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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友鲁迅印象记》一四 笔名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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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民六(1917年)秋,于役南昌,和鲁迅别开三年。在这中间,鲁迅的生活起了大变化,前后可以划分为两段:前者是摩挲古碑,后者是发表创作。这个变化即发表创作,是《呐喊》序文所谓“老朋友金心异”——按即玄同——的催促怂恿与有力的。创作的开始在民七(1918年)四月,发表在同年五月号的《新青年》,正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其第一篇《狂人日记》(《呐喊》),是借了精神迫害狂者来猛烈地掊击过去传统和礼教的弊害,开始用“鲁迅”作笔名。我说过:“这是鲁迅生活上的一个大发展,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章。因为从此,文学革命才有了永不磨灭的伟绩,国语文学才有了不朽的划时代的杰作,而且使他成为我们中国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战士。”我当时在南昌,读到这篇《狂人日记》,所说他和人们没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又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说穿了吃人的历史,于绝望中寓着希望,我大为感动。

……觉得这很像周豫才的手笔,而署名却是姓鲁,天下岂有第二个豫才乎?于是写信去问他,果然回信来说确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册里有署名唐俟的新诗也是他做的。到了九年的年底,我们见面谈到这事,他说:“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是你所知道的,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至于唐俟呢?”他答道,“哦!因为陈师会(衡恪)那时送我一方石章,并问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对他说,‘你叫作槐堂,我就叫俟堂罢。’”

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俟”字的涵义,那时部里的长官某颇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把“俟堂”两个字颠倒过来,堂和唐这两个字同声可以互易,于是成名曰“唐俟”。周、鲁、唐又都是同姓之国也。可见他无论何时没有忘记破坏偶像的意思。(拙著《鲁迅的生活》)

这样用母姓的事,以后就很多。不是蔡孑民先生晚年署名曰“周子余”吗?有一个蔡先生的熟人,不明这个底细,便向蔡先生开玩笑,说“你现在也姓了周吗?哈哈。”因为他只知道蔡夫人是姓周,而不知其母夫人姓什么。蔡先生乃正色答道:“这因为先母姓周……”那位熟人听了,立刻肃然道歉而退。

因为鲁迅只是笔名,所以鲁迅不愿意别人把鲁迅上面再冠一个周字的。而且他自己的署名总是仍用树人,凡有给我的信署名都是如此;但是自从十九年(1930年)三月以后,则不得已而用种种化名,如“索士”“树”“迅”“飞”……这是为免除收信者横受嫌疑计,用意是很周到的。

说到鲁迅笔名,我还记起一件小小的故事:十八年(1929年)夏,鲁迅至北平省亲回来,对我说:“我为了要看旧小说,至孔德学校访隅卿,玄同忽然进来,唠叨如故,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张我的名片,便高声说:‘你的名字还是三个字吗?’我便简截地答道:‘我的名片从来不用两个字,或四个字的。’他大概觉得话不投机,便出去了……”所谓用两个字或四个字,乃是微微刺着玄同的名片,时而作“钱夏”,时而作“玄同”,时而作“疑古玄同”。《两地书(一二六)》有云:“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便是指玄同而言。直到鲁迅去世了,玄同作文追悼,还提及这件小小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