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从离开了金粟斋译书处以后，便与蒯礼卿先生疏远了。本想特地到南京拜访他一次，汪允中说：“不必了，他也不拘于这种礼节的人。”此刻沪宁铁路还没有通，还是要乘长江轮船到南京的，往来有许多跋涉。蒯先生谋补空缺，正忙于做官，不久便实授了淮扬道，我又到了山东，连音问也不通了。直至他以四品京堂内用，放了欧洲留学生监督，出洋时道经上海，这时我已进入上海的时报馆了，方去拜谒一次，那天宾客如云，也没有说几句话。我只见他老了许多，胡子头发，全都灰白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了。
金粟斋出来，便预备回家了，只是我在想：回到苏州，做什么呢？还是处馆教书吗？要谋生计，在苏州更无出路，正在踌躇之际，遇见了叶浩吾先生。他问我：“金粟斋已结束，有何高就？”我笑说：“低就也没有，回家吃老泡去了。”（老泡乃是一种泡饭粥，回家吃老泡，苏谚失业之意）叶先生说：“老朋友！到我那里帮帮忙好吗？”原来叶先生曾经办过一个日文译书馆，是个学习日文的机构，那是速成的，只求能读日本文，不求能说日本话。毕业以后，许多习日文的学生要求工作，叶先生乃设立一个名叫启秀编译局以容纳他们。因为日文译本一时风行，叶先生也招徕了不少主顾，以应各新书店的需求。
我想这也好，暂时有所托足，便到启秀编译局去了。但是叶先生请我去，不是要我译什么日本书，却要我做整理工作。就叶先生自己所译的稿本而论，也教人看了很费脑筋，这是我们在金粟斋已见过的了。他的译文，只是在日本原文上的倒装文法，用笔勾了过来，添注了中国几个虚字眼儿，就算数了。有时一句句子长得要命，如果不加以剪裁，把那句子另行组织，简直拖沓得读不下去。若是在日文原书上勾勾勒勒，排字工友也弄不灵清。叶先生请我去，就是把他们的译稿，做这种整理工作。
可是叶先生这个启秀编译局，我一进去，便知道前途不甚佳妙。叶先生实在是一位老书呆子，他全不懂经营事业。帮他译东文的，都是他的学生，有些日文未通，连国文也未通，甚难加以修整。他虽然对那些出版家，采取薄利多销主义，可是过于粗制滥造，也难以使顾客欢迎。
叶先生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为了办这个启秀编译局，负了满身的债，甚至把所有的衣服都当光，真是“范叔何一寒至此”。
叶先生是一个人在上海，他的夫人和他的儿子，都仍住在杭州。每个月要寄钱去杭州作家用的，但他最初不过愆期，后来竟至中断，虽然杭州的家书如雪片飞来，他是“学得无愁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叶师母没有办法，只得带领了他的这位少君到上海来了。但是叶先生无钱是事实，石子里炸不出油来，叶师母到启秀编译局质问他。我们看见叶先生眼睛看了日本书，手里笔不停挥的译书，耳朵里听厨子索取所欠的饭钱，嘴里还要与叶师母反唇相稽，我说他真是五官并用，大有毛西河遗风。
我在这里又有一段插话了，我所要说的是叶先生的这位少君叶少吾。当叶师母带了他到上海来时，他年龄不过十五六岁，穿的衣服，宛如一个花花公子，袖中的手帕儿，洒满了香水。我们以为像叶先生这样的规行矩步的教育家，必定痛责其子，但只对他皱眉叹息，斥他不长进而已。大概以叶师母的溺爱，免致冲突。向朋友张罗筹款，送他们母子回杭州，以博耳边清净。越一年，有人到杭州，遇见了叶少吾，他询问道：“喂！我们的浩吾，在上海搞得怎么样了？”又越数年，他写了一本小说：名曰：“中国之维新党”，署名曰：“浪荡男儿”，把当时维新党中人，駡了一个狗血喷头。但叶浩吾先生他是维新党中之卓卓者，幸而具有天良，未曾齿及，至于一班父执世交，则难逃笔诛了。
不要以为此书荒唐，当时很有一班反对维新党的，读之以为痛快。这个时期谴责小说风行，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覩之怪现状”，皆以駡人为宗旨，读者都为之提倡。维新党中，也大有可駡之人在，“中国之维新党”一书中，自不免添枝加叶，故甚其词，然此辈所谓有志青年的私生活，亦不能诿为羌无故实呢。辛亥革命以后，叶少吾曾于沪军都督陈其美处得一职，陈颇信任之，因少吾与上海做军装生意的某洋行有渊源，介绍了一笔军装生意而囊有余资了。其时叶浩吾先生已归道山，而叶少吾则颇为活跃。会北京开议会，四方贤杰，均走京师，少吾亦北上，颇思有所营谋，那时候，上海的北里亦动员。
花界姊妹也到首都去掘金，有一位海上名妓花元春，也到八大胡同树艳帜，乃部署初定，忽以喉疾殒命。举目无亲，无以为殓，叶少吾慷慨拍胸口说：“花老六我虽与她没有发生关系（发生关系，上海妓院中已有肉体之亲的术语也），一切殓费，我自任之。”于是北京胡同中姑娘，都称颂他是一位“有良心客人”。乃未及数月，叶少吾亦病死于北京，那时花丛诸姊妹，谓以义气博义气，群起而理其丧。此事大有传奇性质，自北京传至上海，各报亦竞载其事，有人为作挽联曰：“秋雨梧桐悲一叶，春风桃李泣群花”。实在群花理丧，并无其事，叶少吾之叔清漪先生，与其堂兄葵初先生皆有书致报界辩正呢。
言归正传，我在叶浩吾先生处，帮了他三个多月的忙，只拿到了一个月的薪水。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我不能向他催索，我也不忍向他催索。不过我为了要瞻家，为了要糊口，也不能从井救人。有一天，我遇见了章太炎先生，他问我：“现在何处？”我告以在启秀编译局，他笑说：“何不到刚毅图书舘去。”我问：“那里有刚毅图书馆呢？”他说：“启秀与刚毅，不是庚子拳变时代的名人吗？”后来叶先生这个启秀编译局，到底支持不下去，负债过多，幸赖他的人缘很好，大概是许多朋友帮他料理过去吧。
我从启秀编译局出来后，又到广智书局的编译所去，谁介绍我去的，我至今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那时的广东朋友很少，广智书局里却全是广东朋友呢？那时候，上海的新书店，已越开越多，广东是开风气之先的，当然要着此先鞭。广智书局的规模不小，既然有了书局，也想自己出书，因此也设立了一个编译局，有人说，康南海，粱任公都有资本，也有人说，不过以此为号召而已。我以有人介绍，瞎天盲地的闯了进去，那个编辑所的编辑主任为谁，我也不记得了。
广智书局编译所的情形，和启秀编译局完全不同，有一种严肃的气氛，不像在叶先生那里，可以谈笑自由。编译员连我共有五六人，编辑主任目灼灼坐在那里，好像一个监试官。译书是支配的，他配给我一本日文的讲下水道工程的书，便是讲开发道路沟渠工程的种种事的。我不是一个工程学家，对于那书是很少兴趣的。
但我当时有一种自尊心，觉得他们支配你译的书，而你第一次便退还他，足见得你是无能，我于是勉强接受了，好在篇幅还不算得太长，其中的解释，也不深奥难懂。就只有许多土木工程上的日本名词，有的还是用和文拼出来的西洋名词，这可教人有些头痛的了。
我那时只得狂翻日本文词典，请教深于日文的人，购买参考书，日本人所编的“和汉新词典”，中国人所印的“和文奇字解”（上海作新社出版），乞灵于那些工具书了。不到两个月，居然全部完成。这书译成以后，我就敬谢不敏，从广智书局出来了。因为里面全是广东人，我和他们言语不通，未免有些扦格。再者，他们给什么工程科学的书给我译，我的科学知识实在浅得很，也不敢再献丑了。不过我又想：像这部专讲下水道的书，虽然是冷门，也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现在各处正在要开马路、建工厂，而外国已在流行什么抽水马桶的话，这是将来市政上一件重要的工程而必须研究的事，不过我当时释这一科门的书，不免有点盲人瞎马了。所以译完此书后，参加了一个签条给总编辑，大意是“对于下水道从未研究过，请由专家加以检定”云云，但我在两年以后，却见这部书赫然在广智书局的橱窗里了。
从广智书局出来，真想回老家了，忽遇蒋观云先生（蒋先生名智由，号心栽，观云其笔名也），问我近况，告以从广智出来，正想回去。蒋先生说：“不要回去，请到我那里去，我那里还有你的一位同乡蔡君，一定可以和你融合无间，使你高兴。”原来蒋先生那时也办一个译书处，这个名字叫作“珠树园译书处”，那个名称，很觉美丽，珠树园三个字，真可与金粟斋三字作一对偶。珠树园后于金粟斋，蒋观云先生是一位诗人，宜其有此题名，当时的一班新文学家，都喜研究佛典，这两个名词都从佛典来的呢。
蒋观云先生是浙江绍兴人，是前清的一位孝廉公，而又是一位学者、诗人、革命家。他有两句诗曰：“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后人讹为是写“革命军”一书的邹客所作的，其实不过是邹客重述一过而已。我们在金粟斋的时候，蒋先生常常来游玩谈天，因此我们认识他已久了。他为人非常和蔼，爱说笑话的。
在那个时候，有人推黄公度，夏穗卿、蒋观云为近代诗界三杰，互相唱和。这个珠树园译书处，也有两位孝廉公，一位是杨秉铨，江苏武进人；一位就是我的同乡蔡云笙兄了。
珠树园译书处也和金粟斋一般，如上海所称的石库门三楼三底的房子。蒋先生住在楼下，我们都住在楼上，每天饭开一桌，自己有厨房，那比在广智书局舒服得多了。我和蔡云笙同住一房，杨秉铨和另一位朋友同住一房。云笙的年纪，只不过比我大一岁，他名晋镛，二十一岁上便中了举人，为人极慧敏而风趣，我们两人一见便成为好友，为什么呢？一则我们两人志趣相同，二则为了同乡之故，愈见亲切了。
在珠树园那里，我自由极了，他不支配你做什么工作。你高兴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但蒋先生却见他写作很忙，他好像在什么杂志、日报上写文晕（中外日报上有时也见他的著作），那时他还自己出了一种杂志，名曰“选报”，那是选取近代名人的著述的。但虽云选报，也有并未见于其他刊物，而直接寄给他发刊的。这个珠树园译书处，我记得我并没有译什么书。不过他们也徵收外稿，请为检定这稿子可用不可用，签出来加以评语，请蒋先生覆核，这个工作我做了。至于蒋先生的选报，我无从帮忙，偶然给他看看清样而已。
我们在珠树园虽甚闲适，却不大出去游玩，上海是个金迷纸醉之场，我和云笙，都是阮囊羞涩之人，也不敢有所交游。只是偶然两人到小酒店喝一回酒，那时我有绍兴酒半斤的量，再多喝一点儿，便要晕酡酡了；云笙却可以喝一斤还多。不过都守了孔夫子所说的“惟酒无量不及乱”，就是适可而止了。回到家里，我们联床共话，无所不谈，上自世界大事，下至男女性事，我们常常谈至半夜三更，了无足异。
有一次，我们谈到一向传言山西大同府的妇女性器官，有重门叠户之异，云笙言：绝对没有这事，因为他有一位亲戚，曾经在大同府做过知府，他们的幕僚，也因素闻此传说，欲一验其异，那地方土娼极多，历试之平淡无奇。云笙又言：“虽然无此故实，然前人笔记却有此记载，我曾假定这重门叠户为有三重门户，每一重门为之制一联一匾”。我说：“愿闻其妙。”他道：“第一重门的联曰：『鸟宿林边树，僧敲月下门。』匾曰『别有洞天。』这联与匾都用成诗成语呢。”我笑曰：“佳！第二重门呢？”他说：“第二重门联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匾曰『渐入佳境』。”我道：“好！第三重门呢？”他说：“第三重门联曰：『云无心兮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匾曰『极乐深处』。”说罢，相与大笑。好在我们都是结过婚的人，而珠树园里也没有一个女职员，故能如此荒唐。
过了两个月，我记得已是初冬十月天气了，蔡云笙来了两位朋友，邀了我一同到广东馆子里去吃火锅，广东人谓之“打边炉”，这是宜于严冬的，十月里似乎太早。但旧历在江南十月，往往会来一个冷讯。我饭罢回来以后，便觉得身子不舒服，夜来便发起寒热来。到明天，我以为可以退热了，谁知寒热加甚，而且喉间作梗痛。那个时候，苏沪一带，正患着这个传染极速的喉症，当时还不大知道什么白喉、猩红热那种病名，统称之曰：“烂喉痧”。我一想不好，在外间害病，大非所宜，且使家人焦急，不如归家为宜。
我当时即与云笙说了，通知蒋先生，蒋先生来看我以后说：“你有病，一人回去，我们很不放心”。他便派了一个干仆，买好船票，送我回苏州。云笙还直送我上小轮船，丁宁而别。回到家里，我已很惫了。因为我说喉间梗痛，吾妻一看，喉间已有腐烂的白点。她口中还说：“没有什么。”我见她脸色发白，两手震颤，飞奔往告堂上。都知道这是危险的病症。其时苏州有一位著名专治喉科的医生，唤做马筱严，他是中医，吃中国药，不过他已治好了许多患喉病的人，因此声誉鹊起，祖母、母亲也急了，立刻延请这位马筱严医生，为我诊冶。
一清早去请了他，直到下午上灯时侯才来，这倒并非搭架子，实在忙不开来，可见那时候患喉症者的多。马筱严诊病很细到，他说：“是烂喉痧，目下流行的时疫，是一种要传染人的疾病。”他开了方案，匆匆的去了。当时我们也没有隔离，小孩当然不许进病房，而老人——祖母与母亲，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看护我的仅有我妻震苏，那时，苏州地方，还没有一家医院呢。
她说：“在未嫁之前，已经生过一次喉病，可无妨碍。”这话不知是真是假。但除了她以外，也没有别人看护我呢。我心中惴惴然，毕竟我妻是没有传染的。
马筱严出诊到我家两三次后，我病渐有起色，因为他诊费很贵，我有些吃不消（其实每次不过三四元，在当时已算贵了），以后便坐了轿子，到他家里这个医室去就诊了。喉症愈后，颔下又生了一个外疡，到一切复原，差不多要两个月了。当时由上海仓猝返苏，留在珠树园的物件，都没有拿，后来托人带回来一只衣箱，箱中一件羊皮袍子，不翼而飞，那也不去管它，大概珠树园的侍者，实做了顺手牵羊，取去御寒了。病愈以后，祖母不许再到上海去了，于是游历译书处的行踪，到此告一段落了。
到了明年，得到了蔡云笙的信，珠树园译书处也告结束了，其情形与金粟斋相同。真是无独有偶，他们这些办出版事业，好似“大爷串戏”一般。蒋观云先生呢，说是要离开上海，不是北京，便是日本。可是从此以后，我竟未与蒋先生再一次谋面。倒是在十余年后，我与他的公子蒋百器君（尊簋）曾见过一面。这一天，狄楚肯请客，似专请百器者，因楚青与观云，也是老朋友呀。那时百器已卸浙江都督任。这一次宴会，使我至老不能忘的，乃是第一次见到赛金花。那时她还只是将近四十的中年，在上海悬牌应徵名赛寓，百器飞笺召来，他比赛年龄还轻得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