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庭随笔》，一册，江庸撰，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初版。（朝阳学院出版部发行，和记印书馆印刷。）自序云：“余生五十有七年，自垂髫迄今，盖无一二年离吾父母之侧。斯卷涉及经史，多习闻庭训，退而自记，经吾父所涂改者。人生年近六十，犹获依父母膝下，并世已罕见其人，矧父之于余则父而师也。此数十寒暑中，凡于旧学有疑而莫释、懵而弗知者，皆得于定省之时，一一乞教于吾父，而欣然餍其所欲，是则愈非他人所能希冀。惜余于学问之道，未能潜心研求，往往浅尝而止，深负吾父教诲之意，斯卷所记，皆饾饤糟粕不足一观，然韩氏之子不辨金根，余之谫劣，阅者或亦不过督耳，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江庸识于淀园之眺远斋。”命名之意，在重庭训。其父瀚，治旧学有声士林者也。此书论学记事，颇多可采，亦足传之作，所记间有未甚谛核者，作者固欿然不自满假矣，此册题第一卷，未知后又续撰否。
其记清宣统辛亥间事云：“醇亲王摄政季年，凡分三派，载洵、载涛两贝勒分领海军处、军谘处为一派，载泽管度支为一派，庆亲王奕劻、那桐、徐世倡任总协理为一派。武昌兵起，洵、涛以张绍曾首倡十九信条，亟欲拉之，而庆、那、徐皆意在袁世凯，屡言于朝。摄政不从。邮传部侍郎杨士琦，乃属该部参议林炳章惠亭浼其妇翁弘德殿授读陈宝琛伯潜于摄政前推举项城。伯潜素不悦袁，弗为动。惠亭遂就其本部尚书盛宣怀谋之，力言时局阽危，非袁不足以救国，军枢意并如此，而摄政勿听，公若能忘旧怨，得泽公一言，必可转圜。盛谓果于国有益，何有私憾。于是由盛就载泽，由泽说摄政，而项城起用矣。家父告余，谓闻之伯潜云。”此为清末关系重大之一史料，可味也。惟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事起，是月二十三日即谕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办理剿抚事宜。九月初五日革邮传大臣（时已不称尚书）盛宣怀职。初六日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初八日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要求立宪电奏十二条（为清廷宣布十九信条之缘起）。十二日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此数事之先后如此。袁世凯被命组阁，在张绍曾电奏之后，而起用则在其前，江氏所述不无失考。盖殿转传述，著笔时未暇致详耳。又其时典学之所为毓庆宫，陈宝琛授读于此，非弘德殿。
关于颐和园，据云：“甲戌三月僦居颐和园眺远斋。斋在后湖头，门临小阜，杂树蒙葱，远瞩湖流，回合幽邃。夏时藕花尤盛，然斋名眺远，实不能远眺。以地居山背，斋又无楼，虽阶陛少高，前湖楼阁，悉为峦树蔽亏。命名之义，殆不可解。考之园籍，斋即孝钦昔日看会之处，故又呼为看会殿。四月，妙峰山香会从墙外经过，乃近墙构筑以备看会之用。然就地观察，墙高丈余，墙外香会，斋中实难目睹，何以当日专为看会，不筑一高楼，而建此低平之斋，尤难索解。嗣闻园役谈及，围墙旧日颇低。民国三年，项城拟徙逊帝于此，乃增高五尺，始恍然此斋实便于看会，即眺远之义亦非不符。眺远非眺园中风物，乃从墙外远眺耳。
又眺远斋门外旧有笺纸横额，民国初年为风刮去，仅存破烂木架，颇损观瞻。拟书四字补之，不审旧额所书何字，遍查关于兹园记载，迄不可得。询之园中老宫监王氏，云为‘琼敷玉藻’四字，叩其何能记忆如是之确，答曰：‘昔日老佛爷每看香会，必有颁赏，领赏者皆称某年某月某日在琼敷玉藻传差一次。因香会在墙外，不知老佛爷所在为眺远斋，只见门上横额有琼敷玉藻四字，遂以为此斋之名，故此四字今犹不忘也。 ’此亦有关颐和园掌故，因并记之。 “
事由访问而得，足为谈斯园故实者之助。
上期拙稿曾因《谏书稀庵笔记》有八字相同一则，更引述诸家记载之言星命者，江氏书中于星命之说亦及之。据云：“韩退之为《李虚中墓志》，言其最深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不利，辄先处其年月时，百不失一二。是唐时推命只用年月日，不用时，无所谓四柱。宋徐子平《珞琭子赋注》始专以人生年月日时八字推衍。《四库书目》载有宋岳珂《补注三命指迷赋》一卷，倦翁《桯史》尝记韩侂胄八字为壬申辛亥己巳丙寅。日者谓至丁卯年壬子月必得奇祸，余知交中不乏通达之人而迷信是术者。民国三四年，北平命相家极一时之盛，盖项城亦迷信之。说者谓项城之亟亟谋称帝，实由日者推其寿止五十八岁，思所以禳之也。”按：星命之学，盖本于李虚中《命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子部十九“术数类”二，李虚中《命书》三卷（《永乐大典》本）
云：“旧本题鬼谷子撰，唐李虚中注。虚中字常容，……韩愈为作墓志铭，见于《昌黎文集》。
后世传星命之学者，皆以虚中为祖。愈墓志中所云最深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生王互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者，是也。
然愈但称其说之汪洋奥美，万端千绪，而不言有所著书。《唐书艺文志》亦无是书之名。
至《宋志》始有李虚中《命书》、《格局》二卷，郑樵《艺文略》则作李虚中《命术》一卷，《命书补遗》一卷。晁公武《读书志》又作李虚中《命书》三卷。焦氏《经籍志》又于《命书》三卷外，别出《命书补遗》一卷，名目卷数，皆参错不合，世间传本久绝，无由考正其异同。惟《永乐大典》所收，其文尚多完具，卷帙前后，亦颇有次第，并载有虚中自序一篇，称司马季主于壶山之阳遇鬼谷子，出逸文九篇，论幽微之理，虚中为掇拾诸家注释成集云云。
详勘书中义例，首论六十甲子，不及生人时刻干支，其法颇与韩愈墓志所言始生年月日者相合，而后半乃多称四柱。其说实起于宋时，与前文殊相缪戾，且其他职官称谓，多涉宋代之事，其不尽出虚中手，尤为明甚。中间文笔有古奥难解者，似属唐人所为，又有鄙浅可嗤者，似出后来附益。真假杂出，莫可究诘。疑唐代本有此书，宋时谈星学者以己说阑入其间，托名于虚中之注鬼谷以自神其术耳。……”此书来历，亦颇迷离惝怳矣。江氏据韩愈之文而言唐时推命只用年月日不用时无所谓四柱，犹之《提要》之说。（《提要》并于《星命溯源》一书谓“考韩愈作《李虚中墓志》，称其推命尚止用年月日不用时，则开元、天宝之间且无八字。……”又于徐氏《珞琭子赋注》一书谓“禄命之说，至唐李虚中尚仅以年月日起算，未有所谓八字者”。）惟《提要》纂者纪昀，后对旧说已加更正。其《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云：“世传推命始于李虚中，其法用年月日而不用时，盖据昌黎所作虚中墓志也。
其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今已久佚。惟《永乐大典》载虚中《命书》三卷，尚为完帙，所说实兼论八字，非不用时，或疑为宋人所伪托，莫能明也。然考虚中墓志称其最深于五行书，以人始生之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生互相酌斟，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云云。
按：天有十二辰，故一日分为十二时，日至某辰即某时也，故时亦谓之日辰。《国语》：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是也。《诗》：‘跂彼织女，终日七襄。’孔颖达疏：‘从旦至暮，七辰一移，因谓之七襄。’是日辰即时之明证。《楚辞》：‘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谓甲乙，辰谓寅卯，以辰与日分言，尤为明白。’据此以推，似所直日辰四字当连上年月日为句，后人误属下为句，故有不用时之说耳。余撰《四库全书总目》，亦谓虚中推命不用时，尚沿旧说。
今附著于此，以志余过。”此为纪氏对此之“晚年定论”，李虚中推命实已用所谓八字四柱，判然明白矣。读《四库全书总目》此节者，不可不兼读《槐西杂志》所云也。江氏并述及相人相地等事，宗旨亦重在破除迷信，不为俗囿。（关于八字相同，又据明朱国祯《涌幢小品》云：“宝祐中，孟无庵珙，开阃荆襄，尝单马出巡。见汉江一渔者，貌甚奇伟，提巨鳞避于道左。无庵问其姓名与年庚，则年月日时皆与己同，异之，邀之俱归。欲命以官，渔者不愿，曰：‘富贵贫贱各有定分。某虽与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于陆，故贵；某生于舟，则水上轻浮，故贱。某日以渔为活，自足；若一旦富贵，实不能胜，必致暴亡。’再三强之，不可而去。孟怅然久之曰：‘吾不如也。 ’”又云：“江右张见庵鸣冈，吴中徐文江申，同年月日时，张第庚辰，徐第丁丑，同县令，同台。徐为通政使，家富，一子登乡书，多儿女之戚。张为侍郎，其家与子则非徐匹，同时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朒如此，乃知天有所夺，必有所予，不必营营矣。”可与上期所引述者合看，附录于此。明陈衎《槎上老舌》、清阮葵生《茶余客话》、钱泳《履园丛话》所记贵人之命得力于水于舟，此南宋渔者乃以生于舟而水上轻浮致贱，亦可云相映成趣矣。张徐之事，与明沈瓒《近事丛残》所记者略同，可参阅。又金元好问《续夷坚志》云：“定襄沙村，樊帅所居，说里中任实洎其妻张氏，七十三岁，同年月日时生，复同年月日时死，古今所无有。”巧合尤奇。）
其记骆秉章、左宗棠事云：“骆文忠抚湘，左文襄在其幕府甚用事，颇专擅，文忠委任不疑。迨文忠卒于川督任，蜀人哀思，比于诸葛。文襄尝与幕僚谈及文忠，以为才不逾中人，而独得民心，深用为讶，举座无言。文襄复谓之曰：‘诸君视仆与文忠如何？’一客正容对曰：‘公自不及文忠。’文襄曰：‘何以言之？’客曰：‘当日公佐文忠，文忠能用公；若今日文忠佐公，公未必能容文忠。此公所以不及文忠也。’文襄嘿然。传者尝举客姓名，惜余忘之矣。《秦誓》曰：‘如有一个臣，断断兮无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骆文忠有焉。 “
骆在中兴名臣中，以德量闻，其能用左等，藉成勋业，世所艳称。左在湘幕，已负盛名，且奇气有不可一世之概，骆氏虚己礼下，言听计从。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史料》）所记，最为形容尽致。据云：“骆文忠公（秉章）以咸丰初年巡抚湖南，适值粤冦鸱张。曾文正公以在籍侍郎帮办团练。旋创筹饷募勇之议，益阳胡文忠公、新宁江忠烈公实左右之。风气既开，人才蔚起。……骆公以休休有容之度，适莅是邦而逢其盛，每与诸公共事，颇能不掣其肘，不掩其长，以故勋望日隆。会今大学士恪靖侯左公，以在籍举人就骆公前任张石卿中丞（亮基）之幕。张公既去，骆公复宾礼之。左公练习兵事，智略辐凑。骆公专任以军谋，集饷练兵，选用贤将，屡却悍贼，两败石达开数十万之众。复分兵援黔、援粤、援鄂、援江西，丰采几与曾胡二公相并，则左公帷幄之功也。骆公每公暇适幕府，左公与幕宾二三人，慷慨论事，论据古今，谈辩风生，骆公不置可否，静听而已。世传骆公一日闻辕门举炮，顾问何事，左右对曰：‘左师爷发军报折也。’骆公颔之。徐曰：‘盍取折稿来一阅。’此虽或告者之过，然其专任左公可知。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然骆公外朴内明，于贤不肖之尤著者，口虽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毂贤才，贤才亦乐为之用。”于其休休有容，可谓尽量写出。又徐宗亮《归庐谭往录》卷一云：“左文襄公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尝夜半创一奏草，叩文忠内室大呼，文忠起读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去。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 “
可相参印，盖尤不无传闻过甚处也。（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卷中《官吏类》传骆有贬词，谓“……其实骄蹇庸碌人也。左宗棠处其幕中，虽操军权，而每计事，秉章坐听之，送迎未尝起立，接属僚益傲倨。”若然，以左之崖岸不甘为人下，肯为之用耶。）厥后，左氏开府督师，高勋重望，有非骆氏所及，江氏谓左于骆大有轻之之意，惟左固尝极口推崇骆氏者。其咸丰十一年辛酉《答湖南巡抚毛鸿宾书》云：“顷从涤帅处得奉惠书，殷殷以龠公前事为询，具仰大君子虚怀求治之意。龠门先生之抚吾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言，武节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遗爱之尤溥者，无如剔漕弊、罢大钱两事。其靖未形之乱，不动声色而措湖湘如磐石之安，可谓明治体而识政要，非近世才臣所能及也。湘中财赋不及江浙七郡之一，自军兴以来，内固疆圉，外救邻封，未尝请太府之钱，未尝乞邻邦之助，兵无饥噪之事，民无困敝之虞，局外百端揣拟，莫测所由。孰知其廉慎仁恕之德，足立其本，精诚专一之行，足善其用也。而于援鄂、援黔、援江、援粤，裹粮趋事，师出有功，未尝自伐，以克复袁州、临江两郡，荷花翎之赐，以京察与头品顶带之加，皆欣跃承受，如叨异数，此又古大臣退让盛节，功不自功，有非寻常所能仿效者。宗棠以桑梓故勉佐帷筹，九载于兹，形影相共，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虽以此为媪相所不容（按：媪相谓官文，谑词也），为小人所共构，未敢以此几微变其初度也。外间论者每以龠公之才不胜其德为疑，岂知同时所叹为有德者，固不如龠公，即称为有才者，所成亦远不之逮乎。公今开府吾湘，涤润两帅，均谓公才公望，将有远迈龠公者。宗棠不敢为雷同之论，但求公之志事一如龠公，则吾侪小人得庇以安，而时局必大有所济，其为庆幸，宁有已耶。”推崇若斯，并时人物盖无能得诸左氏者，不独称其德，且称其才亦冠时，而己若无与焉，斯尤难得已。（时曾胡誉望最著，左氏论及，每示未甚推服，盖有争名之意也。若骆氏则见谓粥粥，在湘一切措施，己力为多，人所共知，纵竭力称扬，亦不至为其所掩，且己佐幕之绩即因之益彰，无待自诩耳。）如江氏所云，骆氏卒后，左氏轻以才不逾中人，与前论异矣，或后来观念有殊欤？（左氏同治六年丁卯答骆书，谓：“所望公忠体国之老大臣殚诚竭虑，为朝廷力拯饥军，顾此危局。……晋省疆吏既不知恤邻为何事，协饷欠至二百余万。蜀省协饷，见明文者，亦仅解至上年八月。
两省在今日尚称完善之区，而犹如此，其他更复何望？陕甘之不能不有望于晋蜀者，为其地近而有辅车唇齿之谊。晋蜀纵不为陕甘谋，亦当善自为谋。如公前抚湘，以一隅贫瘠之区，润及江西、湖北、广西、贵州、广东，为天下所称颂。仁者之事，亦智者之事也，晋不足与谋，而宗棠犹不能不有望于蜀者。以从公七年，熟仰公当日所以保江西、湖北、广西、贵州、广东，以保我湖南者，硕划宏远，异于时贤，窃料公于今日之陕甘亦必不能恝然也。至宗棠一介书生，受两朝特达恩知，褒荣显贵，实出非望。陕甘之命，钦符之畀，本非所堪，而其不敢辞者，亦恃我公在蜀，有应协之谊。鄙人入秦公或有度外之施也。朝廷方以秦陇为忧，天下事亦宜以秦陇为急，请公速筹所以拯之，否则无及矣。”饷糈之助，呼告迫切，其词亦可与前致毛鸿宾书参看。又《答四川布政使江忠濬书》，谓：“朝廷之改命鄙人持节而西，先秦后陇，……成败利钝，固未可逆睹，然人之非食兵之无饷不行，则固人人知之。陇之无饷无粮，亦人人而知之矣。所幸者，鄙人虽处万无可为之地，而龠公督蜀，吾弟开藩于此，以公议论，蜀之助陇无可辞；以私情论，龠公与弟之待鄙人较它人必有异也。今筹陇饷筹陇粮，而蜀皆若无事，以前日之陇视蜀，以厚庵视鄙人，此固鄙人所不及料矣。前此转战江西、皖南以迄浙江，忍饥死斗，刻有悬釜之忧，人皆谓兄必有求于蜀，蜀必有助于兄，以常情测之，似亦宜矣。乃一再陈请，仅得四万两，龠公最后一信，更预为谢绝，以湮其源。正犹饿者蒙袂于亲知之前，不遂所求，而反遭白眼也，其时距蜀既远，蜀可闭关谢客，浙亦何敢过有所望，故虽历尽酸辛，亦只拊膺叹息，而不复以龠公平日所以待曾胡及邻疆者相干。今移督陕甘，则龠公有应协之之谊，应尽之心，陇不望蜀亦将别无所望矣。乞于衙参之睱，为婉告龠公，凡可为陇谋者，幸勿预为谢绝可乎。”情词迫切中，对骆颇露嗟怨口吻焉。是年冬，骆卒于川督任。）至左询人以视己与骆如何云云，他书亦有类是之记述。如姚永朴《旧闻随笔》卷三述骆事有云：“左文襄公平回疆后，勋望益崇。一日谓人曰：‘君视我何如骆文忠？’其人对曰：‘不如也。’文襄曰：‘何以知之？’曰：‘骆公幕府人才有公，公幕府人才乃不复有公。以此观之，殆不如也。’文襄大笑曰：‘诚如子言，诚如子言。 ’”似尤蕴藉有致，且于口气为更肖。
清季江苏官场，有朱瞎子其人者，目盲，而以干吏见重于疆帅，名著一时。江氏记之云：“平湖朱之溱竹石者，椒堂漕帅为弼之从孙也，官江苏垂四十年，中岁失明，人皆以朱瞎子呼之。以候补道员十署按察，两署布政，最后乃受淮阳道，亦未到任。朱虽盲于目，而才干过人，记性尤绝，每日治官书（充牙厘局总办最久，虽署藩臬，仍兼之），令人诵之，入耳辄不忘。恒口占批牍，洋洋千言，靡不中事理。其见僚属，必先排定座次，所问皆适如其人，无一泛语，不似当日达官见属吏只言天气寒暖而已。公余即浼人读《通鉴》及名臣奏议、古今文集。有投以著述者，觌面时辄能举其某篇某句，往往评骘精当，真异才也。其于江苏吏治得失，历年陈案，皆烂熟于胸，而综核财政，尤其所长，故督抚虽屡易无不倚重焉。”此人盲而不废，且特擅吏才，杰出流辈，可谓有异禀者。陈夔龙官江苏巡抚时，尤深加器赏，其得补授淮阳海道，陈氏盖尝力为主持。所著《梦蕉亭杂记》卷二，于朱亦有记载，可相印证。据云：“平生自惭无才，而爱才若命。外任五行省，所共事寅僚不下数百人，就中才识，推平湖朱竹石观察之榛为冠。观察家学渊源，早岁官丞倅已有能名，积资洊升，以江苏道员候补于苏省，内政外交刑名榷税，尤为熟悉。计署臬司十三次，署藩二次，历任巡抚倚如左右手，连章优保，徒以病于目，未能骎骎大用，识者惜之。观察虽短于视，一应公牍，但令书记朗诵一过，即能贯彻于心。一一裁决，无不恰中肯窾。任刑名久，总司厘务数十年，遇州县来谒，观察御之严，谓某县钱漕进款若干，某卡税厘入款若干，除去应解公家若干，某缺余若干，某差剩若干，均饱尔等私囊，倘再不知自爱，贻误公事，白简具在，不能为尔等恕矣。所言洞见症结，吏不敢欺，亦不能欺。余遇大事，决大疑，商之观察，一经擘划，咸就条理。适淮扬道缺出，江南官多如 ，负大力者咸存希冀心。余昌言于众曰：‘苏省外补道缺甚少，每有缺出，由督抚会商遴员奏补，但商之云者以其人之可否，尚须斟酌。若朱道才望资格，均推第一，有缺即补，何须互商？倘淮阳一缺不以朱道请补，勿论另补何员，巡抚不能画稿，即请总督专衔陈奏可也。’某督难违公论，落得顺风使帆。分宁道员纵多，而分苏道员获补，群相觖望，至讥余谓专揽政权。余惟扶持善类，力主公道，悠悠之口，一笑置之。迨余去苏，观察迄未莅新任，旋即病逝，岂暗中犹有阻扼者乎，不得而知已。”称道不容口焉。（某督谓两江总督端方。）又严辰《墨花吟馆感旧怀人集怀人诗》《朱竹石观察（之榛）》一首云：“藉甚声名列上台，几回欢会在苏台。凌云赋就逢杨意，始信赀郎有异才。 ” 注：“君为吾郡平湖人，少负大志，留心经世之学，不屑从事帖括，以同知仕江苏。适谭序初中丞为首郡，大加刮目。后遂列诸剡章，旋以道员需次，大吏皆倚重之。徐侍郎致和，与君无半面识，特疏保荐，由是名纪御屏，四权臬事，惜以目青未能入觐，尚不获大用于时。
余与君同郡而有旧，每至吴门，辄承款洽，闲论时事，亦多吻合。 ”亦极推重。所作较早（光绪十五年己丑作），犹未及知其署藩暨补淮道也。清季小说，有加讥笑者。我佛山人（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丙卷第三十八回（《官场问案高坐盲人》）云：“……澄波道：‘若要讲到运气，没有比洪观察再好的了。 ’雪渔愕然道：‘是那一位？’澄波道：‘就是洪瞎子。’雪渔道：‘洪瞎子不过一个候补道罢了，有什么好运气？’澄波道：‘他两只眼睛都全瞎了，要是别人，一百个也参了，他还是络绎不绝的差使，还要署臬台，不是运气好么？’我道：‘认真是瞎子么？’澄波道：‘怎么不是？难道这个好造他谣言的么？’雪渔笑道：‘不过是个大近视罢了，怎么好算全瞎？倘使认真全瞎了，他又怎样能够行礼呢？不能行礼，还怎样能做官？’澄波道：‘其实我也不知他还是全瞎还是半瞎。有一回抚台请客，坐中也有他，饮酒中间，大家都往盘子里抓瓜子嗑，他也往盘子里抓，可抓的不是瓜子，抓了一手的糖黄皮蛋，闹了个哄堂大笑。你若是说他全瞎，他可还看见那黑黑儿的皮蛋，才误以为瓜子，好像还有一点点的光。可是他当六门总巡的时候，有一天差役拿了个地棍来回他，他连忙升了公座。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他就混帐羔子忘八蛋的一顿臭骂。又问：你一共犯过多少案子了？又问，你姓什么叫什么，是哪里人。问了半天，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谁去答应他呢。
两旁差役，只是抿着嘴暗笑。他见没有人答应，忽然拍案大怒，骂那差役道：你这个狗才，我叫你去访拿地棍，你拿不来倒也罢了，为什么又拿一个哑子来搪塞我。’澄波这一句话，说得众人大笑。澄波又道：‘若照这件事论，他可是个全瞎的了，若说是大近视，难道公案底下有人没有都分不出么？’我道：‘难道上头不知道他是个瞎子？这种人虽不参他也该叫他休致了。’澄波道：‘所以我说他运气好呢。’德泉道：‘俗语说的好，朝里无人莫做官。大约这位洪观察是朝内有人的了。’”则埋没其吏才，惟以其不良于视而大加讥嘲，此为当时小说界一种风气。盖自庚子以后，小说作品，对于官场人物，恒肆笑骂。最著者为李宝嘉（笔名南亭亭长）所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之齐名，亦多涉及官场。鲁迅（周树人）撰《中国小说史略》，均列诸“清末之谴责小说”（第二十八篇）一类，所谓“庚子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者也。李宝嘉未以“朱瞎子”入《官场现形记》，其《南亭笔记》卷十五，则记其家庭间事。据云：“江苏朱臬，盲于视，一子甚顽劣，每出辄与无赖伍。朱恚甚，一日，握其辫推置书房内，以手执铜镮，命左右取管钥至，手自 之，窃听无声息，始逡巡去，殊不知其子已越窗遁矣。其子每他出，朱臬必使其立己前，摸索其头，惧打油松辫也，而身而足，惧其着镶滚衣而履挖花厚底鞋也，良久始纵之。
其子从容至门房内，呼剃工刷前刘海使下，浑身更换已，乃昂然而出。下元节虎丘赛会，其子雇某公司巨舫，泊行春桥下，服天青线缎袍，绣竹一竿，深绿色，根灰色，上栖喜鹊一，黑其身，白其腹，不加半臂，亦不束腰带，屹立船头上，见者咸注目视之，而彼坦然无愧色。 “
未知是否亦有过甚其辞之处耳。
江氏清末以留学日本毕业应学部留学生考试，记其情事云：“余光绪三十二年归国，三十四年始应学部留学生考试，汉文题为《巫臣使吴教吴乘车战阵遂通吴于上国》，因题义少可发挥，遂引房琯陈涛之役用车战事，以点缀之，乃大为严几道丈所赏。是日余交卷最早，过邓君守瑕案前，见其卷上有‘夏姬’二字，不觉俯睨其卷，盖煌煌骈体文也。日角数艺，乃从容不迫，独为俪语，邓君之才洵不可及。当日留学生，俗所谓半路出家，旧学多有根柢，如邓君即成都尊经书院高才生也。然此次国文卷中亦有至可笑者。某君文中，有‘古之所谓车者，非今日之人力车马车欤’二句，场中资为谈助，为严范生师所闻。写榜时，范师适过其处，问专门司司长王君九：‘人力车马车卷及第否？’答曰：‘列优等。’师曰：‘不可不可。 ’言毕而去。于是专门司互商严侍郎以为不可者，或谓置诸优等不可耳。如核减其分数，降至中等当无异言。君九力持不可，谓主试襄校已出场，专门司无核减分数之权，其论甚正，无以难之，而又别无解决之法，于是去其文凭分数，专以试题各门所得分数平均之。不料核算结果，其君竟至下第。盖是年考试，学部内定，以文凭分数与各门平均所得分数，以二除之，为及格分数。某君在外国某私立大学毕业，其文凭分数为百分，平均分数只四十余分即优等，去其文凭分数故不能及格也。范师后曾语余，当时云不可不可，并无深意，不过闻其竟列优等，不免惊讶耳。而某君竟因此落第，深为歉仄。”此为清末留学生考试之小史料，惟专门司以侍郎之一言，竟将此生文凭（今所谓证书），分数除去，则无论部试成绩如何，折半计算，均不能及格矣。事太可怪，或更有说耶。（所谓文凭分数，忆似部中就其毕业之校分等级而酌定之。）
又记民初县知事考试一笑柄云：“乡人某君，曾于高种子来任福建司法筹备处长时充本省法官，后应某届县知事考试，笔试已及格矣。县知事分发，凡曾服官某省者，例得分发该省。某君因子来为旧日长官，兼有乡谊，思得其照拂，其履历乃捏称曾充山东法官，然足迹固未至齐鲁也。不意口试时主试官骤问：‘山东高等审判厅在城内耶，抑在城外？’某君大窘，自思衙门岂有在城外之理，以城内对，遂被黜。某君之作伪无足奇，主试官所问真匪夷所思矣。”可资噱助。此笑柄余亦尝闻之，试官之问，实亦不足甚异，盖籍究所开履历之信否耳，江氏漏叙高种时任山东某职一笔，忆是高等审判厅长也。
关于严修，江氏又云：“民国元年，天津初设审判厅，某民事案件，传严范生师作证人。
推事、书记官皆来自田间，不知师为何许人。师至审判厅，证人室已无隙地，师鹄立廊下二小时。嗣厅长至，见师，亟肃入客室。师不入，曰：‘吾来作证人，非拜客也。’或谓师不必赴厅作证人，师曰：‘作证人乃国民义务，审判厅初设，吾不可不为之倡也。’颇可见其守法精神。（天津清末即设审判厅，此盖言严至厅作证人为民国元年事耳。）又陈中嶽《蟫香馆别记》记严事有云：“公葭莩亲黄姓析居时，公为证人。旋其后人争产兴讼，词及公，其人利公必不肯公庭对簿也，讼愈烈。至开审日，公如时至。法曹询公：‘汝严某耶？黄姓析居，汝为证人，信否？’公曰：‘信。’‘允否？’公曰：‘允甚，吾犹能征之。’其人闻公言，殊出意外，因不复置辩，讼立解。公乃缓步归。李琴湘云。”此与江氏所记，疑即一事。
其记张怀芝云：“前参谋总长张怀芝子志，日前殁于天津。余年来与子志过从甚密，在沪闻耗，为之陨涕。子志壮年，识量胆气，睥睨一世。庚子拳匪炽时，方为荣相武卫军炮队长。一日，诏谕荣禄炮轰东交民巷，荣禄立召子志轰击。子志不奉命，问荣禄：‘太后真欲毁使馆耶？上谕给中堂，怀芝走卒，不知有上谕。果决意轰使馆，请中堂发手谕。’荣禄局促曰：‘太后不闻炮声，吾不能复命。’子志笑曰：‘太后欲闻炮声，此易事耳，今夜当有炮声。’荣禄喜，语子志曰：‘汝退。好小子，有出息。’子志为荣禄所激赏，自此始。”按：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记庚子拳乱轶闻，已曾及此事。据云：“董军攻使馆，十余日不得下，朝旨召武卫军开花炮队入都助攻。今天津总兵张怀芝，方为武卫分统，奉檄率所部入都。荣相以城垣逼近使馆，居高临下，最便俯攻，即饬怀芝以所部登城，安置炮位。炮垂发矣，怀芝忽心动，令部将且止毋放，而急下城诣荣相邸，请曰：‘城垣距使馆仅尺咫地，炮一发，阖馆立成齑粉矣，不虑攻之不克，虑既克之后别起交涉，怀芝将为祸首耳。请中堂速发一手谕，俾怀芝得据以行事。’言之数四，荣相终无言。怀芝乃曰：‘中堂今日不发令，怀芝终不能退。’荣相不得已，乃谓之曰：‘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怀芝悟，即匆匆辞去。至城上，乃阳言顷者测量未的，须重测始可命中。于是尽移炮位，向使馆外空地射击一昼夜，未损使馆分毫，而停攻之中旨下矣。”两说颇有详略异同，要均许张之机警，而此役中张氏行动所关者巨。惟假使张氏当时受命即开炮轰击，不再请示，荣禄即听其炮毁使馆，不虞后患乎？此何等事，而俟其更来固请始风以微词耶？揆之荣禄为人及在此役之态度，似不无可疑，若谓荣预知张断不孟浪从命，则不当云激赏自此始矣。又据陈夔龙（受知荣禄，曾为其武卫军幕僚，庚子官顺天府尹，参与和议。）《梦焦亭杂记》卷一所载，则使馆得幸免于巨炮之轰击者，事别有在。其说云：“董福详围攻使馆，要持日久。一日端邸忽矫传旨意，命荣文忠公以红衣大将军进取。红衣大将军者，为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特用以攻取齐化门者。嗣后并不恒用，弆藏至今，形式仅存。即访当年谙习演放炮弹兵弁之子孙，现存亦属寥寥。炮身量极重大，非先期建筑炮架，不适于用。以地势言，此项炮架，须建立于东安门内东城根。城外即御河桥，桥南西岸，迤逦数十步，即英使馆。统计由城根至使馆，不及半里，各国公使参随各员并妇孺等，均藏身于馆内。该馆屋宇连云，鳞次栉比，倘以巨炮连轰数次，断无不摧陷之理，不知该邸何以出此种政策。此炮发出，声闻数里，宫中亦必听闻，亦断不能演而不放。文忠心颇忧之，继得一策，以炮弹准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轰然发出，势若雷奔电掣，已超过该馆屋脊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该商等十数家环居左近，一时大惊，纷纷始议迁移，越日收拾银钱帐据，全数迁往贯市暂住。厥后洋兵入城，各种商号均遭损失，西号独克保全元气，未始非此炮之力。各使经此番震撼，益切戒心。当议约时，各使犹复提及此事，意颇悻悻。余私谓李文忠曰：‘当日演放炮弹时，尺码若不加高，恐使馆已成灰烬，各使亦难幸存，不过肇祸愈烈，索款愈多，求如此时之早定和局，戛戛乎其难矣。’文忠亦以为然。”所述为另一说法，或于事实为近欤？（抑红衣大将军为一事，武卫军炮又为一事耶？）尚容再考。（至陈谓端王载漪矫传旨意，乃代孝钦脱卸责任沿用之语。孝钦何如人，岂载漪之流所能矫命以指挥荣禄耶。）
清光绪甲午三月，陶然亭畔有怪声之作，朝野哄动，众论纷纭。赵熙尝记以诗。江氏云：“清光宣间，赵尧生师官侍御，时郑太夷、陈石遗、曾刚父、杨昀谷、罗掞东及余父子均在京师，月必数聚，聚必为诗。……犹忆宣统元年集陶然亭，师纵谈甲午三月南下洼怪物事，语极诙诡，一座捧腹。师有诗记之，稿尚存余处。”诗云：郑公二月罗群贤，江亭雪霁春一湾。苇芽出土柳条绿，水光汃汃收晴峦。各寻雅谑破昼睡，敬举国故光绪年。甲午三月此亭下，传有怪物声振天。略如九牛吼大瓮，或图其状如鼍鼋。作麟之面睅双目，往揭巷陌人聚观。我时寓居保安寺，杨舍人住官菜园（谓杨锐叔峤）。
见怪不怪试一往，自龙泉寺成市廛。美人如花著高屐，燕支涂颊擎双鬟。明逢绣幰中风走，道旁贫妇争乞钱。前行野潦一团碧，万头攒戢人如山。是时一哄怪乍伏，竞吹树叶敲铜环。
蓦然一声殷地发，事果不谬如人传。杨舍人归舌不下，取五行志终夜翻。广搜异闻定鼍吼，昆明池内海眼穿。前演水雷失窟宅，径攻地道钻城垣。自余厌胜有万法，内务府设宣经坛。
西山老道习雷吼，星冠木剑扬朱幡。金吾福公决大计，谓人有力天无权。调神机营备不测，刻日大炮轰黄泉。或云城当化为海，五城御史宜直言。西洋鬼子欲归国，已发电报呼海船。
纷纷弭祸说不一，坎坎应节声愈繁。果然是物召兵象，……我方妄言冀妄听，郑公大笑邀凭栏。西山戴雪可临镜，卖花神庙楼其间。海棠四面植万本，请君坐此谈神奸。广和有酒且归醉，英俄近日方野蛮。致此咎者是何怪，魑魅罔两珊瑚冠。众客抚掌我面赤，待修禊事清明前。作江亭诗质众论，游者细考然不然。
赵氏所咏当时景状与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所引张其淦诗正可合看。所谓怪物，市井呼为“大老妖”，妄以想象而图其状，士大夫亦漫云蛟鼍。会是年军事起，则又指为兵象，皆不知其故。率为之辞，事颇可哂。本刊二卷第四期载《再谈孽海花》一文，引述关于此事之诸家记载，及记民国五年其地怪声又作，经警察切实搜索，声发自鸟之事乃白，均宜同览也。
（第三期载《续孽海花》亦可参阅。）又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于此事亦及之，语焉不详，而大意亦主兵象之说。
清同治间，有内阁中书李如松者，以理学名于时。李慈铭深恶而痛诋之。其《桃花圣解庵日记》戊集同治十一年壬申五月初四日云：“近日有直隶人李如松号虎峰者，以优贡捐一内阁中书，自名理学，对客必危坐。所食惟脱粟豆腐，常食于门屏间，欲令人皆见之。目不识数字，而著语录盈尺，万尚书青藜首推重之，为言于倭文端，文端亦为所感。都中为宋学者，如徐侍郎桐，尤所致敬。前年曾文正入都。此人晋谒，雅步般辟而入。文正询其乡里，曰：‘高阳侍郎本家也。’高阳侍郎者，今上师傅李公鸿藻，本高阳世族，而此人乃吾邑之山前村人。其父入京为部役，冒籍固安，与侍郎风马牛不相及也。文正曰：‘若于侍郎何辈行？’曰：‘远族。’文正微哂，挥之出。（此孝达为予说。）此人之父亦庸鄙，由胥吏为小官归京师。
又有一兄，亦佇劣，其人深耻其父兄为道学累，尝欲去之，三月间胁其父逐兄出走。既去，父常念之，其妻怒诟翁，相愤詈。此人闻妻泣，怒向父曰：‘妇贤能助我，父欲党兄为恶耶？’其父夜自缢死。坊官申之巡城御史，御史移刑部将重案其事。而侍郎等十人为宋学者，谓是道学孝子也，连名呈部力保之，得免。呜呼，天下乃有此人，都下乃有此论，可不哀哉！前日直隶人言，李如松父死逃去。……可谓北地去三害。予亦谓吾越人北有讲宋学之李如松，南有讲汉学之赵之谦，（近以此人与李虎峰并称，南北清流，众口同声，不知所自，犹足见人心之公也。）可谓双绝。”如所云，李如松之不堪一至于此，而朝列之为宋学者，尚奉为道学孝子，不惜联名出面，力事营救，不得谓非怪事。或李慈铭所记，不无溢恶耶。（赵之谦为李素深嫉恶，故与如松相提并论。）江氏于李如松事亦及之，谓“家父尝闻诸张蔼乡，与莼客说小异。李字卓峰，倭门弟子也。家有婢，父与通，李知而逐之，父因缢死。同门闻其变，咸诣李迫其自尽，许为经纪家事，此尚不失为理学，李死而讲学之风为之稍戢。”此亦一说，与李慈铭当时所记颇有出入，一并录存，以待更考。
其记李用清、李嘉乐事云：“李菊圃为阎朝邑所举，其署黔抚，唯知禁人宴会及衣绸缎，廉而不知为政。或以其名作联云：‘形如土偶浑无用，心似污泥总不清。’复以四字题之曰：‘井上有李。’可谓谑矣。其后署山西布政使，与江西布政使李嘉乐同奉旨来京另候简用，朝邑遂奏疆臣劾去大员私图自便，盖宪之亦朝邑所保荐也。上谕有去：‘封疆大吏系朝廷特简，凡用人行政，必须授以事权，方资治理。至考察属吏，耳目至近，若督抚密考，不谋而合，自出公论，岂能仅凭阎敬铭一人之见，经其保荐，不进不止，他人遂不得更置一词者，此风何可长。’闻宪之虽性啬而褊，居官亦尚廉洁，殆亦菊圃之流，故为朝邑所激赏也。”按：二李之罢暨阎敬铭疏争而受申饬，事在光绪十四年戊子。时李用清署陕西布政使，非山西也。
是年三月二十五日谕二李均来京另候简用，阎氏意必赣抚德馨、陕抚叶伯英年终密考所中伤，恚而抗疏争之。四月初二日奉谕：“阎敬铭奏疆臣劾去大员私图自便一折，据称江西布政使李嘉乐，署陕西布政使李用清，为近时藩司之最。现经谕令来京另候简用，或系德馨伯英年终密考，淆乱黑白，颠倒是非等语。各省司道府等官，能否称职，向由该督抚于年终出具密考，以备酌量黜陟。其有治绩平常或人地不宜者，藩臬大员特饬来京候简，原冀掩其未著之愆，更策将来之效，正朝廷取材宥过之深心。即如此次李嘉乐，经曾国荃奏称，再加宽宏正大，化其褊急，方为有用之才。德馨奏称，性情喜刻，办事偏执，难膺重任。李用清经谭钟麟奏称，性情坚僻，用人行政，固执己见，与同寅未能和衷，以致官民交谑，上下情睽，于此地不甚相宜，叶伯英奏称，性情褊急，遇事诸多操切，必须随时训迪，方免贻误等语。是该藩司等考语，督抚所奏大略相同。封疆大吏，系朝廷特简，凡用人行政，必须授以事权，方资治理。至考察属吏，耳目最近，若督抚密考，不谋而合，自出公论，岂能仅凭阎敬铭一人之见，一似经其保荐不进不止，他人不得更置一词者，此风何可长耶。况用舍大权，操之自上，一切举措，亦不尽以督抚之言为凭。阎敬铭曾在军机处当差，岂不知悉，何此奏私心揣测，竟专指为德馨、叶伯英之密考，尤属非是。原折著掷还。”督抚之考语如此，宜二李难安于位。惟语虽相合，未必不谋耳。此论可谓声色俱厉，不为端揆重臣稍留面子，足征阎氏帘眷之衰。阎于光绪八年壬午征拜户部尚书，倚以理财，继遂入直枢垣，晋赞纶扉，眷遇优隆，著于一时。后以孝钦习于奢纵，浮费滋多，阎每有所争持，致为孝钦所不喜。阎乃引疾解枢务，惟以大学士管理户部，嗣屡请开缺未许。此折之上，时犹在赏假之中，自奉此谕，益觉凛乎其不可留，复累疏乞休，是年七月遂奉谕旨矣。（予告温谕，似犹念其劳勚，卒后则恤典甚薄。）张之洞是年五月（时督两广，朝中有嫉之者）与阎书有云：“台端为二李事抗疏力争，事虽未能挽回，然忠忱谠论昭垂天壤，良深钦佩。嗟乎，世间不平事岂独二李哉！此洞所以夙夜愧疚而亟求引去者也。临书三叹，时局如此，甚愿吾师强起维持正气耳。”张与阎投分颇深，亦重二李也。二李均以廉俭著称，用清声望尤高。翁同龢亦甚许其人，日记中屡及之。如同治七年戊辰三月二十四云：“见李菊圃（用清），目光炯炯，他日当贵，笔下亦佳。”十一年壬申三月五日云：“李菊圃来，谈读书之法，实体之于身，乃为有用，徒读经济书以为有用者，末也。其言切实，菊圃近来笃志理学，甚有识力，不得仅以文士目之矣。 “
光绪五年己卯四月二十日云：“李菊圃由山右来，盖一年查振，只身跨驴，辛苦特甚，可敬可敬。”十二年丙戌八月四日云：“李菊圃来，蔼然仁人哉。”十四年戊子三月二十五日云：“陕藩李用清，赣藩李嘉乐，皆另简。两李皆贤者，而不容于时，何也？”于二李之罢，亦致惋惜。李慈铭则甚恶用清，其《荀学斋日记》庚集上光绪十一年乙酉六月十三日，录贵州布政使李用清开缺来京另候简用之谕，注其下云：“李用清，山西平定州人，乙丑翰林，文字拙陋，一无才能，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而都中人如李鸿藻、崇绮、张之洞等，皆力延誉之，以为圣人复出。其实尺八骽捷足鬼之流，在《宣和遗事》中亦为劣驷，本非圣门所尚也。张树声素附名士为捷径，及任桂抚，遂奏请差委。用清实热中，且望得朝官清要，不乐赴广西。既奉旨发往，过天津乞合肥为疏留。合肥不许，乃赴桂。而树声已移抚广东，旋督两广，皆携之幕府，荐剡日至，遂擢惠州知府。不二年骤至贵州布政使，署巡抚。所至惟禁酒食宴会，以敝衣率僚友，而力禁罂粟，操之过急，吏缘为奸。今年（按：此下空数字，盖备访填者）民变，用清闻之大惧，急撤知县任，召还委员，且告谕民仍种罂粟。时先已下檄将往阅兵，不敢复出。将改期，署布政使曾纪泽（按：泽字为凤字笔误）强之，不得已而往。复出示言此行惟阅伍，非查办民亦事，黔人大哗。御史汪鉴列款纠之，且言其清操不足取，犹之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为笑柄。”用清为人，纵有可訾，慈铭所论，则语涉不伦，未足以服之。兹铭嗟贫，时见于《日记》，而颇讲甘美享用，宜不以用清之耐苦恶衣食为然。其诋之之词，近于宋人《辩奸论》之以“衣夷虏之衣，食太彘之食”等语诋王安石矣。《辩奸论》成于宋人朋党风气甚盛之时，推为攻王名作，而议论实谬，有识者多非之。且疑其非出苏洵手，即慈铭亦论及。其《荀学斋日记》壬集下戊子二月初九日云：“老苏《辩奸论》，不特立言太过，文亦不高。且老苏卒时（治平二年），荆公尚未大用，何由知其后必误国？故昔贤以此论为伪作，或子由兄弟欲示其父先见之明，托辞为之。即真出老苏，亦是一时快其笔舌，以报荆公斥为策士之怨，固不足为定论。 ”三月十七日云：“考老苏此论，本自可疑，昔人多辩之。且其立言太过，荆公之学行，自有本末，其才当日亦无能及之者，无论老苏卒时荆公未有所施行，即出老苏，亦岂足为定论哉。”汪鉴所云，诚足传为笑柄，然可笑实即在汪措词之谬诞也。关于二李，醒醉生（汪康年）《庄谐选录》卷七云：“阎文介……所荐达，悉多俭刻，一时有‘天下俭一国俭’之目。天下俭者，为李公用清，相传其自原籍起复入京时，徒步三千余里，未雇一车骑，都下闻者咸大惊怪。官云南巡抚时，日坐堂皇理事，夫人即坐其旁小室中。将产时不雇接生媪，既产遂毙。公之仆怜之，为市棺稍美，公以为费，令易薄者。已而子亦死，仆更为市小棺，公叱曰：‘安用是？’乃启夫人棺纳之云。一国俭者，为李公嘉乐。其为江西布政使也，尝呼剃发者，剃毕与以二十文，已而呼问其仆曰：‘吾与此人二十文，亦得意否？’仆曰：‘外间剃发一次亦须四十文，今为大人剃头乃才二十文，殊不满所望，已垫付数十文使去矣。’公怒曰：‘吾家中剃发才须十二文，今与廿文，已大过，汝乃更私增之乎？嗣后吾不须彼矣。’盖公夫人亦能供待诏之役，不假他人手也。后二李均被言官劾去。或曰：李公嘉乐官江苏时，有县绅某公将入都，群谋赆之。公独曰：‘某公京朝官，吾辈何宜如是？’事遂已。后某公至津。一日忽出银票一纸，凡千金，遍觅其取银之肆不得，托人询之，人视之，乃不著名之小银号也。人问所从来，曰李某所赠也。人始知李虽阳却阴实赠之，且厚天他人云。”斯亦一时之传说。（用清以达官而徒步长途，正是美德。据《清史稿》，似即丁忧扶榇返葬时事，尤何可议。以是而彼惊怪，适见世风之靡耳。用清尝署黔抚，未官滇抚。二人之由陕赣藩司解职，亦非由言官劾去。）二李以俭刻闻，俭而不中礼，刻而拂人情，盖所不免，传者亦或过甚其词耳。二李人品，据闻嘉乐不逮用清，而有谓用清不孝其母者。其说云，用清在陕藩任，阖家蔬食，其母亦不获一尝肉味。偶患病，思食肉，其妻私购熟肉少许以进，为用清所见，怒而掷诸地。母遂携媳至长安县署。语知县以用清不孝状，嘱代雇车辆，俾返原籍。用清闻之，亟恳臬道首府转圜，各遣妻至县劝说，始由用清迎回藩署。巡抚叶伯英素不慊于用清，由是益恶之，故藉年终密考劾去之云。又闻嘉乐官山东某府知府时，亦禁眷属食肉，令打扫夫于署中后园种蔓菁，即以此一味为常蔬。灯油自掌，每晚各室亲舀一小勺畀之，不许添，二鼓不息灯者，必严加诃詈。尝责其妻浪费，呼役欲笞之，传为笑谈。与《庄谐选录》所云可类观也。用清《清史稿》有传（列传二百三十八）。据云：“同治四年进士，改庶吉士，出大学士倭仁门，散馆授编修，安贫厉节，日研四子书、朱子小学，旁稽掌故，于物力丰瘠，尤所留意。大婚礼成，加侍讲衔。十二年丁父忧，徒步扶梓返葬，服阕入都，仍课生徒自给。光绪三年记名御史。会山西奇荒，巡抚曾国荃、钦差大臣阎敬铭（按：阎以前工部右侍郎衔命治晋赈，固大臣而钦差者，然不可遽称为钦差大臣。以无以示别于奉颁钦差大臣关防者也）奏调用清襄赈务。骑一驴，周历全境，无间寒暑。一仆荷装从，凡灾情轻重食粮转输要道，悉记之册。深穷病源，以为晋省罂粟花田弥望无际，必改花田而种五谷，然后生聚有期，元气可复，上书国荃详论之。国荃疑晋新荒，禁烟效缓，且全国未禁，徒敛怨，说竟不行。赈竣，却保奖还京，传补御史引见有日矣。法越事萌芽，张树声以广西边防奏调，树声督两广，复调广东，任海防厘榷，洗手奉职。七年授惠州知府。境故多盗，喜博喜私斗，用清推诚化之，俗乃稍革。八年迁贵州贵西道，明年超擢布政使，署巡抚，实仓储，兴农利，裁冗员，劾缺额之提镇，禽粤匪莫梦弼等置诸法。巡阅所至，召士子讲说经传，将吏环听，相与动容。黔地土瘠，多种罂粟，畅行湘、鄂、赣、粤诸省，用清奏陈禁种之法，分区限年时，自出巡刈铲烟苗，言者疑其操之过急。十一年秋，有旨来京候简，召对犹痛陈罂粟疚国殃民状，冀可挽回万一。旋命署陕西布政使，荒燹之后，休养生息，仍严烟禁。十四年复命来京候简，遂以疾归。主讲晋阳书院凡十年。用清严于自治，勇于奉公，藩黔时库储六万，年余存十六万，陕库三十万，再期六十余万矣。所至尤措意桑棉组织，尝浚三原县龙渠，溉田千余亩。俸入不以自润，于黔以购粟六千石，于陕购万石，备不虞。郑州河决，捐工需二万两。二十四年卒。子贵阳扶柩归，以毁殇。”如所云，用清行谊政绩，乃卓有可传，大异慈铭之说，亦与江说不同，容更考之。嘉乐，河南光州人，同治癸亥进士，亦以翰林起。或谓其见恶德馨，因德馨陛见时护抚篆，省政有所改革，并绌德馨所亲云。
其述戴熙事云：“陈仲恕云，穆彰阿当国时，索画于戴醇士，戴临吴墨井山水一幅畀之，意极矜重。穆彰阿大怒，以其为水墨不设色也。谓人曰：‘戴为某优画扇尚设色，视我宁不如优人耶。’竟短戴于文宗，斥其行止不检，戴遂以侍郎降三品京堂候补，后虽殉难得予谥文节，然请建专祠卒不准。盖穆彰阿指摘其临终诗‘撒手白云堆里去，从今不复到人间’二句为怨望也。”按：此有未谛。穆彰阿为宣宗所倚畀，文宗则深恶之。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嗣位，至十月即严旨罪责，革职永不叙用。戴熙以兵部右侍郎引疾辞职，命以三品顶带休致，实道光二十九年已酉七月事（先于闰四月罢直南斋），非降三品亦堂，亦与文宗无涉。戴于咸丰十年庚申二月在籍殉难。（先以办团练之劳赏二品顶带。）五月文宗降谕优恤，予尚书衔，祭葬世职加等，谥文节，建立专祠，其眷属等同殉，一并旌恤附祀，事有明文，非不准建祠（穆彰阿已前卒于咸丰六年丙辰，不及知矣）。至戴氏获昝之由，欧阳昱《见闻琐录》前集卷六云：“浙江戴公熙，性高傲，不谐俗，工诗，尤精画法，名重一时，宣宗时以翰林在南书房行走。同供职者，有数人，性情言论皆格格不相入，争嫉之。尝訾毁其短，宣宗颇不悦。
值端节，发团扇一柄，命南书房写，当时未分别何人，戴得而恭敬书上。宜宗谓某某何为不书，戴某何以书之，及细阅，内有一束字，写成棘字一边，怒曰：‘胡为中不写一横，不恭敬如是，岂足称南书房之任。’命退归旧职，戴翌日遂告病。宣宗愈怒，谓其负气，即命开缺归。”所述情事，虽未尽吻合，而大体似有因。又胡思敬《九朝新语》方正类云：“戴文节在南书房时，不善事内竖，一日题画误一字，上令内竖持令改之。内竖但令别书，而不告以故。戴便别写一纸，而误字如故，上以为有意拂忤，遂撤差。”亦可参阅。（又其“謇谔类”
云：“咸丰初，戴文节直南书房，上命讲授画法。文节面奏曰：‘方今四方多事，上正宜究心治平之道，绘事末技，不足学也。’时论称其得礼。”咸丰初戴岂尚在南书房乎。）
其述樊增祥等之记女子典故云：“王书衡语余曰：‘天下记女子典故最多者，莫如吴向之、樊云门、易实甫三人，然三人所记又各不同，易专记美女子，樊专记坏女人，吴专记老太太，可发一噱。”录供噱助。
其记赵秉钧祠云：“梁格庄有赵公祠，赵公为赵秉钧智庵，赵曾监崇陵工程，殁葬梁格庄。祠当系赵氏家庙，祠内悬挽联甚夥，内有项城手书挽联：‘弼时盛烈追皋益，匡夏殊勋楙管箫。’字殊豪放，项城书公牍外罕见，楹帖则仅睹抱存处一联。袁赵交深，挽联故新笔书之。智庵之死，传闻为项城所酖，殆一疑案。”赵秉钧饶智略，久从袁世凯，多参与其阴事（宋教仁被刺一案，尤为世所注意），驯见畏忌。其卒于直隶都督任，说者颇疑袁氏有以致之。死耗甫传，即由总统府医官处发表症状经过，送各报登载，盖袁亦以人言可畏，藉防物议耳。（后营帝制，先颁爵封之制，追封赵一等忠襄公。忠襄颇似予谥也。）严复与熊纯如书，论及袁氏有云：“项城之败著夥矣，而莫厉于暗杀，……生性好用诡谋以锄异己。往者勿论，乃革命军动，再行出山。至今，若吴禄贞，若宋教仁，若赵秉钧，若应桂馨，最后若郑汝成，若张思仁，若黄远庸。海宇哗然，皆以为项城主之。夫杀吴宋，虽公孙子阳而外之所不为，然犹可为说，至于赵秉钧、郑汝成，皆平日所谓心腹股肱，徒以杜泄秘密之口，忍于出此，又况段祺瑞以不同意称帝，杜门不动，数见危机，人间口语，怪怪奇奇，则群下几何其不解体乎。”赵郑并举，以著袁之喜暗杀焉。（其实郑之被刺，非袁主使）袁不工书，故罕为人书联，余所见者，为挽郑汝成一联，文曰：“沪海竟失岑彭，衔悲千古；苍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 ”殆即袁氏最后所书之联矣。辞甚粗豪，而饶有雄健挺拔之致。（咸丰间官文、胡林翼奏报李续宾三河镇阵亡情形，文宗硃批云：“详览奏牍，不觉陨涕，惜我良将，不克令终。尚冀其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故曾国藩挽李联云：“八月妖星，半壁东南摧上将；九重温语，再生申甫佐中兴。”袁挽郑下联，似由此及汉高帝《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语而出）。书法犷率，似败笔蘸淡墨所书，亦深具悍霸之气，肖其为人。并书一额，为“河山壮气”四字，若由“气”字逆读，即常用之“气壮山河”一语也，化熟为生，亦见倔强。此额盖可称为回文体。（袁氏追封郑为一等彰威候，其柩抵京，治丧仪节极隆重，承袁命也。在先农坛追悼，吊者云集，盛极一时。未几袁卒，亦追悼于先农坛，则所亲昵者多星散，余人亦率避嫌弗往，景象殊凄凉萧瑟。炎凉异态，益足令人兴“一世之雄”之感。）
赵秉钧之卒，挽词中忆有丁某一联云：“盖世功名工策画，一生论定是权谋。”意寓不满，而赵氏智略过人，固为不虚。（赵氏少年以走卒隶张曜部曲，获保武弁，后弃之而入赀为文职，以佐杂微员官直隶，受知于袁世凯，洊至大用。既贵，不能自道其世系，而又无子，或戏称为“空前绝后。）
光绪十六年庚寅，名臣多逝世者，户部右侍郎曾纪泽，前兵部尚书彭玉麟，两江总督曾国荃相继卒。国荃谥忠襄，挽词有“辅国失三贤，去大司马少司农才数月；易名足千古，合胡文忠左文襄为一人。”一联，传诵一时。闻联出臬司陈某，似即江苏按察使陈湜。陈与曾同乡，关系素深也。曩为笔记，尝及之。江氏不谓然，据云：“陈湜字朗仙，已前卒，此联乃易实甫丈所撰，曾闻家父诵之。”按：陈字舫仙，湘军宿将，曾卒后，实犹健在。甲午之役，躬与军事，至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始卒于山海关差次（时以江西布政使驻山海关办理湘军操防事宜），寿六十有六，赐恤如例，赠太子少保，荫子建祠距曾氏之卒，又六年矣。江氏《趋庭》所闻，疑亦有因，此联如是易顺鼎手笔，或代陈所撰，亦未可知。
其论记马其昶传吴汝纶云：“马通伯作《桐城耆旧传》，于其师吴挚甫云，张廉卿辞莲池书院院长，吴为冀州知州，谒合肥李相，李忧其继。吴曰：‘无若某矣。’李当欣许之，明日，吴即以院长名义拜李。此殆非事实，意欲扬吴，反涉于妄。闻家父云，旧制：藩司初擢巡抚，其见督抚，仍由甬道东角门入，坐官所，然后开暖阁门延之。吴任冀州知州，未交卸前固犹是督抚属吏也，况吴本师事李者乎。”所论甚允。文人纵笔，往往只图写得兴会，遂致乖于事实。马氏文颇谨饬，亦有此失。陈三立评其《抱润轩文集》云：“曾张而后，吴先生之文至矣。然过求壮观，稍涉矜气，作者之不逮吴先生，而淡简天素，或反掩吴先生者，以此也。
环堵私言，敢质诸天下后世。 ”如江氏所云，此作盖亦以过求壮观涉于矜气为累矣。《抱润轩文集》中有《吴先生墓志铭》一文，叙及此节，谓：“任冀州八年，方叙迁，一旦投劾去。
李公留之不可，则处以宾师，聘为莲池书院山长。”较传语为记实，未作张致。（书院主讲，旧称山长，乾隆三十年命改称院长。谕谓：“各省书院延师训课，向有山长之称，名义殊为未协。既曰书院，则主讲席者自应称为院长。 ”俗虽犹沿山长称谓，传志文字以称院长为宜。）
披览江氏此书，介述引申之余，间以管见略有商订，旨在壤流之助，藉副冲怀，非敢过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