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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友鲁迅印象记》二五 病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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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说到鲁迅的病死了!他因患肺结核而死。这样可怕的病,当初并不以为意,其实是伏根很早,从少年时已然,至少曾发过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以致肋膜变厚,不通X光,但当初竟并不医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痊愈者,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到了一九三六年五月,就是他临死四个月前,美国D医师来诊,也说他是最能抵抗疾病的人。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

他的身体底子虽好,却经不起多年的努力和苦斗,以致陷入这种重病中,病危之后,还是力疾工作,不肯小休,而且“要赶快做”。这年四月五日,他寄给我的信中,述及病情,有云: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极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信中并不说明肺病,我又疏忽糊涂,以为不过是重感冒之类,所以回信只动他节劳调摄而已。到了五月下旬,我因公事至南京,二十九日特地往上海去看他,才知病势沉重,胃口不开,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看了真叫人难受。这一天,须藤医师给他注射强心剂。三十一日,我再去看他,似乎已略有转机,便劝他务必排遣一切,好好疗养半年,他很以为然说:“我从前总是为人多,为己少,此后要想专心休养了。”这一天的下午,便是上述的D医师来诊,宣告病危。我返北平以后,景宋来信虽说病体已转危为安,然而仍不肯入院疗治。六月五日,孙夫人宋庆龄先生在病院中,写信慰问鲁迅,劝其马上入院医治,说:“……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但是鲁迅仍不肯住院或转地疗养,他觉得如果“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就更不应该自己轻易舍去。六月五日以后,精神委顿,便不能按日写日记了!一直到六月三十日,他有一段追记如下:

自此(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热时志。

七月一日起,鲁迅居然又按日写日记了,直至十月十八日——逝世前夕始止。兹录一段如下:

七月一日。晴热。上午得文尹信。午季市来,并赠橘子及糖果。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Takamol,是为第四次。……

这一天,我刚由北平到上海,所以立刻去慰问,看他的病体确已渐臻恢复,甚为欣喜。他告诉说,“医师劝我转地疗养,我正在考虑中,国内是无处可走,国外则如东京之类,来客必多,亦非静养之地,俟后再定。”我竭力怂恿出国疗养,回家后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复信云:

季市兄: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尒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顷得曹君信,谓兄南旋,亦未见李公,所以下半年是否仍有书教,毫无所知,嘱弟一探听。如可见告,乞即函知,以便转达,免其悬悬耳。

目前寄上版画一本,内容尚佳,想已达。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弟树顿首 七月十七日

可怜!旅行之期始终未能决定。隔了十天(七月二十七日),我回北平,道经上海,再去看他,身体虽瘦,精神已健,确乎已转危为安,只须好好调养罢了。我们长谈一日,他以手自经营,精印题词的《凯绥·珂勒惠支板画选集》赠我(参阅本文第十一)。到了晚九时,我握着这本选集告别,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下楼送我上车,万不料这竟就是他题词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十月十九日上午,我在北平便得了电传噩报,知道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鲁迅竟尔去世了。我没法想,不能赶去执绋送殡,只打了一个电,略云:“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许景宋夫人,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导师,民族丧其斗士,万分哀痛,岂仅为私,尚望善视遗孤,勉承先志……”鲁迅的寿仅五十六岁,其致死之由,我在拙著《怀亡友鲁迅》文中,举出三点:(一)心境的寂寞,(二)精力的剥削,(三)经济的压迫,而以这第三为最大的致命伤。他大病中所以不请D医开方,大病后之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就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鲁迅毕生为反帝反封建而奋斗,淡泊自甘,痛恶权势,受禁锢而不悔,受围攻而不屈,受诬蔑不知若干次。翻译几本科学的文艺理论,就诬他得了苏联的卢布;出版一本《南腔北调集》,就诬他得了日本万金,意在卖国,称为汉奸;爱罗先珂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就说这些宣传,受之于他,因为他的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淑姿的信〉序》,就说她是他的小姨;“一二·八”战事骤起,寓所突陷火线中,得日本人内山完造设法,才避居于其英租界支店的楼上几天,就说他托庇于日本间谍。

鲁迅对这些诬蔑,能够愤而安之,“细嚼黄连而不皱眉”。惟独在病势沉重之际,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因为有人诬陷他,则不能不扶病明白答复,主张不分派别,一致联合来抗日的。他说:“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又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强调为了民族生存上,非和日本侵略者决战不可。“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果然,他的文字的感召力极强,所以死后不到一年,伟大的神圣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鲁迅之丧,我虽挂名为治丧委员之一,却是未能实际赶到参加。景宋曾寄给我一大套丧仪的照片,大约有三四十张,我看了下泪。关于丧仪的盛况,是有一种特色的,报章杂志上都记载得很详,现在取其叙述简单的内山完造(他也是治丧委员之一)的《鲁迅先生》文中一二节如下:

……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期间,有一万人光景从朝到晚作着长蛇形的行列。二十二日出殡,虽说是下年两点钟,可是从早晨就开始拥塞进来的群众,围绕着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走路都没有的。

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做过邀请,也没有预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的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的男人和少年。旗子挽联,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罢,拿旗子挽联的也罢,全部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医生一个人之外,一辆自备汽车也没有,仅仅由

“治丧委员会”租来九辆汽车(按时间计算租金)。一个僧侣也没有,一个牧师也没有,一切都由八个治丧委员办了。这等等,毫无遗憾地发挥着被葬者的人格。两小时半的大行进,一丝未乱,什么事故也没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开始放射青辉到礼堂上的下午六时了。

内山完造是鲁迅的好友,基督教徒,内山书店的老板,其人好义有识见。抗战中,鲁迅的冢墓被敌伪毁坏了,后忽有人把它完全修复而不以告人。据景宋说,想必是出于他的慷慨而不肯居功。

我和吾友罗膺中,为要永久保留鲁迅的手迹,遗物,以及工作室的全部情形起见,曾经同至西三条胡同住宅,照了十几张相片,以存纪念,且以一套邮寄给景宋。

至于哭挽鲁迅的诗和文,当然很多,我仅就吾友中,选录许季上(丹)、张冷僧(宗祥)的诗各一首,马幼渔(裕藻)、罗膺中(庸)的挽词各一联,附录于下,以见一斑。

许季上《哭豫才兄》——

惊闻重译传穷死[1],

坐看中原失此人。

两纪交情成逝水,

一生襟抱向谁陈。

于今欲杀缘无罪[2],

异世当知仰大仁[3],

岂独延陵能挂剑,

相期姑射出埃尘。

张冷僧《哭豫才诗》——

老友飘零剩几人,

海滨惊报损愁身。

文章几度疑戕命

魑魅千年见写真。

别有烦冤天莫问,

但余慈爱佛相亲。

呕心沥血归黄土,

天下黔娄识苦辛。

马幼渔《挽豫才联》——

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蓟汉阁;

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

罗膺中《集遗诗句挽鲁迅先生联》——

荷戟独彷徨,岂惜芳心遗远者;

大国犹酩酊,如磐夜气压重楼。

翌年一月我利用假期回南,特至万国公墓,在鲁迅墓前献花圈以申哀吊,归途成《哭鲁迅墓诗》一首,附录于此,以终斯记:

身后万民同雪涕,

生前孤剑独冲锋。

丹心浩气终黄土,

长夜凭谁叩晓钟。

[1]十月十九日夜,见《日文晚报》载兄死讯,述垂死前情况至为凄切,不忍再读。——作者注

[2]子贡子路相与言曰,“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作者注

[3]兄慈仁恻怛,心如赤子,而世人不省,伐树削迹,厄之至死。——作者注

读后记

在新旧转变期中的一个文化工作,社会改革者如鲁迅先生,我们任何人都可以研究他,这是超乎捧与骂的一种任务。如众所知,就他三十年的文笔生涯,正是研究近代文化史的不可少的强有力的佐证。但是,关于这方面,仅只从作者自身是不够的,因之有渴求同时代有关系者的阐发。

许季茀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同乡,同学。而又从少年到老一直友好,更兼不时见面,长期同就职于教育部,同执教于各地,真可以算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知己好友。在这种弥足珍贵的情谊之下,我敢于请求许先生写回忆,谅来不是冒昧的。

他们两位是知交,个性却不大相同。闲尝体察,他们在侃侃畅谈的时候,也会见解略异。首先必是鲁迅先生绷起面孔沉默着。但过不多时,彼此又水乳交融,毫无隔阂地谈起来了。不但和许先生如此,有时遇见别的老友齐寿山邵铭之先生等也会有此情状的。奇怪的是齐、邵先生等也和许先生一样,稍稍沈默之后又欢快地交谈了。鲁迅先生时常坚信地说:“季茀他们对于我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就这样,他们的友谊互相坚守信赖。就这样,鲁迅先生常常引以自豪,认为生平有几个生死不渝的至友。

有时也会听见鲁迅先生批评许先生人太忠厚了,容易被伪善者的假装所蒙蔽:他相信这人是好的,结果却会是或明或暗地首先反对他。因此时常为许先生操心。我也部分地同意鲁迅先生的话。因为在女师大风潮发生的时候,坚持拥护杨荫榆暗暗反对许先生的,就是他委以女附中主任的那一位。她有权术威胁那些毕业与快毕业的女中学生,不得不拥护杨荫榆。使转眼之间,从女中转入女师大的同学态度为之丕变,使整个学生团体立刻分裂为二。

然而许先生的忠厚却赢得鲁迅先生的友情。不,他们互相的忠厚,真诚地遇见了。许先生一生朋友中,毕竟还有鲁迅先生其人在内,因此又可以说鲁迅先生的操心是过于仁慈了。只要把握着这份友情,其余何足道呢?他们像友爱的亲兄弟般相处,同仇敌忾,一见于对章士钊的暴谬,再见于广东中山大学的辞职,无患得患失之心,惟大义懔然是见,求之古人,亦不多遇,世情硗薄之秋,得此顽廉懦立了。

被五四潮流激荡了的青年,求知心是非常迫切的。不甘于初师毕业了此一生的我,原希望入大学,而被经济限制了,转而投入女师大,因此幸运地得在许先生当校长时滥充一学生。他和蔡孑民先生约定,凡北大有学术讲演,女师大学生可以尽量参加,而所有教师,也多自北大延聘,因此把女师大学生的程度无形提高了。这都是由于许先生苦心孤诣的布置。然而挡不住一些拥护女人长女校的醉心之徒的播弄,在我入学校一年之后许先生辞职了。随着北大派的教员也陆续解聘。继之而来的是不孚众望的人物,提高程度马上要相反地受阻遏。在锦绣满身,以文凭为增饰声价者流自然毫不在意的。

然而在千辛万苦、半工半读的自觉青年却觉得是无比的打击。因之风潮一发生,就坚不可拔。而许先生那时也自觉系铃解铃,非己莫属,不忍袖手旁观,毅然在师生共同维持的小小局面的宗帽胡同临时学校里担任职务,直至学校恢复,才始让贤而退。说到这里,我记起许先生说:“鲁迅对人,多喜欢给予绰号。”确是不错。我的脾气,平常是不大奔走师长之门的。但为了学校的事情,需要预备些官样文章如写呈文之类,我们是不大内行的,有时就迫得跑到鲁迅先生府上去请教。一进门,耳边常听说“害马来了”。四顾又没有旁人,有时许先生却在座微笑。真弄得莫明其妙。后来听的次数多起来,才猜出是给我起的绰号。原来杨荫榆把六个学生自治会的职员开除了,理由大约说是:“以免害群。”于是我们便成了害群之马。直到现在,还在社会做“害马”。

回忆是不轻的沈痛。幸而许先生能在沈痛中淘净出一些真材实料,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值得珍贵,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工作者的一点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罢,也弥足珍视的了。除了许先生,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人肯如此写出吗?这不但是我私人的感幸。

许先生来信一定要嘱我写篇序。他是我的校长,是严师,我不敢也不配写序的。却又不能重违师命,为读后记。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九日 许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