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后数日，日本《中央报》载有支那细人邹某之言曰：此次政变，非一国之公事，乃康党之私事耳。又曰：康党并非变法之人，皇太后与荣禄乃真变法之人也，今康党既去，中国革新之事将大成矣。又曰：荣禄尝询康以变法之方，康曰，变法不难，三日足矣。荣问其故，康曰，但将二品以上官，尽行杀了，可矣！荣恶其言，故欲去之云云（其言尚多，不具引）。当时局外之人颇惑其言，乃未及数日而党狱大起，逮捕遍于各省；又未数日而八股复，冗员复，弓刀石复，学校废，特科废，农工商局废，报馆有禁，学会有禁，士民上书有禁，新政尽翻。于是稍有识者，知邹某之言之谬，不待辨矣。然犹或疑康南海与荣某，果有是言，以为此次之蹉跌，实由新党急激，有以自招之者。余故记畴昔所闻于南海者而演绎之，以告天下，俾并世无惑，而后之变法者，亦有所采择焉。
变法之事，布新固急，而除旧尤急。譬犹病痞者，不去其痞，而饵以参苓，则参苓之功用皆纳受于痞之中，痞益增而死益速矣。虽然，变法之事，布新固难，而除旧尤难。譬犹患附骨之疽，欲疗疽则骨不完，欲护骨则疽不治，故善医旧国者，必有运斤成风，垩去而鼻不伤之手段，其庶几矣。今守旧党之阻挠变法也，非实有见于新法之害于国病于民也。吾所挟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变而务实学，则吾进身之阶将绝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资格，今一变而任才能，则吾骄人之具将穷也；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变而核名实，则吾子孙之谋将断也。然犹不止此。吾今日所以得内位卿贰、外拥封疆者，不知经若干年之资俸，经若干辈之奔竞而始能获也。今者循常习，故不办一事，从容富贵，穷乐极欲，已可以生得大拜，死溢文端，家财溢百万之金，儿孙皆一品之荫。若一日变法，则凡任官者皆须办事，吾将奉命而办事耶？则既无学问又无才干，并无精力，何以能办？将不办耶？则安肯舍吾数十年资俸奔竞，千辛万苦所得之高官决然引退，以避贤者之路哉？故反覆计较，莫如出死力以阻挠之。盖全国千万数之守旧党人，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他事不顾，而惟阻挠新法之知。语曰：“众口铄金，聚蚊成雷。”不有以安顿之，则其为变法之阻力，未有艾也。今求安顿之之法，盖有数焉。
一曰如其爵位。日本维新以前，公卿以数十计，藩侯以数百计，皆席数百年之业，根深蒂固，其去之之难，视我国数倍焉。乃维新之始，设五等之爵以容之，置华族以宠之，及其后立宪政治既行，则选华族之秀者，为上议院议员焉，是以群贵帖然相安无事。今宜仿其意，满人则自亲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奉恩将军；汉人则自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等，各因其今有之品级而授之。大率大学士、军机大臣授公爵；尚书、总督授侯爵，侍郎、巡抚授伯爵；三四品京堂、藩、臬授子、男爵；其下诸官各以原品相比而授袭职焉，一切皆奉朝请，有庆典覃恩，皆得受赏赐。京官自四品以上，外官自三品以上，皆列为贵族。他日得充上议员之任，如是则富贵不失，恩荣依然，其有才者仍可预国事，其不肖者亦可以支门楣，谣诼必消，阻碍自少。此一法也。
二曰免其办事。宋之官制，有爵、有阶、有官、有职、有差，今日本亦大略仿之，有爵、有阶、有勋、有官。凡此诸制，骤视之似觉其无谓，然实新旧交代之际，无可如何之法也。夫爵阶、勋官、职差等名号之差别，起于何也？凡立一种之官制，其初必行之而有效，所设之官，必求可以任所治之事。及行之既久，而疲玩生焉。旧班之官不足以任事，于是乎欲设新班以易之。然旧班之人又不能一扫而去也，于是不得不别设一名焉，以为位置，使旧班者虽无其权，而仍有其名焉，使新班者虽无其名，而可有其权焉，于是乎新旧之间可以相安。自古以来，官制之变迁未有不由此者也。今试以宰相一职论之，汉初为相国，后更名为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同谓之三公。东汉以后，则宰相之权移而至尚书令、录尚书事，而三公之官犹可以不废也。魏晋渐移而至中书令、中书监，而三公及尚书令之官仍可以不废也。降至唐初，为内史令，为中书令，为侍中，中叶更为左右仆射，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而中书令、侍中之官犹可以不废也。至于本朝，国初宰相之职为大学士，至雍正间其权移而至南书房，然大学士之官犹可以不废也。乾隆以后，更移而至军机处，然大学士、南书房之官犹可以不废也。凡此皆以权任新官，而以名宠旧官，皆不得已之良法也。同治中兴之役，胡、曾、左诸公，以封疆、吏任、练兵、筹饷之事，因本省之属员才不足用，必须调用平日亲信之人，而实缺各官又不能举而易之也。于是乎广设诸局，以善后、厘金等局代藩司之事，以保甲等局代臬司之事，其余各事莫不设专局以办之，下至各府、州、县皆有分局。故当军兴之时，全省之脉络系于各局，实缺官则画诺坐啸而已。盖彼实缺官者，去之则有觖望之虞，用之则有偾事之患，故为两全之策，莫如官自官，差自差，名之所在与权之所在，分而为二焉。此因时制宜之极则也。故变法之后，官制既必当变矣，则惟宜添新衙门而勿裁旧衙门，留此尚书、侍郎、主事、编修、总督、巡抚、布政、按察等名号，以为老耄无用之人升转之阶，使之终其身不失其宠荣焉。若有迁都南部之举，则此辈听其留守北京，如明代南京部院各官之例。此又一法也。
问者曰：徒存其名而不使治事，则其名亦必不荣，而欲其相安，难矣！答之曰：是不然。今举朝之官，本无一事可办也，名为大学士、尚书、侍郎，其实与布衣无异也，所异者其顶带、服色耳。且彼等之所以畏变法者，岂不以畏办事乎哉？其畏办事也，虑己不能任本官之事，而官将不保也。今既免其办事，而又可以不失官，则一切仍其旧而已，非稍有所增损也，正中私怀，而何不相安之有？且即以今之官制论之，詹事府、国子监为翰林升转之阶；通政、光禄等卿寺为部员升转之阶，此人人所共知者也。然则将一切旧衙门，皆作为百官升转之阶，有何不可也？且名之荣固有足以动人者焉。自有军机大臣以后，而大学士之员同于闲散也久矣，而宦途之以大学士为荣如故也。然则存其名以位置旧员，可谓毫发无憾矣。
三曰增其廉俸。今之官吏，所餍足而钦羡者，则陋规也，舞弊也；京官则恃炭敬、别敬也，部员则恃印结也，翰詹则望得差也。变法之后，此等当尽撤，则虽有旧官，而生计殆绝矣。故宜因其品级，而略加其廉俸，使虽不能藉官以致暴富，犹可藉官以免饥寒，亦体恤之道也。此又一法也。或疑中国款项支绌，司农仰屋之时，安可为此坐食之徒，更糜巨帑？不知苟能变法，以中国之大，筹款尚非甚难，国家虽患贫，亦不系此区区也。
然则冗官竟不裁乎？曰：是不然。自变法之年以前起算，听其如常迁转，缺者则不复补，不及十年，而旧官殆将尽矣。且其中之有才而能任事者，仍可授新衙门之差遣。则新班之数日增，而旧班之数日减，此亦自然淘汰之公理也。古人之言汰冗兵者，则既如是矣。夫此法岂徒用之于裁官裁兵而已？化莠民为良民，变学究为志士，其道罔不由是，如此者可称医旧国之国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