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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晋书》江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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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统字应元,陈留圉人。祖父江蕤,以仁义的好品行著称,任谯郡太守,封为亢父男。父亲江祚,是南安太守。江统沉静有远大志向,当时人评价他说:“聪慧少言江应元。”跟同乡人蔡克都知名于当时。继承父亲爵位,出任山陰县令。

当时关中陇西屡次被氐、羌族侵扰,孟观西进征讨,亲自捉住了氐族主帅齐万年。江统深虑四夷乱华,应该防微杜渐,便作了《徙戎论》。其中说道:

蛮夷戎狄,叫做四夷,九服的礼制,地域在远方。《春秋》的大义,内有华夏外有夷狄。由于言语不通,贸易货币不同,法令风俗各有差异,种类乖张特殊;有的居住在边境之外,山河的边区,山川河谷崎岖险阻,与中原隔断土壤,互相不侵犯干涉,赋税徭役征派不到,天子年号不能施加,所以说:“天子有道,防守在于四夷。”夏禹治九州土地,西域就在次第之中。他们本性贪婪、凶悍、不讲仁义,四夷之中,戎狄最利害。衰弱时就畏惧顺服,强大时就侵略反叛。即使有贤圣的世道和大德的天子都不能疏通教化加以引导,不能用恩德安抚他们。在他们强盛的时候,殷朝的高宗防备鬼方,周朝的文王忧患昆夷、险狁,刘邦被困在白登,孝文帝驻军于霸上。到他们衰弱的时候,周公姬旦招来九泽之外的贡品,太戊接纳了单于的朝廷,就连元帝、成帝这样微弱的朝代,还能让四夷宾服。这正是已经证明了的事。所以匈奴请求守护边塞,而侯应陈述不可;单于投降于未央宫,而萧望之认为他不是真心称臣。因此有道的国君管夷狄,只注意对待他们有防备,抵御他们有常法,即使朝拜纳贡,边城上的守卫也不能松弛;如果寇贼强盛凶暴,也不用军队远征,只希求境内安定,边疆不侵扰而已。

等到周朝失去了纲纪,诸侯专事武力征服,以大国兼并小柄,互相残杀消灭,边疆不巩固,在利害关系方面各怀异心。戎狄乘此机会,得以进入中原。有的招降安抚,借为己用。申侯与缯国、犬戎作乱,杀死周幽王;晋襄公截击秦军,调动羌戎助战。在春秋之世,义渠、大荔国居住在秦晋的地域,陆浑、陰戎处在伊、洛之间,叟阝瞒之属侵害到济东,入侵到齐国宋国,欺凌到邢地卫地,南夷与北狄交相侵扰,中国战祸如丝线一样连续不断。齐桓公攘除他们,保存亡国以继绝世,北伐山戎,打开通北燕国之路。所以孔子称赞管仲的功劳,褒奖他不使中原披发左衽之功。等到春秋末年的战国时代,大国强盛,楚国吞并了蛮氏,晋国翦灭了陆浑、赵武灵王穿胡服,拓开了榆中之地,秦国在咸陽称雄,消灭了义渠之国。秦始皇兼并天下,南边兼有百越,北方赶跑了匈奴,通五岭修长城,出兵数以亿计。虽然军卒烦劳,寇贼横行暴虐,然而建一世显赫的功劳,使戎虏奔避,当时的中国不再有四夷了。

汉朝兴起,建都于长安,把关中各地称为三辅之地,就是《商书戎族,一起发动,覆没将守,攻破城邑。邓骘出征,结果丢盔弃甲,大败而归,前后相继而起,各种戎族便兴盛起来,甚至向南进入蜀汉之地,向东掠夺赵魏之国,冲击轵关,入侵到河内。以至派北军中侯朱隆率领五营之士在孟津抵御羌族,十年之中,夷族和华夏俱为疲惫,直到任尚、马贤才能攻克他们。如此为害深重,积年累月不能平定的原因,虽然是由于抵御者没有方略,将领没有才能,难道不也是因为敌寇在中原发动,祸患在肘腋下面兴起,陈疴重疾难以治疗,疮伤太大难以痊愈的缘故吗?从此以后,余灰不尽,稍有时机,就又会侵扰反叛。马贤骄纵,最终失败,段赹驰驱战车,从西往东。雍州的戎族,常常成为国家的祸患,中古时的敌寇,只有这个最大。汉代末年的战乱,关中残灭。魏国兴盛之初,与蜀地分开,边疆的戎族,分为彼此两种。魏武帝曹丕便命大将军夏侯妙才讨伐叛乱的氐族阿贵、千万等,后来因为丢弃汉中,于是把武都的戎族迁徙到秦川,想用此法使乱寇削弱,使国家强盛,以抵御蜀地之敌。这大抵是权宜之计,为一时的形势所迫,并非是获万世之利的办法。现在面临的情况,已经体现出这种弊病了。

关中土地肥沃出产丰富,田地是上上等,外加泾水、渭水灌溉盐碱地,郑国、白渠灌溉相通,黍稷富饶,每亩号称收获一钟,百姓的民谣歌颂富裕,帝王每每建都于此,却没听说过戎狄应该在这样的地方。他们不和我们同族,必有异心,戎狄的志向态度,不与华夏相同。如果趁他们衰弱时,迁到近郊,士人庶民相狎,欺侮他们衰弱,致使他们痛恨仇视汉人之心深入骨髓。等到他们繁育强盛时,便产生二心。凭他们贪婪凶悍的本性,挟有愤怒的情绪,等候间隙,乘着便利,便会横行暴虐。而让他们住在疆域之内,没有障碍阻隔,掩袭没有防备的百姓,掠夺旷野的积聚,所以会构成祸乱滋事騷扰,祸害将不可测。这是必然的形势,并已验明了的事情。当今应做的是乘军队强盛,各种事情尚未结束,迁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境内的各族羌族,安抚在先零、罕千干、析支等地;迁徙抚风、始平、京兆的氐族,送出陇右,安顿在陰平、武都之境内。发放途中所需的粮食,令他们足以到达各地,各居本土本族,让属国、抚夷前往安顿集中他们。使戎人和晋地的汉人不杂居,各得其所,往上合乎古代夷夏有叙的礼仪,向下又是盛世永存的规矩。即使有侵犯中原的野心,一旦发生战争,也都远在中国之外,山河阻隔,即使敌寇暴虐,所伤害的也不多。因此赵充国、冯子明能够用几万军队制服诸羌使他们听命,虽有远征却无战争,全军获胜,这虽然也有将帅深谋妙算,群臣运筹于庙堂的功劳,难道不也是由于华夷分开居住、戎夏有所区别,险要的边塞容易防守,才能成就功业的吗?

责难的人说:如今关中的战祸,用兵二载,远征和戍守十分疲劳,十万军队疲惫不堪,外加水旱成害,连年灾荒,疾疫流行,人们夭折早死。现在元凶和叛逆既已诛戮,悔过者刚刚依附,既归顺又畏惧,都心怀危惧的想法,百姓都愁苦,异士同忧虑,盼望早日安宁歇息,如同大旱之时,盼望雨露,的确应当以安乐来镇守。可是你又要兴徭役派徒卒,建功成大事,让疲惫的徒卒,迁徙各自猜忌的敌寇,用没有五谷之人,迁徙缺少粮食的敌虏,我担心势尽力屈,功业不能完成羌戎离散,思想不能统一;以往的灾祸还没来得及止息,而新的动乱又横出了。

回答说:羌戎狡猾,擅自称官赐爵,攻城野战,伤害州郡长官,聚集兵卒,经历多年。如今羌戎土崩瓦解,老幼都是俘虏,年轻力壮的也投降或逃散,像禽兽一样离散,不能统一。你认为这些人是还挟有余资,悔恶返善,怀念我们的恩恼德前来依附归顺呢?还是势力穷尽,走投无路,智慧武力都已困乏,害怕我军的诛杀才勉强如此呢?回答自然是:势力穷尽,走投无路的缘故。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能控制他们的命运,让他们按我们的要求进退了。乐其业者不改变职事,安其居者没有迁徙之志。当他们自己感到危险惊惧、害怕仓惶时,才可以用兵威制服他们,使他们完全不敢违抗。趁他们死亡流散、远离故土尚未聚集,与关中的百姓、户户都是仇敌时,才可以迁徙到远地居住,让他们心里不怀恋乡土。圣贤考虑大事,在事情未发生时去筹划,在未乱之前治理,道不显著而太平,德不显赫而成功。其次是能转祸为福,把失败转为成功;遇到困难一定克服,遇到厄运一定度过。现在你遭遇坏事的结果,却不考虑在开始就改制,吝惜换车轨的辛劳而仍走覆车的车辙,是为什么呢?再说关中有一百多万人口,大致计算其人口,戎狄占一半,无论是安排居住还是迁徙,必须有口中食物。若有贫困的人粮食不能接继,便要用尽必中的粮食来养活保全他们,一定不要出现把他们推向沟壑而让他们侵扰掠夺的事情。现在我们迁徙他们,辗转运粮才能供养他们,让他们依附种族,自己赡养自己,秦地的人民便能多得到另一半谷物,这等于是用公粮接济迁徙之人,用积粮供给留居之人,既缓解了关中紧张局势,又除掉了盗贼产生的本源,既除去了平时的粮食损耗,又建立了长年的利益,如果害怕一个小小举动的辛劳,因而忘记了永远安逸的弘大计策;怜惜日月的烦苦,而留下累世的敌寇,这不是人们所说的开通万物成就事业、创立基业留传后代,为子孙谋划的好办法。

并州之胡,原本是匈奴最凶恶的敌寇。汉宣帝刘询之世,他们饥寒交迫,国内四分五裂,后来合并为二支,呼韩邪便衰弱孤危,不能养活自己,依仗塞下居住,归顺依附。建武年间(25~56),南单于又来归降顺附,于是让他们进入边塞,居在大漠之南,几代以后,又总是叛乱,所以何熙、梁忄堇屡次出兵征讨。中平年间(184~189),由于黄巾起义,征调他们的军队,其部众不同意,杀其首领。于是於弥扶罗向汉朝求援,以征讨其叛贼。回为正值丧乱之世,于是敌人便乘祸乱而兴起,掳掠赵魏,侵犯到黄河以南。建安年间(196~219),又让右贤王去卑为人质引诱呼厨泉,让他们部落散居在六郡。咸熙之际(264~265),因有一部太强大,分为三率。泰始初年(265),又增为四率。在这时刘猛在国内叛乱,勾结国外敌寇。近来郝散的动乱,在谷远发起。现在匈奴的五部之众,达到数万户,人口之多,超过了西戎。他们天性骁勇,而弓箭马匹的便利,又是氐羌的一倍。若有不测风云的忧虑,那么并州一带可以说是令人寒心。荥陽的句骊族本来居住在辽东的塞外,正始年间(240~248),幽州刺史毋丘俭讨伐叛贼,迁徙了他残余的族人。开始迁徙时,只有一百多户,子孙繁衍生息,现在已数以千计,数代之后,必定会昌盛。现在百姓失业,尚且逃亡反叛,犬马肥壮,便会互相吞噬,何况夷狄,能不随时作乱吗?只是在他们微弱的时候,势力不够罢了。治理国家,忧患不在于贫穷而在于不平均,担心不在人少而在于不安定。以中国的广大,士民的富庶,哪用把夷虏留在国内,然后才人口充足呢?这些人都可以发令派遣,让他们回到本土,以安慰他们羁旅在外怀念故里的情思,解除我们华夏民族的小小忧患。惠及中国,安抚四方,德泽延及永世,这才是长久之计。

武帝未能采纳他的主张。后来不到十年,而夷狄乱华,时人佩服他深远的见识。

迁任中郎。选司任江统的叔父江春任宜春县令,江统于是上疏说:“先例,父亲和祖父与所任官职同名的,都应改派,而没有自身与官职同名,却不在改派之列的。我认为父祖改选,大抵是为臣子开的,而不是为他们自身。自身名字所加,也施加给臣子。辅佐的官吏徒属,早晚做事,官位名号,讲话所要称呼的,如果按实去说,就会违背经典为尊者之名避讳的礼义;如果言辞曲折回避,就是废弃官职擅自触犯宪制。现在以四海之广,职位之众,名号之多,士人之富,却使受到圣朝宠幸,出任官吏的人,让手下官吏不能表述他的官称,子孙不能说出他的位号,所以对上为了尊敬君父,对下为了臣子,体例不通。如果改换个人名字以避官职之名,就违背了《春秋》上所谓不夺的礼义。我认为个人名字与官职名称相同的,应当与触犯父亲祖父名讳的体例相比,这样体例周全,在道义方面更弘大。”朝廷依从了。

转任太子洗马。在东宫几年,很被皇帝亲近礼待。太子时常缺少朝见之礼,又奢侈浪费过度,各种禁忌也很多,江统上书劝谏道:

“我听说古代做臣子的,入朝想着尽忠,回家想着补过,献出可行之计,废弃不可行之事,拾遗补阙。因此国君能够举止没有错误的行为,说话没有错误言论,发出德音,扬名于后世。我等比不上古代贤臣,不敢说有补正,只是想竭尽愚钝的诚心,谨陈述以下五件事,只希望你看一遍,两遍,稍稍详察并采纳。

“第一件事是:六种善行的意义,以孝为首,虞舜的德行,也是以孝著称,所以太子把早晚侍君父膳食当作职责,左右侍候十分周到。周文王当太子,可算是厚于侍奉亲人的了,所以能独享三代的美誉,成为百王的宗主。近来天子圣体屡有疾患,而你多次没有入朝侍奉,远近观者听者,不能详知其中缘故,以至产生疑惑。我希望殿下你即使有些苦楚,只要能勉强扶持,就应当自我勉励。《易经》上说:‘君子终日乾乾。’就是说要努力自强不息。

“第二件事是:古代的国王虽然有聪明圣哲的资质,还必须有辅弼之臣的帮助和引导,所以虞舜靠五臣兴盛,周文王以四友兴隆。到周成王当太子时,则有周公和召公当师傅,史佚昭明文章,所以能早早地接受圣道,弘扬大业,刑法设置而不使用,美名广为传播。我想殿下你是上天授予的英俊之才,聪明圣鉴极其通达,我认为还应按时发布圣令,宣扬德音,并向保傅咨询,访问陪侍之臣,会见宾客,这样阻塞不通的事情就迅速互相沟通了。殿下你的美德也会大放光明。像这样,则高朗的风范遮蔽前人,良好的法度永为后代楷模。

“第三件事是:古代的圣王没有谁不以节俭为美德,所以帝尧称扬柞木椽子,茅草屋顶,夏禹称扬简陋的宫室粗糙的衣服,汉文帝刘恒亲自穿黑色的粗布衣,脚穿草鞋,自己率先节约万物,政治太平,活着是明王,死后能够被祭祀。诸侯中厉行节约的人,如鲁僖公因节费用,名声列在《雅》、《颂》篇中;虫分冒荜路蓝缕,因而张大楚国。士大夫中厉行节约的人,文子在鲁国当相,而他的妾不穿丝帛;晏婴在齐国当相,鹿皮衣破了不补,也能够匡正国君,整治风俗,使国家和私家兴隆。平民厉行节约的人,颜回以一筐盛饭,一瓢饮水,传扬美好的名声;原宪以蓬门陋室,传扬清明的品德,这都是圣主明君贤臣智士所履行的。所以能够悬美名如同日月,永垂不朽大抵都是节俭之福。等到末世,因为奢侈而失误的,帝王中就有的建瑶台琼室,制办玉杯象牙筷,膳食中有熊掌豹子胎,沉溺于酒池肉林之中。诸侯奢侈的,有人漆红色楹柱、雕刻方椽,食物征集百牢。大夫中有的佩带饰有琼玉和玉缨的皮帽,百姓中有人击钟而会,列鼎而食。如此奢侈,没有谁不是亡国丧宗,家破人亡,恶名昭彰,成为后人的鉴戒。我听说你的后园刻缕装饰用金银、雕刻装饰用犀角象牙;雕饰的宫室精巧,考核日益精进。我等认为现在四海广大,万物丰富,以今天比拟古代,还不算奢侈。但是上之所好,下面必定跟随,因此居上位的人一定要慎其所好。从前汉光武皇帝刘秀的时候,有人献上千里马和宝剑,他让千里马驾载鼓的轻车,把剑赐给骑士。世祖武皇帝司马炎时有人献上雉鸡头羽所做的皮裘,他便下令让有司在街上烧了它。盛世的君主,不崇尚珍奇之物,所以能纠正天下的风俗,为天下的民风作出榜样。我等认为雕画宫室应该减省,后园的杂役劳作,全都罢除遣返,以便肃然清静,从容地致力于道德修养,那么日益树新风的美誉就会光耀四海了。

“第四件事是:以天下供养天子一人,以万里之地供养诸侯,所以王侯享用的各种衣食捐税,公卿士大夫所获得的各种爵位俸禄,没有哪一样不充足。因此士农工商这四种职业不相混杂。交易往来,互通有无,是庶人的职业。《周礼》上的大市、朝市和夕市,早晨的市场是百姓交易,晚上的市场是出售货物的小商贩交易。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贩卖蔬菜瓜果,获得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盈利,以救旦夕之命,这是贫民中最贫贱的人。樊迟是个匹夫,请求学习种菜,孔子不答应;鲁国大夫臧文伸让他妾织蒲席,又被人讥讽为不仁;公仪子在鲁国当相,便拔掉了他园中之葵,这是说食俸禄的人不跟贫贱的人争利。秦汉以来,风俗变得衰微,尊贵的公侯,没有谁不去种植园圃田地,坐收市井的利益,渐渐恣肆放纵,还不以为耻,如此违背古道,的确值得惭愧。现在的园内卖葵菜,篮子、鸡、面之类,败坏国体,贬低损害了美好的名声。

“第五件事是:我私下见到禁止动土,以致人们不能修缮房屋翻盖瓦屋。我认为这样做既违背了典章旧义,又因为拘泥小的忌讳而废弃了弘大的正道,应当废除,对事更合适。”

朝廷认为很好。

等到太子被废除,迁徙到许昌,贾后告诫有司不准宫廷大臣送行。江统与宫中大臣犯禁到伊水,在道边与太子告别,十分悲伤。都官从事把江统等人全部收捕交付河南、洛陽监狱。交付郡狱的人,海南尹乐广都遣散释放了,囚系在洛陽的人还没释放。都官从事孙琰劝说贾谧道:“之所以废弃太子,是因为他作恶的缘故。东宫的旧臣冒着犯罪的危险去参拜告别,在路边流泪送行,不怕杀头,便更表明了太子的美德,不如放了他们。”贾谧告诉洛陽令曹摅,因此都免了罪,到太子死后,改葬太子,江统作诔叙述悲哀,被世人所推重。

后来当博士、尚书郎、参大司马、齐王司马礒的军事。司马礒骄纵昏聩将要失败。江统犯颜直谏,文多不收录。迁任廷尉正,每次州郡有疑难案件,他都从轻断处。成都王司马颖请他当记室,多所讽喻进谏。为陆云兄弟辩护,言辞很切直尽理。后因母亲的丧事离职。守丧期满,任司徒左长史。东海王司马越做兖州牧,任江统为别驾,把该州之事委托他处理,司马越给江统的信中说:“从前王子师在豫州任职,还没下车,便征用了荀慈明;下车后,又征用了孔文举。你所在州的人士中有能应此征召的人没有?”江统推荐了高平人郗鉴为贤良,陈留人阮修为直言,济北的程收为方正,当时人认为他很了解人。不久升迁为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统领国子博士。永嘉四年(310),为躲避祸乱逃奔到成皋,病死在那里。他所制作的赋颂表奏都传到后世。代有两个儿子:江錋和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