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谅哉言乎，中国见败之道有二，始焉不知敌之强而败，继焉不知敌之所以强而败。始焉之败，犹可言也。彼直未知耳，一旦情见势迫，幡然而悟，奋然而兴，不难也。昔日本是也，尊攘论起，闭关自大，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耻变法，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遂有今日也。继焉之败，不可言也。中国既累遇挫衄，魂悸胆裂，官之接西官，如鼠遇虎，商之媚西商，如蚁附膻，其上之阶显秩，下之号名士者，则无不以通达洋务自表异，究其日日所抵掌而鼓舌者，苟以入诸西国通人之耳，谅无一语不足以发噱。谋国者始焉不用其言而败，继焉用其言而亦败，是故不知焉者其祸小，知而不知，不知而自谓知焉者，其祸大。中国之效西法三十年矣，谓其不知也，则彼固孜孜焉以效人也；谓其知也，则何以效之愈久，而去之愈远也？甲自谓知而诋人之不知，自丙视之，则乙固失而甲亦未为得也。今人自谓知而诋昔人之不知，自后人视之，则昨固非而今亦未为是也。三十年之败，坐是焉耳。问者曰，吾子为是言，然则吾子其知之矣。曰：恶，某则何足以知之，抑岂惟吾不足以知而已。恐天下之大，其真知者，殆亦无几人也。凡论一事，治一学，则必有其中之层累曲折，非入其中，不能悉也。非读其专门之书，不能明也。譬之寻常谈经济者，苟不治经术，不诵史，不读律，不讲天下郡国利病，则其言必无当也。西人致强之道，条理万端，迭相牵引，互为本原，历时千百年以讲求之，聚众千百辈以讨论之，著书千百种以发挥之，苟不读其书，而欲据其外见之粗迹，以臆度其短长，虽大贤不能也。然则苟非通西文、肄西籍者，虽欲知之，其孰从而知之？不宁惟是，居今日之天下，而欲参西法以救中国，又必非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以从事也，必其人固尝邃于经术，熟于史，明于律，习于天下郡国利病，于吾中国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挈枢振领而深知其意，其于西书亦然。深究其所谓迭相牵引，互为本原者，而得其立法之所自，通变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国古今政俗之异，而会通之以求其可行，夫是之谓真知。今夫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自其治经术、诵史、读律、讲天下郡国利病，洎其稍有所得，而其年固已壮矣。当其孩提也，未尝受他国语言文字，及其既壮，虽或有志于是，而妻子、仕宦，事事相逼，其势必不能为学童挟书伏案故态。又每求效太速，不能俯首忍性，以致力于初学蹇涩之事，因怠因弃，盖中年以往，欲有所成于西文，信哉难矣。夫以中学西学之不能偏废也如彼，而其难相兼也又如此，是以天下之大，而能真知者，殆无几人也。
夫使我不知彼，而彼亦不知我，犹未为害也。西国自有明互市以来，其教士已将中国经史记载，译以拉丁、英、法各文。康熙间，法人于巴黎都城设汉文馆。爰及近岁，诸国继踵，都会之地，咸建一区，庋藏汉文之书，无虑千数百种。其译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缛如《国朝经说》，猥陋如稗官小说，莫不各以其本国语言，翻行流布，其他种无论矣。乃至以吾中国人欲自知吾国之虚实，与夫旧事新政，恒反藉彼中人所著书，重译归来，乃悉一二（以吾所见，日本人之《清国百年史》《支那通览》《清国工商业指掌》，其中已多有中国人前此不及自知者，西文此类之书当复不少）。昔辽耶律德光谓晋臣曰：“中国事，吾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以区区之辽，犹且持此道以亡中国，况声明文物、典章制度远出于辽人万万者乎。
欲救斯弊，厥有二义：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斯二者不可缺一。而由前之说，其收效必在十年以后（今之年逾弱冠，已通中学者多不能专力西文，故必取少年而陶镕之，非十年以后不能有成）；由后之说，则一书既出，尽天下有志之士皆受其益，数年之间，流风沾被，可以大成。今之中国汲汲顾影，深惟治标之义，不得不先取中学成材之士而教之，养其大器，以为救焚拯溺之用。且学校贡举之议既倡，举国喁喁向风，而一切要籍，不备万一，则将何所挟持以教士取士耶？故译书实本原之本原也。大哉，圣人乎！太祖高皇帝命子弟近臣，肄唐古忒文，诵蒙古记载，遂以抚蒙古。太宗文皇帝受命建国，首以国书译史鉴，乃悉知九州扼塞及古今用兵之道，遂以屋明社。圣祖仁皇帝万几之暇，日以二小时就西士习拉体诺文，任南怀仁等至卿贰，采其书以定历法。高宗纯皇帝开四库馆，译出西书四十一家，悉予著录。宣宗成皇帝时，俄罗斯献书三百五十余号，有诏庋秘府，择要译布。然则当祖宗之世，边患未形，外侮未亟，犹重之也如此。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昭昭然也。且论者亦知泰东西诸国，其盛强果何自耶？泰西格致、性理之学原于希腊，法律政治之学原于罗马，欧洲诸国各以其国之今文，译希腊、罗马之古籍。译成各书，立于学官，列于科目，举国习之，得以神明其法，而损益其制。故文明之效，极于今日。俄罗斯崎岖穷北，受辖蒙古垂数百年，典章荡尽，大彼得躬游列国，尽收其书译为俄文，以教其民，俄强至今。日本自彬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洎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斯旨，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斯岂非其明效大验耶？彼族知其然也。故每成一书，展转互译，英著朝脱稿，而法文之本夕陈于巴黎之肆矣；法籍昨汗青，而德文之编，今庋于柏林之库矣。世之守旧者，徒以读人之书，师人之法为可耻，而宁知人之所以有今日者，未有不自读人之书，师人之法而来也。
问者曰：中国自通商以来，京师译署、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西国教会医院，凡译出之书不下数百种，使天下有志之士，尽此数百种而读之，所闻不已多乎？曰：此真学究一孔之论，而吾向者所谓知而不知，不知而自谓知焉者也。有人于此挟其节本《仪礼》《左传》，而自命经术；抱其《纲鉴易知录》《廿一史弹词》，而自诩史才，稍有识者，未尝不嗤其非也。今以西人每年每国新著之书，动数万卷（英国伦敦藏书楼，光绪十年一年中新增之书三万一千七百四十七卷，他年称是，他国亦称是。美国则四倍之，日本亦每岁数千卷），举吾所译之区区，置于其间，其视一蚊一虻不如矣。况所译者未必为彼中之善本也，即善本矣，而彼中群学日新月异，新法一出，而旧论辄废，其有吾方视为瑰宝，而彼久吐弃不屑道者，比比然也。即不如是，而口授者未必能无失其意也，笔授者未必能无武断其词也。善夫马君眉叔之言曰：“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词者，率茫然未识其名划。或仅通外国文字语言，而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乎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鄙夷而讪笑也。”（《适可斋记言》四）吁，中国旧译之病尽于是矣。虽其中体例严谨，文笔雅驯者未始无之，而驳杂繁芜，讹谬俚俗十居六七，是此三百余种之书，所存不及其半矣。而又授守旧家以口实，谓西学之书，皆出猥陋俗儒之手，不足以寓目，是益为西学病也。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请言译本。中国官局旧译之书，兵学几居其半。中国素未与西人相接，其相接者兵而已，于是震动于其屡败之烈，怵然以西人之兵法为可惧，谓彼之所以驾我者，兵也。吾但能师此长技，他不足敌也，故其所译专以兵为主。其间及算学、电学、化学、水学诸门者，则皆将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此为宗旨剌谬之第一事。起点既误，则诸线随之，今将择书而译，当知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不师其所以强，而欲师其所强，是由欲前而却行也。达于此义，则兵学之书，虽毋译焉可也。
中国之则例律案，可谓繁矣，以视西人，则彼之繁十倍于我而未已也。第中国之律例，一成而不易，镂之金石，悬之国门，如斯而已。可行与否，非所问也；有司奉行与否，非所禁也。西国则不然，议法与行法，分任其人，法之既定，付所司行之，毫厘之差，不容假借，其不可行也，克日付议而更张之。故其律例无时而不变，亦无时而不行，各省署之章程是已。《记》曰：“不知来，视诸往。”西国各种之章程，类皆经数百年、数百人、数百事之阅历，而讲求损益，以渐进于美备者也。中国仿行西法，动多窒碍，始事之难，斯固然也。未经阅历，于此事之层累曲折，未从识也，则莫如借他人所阅历有得者，而因而用之，日本是也。日本法规之书至纤至悉，皆因西人之成法而损益焉也。故今日欲举百废，新庶政，当以尽译西国章程之书，为第一义（近译出者有《水师章程》《德国议院章程》《伦敦铁路公司章程》《航海章程》《行船免冲章程》等，然其细已甚矣）。
今之攘臂以言学堂者纷如矣，中西书院之建置，亦几于遍行省矣。询其所以为教者，则茫然未知所从也。上之无师，下之无书，中学既已束阁，西学亦罕问津。究其极也，以数年之功，而所课者不过西语西文。夫仅能语能文，则乌可以为学也？西人学堂悉有专书，岁为一编，月为一卷，日为一课，小学有小学之课，中学有中学之课，专门之学各有其专门之课。其为课也，举学堂之诸生无不同也，举国之学堂无不同也，计日以程，循序而进，故其师之教也不劳，而其徒之成就也甚易。今既知学校为立国之本，则宜取其学堂定课之书，翻成浅语，以颁于各学，使之依文按日而授之，则虽中才，亦可胜教习之任。其课既毕，而其学自成，数年之间，彬彬如矣（旧译此类书极少，惟《启悟初津》为幼学极浅之书，《幼童卫生编》《笔算数学》略近之）。
国与国并立，而有交际，人与人相处，而有要约，政法之所由立也。中国惟不讲此学，故外之不能与与国争存，内之不能使吾民得所。夫政法者，立国之本也。日本变法，则先其本，中国变法，则务其末。是以事虽同，而效乃大异也。故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广译之，如《罗玛律要》（为诸国定律之祖）、《诸国律例异同》《诸国商律考异》《民主与君主经国之经》、《公法例案》（备载一切交涉事件原委）、《条约集成》（自古迄今，宇下各国凡有条约，无不备载，译成可三四百卷）等书（以上诸书，马氏所举，制造局所译《各国交涉公法论》，似即《公法例案》之节本），皆当速译。中国旧译，惟同文馆本，多法家言，丁韪良盖治此学也。然彼时笔受者，皆馆中新学诸生，未受专门，不能深知其意，故义多暗曶。即如《法国律例》一书，欧洲亦以为善本，而馆译之本往往不能达其意，且常有一字一句之颠倒漏略，至与原文相反者，又律法之书尤重在律意，法则有时与地之各不相宜，意则古今中外之所同也。今欲变通旧制，必尽采西人律意之书，而斟酌损益之，通以历代变迁之所自，按以今日时势之可行，则体用备矣（旧译无政法类之书，惟《佐治刍言》一种耳）。
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国之鉴也。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谓格致等新理）等名，实史裁之正轨也。言其新政者，十九世纪史（西人以耶稣纪年，自1800年至1900年谓之“十九世纪”，凡欧洲一切新政，皆于此百年内浡兴，故百年内之史最可观。近译《泰西新史揽要》即此类书也，惟闻非彼中善本）等，撰记之家不一而足，择要广译，以观西人变法之始，情状若何，亦所谓借他人之阅历而用之也（旧译此类书有《大英国志》《俄史辑译》《法国志略》《英法俄德四国志略》等，然太简略，不足以资考镜，故史学书尚当广译）。
西人每岁必有一籍，纪其国之大政大事，议院之言论，近世译者名之为“蓝皮书”，盖国之情实与其举措，略具于是矣。宜每年取各国此籍尽译之，则能知其目前之情形，无事可以借鉴，有事可以知备。若苦繁重，未能尽译，则择撮要之数国译之。其余诸国，则彼中每年有将各国情实编为成书者，制造局旧译《列国岁计政要》是也。惜仅得癸酉一年，后此盖阙。若能续译至今，则二十年来西方之形势，皆了如指掌，中国学者或不至眢暗若是耳。
欲兴自然之利，则农学为本。今西人种植之法，粪溉之法，畜牧之法，渔泽之法，及各种农具，皆日新月异。李提摩太谓：“中国欲开地利，苟参用西法，则民间所入可骤增一倍，补益可谓极大矣。”然旧译农书不过数种，且皆简略，未从取资，故译农书为当务之急也。
译出矿学之书，多言炼矿之法，未及察矿之法，今宜补译。然此事非习西文入其专门学堂，且多经勘验，不为功也。
中国之人耐劳苦而工价贱，他日必以工立国者也。宜广集西人各种工艺之书，译成浅语，以教小民，使能知其法，通其用。若能使中国人人各习一业，则国立强矣。旧译有《西艺知新》等书，言小工之学；《工程致富》《考工记要》等书，言大工之学；《格致汇编》中亦多言工艺。惟西人此学日进无疆，苟能广译，多多益善也。通商以后，西来孔道为我国大漏卮，华商之不敌洋商也，洋商有学，而华商无学也。彼中富国学之书（日本名为经济书），皆合地球万国之民情物产，而盈虚消息之。至其转运之法，销售之法，孜孜讨论，精益求精。今中国欲与泰西争利，非尽通其学不可，故商务书当广译（旧译有《富国策》《富国养民策》《保富述要》等书，《佐治刍言》下卷，亦言此学）。
泰西自希腊强盛时，文物即已大开。他里斯等七人号称七贤，专以穷理、格物之学提倡一世，而额拉吉来图、梭格拉底、拍勒图、什匿克、安得臣、知阿真尼、雅里大各、德谟吉利图、阼士阿士对等，先后以理学名。亚力斯多德尔、比太哥拉、欧几里得、提马华多而司诸人，阐发物理，所著各籍玄深微妙，近世格致家言皆祖之。其后果鲁西亚士、白分道弗等，以匹夫发明公理，为后世公法之所祖。故欲通西学者，必导原于希腊、罗马名理诸书，犹欲通中学者，必导原于三代古籍、周秦诸子也。旧译此类书甚寡，惟明人所译有《名理探》《空际格致》等书，然未尽精要，且语多诘屈，近译者有《治功天演论》《辨学启蒙》等书（《几何原本》《奈端数理》等为算理之书。算理者，理学中之一种也）。
以上各门略举大概，旧所已有者略之，旧所寡有者详之，实则西人政学百新，无一书无独到处，虽悉其所著而译布之，岂患多哉？特草创之始，未能广译，则先后缓急亦当有次。蒙既未习西文，未窥西籍，率其臆见，岂有所当？惟存其一说，以备有力者之采择而已。至如同一门类之书，则当于数书之中，择其佳者（如记西国百年以来事实者，彼中无虑数十家。近人所译马恳西氏之书，闻非善本也）。或择其后出者，其有已译之书，而近岁有续编及驳议等编，皆当补译，以成一家之言，此亦谈译本者所当留意也。
请言译例。译书之难读，莫甚于名号之不一。同一物也，同一名也，此书既与彼书异，一书之中，前后又互异，则读者目迷五色，莫知所从。道、咸以来，考据金元史稗，言西北地理之学蔚为大观，究其所日日争辩于纸上者，大率不外人名、地名，对音、转音之异同，使当日先有一《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类之书，泐定画一，凡撰述之家，罔不遵守，则后人之治此学者，可无龂龂也。今欲整顿译事，莫急于编定此书。昔傅兰雅在制造局所译化学、汽机各书，皆列“中西名目表”，广州所译之《西药略释》亦有病名、药名等表，皆中文西文两者并列，其意最美。《时务报》所译各名，亦于卷末附“中西文合璧表”，欲使后之读者知吾所译之名，即西人之某名，其有讹误可更正之，其无讹误可沿用之。此整齐画一之道也。惜未悉心考据，未能作为定本（制造局之“名目表”则大佳，他日可以沿用矣）。今区其门目，约有数事。
一曰人名、地名。高凤谦曰：“西人语言，佶屈聱牙，急读为一音，缓读为二、三音，且齐人译之为齐音，楚人译之为楚音，故同一名也，百人译之而百异。《瀛寰志略》所载国名之歧，多至不可纪极。宜将罗马字母编为一书，自一字至十数字，按字排列，注以中音。外国用英语为主，以前此译书多用英文也；中国以京语为主，以天下所通行也。自兹以后，无论以中译西，以西译中，皆视此为本。”可谓精当之论。惟前此已译之名，则宜一以通行者为主。旧译之本，多出闽、粤人之手，虽其名号参用方音者，今悉无取更张，即间有声读之误，亦当沿用。盖地名、人名，只为记号而设，求其举此号，而闻者知为何人何地足矣。近人著书，或矜言厘正，如谓英吉利乃一岛之称，称其国名，则当云“白尔登”，谓西伯利亚之音不合，宜易为“悉毕尔”之类，徒乱人意，盖无取焉。今宜取通行最久，人人共读之书，刺取其译名，泐为定本。其续译之本，有名目为旧译所无者，然后一以英语、京语为主，则尽善矣。
二曰官制。有义可译则译义，义不可译乃译音，此不易之法也。人名、地名不过记号之用，译音已足。至如官制一途，等差甚繁，职掌各别，若徒译音，则无以见其职位若何，及所掌何事。如《水师章程》等书，满纸不相连属之字，钩辀格磔，万难强记，此一蔽也。若一以中国官比例之，则多有西官为中土所无者。康成注经，以汉况周，论者犹讥其不类，况于习俗迥殊，沿革悬绝。且中国官制名实不副，宰相不与机务，兵部不掌军权，自余一切，罔不类是。然则以中例西，虽品位不讹，职掌已未必吻合，如守土大吏，率加“督抚”之号，统兵大员，概从“提镇”之名，鹿马同形，安见其当？至于中土，本无此官，强为附合者，其为乖谬，益不待言，此又一弊也。今宜博采各国官制之书，译一通表，先用西文列西名，详记其居何品秩，掌何职守，然后刺取古今官制与之相当者，为译一定名。今有其官，则用今名，今无其官，则用古名，古今悉无，乃用西音，翻出名之（中国官称喜袭古号，即如“巡抚兼副都”之衔，而遂号中丞，“知州”非司牧之任，而沿称刺史。凡此之类，不一而足。皆于正名之谊有乖，然人人知其为同名异实，无所不可。若以西官袭中号，则人将因其所定之名，以求其所掌之职，苟立名不慎，则读者鲜不误会，即如英国、印度之长官，与威而士之长官，译者皆名之为“印度总督”“威而士总督”，而不知其权迥异也。此等之类极多，不可枚举。取参错之名而比较以定之，此事最难。如《历代职官表》可谓近代博大明备之书，然其定例以本朝官为主，而列历代之名于下，其前代有此官而本朝竟无之者已多漏略失载，而其中以古制勉强牵合今制，实则其职绝不相类者，尤属不少。夫同在中国数其沿革，尚且若兹之难，况以中例西耶。故苟其职为古今悉无者，切不可勉强牵合，无宁译西音而注其职掌而已）。此后凡译书者，皆当按西文查表，沟若画一，则耳目不乱，制置厘然矣。若未能就此盛业，亦当于译出之每官名下，详注其品秩、职掌，勿使学者疑焉（日本近日官制悉模仿西法，而其官名率多汉唐遗称，若有中国古今悉无之官则用日本名称，亦大佳也）。
三曰名物。高凤谦曰：“泰西之于中国，亘古不相往来，即一器一物之微，亦各自为风气。有泰西所有中国所无者，有中国所有泰西所无者，有中西俱有而为用各异者。至名号则绝无相通，译者不能知其详，以意为之名，往往同此一物，二书异名，且其物为中国所本有者，亦不能举中国之名以实之。今宜将泰西所有之物，如六十四原质之类，及一切日用常物，一一考据，其为中国所有者，以中名名之；中国所无者，则遍考已译之书，择其通用者用之；其并未见于译书者，则酌度其物之原质，与其功用，而别为一名。”其论韪矣！有生以来，万物递嬗，自大草、大木、大鸟、大兽之世界，以变为人类之世界，自石刀、铜刀、铁刀之世界，而变为今日之世界。其间产物生灭相代，其种非一，或古有今无，或今有古无，或古今俱有之而古人未能别析其名（如六十四原质，自古人视之则统名为气、为土、为石而已）。至于人造之物，日新月异，其名目之增，尤不可纪极。西人惟文字与语言合也，故既有一物，则有一音、有一字、有一名。中国惟文字与语言分也，故古有今无之物，古人造一字以名之者，今其物既已无存，则其字亦为无用；其今有之物，既无其字，则不得不借古有之字而强名之。此假借之例，所以孳乳益多也。然以虚字假实字，沿用已久，尚无不可（“不”字、“焉”字、“之”字、“也”字、“哉”字之类）。以实物而复假他实字以为用，则鲜不眩矣。且新出之事物日多，岂能悉假古字？故为今之计，必以造新字为第一义。近译诸名如“汽”字之类，假借字也。如六十四原质“锌”“铂”“钾”等之类，造新字也。傅兰雅译化学书，取各原质之本名，择其第一音，译成华文，而附益以偏旁，属金类者加“金”旁，属石类者加“石”旁，此法最善。他日所译名物，宜通用其例。乃至属鱼类者加“鱼”旁，属鸟类者加“鸟”旁，属木类者加“木”旁，属器类者加“匚”旁，自余一切，罔不如是，既无称名繁重之苦，又得察类辨物之益。定名之后，仍用名目表之法，并列两文以资证引，此译家正名之宏轨矣。
四曰律度量衡。列国并立，则衡量必不一，列国既通，则必于其不一者，而思所以一之。李斯之制秦权、秦量是也。今将译通万国之籍，亟宜取万国之律度衡量，列为一表，一英尺为中国若干尺，一英里为中国若干里，一磅一佛郎一罗卜等为中国若干金，其西国之名，皆宜画一（如或称佛朗或称福兰格、或称罗卜或称卢布或称留之类）。各国类别，勿有挂漏。四明沈氏有《中国度量权衡表》一书，惜未大备。掇拾补苴之，斯成大观矣。
五曰纪年。以孔子生年为主，次列中国历代君主纪年，次列西历纪年，次列印度旧历纪年，次列回回历纪年，次列日本纪年，通为一表。其有小国虽纪年不同，而无大事可载记者，暂略之。它日译书，依名从主人之义，凡记某国之事，则以其国之纪年为正文，而以孔子生年，及中国历代纪年旁注于下。
译书有二弊，一曰徇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徇西文而梗华读。夫既言之矣，翻译之事，莫先于内典，翻译之本，亦莫善于内典。故今日言译例，当法内典。自鸠摩罗什、实义难陀皆深通华文，不著笔受；玄奘之译《瑜伽师地论》等，先游身毒，学其语，受其义，归而记忆其所得，从而笔之。言译者当以此义为最上，舌人相承，斯已下矣。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然必译书者之所学与著书者之所学相去不远，乃可以语于是。近严又陵新译《治功天演论》，用此道也。
凡义法奥赜、条理繁密之书，必就其本文分别标识，则读者易了。经学以《仪礼》为最繁密，故治《仪礼》学者，分章节务极细；佛学以《相宗》为最奥赜，故治慈恩学者，修科文务极详。今西人格致、律法诸书，其繁赜与《相宗》、礼学相埒，凡译此类书，宜悉仿内典分科之例，条分缕析，庶易晓畅，省读者心力。近英人潘慎文新译《格物质学》，颇得此意。其或佳书旧有译本，而译文佶屈为病不可读者，当取原书重译之。南书《涅槃经》经谢灵运再治，而大义毕显；《华严》《楞伽》皆经唐译而可读。其前事也，如同文馆旧译之《富国策》，而《时务报》有重译之本；广学会旧译之《泰西新史揽要》，而湖南有删节之编，咸视原书晓畅数倍，亦一道也。
舌人声价，日益增重，译成一籍，费已不赀，而译局四设，各不相谋，往往有同此一书，彼此并译。昔制造局所翻《化学鉴原》，并时翻者凡有四本，黄金虚牝，良可叹嗟。今宜定一通例，各局拟译之书先期互告，各相避就，无取骈拇。然此非有司之力，殆未易整齐也。
请言译才。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近译西书之中，算书最佳，而《几何原本》尤为之魁，盖利、徐、伟、李皆邃于算，而文辞足以达之也。故三者之中，又以通学为上，而通文乃其次也。今国家之设方言学堂，其意则非教之以学也，不过藉为译署、使馆之通事而已。故其学生亦鲜以学自厉，肄业数年，粗识蛮语，一书未读，辄已出学，若此类者殆十而六七也。夫执略解华文、能操华语之人，而授之以先秦两汉旧籍，欲其索解焉不可得也。今责此辈以译西文，殆犹是也。故欲求译才，必自设翻译学堂始。马建忠曰：“翻译书院之学生，选分两班。一选已晓英文或法文，年近二十，而资质在中人以上者十余名入院，校其所造英法文之浅深，酌量补读，而日译新事数篇以为功课，加读汉文，由唐宋八家、上溯周秦诸子，日课论说，使辞达理举，如是一年，即可从事翻译。一选长于汉文，年近二十，而天资绝人者亦十余名，每日限时课读英法文字，上及拉丁、希腊语言，果能功课不辍，不过二年，洋文即可通晓。”（《适可斋记言》四）其言韪矣。入学堂一二年以后，即以译书为功课，译才成而译出之书亦已充栋矣。此最美之道也。惟译天算、格致、声、光、化、电、法律等专门之书，则又非分门肄习，潜心数载，不为功也。
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兴，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侧，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