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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自传》怀念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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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蔡元培先生

1918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留影。前排右二为作者,右三为陈独秀,右四为蔡元培,第二排左四为冯友兰。

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杂志》以时届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属为纪念之文。余于蔡先生逝世之初,曾为一文发表于重庆《大公报》,大意申论中国近二三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伟大兼及余个人知遇之感于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预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说运会,是指历史演到那时,刚好是上次大战将了,好多旧东西于此结束,而人类一新机运于此初步展开。在社会人生,在经济,在政治,种种上面都茁露新潮流,与十八九世纪所谓“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国呢,刚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发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动的(袁氏)帝制运动(民国五年,即1916年),清室复辟运动(民国六年,1917年),此覆彼起,新旧势力相搏之际。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继,南北统一内阁之下,应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之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先生原是蔡先生做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况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巨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这还不单是说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资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惟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和易平正,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竟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借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已经过时,不复能领导后进。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风气(不问是好是坏)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自然是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讲席始于民国六年(1917年),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约在民国五年夏,连载于六、七、八月三期,后来收入东方文库为一单行本)。此论之作盖兴感于黄远庸先生之惨死。那时我在北京得到远庸从上海写给我的信,同时读到他的忏悔录(渡美舟中作,发表于《东方杂志》),随亦听到他在美国被刺的讯息。此论发挥印度出世思想,指示人生惟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给章行严先生(士钊)。适章先生奔走倒袁离沪,为蒋竹庄先生(维乔)所得,付《东方杂志》刊出。不久袁倒黎继,蔡先生既应范公之请,由海外返国,我以自十几岁爱好哲学,很早读到蔡先生的《哲学要领》一类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民国元年我为新闻记者,蔡先生为阁员,见过几面),特因范公介绍晋谒先生于其家,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

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今所谓文学院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10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即自民国六年至十三年(从新思潮的酝酿、五四运动的爆发,到国民党改组)。中间曾因脑病求去两次,皆经蔡先生恳切挽劝而留住,其详不烦说了。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诸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论年辈,蔡先生长于我廿六岁,我只算得一个学生。然七年之间与先生书信往返中,先生总称我“漱溟先生”,我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近中四川报纸有传我初投考北大未见录取,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者,非事实。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时蔡先生以讲师聘我亦非教授)。不过我初到北大时,实只廿四岁,与诸同学年齿相若,且有比我大两岁者。如今名教授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诸君皆当日相聚于课堂的。更有少时与我为同学友,而其时却正求学于北大的,如雷国能(在法科),如张申府(崧年,在理科)诸兄是。

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属新派(外间且有目我为陈、胡的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此即上文所说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同时呢,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就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俱来的。换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

由于蔡先生爱好哲学,又请来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亦就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在我眼见的七年中,哲学系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系。当其盛时,比任何一学系的学生都多。除了注册选修哲学课程者外,其他学生自由来听讲的亦很多。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还有些不是学生的人)经常来听讲者亦颇有之。注册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本可以容纳下,而临时实到听讲的人数却加多,甚至加多达一倍,非掉换大教室不可。我自己的经验,当民国十二年(1923年)及十三年(1924年)上半年,我讲儒家思想时,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左右,到课程结束,举行考试时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注册的学生了。闻人言近年(指抗战前和抗战中)南北各大学哲学系学生少得可怜,几乎没有人愿入哲学系。此固一时一地风气不同,然可见蔡先生当年倡导总算成功。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做划时代的大节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是有他的真好恶。何谓真好恶?儒书上指点得明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便是。有真好恶,而后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这样,他便能打动人。人或者甘心情愿跟着他走,或随着他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朱晦翁尝说的一句话:“是真虎,必有风”,正谓此。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他毕竟成功了,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反之,那玩手段的欺人自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

总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今者距新思潮之风动全国既二十年,距余之离开北大既十七八年,距蔡先生之身故既满两年,而余亦浸浸五十之年矣。自顾尚无所成就以答蔡先生之知遇,以报北京大学之培养。窃不敢妄自菲薄,将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之建设的工作,无使蔡先生之精神徒如过去新思潮所表现者而止,而更有其最后之成果焉。是则区区心愿之所在也。因纪念蔡先生,并志于此以自励。

附记

此文写于民国卅一年,即1942年;1970年忽于乱纸堆中发现吾手稿原迹,计经廿有八年矣。既审视其不无可存,则重为抄录一通,复就回忆所及五十年前之往事附记于其后。

文中说蔡先生有多方面之爱好,极广博之兴趣,其可征之事例甚多。今试举其一。尔时(约在1927年)京中有蜀人张克成先生宣讲佛家唯识论著于广济寺,任人听讲,蔡先生时出掌北大校事非久,竟然拨冗偕友几次往听。其实张先生信佛虽笃,却不通唯识,其错解可笑,愚著《唯识述义》曾指出之。然蔡先生之好学岂可及耶?

文中说北大哲学系尔时之盛况,曾及1923—1924年愚讲儒家思想时来听者之多。却须知听众非尽属思想上的同调,为求学习而来者。愚曾闻有反对派来听,倡言“我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注:同学中有彭基相、余文伟以我为唯心主义,夙示反对。)此正见出当时思想自由活泼之气象;凡哲学界所以成其盛况者讵不在此耶?

1970年11月3日记

又文中“他不要笼络天下人,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反之那玩手段的自欺欺人,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却每每白费力,落得一场空;这亦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盖有感于当时执政者蒋介石而发,时当抗日战争中期,百事望之于蒋,而误于蒋,深有慨于心也。

同年11月8日又记

此文纪念蔡先生兼及当年愚受任北大哲学系讲席之事,因回忆往昔同学盛况如次:计同班同学有孙本文、顾颉刚、冯友兰、黄文弼、朱自清诸君。其时我廿四岁,论年齿彼此大致均相若。班上惟一年长者为谭鸣谦,即是后来革命运动中出名的谭平山其人,他年近三十矣。同学诸友固远不止此数,此举其后来学问上各有造诣,且均为大学的名教授,我此一时偶尔回忆中者数人而已。且在北大首尾七年之间,所熟识交好者初不止于哲学系诸同学,而泛及于其他系科。如罗常培、罗庸皆国文系,如陈政则德文系,如叶鮕则理科,如黄艮庸则在预科,朱谦之(自由听课,不属任何学系)、王恩洋(旁听生)。谷源瑞则属哲学系,后因在国民参政会任秘书,而特别相熟。至如王星贤(英文系)虽在学校时不相知而晚年来过从颇密,十分契合。

1984年2月5日再识

纪念梁启超先生

今天为梁任公(启超)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友人张旭光、周之风诸君提议撰写纪念文。去年漱溟自香港返桂,尝应友人嘱写有蔡孑民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文一篇。愚往者既同受知于蔡、梁两先生,则兹于纪念梁先生之文,自不容辞。纪念蔡先生文中曾指出蔡先生之伟大处,复自道其知遇之感。今为此文,大致亦同。

一、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

欲知任公先生的伟大,须从其前后同时人物作一比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后同时人物之一。两位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网罗,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辈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来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特别是反资本主义潮流),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却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像是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即1913年;民国六年,即1917年,两年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1919年、1920年)后,他和他的一班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共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因此,论到所给予社会影响之久暂比较上,任公每又不如其他的人。所以有人评论他几句话:

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绵续之影响。——此正任公之特异处。

《陈伯庄通讯》

(《思想与时代》,第十三期)

这是很对的。我们由是可以明白诸位先生虽都是伟大的,然而其所以伟大却各异,不可马虎混同。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像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要待到五十多岁的理由。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二、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

吾人纪念前贤,亦许应当专表彰他的功德。无奈我想念起任公先生来,总随着有替他抱憾抱悔之心。任公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限于篇幅,不能悉数。今就其在政治上得失说一说。

清季政治上有排满革命和君主立宪两大派。任公一度出入其间,而大体上站在立宪一面,且为其领袖。固然最后革命派胜利,而国人政治思想之启发,仍得力于他者甚多,间接帮助了辛亥革命者甚大。国人应念其功,他自己亦可引以为慰。

民国成立,宋钝初(教仁)想实行政党内阁,正与任公夙怀符合。当时曾约定以全力助宋,可惜宋氏被刺,两派合作机会遂失。加以袁世凯方面种种笼络。国民党方面种种刺激,卒成组织进步党对抗国民党之局。更进而有熊希龄受袁命组阁,隐然由进步党执政之局。末了,就陷于副署袁氏解散国会命令之重大责任,而不能逃。国会既散,政党根据全失,熊阁当然亦站不住。政治脱轨,大局败坏,任公于此悔恨不及。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一度失败。自然当日之事,由各方造成,任公不独尸其咎。却是春秋责备贤者,贤者引咎自责,不能不如此。

由任公先生之知悔,遂在袁氏帝制时,有奋起倒袁之举。在倒袁运动上,先生尽了最大力量。假如说创建民国是革命派的首功,那么这次再造共和,却不得不让他的一派居首功了。当日事实自有史家载之史乘,兹不多述。这是任公先生在政治活动对于国家第一度伟大不磨之贡献。

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丧,袁倒后先生治丧持服,未得出而秉政。于是种下了民国六年(1917年)佐段(祺瑞)登台之事。在这里面还夹着一段反对康(有为)、张(勋)复辟。信有如任公几十年前所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对于国家的贡献。

复辟既败,共和三造,段、梁携手执政,居然又有几分进步党内阁气概。此固为任公登台应有之阵容。但千不该,万不该,不肯恢复国会,而另造新国会,以致破坏法统,引起“护法之役”,陷国家于内战连年。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严重失败。这次责任别无可诿,与前次不同。我们末学只有替他老先生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于此告终。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这是与我纪念蔡先生文中所说: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学术,非事功,而在其酿成一种潮流,推动大局,影响后世,正复相同的。

三、我个人对任公先生的感念

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论年纪,我小于先生二十岁。当他二十几岁举办《时务报》、《清议报》之时,我固不能读他的文章。即在他三十岁创刊《新民丛报》亦还不行。直待我十五岁,好像《新民丛报》已停刊,我寻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约五六百万字以上),又《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任公与汪精卫、胡汉民等往复辩难所有文章之辑合本)才得饱读。当时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十八岁时,《国风报》出版,正好接着读下去。这是比我读五年中学更丰富而切实的教育。虽在今日,论时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们读了还是非常有用的。可惜今日仅存《饮冰室文集》,而原报殆不可得。那其中还有旁人许多文章和新闻时事等记载,约占十之八,亦重要。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是我的莫大幸福。

蔡先生著作无多,我读到亦不多,在精神上却同深向往。民国五年(1916年)曾因范静生(源廉)先生介绍而拜见蔡先生。但对任公先生则未曾求见。因我先父多年敬佩任公,当他从海外返国,亲往访四次未得一见,两度投书亦无回答,我更不敢冒昧。到民国九年(1920年),任公渐渐知道我。一日忽承他偕同蒋百里、林宰平两先生移尊枉步访我于家。由此乃时常往还。民国十四年(1925年)我编印先父遗书既成,送他一部。书中有先父自记屡访不遇投书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叹。我写信特指出这段话,请他看。他回信痛哭流涕数百言,深自咎责。嘱我于春秋上祭时,为他昭告说“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盖先父于慨叹其慢士之余,仍以救国大任期望于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当为心快。而在我为人子者,当然十分感激他(注:任公先生此一回信附后)。

十八年(1929年)春上,我在广州闻任公先生逝世之讯,心中好大难过。念相交以来,过承奖爱,时时商量学问,虚心咨访(先生著作关于佛教者恒以初稿见示征问意见),而我未有以报。第一,他奔走国事数十年,所以求中国之问题之解决者甚切,而于民族出路何在,还认不清。第二,他自谓服膺儒家,亦好谈佛学,在人生问题上诚为一个热心有志之士,而实没有弄明白。我于此两大问题渐渐若有所窥,亟思以一点心得当面请正。岂料先生竟作古人,更无从见面谈心,只有抱恨无穷而已。今为此文,虽时间又过去十多年,还是不胜其追怀与感念!

1943年1月

附:任公先生十四年答漱溟信漱溟宗兄惠鉴:

读报知巨川先生遗文已裒辑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读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许者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辞自讳饰其罪。一言蔽之,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致虚情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唯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原注:后读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纳交之心益切)。岂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绝如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兄于春秋薭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即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创,课业颇忙。又正为亡妻营葬,益卒卒日不暇给。草草敬覆奉谢,不宣万一。

启超再拜。十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