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大胆的青年，一路上“仍是花钱游玩，并不着急”。有一天，在君在船上听人说，蔼丁堡距离伦敦还很远，每人火车费要多少钱。他们估计手里的钱已不够买车票去会见吴稚晖先生了。他们这时候才着急起来了。
他们船上头等舱里有位姓方的福建客人，常常找他们三个人谈话。船到了新加坡，方先生约他们一同上岸去看林文庆先生。林文庆先生请他们吃饭，谈起康有为先生现住槟榔屿，船经过时，他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
到了槟榔屿，他们去拜访康有为先生。康先生见了他们，问了各人的情况，颇表示关切的意思，临别时送了他们十个金镑，还托他们带一封信到伦敦给他的女婿罗昌先生。后来罗昌先生收到他丈人的信之后，也寄了二十镑钱给他们。李祖鸿先生说：“康南海的赠金救济了我们途中的危险。……罗昌君的二十镑支持了我们不少的日子。……至于所赠的三十镑，我听见在君说，于南海先生逝世之前，他曾偿还一千元，以示不忘旧德。”
他们到了伦敦，当夜赶火车北去，到蔼丁堡见着吴稚晖先生，吴先生已给他们预备了住所。他们把他们的志愿和经济实况告诉了吴先生，吴先生替他们计划：他自己同庄文亚到利物浦（Liverpool）去过最刻苦的生活，因为庄家没有钱再接济他了。丁、李两人仍留在蔼丁堡学习英文，因为他们两家也许都还可以勉强筹点钱寄给他们。在三十多年后，祖鸿先生说：
在君和我所以不去〔利物浦〕，是恐怕那种〔最刻苦的〕生活不宜读书。若不读书，则不免失去了我们到英国来的目的。
在君自己也说：
我是1904年到英国去的。当时听见吴稚晖先生说英国留学有六百元一年就可以够用，所以学了几个月的英文就大胆的自费跑了出去。到了苏格兰方始知道六百元一年仅仅够住房子吃饭，衣服都没有着落，不用说念书了。（《苏俄旅行记》四，《独立》第一○七期）
吴稚晖先生一生宣传“留学”，往往用他自己能忍受的刻苦生活做标准，劝人往外国去留学。丁文江、庄文亚、李祖鸿三个青年“受了这种引诱”，做了吴先生的信徒，冒了大险，跑了出去。他们到了蔼丁堡，才明白“那种生活不宜读书”！吴先生自己陪了一位信徒到利物浦去过苦生活。剩下的两位信徒决心要在比较适宜的生活状态之下求点新学术，他们只好恳求他们家里寄钱来救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