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上海的几天内，即到时报馆去访问狄楚青、陈景韩两君。那时候的时报，是在福州路巡捕房对面广智书局的楼上。走上去是一条黑暗的楼梯，到了楼上，始见光明。时报是在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间开办的，到这时候，大概有一年多了吧？虽然销数不及申、新两报之多，一时舆论，均称为后起之秀，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报纸。
我知道上午是报舘里没有什么编辑人的，所以到了下午方去。到了报馆里，先见的陈景韩，他见了我，开口便说：“楚青想请你到报馆里来，可以不可以呢？”正在谈话时，楚青已来了，他总是满高兴的样子，穿了一作黑昵的马甲，胸前一连串的钮扣，向来是一个也不扣的。匆匆忙忙，好像是坐不定，立不定似的，我和他初次见面，好像我已答应他到报馆里来了，便和我当面讲条件了。
他的条件，是每月要我写论说六篇，其余还是写小说，每月送我薪水八十元。以上海当时的报界文章的价值而言：大概论说每篇是五元，小说每千字两元。以此分配，论说方面占三十元，小说方面占五十元。不过并没有这样明白分配，只举其成数而已。这个薪水的数目，不算菲薄，因为我知道我的一位同乡孙东吴君，此我早两年，进入申报馆当编辑时，薪水只有二十八元。孙君说：“就是每月二十八元，也比在苏州坐舘地、考书院，好得多呀。”（他是南菁害院高才生，素有文名的。）何况八十元的薪水，还比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的一只元宝还多咧，因此我也很满意。写论说，自然是针对时事发言，那是有时间性质的。我中做八股出身的，写论文只不过偶然为之。
也曾看到报纸上的论说尽是那种滥凋，人称之为报舘八股，但我这个科举八股，怕对于报馆八股不中绳墨。写小说，已觉得轻而易举了，并不硬性规定每日要登多少字，但至少也得像个样儿，可以引人入胜。因为时报很注重小说，狄楚青在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便写了长长的一篇提倡小说的论文，说是小说感人的力量最深，胜于那种庄严的文章多多。
陈景韩（笔名冷血）也在时报上写小说的，他写的小说，简洁隽冷，令人意远。虽然也有许多译自日文的，但译笔非常明畅，为读者所欢迎。那时候，正是上海渐渐盛行小说的当儿，读者颇能知所选择，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往往一种情节曲折，文笔优美的小说，可以抓住了报纸的读者。楚青的意思，要我与冷血的小说，轮流登载（那时的报纸，每日只登一种小说），以餍读者之望。
单是写论说与小说，我不必天天到馆，这个工作，在家里也可以做呀。但楚青的意思，要我天天到馆，在主笔房里，另设了一张写字枱，安排了笔砚之类。他说：在报馆里天天见面，大家亲切有味，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讨论。便是写论说，也可以对于新闻上，有所讨论商酌，每一个报馆常有论调与人不同之处，论说上或还有必须修改之处，仅仅是闭门造车，我以为是不大相宜的。
这时候，上海的报馆，没有一定的制度。不像现在那样，有社长、有总编辑，以及许多名衔。一个报舘里的两大权威，便是总经理与总主笔。名义上自然总经理管报馆里一切事务，总主笔担任编辑上一切事宜，但是总经理有时也可以干涉到编辑部，而且用人行政之权，就属于总经理（私人出资办理者，便称为报馆主人），所以当时的总经理，就等于现在的社长地位了。
时报馆，狄楚青是总经理，罗孝高当时是总主笔。罗孝高是广东人，他是康南海的学生，梁卓如的同学，因为时报馆的成立，是有康粱一部份资本在内的，所以他们推举罗孝高为总主笔。此外主笔中，也另外有两位广东人，一位是冯挺之。另一位的姓名，我已忘却了。但罗孝高除审查论说外（有时也写论文），其余两位广东先生撰写论说外，他们都不管编辑上的事。
罗孝高有家眷在沪，不住馆内，两位广东先生合居一室，因为言语不相通，很少与我们接洽。
时报的编辑新闻人员不多，除罗孝高总主笔，及专写论说的两位广东先生外，专编新闻的人，只有两位，便是陈景韩与雷继兴，他们都是松江人（那个时期，上海报馆里松江人最多，上海县亦属于松江府也），而且两人是郎舅，继兴的夫人，便是景韩令姊，雷继兴学名一个“奋”字，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毕业生，思想明捷，笔下很好，我觉他是一个绝顶聪明人，可惜他是有病的，还是一种很深的肺病咧。
此外还有一位翻译西文的程先生，那时上海中文报，对于外国新闻，不大注重，英国的路透电，不送中文报，要从西文报上转译得来，读者也不注意，除非世界有大事发生，始登一二。其它外国通讯社，也很多尚未出版的，所以这位翻译西文的程先生，每天不过从“字林西报”译载二三条关于中国新闻的，至于编者不用，他也就不管了。还有一位专译电报的张先生，也是广东人，年纪五十多，他的译电报，可真熟极而流，看了号码，便知什么字，用不着翻电码书。时报上的专电，都是深夜方来，幸亏他翻得快，不致效误时刻。以外便是校对先生了，只有两人，都是熟手，因此报上的错字还不多。
报纸上，除了论说，时评（时评两字，也是时报首创，一是时事的评论，一是时报评论，有双关之意义）以外，便是新闻。新闻可以分三部，一是要闻，质言之便是北京新闻；二是外埠新闻；三是本埠新闻。要闻当然是最主要的，这时候，中国并没有通讯社，可以当天发电报，要消息灵通，便靠报馆里自己的私家专电。那些专电，大概都是北京打来的，因为前清的政府在北京，所以政治的重心，也在北京了。其次是北京通信，这北京通信，也是时报所创始，延请文学好而熟悉政情的人，观察时局，分析世事，那种通信，大为读者所欢迎。其时为时报写北京通信的是黄远庸君，江西人，前清进士，曾留学日本，后亦为申报北京通信，袁世凯帝制时代，在美国为华侨所暗杀。后来又有邵飘萍、徐凌霄诸君，也为时报写过北京通信，此二人为我所推荐。
外埠新闻，就是除了北京以外的全国各地新闻。但是就各地而言，也只有东南几个省城，或是几个通商口岸，才有访员（咱称访事），这些访事的薪水，极为微薄，每月不过通若干信，他们也访不到什么新闻的。只是邻近上海的各处，如苏州、杭州、南京，以及江浙两省的各繁盛府县市镇，时报设有分销处地方，新闻也便多一点了。但是某一地方，倘然发生了特别重要事件，那也有发专电，写通信之可能。
本埠新闻，在最初是极不重要的，报馆开在租界里，所载都是租界内的事。主要是公堂访案，专管人家吃官司的事。公堂访案就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分别，那些访员的薪水也少得可怜，每月仅在十元以内，但是他们不嫌菲薄。因为他们是有一个团体组织的，担承上海各家报馆的本埠访员，送出来的稿子是一律的。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北浙江路会审公廨（又叫新衙门）对面，有一家茶馆，便是那班公堂访员的茶会。倘有一件官司，当事人不愿登报的，知道这个门径，或者进行了贿赂，他们就可以把这件案子，不送报馆。但是后来不行了，上海的事业，日渐繁复，本地的新闻愈趋重要，各报馆都有了外勤记者，这一班旧式的本埠访员逐渐淘汰了。
在申报、新闻报的当初，编辑方面，更为简单了，他们是所谓混合编辑。用一种只可以一面印的油光纸印的，统共只有一大张，徜然加半张的话，名之曰附张，附张上专载各省督抚的奏摺之类。正张上，开首是一篇论说，以下便是上谕，宫门抄（不是最近的），以下便是各地新闻，本埠新闻，也从不分栏的，此外便是洋行广告了，总之是广告多于新闻的。直至“中外日报”出版，方用了两面印的白报纸，可是申报，新闻报，老不改良，在我进时报的那年，还是由一面印的纸张咧。
时报上的要闻与各埠新闻，都是陈景韩编的，本埠新闻是雷继兴编的。那个时候，各地正在闹地方自治，上海本地的一班有志之士，兴教育，办实业，也正在奋发有为，在租界以外的南市、西门、闸北、浦东，也都兴盛起来，继兴是精明法政的人，所以他编上海的地方新闻，是最为适宜的。
我进了时报三个月后，楚青与陈雷两君商量以后，把编新闻的事，再一调整，是景韩编要闻，我编外埠新闻，继兴仍编本埠新闻。但是仍旧通力合作，如果有一人因事告假，其余两个人中，可以代为发稿，我们三人又商量定了，各人在他所编的一栏里，就当天所发的新闻中，择要写一个极短的时评。那时评一，属于要闻；时评二，属于外埠新闻；时评三，属于本埠新闻。
我后来这论说就不写了，起初写了几篇，交给总主笔，有的马上登出来了，有的没有登出，有的略加修改后登出。初进报界，我不知道如何立论，方合舆论，方切时局，方符体裁，自然还是学习态度。那是白纸黑字，印出来要给人家看的，当然要句斟字酌了。我向来写什么文字，既不起稿，又不修改，我妻常笑我，说我的写文章，“出门不认货”，这次较仔细一点，但没有登出，不死有些懊丧。再有写文覃的人，往往有一种偏见，见人家改窜了，心中便有些不舒服，便要根寻以何理由而改窜？倒是不登，来得爽快。
后来我问起景韩、继兴他们也不写论说，我觉得他们的文字，都比我写得好。景韩的文章，简洁老辣，即写时评、小说亦然。继兴，是日本早稻田高材生，他在新出的法政杂志上也写文章，理解鲜明，文词畅达，为什么都不在时报上写论说呢？我问了他们时，他们说：“反正有广东先生在写了，我们乐得藏拙躲懒。”于是我学了他们的样，我也不写论说，我也藏拙躲懒了。并且以后编外埠新闻稿，每月要写三十则时评，难道还抵不上六篇论说吗？
实在，当时报纸上那种长篇累牍的论文，倒不如短小精悍的短评，易于使人动目。大概普通读报的人，一份报纸到手，翻开来最主要的是要闻与专电，其次是本埠新闻与外埠新闻，就在那时候便有一二百字短文，也连带一起读下去了。到了最后，或者读读论文，事忙的人，对于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简直乾脆不看论文。况且那时又都是文言，没有圈点，像近日的新式符号。写论文的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成了一种滥调与老套，因此人称为“报馆八股”。
就这样，俗语说的，我就吃了报馆饭，做起新闻记者来了。当我就职时报馆的时候，我的家乡许多长亲，都不大赞成。
他们说当报馆主笔的人，最伤阴鸷，你笔下一不留神，人家的名誉，甚至生命，也许便被你断送。我的妇翁陈挹之先生，便以此告诫我，他是一位好善的长者。我想：如果我的祖母在世，也许不许我就此职业。那时的清政府，也痛恨着新闻记者，称之为“斯文败类”，见之于上谕奏摺，然而我素喜弄笔，兼之好闻时事，不免便走上这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