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年，我又从南京回到上海来了。原来蒯礼卿先生在上海有金粟斋译书处的组织，派我和汪允中到了上海。先是在一二年前，侯官严又陵先生，翻译出了一部斯宾塞尔“天演论”，震动了中国文学界，好似放了一个异彩。这位严先生，本来是考送到英国去学梅军的。他是福建人，直到如今，好似福建人习海军是有传统的。回到中国，中国那有什么海军，严先生一无用武之地，他自己便研习起文学来了，所以他的文笔是很好的。
他为了沟通中西学术，便从事翻译，天演论一出版，这个新知识传诵于新学界，几乎人手一编。第一是他的译笔典雅，他曾说：译外国书有个三字诀，便是信、达、雅。他既说到此，自然便循此三字而行。创立名词，如天演论中的“天择”“物兢”之类，亦至为切当。那个时候，白话文还不曾流行，什么人读书、写文章，都要用文言。即如以后提倡白话文的鲁迅、胡适，最初作文译书，也用文言的。就因为他们译笔好，所以在当时的那两位福建先生，严又陵与林琴南，在文坛上走红。
但严又陵那时是一位直隶（今河北）候补道，属于北洋，住居在天津。他虽然在文场上走红，在官场上却是走黑。照例，他是一位出洋留学生出身，熟悉洋务，应该是走红的了，其所以成为黑道台的缘故，据说：他的脾气很不好，喜欢骂人。对于同僚，他都瞧不起，当然，这些候补道中，有些花了钱买来的捐班出身，肚子里一团茅草，火烛小心，而他对上司，也有藐视态度。况且自己又吸上了鸦片烟，性子更懒散了，试想一个做官的人，怎能如此的吗？
他不但走黑而且闹穷了，他托人介绍，向蒯礼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给他。后来他说：要他还债，他那里还得出，现在他正译了几部书。自己既没有资本出版，给人家印也没有受主，蒯君道义之交，就把这几部所译的书，作为偿债之资吧。那时蒯也承受了，不过那是译稿，要印出来卖给人家，方能值饯。这些译稿，计共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学”“原富”等等的几种书。
其时还有一位叶浩吾先生，他是杭州人（叶葵初的令叔），曾到日本去习过师范教育，在上海当时也是新学界的人。回国后，译了许多日文书，并开了一个东文学堂，这位老先生，真是名士气太重，什么事都想做，而从不为自己的经济着想。他译了许多日文书，自己想印而又没有钱，把译稿售与人家，人家又不要，弄得很窘，以致生计缺乏，甚至断炊。在严冬时，为了棉袖子已付质库，早晨不能起身。于是友朋辈为他制了一件厚呢袍子，作为梯袍之赠。也由友人介绍，来向蒯先生借了七百元，也是把他的译稿作为抵偿。
蒯先生收了严又陵、叶浩君的西文东文译稿一大部份，可有什么办法呢？新文学是有时间性的，不比中国的古书，可以束之高阁，藏之名山，为了开风气起见，赶紧要把那些印出来才好。因此策动了他开办译书局的意念了。不过倘要印书，现在全国只有上海较为便利，并且出版以后，就要求销路，求销路必须到上海，上海四通八达，各处的购书者，都到上海来选取，各处的书商，都到上海来批发，因此他决定到上海来，办理这个译书事业了。
这一个机构，就唤做“金粟斋译书处”，那个名称，是他自己题的，“金粟”两字，也是佛书上的典故吧？第一步，先派方漱六到上海去租房子，置家具，安排一切。第二步，便派汪允中与我两人去办理印刷等事。不多几天，方漱六在上海写信来，说房子已经租定了，在南京路的某某里（这个里名，我已忘却，其地址在云南路与贵州路之间，老巡捕房隔壁），于是我与允中两人，便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
蒯先生的意思，却教我们两人常驻上海，方漱六则经理一切，或往来宁沪，管理业务上及财政上事，至于编辑、印刷、校对等，由我与允中两人分任之。譬如像严又陵先生的书，我们是不能赞一字的，但是校对这一件事，却要十分细心。蒯先生也谆谆以此为嘱。一部高深的书，只不过错了几个字，往往原意尽失，知何对得起人呢！至于叶浩吾先生的译稿，因为他的日本文气息太重，他是直译的，甚而至于就在日本书上钩鈎勒勒，不再另纸起稿，那非加以修改不可的。
我与允中到了上海后，第一件事，便是寻访印刷所。那个时候，上海可以印书的还不多，我们所印的书，当然要设备完整一点的呢。第二件事，便是整理稿件，我们决定那一部书先印，那一部后印，虽然蒯先生给我们二人以全部处理之权，如果二人不能决定，还须请问于他。第三件事，那是商量版式、行款、字型等类，允中比我内行，全凭他的设计。当时还是流行线装书的，不流行两面印的装订的。
寻访印刷所的事，我比允中较为熟悉，连日奔波，找到了两家较为合式的，一家唤作吴云记，一家便是商务印书馆。我们预备出书快一点，所以找到了两家印刷所，可以分部进行。两家比较起来，商务印书馆规模校小，而设备较新。它是开设在北京路的河南路口，也是一座平房，他们里面的工人与职员，总共不过三十人，经理先生夏瑞芳，人极和气，他们的职员都是出身于教会印书馆的。开办这家商务印书馆，资本金是三千元。除印教会书籍外，也搞一点商家的印刷品，后来又把英文课本（就是英国人教印度小孩子的课本，中西对照的翻译出来），译成了“英语初阶”、“英语选阶”等书，那是破天荒之作，生涯颇为发展。
吴云记是一家个人所开的印刷所，地址在苏州河以北，号称北河南路，泉漳会馆侧面的对门。记得这时候，那边还有一条河浜，更有一座桥，吴云记就在桥堍下。那个印刷所，比较旧气一点，有几间大厂房，工人多，出书较快。当时为了先印什么书，我们讨论起来。我最初主张印叶浩吾的书，因为他从日文译的都是浅显易解，如关于政治、教育、法律等为现时所切用，篇幅不大，容易出版。严又陵的书，文笔很深，非学有根柢的人，不能了解，故不如先易而后难。
但允中所主张者：也很有理由，他说：“叶浩吾所译的书，都是直译的，全是日本文法，非加以修润不可。但修润起来，也要相当时日，不若严又陵的书，立刻可以排印。况且自从严译『天演论』后，名噪一时，有好多人急于要看看严又陵续出的书。也已有人知道有严译许多书，将即由我们金粟斋出版了，倘若迟迟不出，不免令人失望，所以我们应该赶紧将严译排印出版。”后来写信到南京去，取决于蒯先生，回信说：“不论严译叶译，以迅速出版为主。对于那几部书的印刷费，我已筹备齐全了，不过我们是为了开风气，不是想在出版上获利。到出版以后，可以藉此周转最好，不然，我们到那时候，另想法子。”
于是我们便与吴云记和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我们两人便分工合作起来。大概是我担任校务，而允中还担任修改叶浩吾的译稿。严又陵的，大半是在商务印书馆排印的，我因此便风雨不改的天天跑商务印书馆了。严先生的稿子，他有自己刻好的稿纸，写的一笔很好的行楷，当然也有添注涂改的地方，但他的改笔，一例是红墨水的，鲜艳可喜。不比叶先生的译稿，真是一塌糊涂，我们说笑话，只怕问他自己，也认不出来呢？但是严先生的稿子虽然清楚，我总是小心翼翼，无论如何不敢擅改一个字的。倘有一点可疑之处，我惟有携回去，与汪允中揣摩商量，不敢有一点武断。
我们对这译稿，要校对四次，头校、二校、三校之后，还有一次清样。清样以后，签了一个字，便算数了，即使再有错字，排字工人不负责任（除非校出来了，他没有改正），校对人负责任了。叶浩吾的书，也有几种，由汪允中修润以后，即以付印，大概由吴云记印行。叶浩吾是一位好好先生，自从我们设立这个金粟斋译书处后，他是常常来的。允中给他说，他的译槁要修改，他说：“很好！很好！我是直译的。”这个日文一长句中，便有很多的“の”字，他都把它译成中文的“之”字，那一句中便有七八个“之”字，这个句子就显得很别扭，很鲁苏了。我们有时搞不清楚，只好请他来，和他商量。
叶浩吾先生本是一位教育家，开了东文学校外，又在“中外日报”担任东文翻译。年在五十左右，留着稀疏的小胡子，很似有一些道学气，可是我们常给他开玩笑。时常闹穷，但他有了钱“东手接来西手去”，只要身边有一点钱，人家向他借时，立刻借给人家，不管自己明日要断炊了。他孑然一身住上海，他的太太和儿子住杭州，不寄家用去，叶师母常常吵到上海来（他的这位公子，后来便是写“上海之维新党”谴责小说之叶少吾）。
叶先生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因为我们所住的南京路这条弄堂，前面沿马路是三上三下的房子，到后面去，却都是一上一下的房子，可是里面便有不少的野鸡堂子（上海人亦称为雉妓）。到了夜里，便有许多野鸡妓女及女佣们，站在弄堂口拉客。那一天，比较深夜了，叶先生到我们那里来谈天，刚走到弄堂口，便被野鸡们拉住了，喊道：“老先生！到我们那里坐坐去！我们新到了一位小姐。”叶先生很窘，说道：“不是的！我到金粟斋译书处去。”她们以为金粟斋也是和她们一类的，便说：“我们那里比金粟斋好。”于是几个女人，把叶先生你推我拥的，拖到野鸡窠里去，那些女人蛮力很大，叶先生一个瘦怯老书生，那里抵挡得住呢？后来到底花了一块钱，方许他赎身出来。
谈起金粟斋出版的书，严译的“穆勒名学”、“原富”之外，还有“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等等，都是名贵之作，虽然比不上“天演论”，可也传诵一时。但是我们出版书中却有一种，颇受人訾议，还有人写信来骂我们的。原来在叶浩吾所译的日文书中，有一册“日本宪法”还附有“皇室典范”一卷，这不过几页书而已。这也不能怪叶先生，我们应担负这个责任。原来这个时候，中国已有主张立宪的动机，一班维新党的志士们，也在纷纷倡议，欧美各国都有宪法，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宪法呢？汪允中和我谈论：“现在大家闹着什么君主立宪，日本也是有皇帝的，这个日本宪法，不妨印出来给大家看看，以供参考呢。”当时我也并不反对，本来叶译的书，全由允中主张，及至印出以后，渐有人加以批评，说是日本的宪法，那里算得宪法，那是他们天皇颁布的，名之为“钦定宪法”。印出那种书来，将来贻害于人民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清廷专制，也没有一点儿宪法萌芽，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后来有几次大革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