播于民间，有时还讳莫如深，报馆要知道政界重要事件，只有靠在京的特派员打专电了。上海的外国报纸，如“字林西报”之类，也派了专员在北京，他们是和他们的使馆联络的，很可以得到许多政界要闻。中国的报纸上，反而没有，要到外国的报纸上转译过来，岂不可耻。所以我们派了专员在北京，专拍政界要闻的电报了。
因为时报先有了专电，于是别家也有了。始而专电少，非关于重要的新闻不发，既而专电多，虽非重要的新闻，亦发专电了。为了各报都有了专电，便成一个竞争的目标。譬如北京政府发生一重要的事，这一家报馆有这样一个专电，而那一家报馆却没有，明天报纸上发表出来，这岂不是使没有这个专电的那一家报馆相形失色了吗？
发专电要有一笔电费，从前是由报馆汇一笔钱给特派员，或是每月有一个约数，规定电报费若干。到了后来，电报费可以记账，民国时代，交通部优待新闻界，新闻电比普通电特别便宜，专电也就多起来了。再到后来，各大报馆在北京特设机关，名曰“通信处”，专司每天采访新闻，拍发电报了。
在辛亥革命以前，上海报馆在北京所委托的通信员，有些是秘密的。也有的是政界中人，因为非此不足以得到正确重要消息。时报馆曾经有一位通讯员姓锺的（杭州人，还是王文韶的孙婿）。为了泄漏秘密消息而被捕，幸有王文韶的老面子，得了轻罪。不过到了革命以后，那些通信员，也就公开了。但是在探访新闻时，也有个竞争，看各人的手腕，有的得到了新闻，有的得不到新闻，未可一概而论。
因为是新闻电，它的电费最便宜（每一字三分），所以北京电报局每压在最后发出，一直要等到官电、加急电、商电发完以后，方始发新闻电，所以上海报馆里接到电报，都在深夜。但是电报局也知道这些电报，是你们明天报纸上要登出来的，所以尽速在当夜也给你送到。即使在深夜两三点钟，也仍照送。可是报馆编辑最头痛的，就是深夜来的电报，那个时候，报纸将要开印了，但专电不能不加进去（这时上海各报馆，还没有一家有卷筒机），而且极迟来的电报，往往是极紧要的新闻。幸亏我们时报馆里翻电报的张先生，他已翻得熟极而流了，不用翻什么电报新编，信笔疾书的写下去。但是电报号码上，徜有错误，他却不管，翻好以后，就送到主笔房来。
可是这种专电，常常有号码的错误，而且错误得奇形怪状。那是要猜详出它的原文来，到底是什么字，有的要从它的上下文看出，方能猜到是什么字；有的却很难猜详，只不过电码上一个数字之讹。尤其是人名、地名之类，往往差得你匪夷所思。并且发电的人，为了省钱，电报打得字数愈少愈好，非有极重要事件发生，不肯打字数较多的电报，往往因了一二字电码的错误，使一条电报不能明了的，很使人费了脑筋。而且这些简略的电报，在明晨报上，不能将原文登出，必须要装头装脚，加进了许多宇，充足了这个电报的意义，方可以使人看得懂。
第二，特约通信这件事，也是由时报创始的，虽然申报、新闻报，各地都有访员，但是这些通信，都是无足观的。时报当时最重要的是北京通信，当然，那时的政治重心在北京，所以北京通信，显出重要来了。自然那几位特约通信员，都是有政治知识而文笔优富的人，方可以胜任愉快。记得时报最初的通信员是黄远庸（笔名远生），他是江西人，还是前清的进士，曾到日本留学。因为他与时报的雷继兴（奋）同学，狄平子与他亦相熟，因此时报一创刊，即担任为时报通信。后来史量才接办申报馆，便把黄远庸拉去了，但仍为时报偶尔通信。袁世凯帝制时代，为了上海开设亚细亚报馆事，友人劝其赴美避祸，卒遭暗杀，真是冤哉枉也。此外，邵飘萍与徐彬彬，亦都曾为时报作过北京通信员。飘萍太忙，发专电是专长；彬彬得不到重要消息，文章多肉而少骨；都不及黄远庸，飘萍与彬彬皆我所推荐。
这班北京特约通信员，都在报上标明“北京特约通信记者某某”，虽不是天天要写通信，但一星期至少要有两篇通信。这种有系统的、文艺性的，观察时局，评论人物，用一种轻松而幽默的笔调写出的通信，颇为读者所欢迎。大约每篇总要有两三千字，过短觉得不足以过瘾，过长则又觉得冗长无味，甚而至于画蛇添足。我们收到了每篇北京通信之后，都排列在专电后，各种新闻前。除非看出它有笔误或有所忌讳外，未敢轻改一字。凡属高才，都不喜人家擅改他的文字。我每见许多编者，恒喜乱改他人文章，自诩博雅，其实识力不足，反致点金成铁，更为作者所不悦，所以因此为戒呢。时报上偶然也有国外通信，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几位留学在欧美日本的，或是使馆里的朋友写来的，这是他们一时高兴，而也是不受什么报酬的，并非是一种职业性的通信员。
到后来，上海的各大报馆，也都有了特约通信员，更为当行出色，这都是民国时代的事了。报业既进步，经济自更发展，像黄远庸在时报写通信，不过月酬二百元，已经算是最高了，其它报馆不肯出此（如当时申报馆的总主笔张蕴和，在外国资本时期，月薪不过四十余元）。在大公报的特约通信员，则除了月薪之外，还有交际费可以开支，那当然宽展得多了。
有一时期，邵飘萍曾担任了时报的专电与通信，在新闻上可以说统一。因为飘萍那时在新闻上大发展，除了在北京开设了“京报馆”，又办了一个通讯社，网罗了许多人材，在北京认识了许多人。认识寻常人不足异，要认识在政界方面足称重要的人，方可探索出重要的新闻来。因为他的交际广阔，方可以对于新闻上，如张网一般，无所遗漏，他这时不但与时报发电，也曾与申报发电。正在军阀时代，有许多秘密的消息也传了出来（有要闻他不打新闻电）。但上海的各报，都是持保守主义的，狄楚青胆小，认他是一位冒险人物；史量才竟说他要垄断上海新闻。加以他在北京连吃官司，结果和黄远庸一样，断送了生命，殊可哀也。
第三、从前的报纸，并没有什么副刊的，虽然也登载些小说、杂文、诗词之类，都附载在新闻的后幅。我在初进时报馆去时候，便是如此。但时报那种杂录，如楚青所写的“平等阁笔记”和“平等阁诗话”（后为陈子言所编）都是附载在新闻之后。还有名人投稿，弃之亦属可惜，当时报纸，除小说以外，别无稿酬，写稿的人，亦动于兴趣，并不索稿酬的。因为时报的读者，都说时报是趋向于文学方面的，喜欢弄笔的人都来了。
后来我创议别开一栏，名字唤作“余兴”，专登载除新闻及论说以外的杂著，商诸楚青，他颇赞成，便嘱我主编。当时亦没有什么副刊的名称，但自辟此栏后，投稿者非常踊跃。因为时报对于教育家、文学家，著有信仰，上海以及外埠的各学校都阅时报，尤其是青年学子，故所有投稿家，大半是从此中来的（我认识范烟桥、周瘦鹃，即在此时）。这余兴中的文字，正是五花八门，矜奇斗巧，讽刺歌曲，游戏文章，可谓层出不穷。
他们虽不受酬，可是我们为了鼓舞投稿人的兴趣起见，分别酬以有正书局的书券，好在有正书局那时的出版物，甚为丰富，都是狄子平所选取的。苏州、常熟、吴江（同里缜）的投稿家，积聚了许多书券，到上海来，选择了一大包回去。
后来申报、新闻报，也便有了副刊了，申报的唤作“自由谈”，新闻报的唤作“快活林”，其他各报也都有了副刊。自从毕倚虹进了时报馆以后，我们又商量了别辟一栏，名之曰“小时报”，一切都是小型的，可谓具体而微，有小评论（我与倚虹轮写，一名小生，一名小可）、小专电（此电是电话），小新闻（里弄间琐屑奇怪的事）一概都是袖珍式的，颇沉新颖有趣。其时助我们的，还有濮伯欣、陈彦通诸君，诗词并载，庄谐杂陈，可以做到雅俗共赏之作，为读者所欢迎。编副刊亦要有种种技巧，而且常常要变换方式，乃可以引人入胜。这种副刊，毕倚虹题其名曰“报屁股”，现在报屁股三字，已传诵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