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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友鲁迅印象记》二〇 广州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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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八月底,鲁迅离开北京,至厦门大学教书去了。临行,我表示亦将离京谋事,托他随时为我留意,因为,我和他及寿山三人的教育部职务虽已恢复,总觉得鸡肋无味。他极以为然,所以对于我之所托,非常关心,视同己事,《两地书》中时时提到,至十几次之多,如云:“玉堂在此似乎也不大顺手,所以上遂的事竟无法开口。”(书四二)又云:“上遂的事则至今尚无消息,不知何故。我同兼士曾合写一信,又托伏园面说,又写一信,都无回音,其实上遂的办事能力,比我高得多。”(书八一)又云:“上遂南归,杳无消息,真是奇怪,所以他的事情也无从计画。”(书九六)

到了十二月底,他知道了我的事容易设法,就接连的来信通知,现录一通如下:

季市兄:

昨寄一函,已达否?此间甚无聊,所谓国学院者,虚有其名,不求实际。而景宋故乡之大学,催我去甚亟。聘书且是正教授,似属望甚切,因此不能不勉力一行,现拟至迟于一月底前往,速则月初。伏园已去,但在彼不久住,仍须他往。昨得其来信,言兄教书事早说妥,所以未发聘书者,乃在专等我去之后,接洽一次也。现在因审慎,聘定之教员似尚甚少云。信到后请告我最便之通信处,来信寄此不妨,即我他去,亦有友人收转也。此布。

即颂

曼福。

树人上。十二月廿九日

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后,就接连来信催我前往,略说兄之聘书已在我处,月薪若干,此间生活费月需约若干,所教功课,现尚无从说起,因为一切尚无头绪,总之此校的程度是并不高深的。开学是三月二日,但望兄见信即来,可以较为从容,谈谈。从沪开来之轮船如何如何。唐餐间胜于官舱,价约若干……他的指示很周到,使我感激不可以言宣,真是所谓“穷途仗友生!”这几封催我前往的信,我因为在抗战那年,检入行箧中,老是携带着,前年在重庆写了一篇《鲁迅的几封信》,把它发表,作为他逝世九周年的一点纪念,所以这里不再抄引了。

我航海既到广州,便在逆旅中,遣使送信去通知鲁迅。使者回,说人不在家。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景宋见访,始知鲁迅才从香港讲演回来,因足受伤,不良于行,教她来接我至校同住。那时候,他住在中山大学的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间屋——通称“大钟楼”,相见忻然。书桌和床铺,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内对角线的两端。这晚上,他邀我到东堤去晚酌,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我要付账,他坚持不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后来,开学期近了,他是教授兼教务主任,忙于开会议,举行补考,核算分数,接见种种学生,和他们辩论种种问题,觉得日不暇给,豪兴更减了。

我对于广州的印象,因为是初到,一切觉得都很新鲜,便问他的印象如何。他答道:革命策源地现在成为革命的后方了,还不免是灰色的。我听了很受感动。又问他在香港讲演的题目是什么,反应是怎样。他答道:“香港这殖民地是极不自由的,我的讲演受到种种阻碍,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有人想把我的讲稿登载报上,可是被禁止了。”

这间大钟楼是大而无当,夜里有十几匹头大如猫的老鼠赛跑,清早有懒不做事的工友们在门外高唱,我和鲁迅合居其间,我喜欢早眠早起,而鲁迅不然,各行其事,两不相妨,因为这间楼房的对角线实在来得长。晚餐后,鲁迅的方面每有来客络绎不绝,大抵至十一时才散。客散以后,鲁迅才开始写作,有时至于彻夜通宵,我已经起床了,见他还在灯下伏案挥毫,《铸剑》等篇便是这样写成的。有一天,傅孟真(其时为文学院长)来谈,说及顾某可来任教,鲁迅听了就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

后来搬出学校,租了白云楼的一组,我和鲁迅、景宋三人合居。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方以为课余可以有读书的环境了。那知道感触之来,令人窒息,所谓“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寞”。清党事起,学生被捕者不少,鲁迅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归来一语不发,我料想他快要辞职了,一问,知道营救无效。不久,他果然辞职,我也跟着辞职。他时常提起,有某人瘦小精悍,头脑清晰,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鲁迅从此潜心写作,不怕炎热的阳光侵入住室到大半间,仍然手不停挥:修订和重抄《小约翰》的译稿,编订《朝华夕拾》,作后记,绘插图,又编录《唐宋传奇集》。十月回至上海。自去年秋,出北京,中经厦门,广州,至此仅一年,他的生活是不安的,遭遇是创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