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上海时我住在北京路清华同学会寄宿舍，到了第四天，得了个他们住处的通知，方过吕班路万宜坊六十某号去找寻这两个朋友。那天两人都出了门，只一个藤制摇篮里，躺着个大头圆脸的小孩子，睡得正好。他们因为知道我会来，并不锁门，桌上留有一个字条，要我同小孩玩玩，且告我过两点钟他们方能回家。我在小孩藤篮边坐了一会，欣赏了这小生物睡态约莫一点钟，既不见两人回来，也不见小孩醒觉，故也留下一个字条，说：“我坐了一点钟，拧了小孩子的小脸三下，这小东西不醒，你们又不回来，我还得作点别的事情，只好走了。”
两人当晚来我住处时，恰好我又不在家。
第二次我在万宜坊见着了这两个人。不见面以前，我从南京方面先就听人说起关于他们半年来生活变迁的各种传说。这些传说恰如关于说到我的一部分神话，那么又荒唐又古怪，使人极其难于相信。从那些传说里，既不能找寻什么线索，也不能得到别的意义，只令人发生一个感想，便是“中国一切都无什么显著的进步，然而属于个人方面的谣言，则因被海上风气所推动，显然进步多了”。在当时，关于海军学生与丁玲的生活传说，是特别为几份小报所乐于造作的。
见面时我便把一切关于两人生活上的新事，加以追询，两人都微笑不答。我于是轻轻的拍着小孩子的脸，向小孩子说：
“小东西，你说说，六十个白日照到你头上，有了些什么感想？”
那母亲正为小孩子调理牛奶，把从老虎灶刚买来的开水，倒进一个瓷罐中去，代为回答说：
“感想多啦！爸爸同邮差一样妈妈同娘姨一样……”说着且微笑着。“若过十年或二十年，我们小频能够写他的回想，爸爸妈妈又恰好全已离开了这个人间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或关到牢狱里，或流放到新疆，不能够再见面了，他一定将这样写他的自述：‘我是个无名邮差的儿子，我的妈妈似乎是个成衣人，又似乎是个作零工的娘姨。’……”
海军学生说：
“我们小频才不会再来做这种没出息事情了！你瞧他那样子，他八岁时一定就会开飞机。”
“倒真有点像个飞机师。”我说，“学会了开飞机，把爸爸妈妈装载在飞机里，经过西伯利亚的雪地，飞往莫斯科，这逃亡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海军学生把宽宽的肩膊耸了一下，对于这个不是隐喻的隐喻有所纠正：
“到那时节我们不需逃亡，飞机的用处只在捕捉逃亡！……”
“那么应当轮到我逃亡了吧。小飞机师，你说怎么样？”
小孩子俨然完全明白我们的言语，呀呀的喊着笑着。
海军学生说：“小东西你笑，你有什么可笑的！”随即他就剧烈的把摇篮动荡起来，似乎想训练小飞机师似的。小孩初初受了点儿惊，尚呆呆的把眼睛对爸爸望着，后来忽然呀的哭了，丁玲女士搁下了牛奶瓶，推开了海军学生。
“频，你真是……坐那边去。不要胡闹！走开！说你们的事情去！”
我们于是离开了小孩子坐到床边去，尽作母亲的喂小孩子牛奶。我就同海军学生提出在武昌、在南京、在上海，所听到关于他们两人的种种谣言，且问他们半年来事实上如何打发这一大堆日子。
海军学生似乎不愿那么正正经经来讨论这个问题，手指着丁玲：“瞧，做母亲的就是这个样子，做父亲的照例打点杂，譬如——你不要问吧，上海小报对于我们消息特别多，但仿佛还无一次消息提到我们多了一个小孩，你想想，你就明白这些消息应当打个如何折扣了。”
我说：“报上说你做了黄包车总司令，组织这一部分群众，且指挥这部分劳动者作种种争斗。”
海军学生说：“在同样这种无聊小报上，另外一时就说你在青岛买了一所大房子。”
“但南京××说丁玲已成为××的一个什么长。”
“什么长？你相信××的话吗？他说你是过南京做官的。你到了南京，自然是一种事实，我且问你，预备做的是什么官？”
丁玲把奶瓶的橡皮嘴塞入小孩口中后，要我们去看小孩。房中火炉似乎稍热了些，小孩红着脸庞，闭着眼睛，吮吸着搁在身边小瓶中的奶汁，神气俨然，十分可爱。我们把话转到小孩方面来了。
说到小孩养育问题，作母亲的便摇头苦笑，告给我两个月来作母亲的一分经验。半年来两人文章皆在无办法安排情形中，支持日子的艰难，也就可以想像得出。为了小孩的出世，母亲不得不过医院去躺下，父亲不得不过各处去借钱。母子虽安全出了医院，家中凭空多了一个消费者，一面哭着要吃，一面还哭着要换肮脏尿布。且因为习惯不好，小孩子似乎明白将来的忧患，得赶快把身体发育长大，方能应付未来的命运，故半夜深更也总得吃奶两次。不理会吧，哭嚷得怪惨，起来安排一下吧，两人应分的睡眠时间可缩短了。而且奶粉的消耗，也真够作爸爸妈妈的踌蹰，小豹子似的食量，吃了又吃，还总觉得不够，正像有意同父母为难，有意用这种事情来嘲笑两个不应该生育居然生育小孩的父母。这样那样谈说关于小孩子的事情大约一点钟，小孩子慢慢的把奶汁吸尽，含着微笑睡去了。
分别时约好两人隔日过我住处去看几个朋友，两人第二天果然就来到我的住处。那天约定在我那里吃饭的，还有另外六个人：六人中有三个大学教授，一个大学生，一个医生，一个银行科员。这些人并不同丁玲相熟。听说那么一个圆脸长眉的女孩子就是丁玲女士时，各人都略微显得惊讶，座次言语仿佛也矜持了些。各人拉着她问了一阵关于上海妇女运动的话语，她就说这类事情，女青年会中人所知道的也许比她本人知道的多些，因为这同妇女时装展览是差不多的东西，她平时不大注意。又说到纱厂中女工问题，丁玲也无什么意见。在这类人面前她照例说话不多，事实上也无话可说。朋友们吃过饭走去后，两人还同我谈着属于上海方面的各样事情，我又提及一些关于两人生活的传说，希望他们告我一点比较实在的消息。
我其所以一再询问他们这一件事情，（倒不是猜不着他们的生活，只是想把我在武汉方面半年来与几个军人往来，所得长江方面军事局面告他一下，或者可作这个雄心勃勃的海军学生一种参考。）因为各方面传说都言海军学生受×××（的命令，作）××××××××，上海方面租界中的政治运动，虽常常同长江一带军事变化毫无直接关系，然×××××××对于长江发展上，则有间接关系。且××方面将来的问题，若（与军事发展）不能相互为用，则一切计划将成为租界中的儿戏，结果乃不过一二文人负隅固守的梦想，所谓左联文学运动，也将转入空泛与公式情形中，毫无乐观希望可言。我意思以为他们对于上海以外的情况，能多知道些，对于他们或有利益些。（海军学生若当真在×××××有些职务，则）对于（长江方面）的教育、军事、经济现状，以及种种方面的报告，多明了一些，也就是可以多作出些有益于那个理想的事情。
他在我面前并不承认他的事业，只从平常意见交换中，我却明白了他对于长江方面事情太缺乏正确的认识了。他太信任了某一方面统计及其他文件的记载。他对于事实既有了误解，一切未来估想，便全盘不可依据。譬如（革命吧），若（革命计划是应从某地着手，组织者与煽动者首先就不能明白某地一切，）这革命的得失还能有什么可说？总而言之他住在上海，上海能容得下他们。不过利用（上海人）观念来说明这个民族的欲望，所知道的那么少，想要说的问题又那么大，未免离事实太远一点了。
海军学生当日因事须过北四川路，我们应谈的话似乎还多，所以丁玲即留在我那里等候。海军学生走去后，我又问她是不是如传闻所谓，两人真忙到并吃饭也无空余时间。
她用着坦白的语气说：
“为了那小孩，我们忙到不吃饭，不睡觉，已经快两个月了。频总还得作点事情。我呢，你知道我不会作母亲。我们正预备把小东西送回湖南。”
“频作什么事情呢，是……”
“不要相信那个。”说了这样一句话后，她又说：“不要相信那个。”其实我并不相信什么谣言，但我却明白有些方面海军学生的努力，已超过谣言的界石，向更×一方面跑去了。
她于是继续告了我一些非传闻的事情，解释两人近来种种打算。为了导引一个民族理想，于一个新的方式中寻觅出路，在各样试验中去取得经验，明白了这是为社会，个人折磨便不足计了。她为我说的也就是两个人已经忘了自己，如何在一群青年中，沉默的受着种种折磨，有了多少日子。过去说完了时，又来说未来种种。对于未来的计划，她的基础自然就垫在过去经验与现在局面上头。听了她那种坦白可惊的叙述，真令我又愁又喜。喜的是两人在半年中为一个新的理想所倾心，已使两人完全变了一种样子，愁的是两人所知道中国的情形，还那么少那么窄。一份新的生活固然使两人雄强单纯，见得十分可爱，然而那分固执懵懂处，也就蕴蓄在生活态度中。他们正如昔人所说：“知道了某一点，其余便完全不知道。”明白了一样事情，却把其余九样事情看得极其朦胧，所有的工作又离不开其余那些事情，这能成就什么事业？为了她谈到长江方面的一片消息，完全同我从朋友所得的报告相反，故我就告给了她一些那方面的“事实”。我不扫她的兴，却只在尽她明白一件事实。另外关于南京方面在上海的种种活动，如何不利于由作家入手的（某种计划），她们所知道的，也似乎不如我从南京听来的消息翔实。各人心中一点成见使我们仿佛疏远些，同她谈话时，真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形。我以为凡作一件事情，固然应当认识“可以作去”的真理，但同时也就必需明白“无法作去”的事实。所作的事若果同社会制度组织有关，对于在这个社会制度组织下一切的现象，岂不是也应当弄得清清楚楚？革命事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需要理知的机会，似乎比需要感情机会更多。两人的信仰惟建立于租界地内观听所及以及其他某方面难于置信的报告统计文件中，真使人为他发愁以外还稍微觉得可怜可悯。
我的结论是这样意思：
“你们仿佛从别的文件中，十分明白中国情形，故定下若干计划，这些计划其实是毫无用处的。你们对于租界以外的任何事情太缺少理解了。为什么不离开上海租界看看，多得分经验？”
她对我这种话的回答似乎只作过一个微笑，微笑中包含了“杞人忧天”的意味，这是一点轻微的嘲讽。她旋即问我武昌学校的情形，上海出版物在那方面的情形，本地受出版物所刺激的影响，以及关于这类问题的种种。她意思似乎对于她自己先前一时的谈话有了一点追悔，以为不该同我说的那么多，因此打量把话语引到别的问题上去。但既问到武昌出版情形，我就又有机会告她一件事情了。武昌（因售卖左翼）文学书籍，曾经杀了一个书店经理。我告她被杀的如何被杀，所卖的书在上海租界上又正在如何公开的发卖。我把因环境不同，一个信仰一点主张所引起的不同事件告给她。且指明身在租界既不认识历史又不明了空间的作家们，讨论大众文学的效率与大众文学的形式，以及由文学而运输某种思想于异地青年诸问题，如何在昧于事实情形中徒然努力。且这种昧于事实情形中，作着种种糟蹋青年妨碍社会自然进步的决定，具有伟大眼光的……尤不可不力加纠正。大致所提出的问题究竟太大了点，各人所知道的又似乎太少了点，因此这件事当时无法详细讨论，虽互相约好，此后由我把它写出来，作为一个自由作者从经验方面对于左翼文学方面一点批评一种讨论，她却就我文章所提出各点，逐一答复，纠正我认识上的错处，说明我意见上的正确处，文章写成后就一同拿去发表。这文章过后无法写出，现在自然就更无从着手了。
海军学生离开我住处约在下午两点钟左右，过了下午五点钟还不回家。我说：“别被（猎狗逮住）了！”丁玲就说：“近来兽物也机警聪明了，不碍事的。”本约好等他回来，两人同走，到后她还是因为担心家中小孩哭醒，新来娘姨疏忽了小孩子食物，便先回了法租界。大约将近七点时，海军学生方匆匆的赶来，见我正想出门，就问我预备过什么地方去。我正想过法租界看他们，在他们那里吃饭。他又问我“有几件冬天衣服”，知道我只有一件破皮袍同一件厚绒夹袍后，他便轻轻的说：“把夹袍给我，我不能再穿这洋服了。”衣服换好后，下楼时他却拉我从后门下楼。他不说我还不知道这住处有个后门。两人从后门下楼到了博物院路上，他又拉我再转北京路向南过外滩上东。这样走着弯曲路线，我先还以为是他弄错了方向，后来被他在肩上轻轻打了一下，我方明白对于上海的路线，这半年来他比我已经熟习多了。一到家中这海军学生把我那件绒袍脱下，向床上丁玲身旁丢去，坐近炉旁一张藤椅上，微笑着，且摇着那个额角极宽的头颅，像作了一件最得意事情。
丁玲问：“怎么，换了衣！”
“不换衣，电车上全是狗！（他笑着）貂比狗究竟快多了。你瞧，那袍子毛绒简直同貂皮一样，穿起来暖和又轻。休，你穿这样好袍子，真是个……”
我说：“小胡你倒真不坏，刚到过我那里头一次，就被你把后门也看清楚了！”他一句话不说，像小孩一样笑了许久。过后方记起了应当把皮鞋脱下，脱下皮鞋时，有一点字纸之类被他用手掏出，拨开了火炉铁门，把那东西向熊熊煜煜的红煤中抛去，即刻就消失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却不说及这件事，只问他有什么可吃的，大家动手来作。丁玲女士把另外间小房的门一手拉开后，就有辣子豆豉气味，从那小房间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