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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随笔》上卷 第二十五章 论学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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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每次看到意大利喜剧中总有一个逗乐的迂夫子,想到我们这里教书先生的绰号也一样饱含讽刺,心里总免不了要气恼。因为我既已被托付给他们照管和教育,那么珍惜他们的声誉,难道不是我起码该做的吗?我想凡夫俗子和超凡入圣者之间在看法和学识上自然存在着差别,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大相径庭,我就力图以这个理由为他们辩解。可我又很难解释,为什么最斯文的人偏偏将他们视如敝屣。有我们正直的杜贝莱[1]为证:

我尤其憎恨迂腐的学问。

这个习惯确已悠久。普鲁塔克就曾说过,罗马人常用“希腊人”或“学生”的字眼来表示对别人的指责和轻视。

以后,随着年岁增长,我发现这种看法还是极有道理的,“最伟大的学者不是最聪明的人[2]。”可我仍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知识奥博的人却缺乏敏捷活跃的思想,而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不加修饰,天生就具有最杰出人物才有的真知灼见。

有一个女孩子,法国公主中的佼佼者,她在谈到某人时对我说,那人从外部接受了许多博大精深的思想,必定把自己的思想挤压得缩成了一点点。

我很想说,植物会因太多的水而溺死,灯会因太多的油而窒息,同样,人的思想会因饱学装满纷繁杂乱的东西,以致理不出头绪,压得弯腰背驼,枯萎干瘪。但也有相反的情况,我们的思想越充实,就越开豁。在古代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有些伟大的统治者、杰出的将领和谋士,同时也是非常博学的人。

至于远离公众事务的哲学家,事实上,他们有时也受到同时代无拘无束的喜剧家的蔑视,他们的看法和举止常贻人笑柄。你让他们来仲裁某桩讼诉案的权利或某个人的行为吗?他们做这些事可是轻车熟路!但他们仍要问清楚有没有生命,会不会动,人是否跟牛不同,什么叫行动,什么叫忍受,法律和正义是什么样的动物。他们是在谈论法官,还是在同法官说话?这是一种不恭敬和不礼貌的自由。他们听不得你赞美他们的君主或某个国王。在他们看来,君王是牧羊人,跟牧羊人一样无所事事,牧羊人只会压榨羊群,把羊毛剪光,君王有过之无不及。你看到某人拥有上万亩土地就另眼相看吗?他们却不屑一顾,习惯把整个世界视作自己的领地。你因为祖宗八代都是豪富而自夸门第高贵吗?他们却认为你没什么了不起,他们从不想象血缘关系,况且,我们每个人的祖先不计其数,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国王也有奴仆,有希腊人也有野蛮人。如果你是 赫拉克勒斯[3]的第五十代子孙,他们认为你大可不必自视高贵,吹嘘命运给你的恩宠。因此,俗人鄙视他们,认为他们不通世事,自高自大,目无下尘。但是,柏拉图描绘的哲学家的形象,同当代哲学家的形象大相径庭。他们令人羡慕,他们超凡脱俗,蔑视公众活动,他们的生活遵循某些不同寻常的原则,因而与众不同,不可模仿。而当代的哲学家却被人瞧不起,他们平平常常,庸碌无能,难以担负公众事务,生活委委琐琐,还不如贫民百姓。

让行为卑劣的口头哲学家见鬼去吧[4]。

——帕库维乌斯

至于另一些哲学家,我要说,他们不但博古通今,而且还是行动的巨人。他们和锡拉库萨的几何学家[5]很相似。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这位几何学家从冥思苦想的纯科学研究中走出来,把某些研究付诸实践,于是,他很快就发明了可怕的守城器械,效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然而,他自己却对这些发明不屑一顾,认为这有损于科学的尊严,这些创造不过是学徒的活计和儿童的玩具。那些哲学家也一样。有时,人们让他们经受行动的考验,他们就展翅高飞,对事物的领悟更加透彻,他们的胸怀和思想仿佛就更加博大精深。但也有些人,看到无能之辈掌握政权,就退避三舍;有人问克拉特斯[6],什么时候停止研究哲学,他回答说:“直到赶驴人不再领导我们的军队。”赫拉克利特[7]把王位让给了兄弟,以弗斯[8]人民责备他不该整天和孩童在神殿前玩耍,他回答道与孩童玩耍难道不比和你们这帮人一起治理国家强吗?”还有些哲学家,把思想置于财 富和世俗之上,觉得法官的交椅和国王的宝座都是卑微低贱的。恩培多克勒[9]拒绝阿格里真托[10]人民给与的王位。泰勒斯[11]有时指责人们只关心发财致富,人们则反唇相讥,说他是狐狸的策略,因为他自己发不了财。他也想试一试,以作消遣,于是,他不惜降低身份,用自己的知识来挣钱。他做了桩买卖,一年后,赚了无数的钱,即使是干这一行最有经验的人,劳碌一辈子也未必能挣得到。

亚里士多德说,有人把泰勒斯、阿那克萨哥拉[12]及其同类称作哲士,而不是聪明人,因为他们不大关心有用的东西。我分不清这两个词有什么差别,再者,我认为这丝毫不能用来为我的哲学家们辩解;看到他们安于卑贱而贫困的生活,我们真可以把这两个词都用上,即他们既非哲士,亦非聪明人。

我要放弃这第一个理由。我认为,宁愿把这个弊病归咎于他们对待学问的方式不正确。按照现行的教育方式,如果说学生和先生尽管饱学书本,却并不聪明能干,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父辈[13]花钱让我们受教育,只关心让我们的脑袋装满知识,至于判断力和品德,则很少关注。当一位行人向我们的民众高喊瞧!那是个学者!”另一个人又喊:“瞧!那是个好人!”谁也不会把尊敬的目光移向第一位。要等到第三个人喊道:“瞧,那人满腹经纶!”我们才会乐于打听:“他懂希腊文还是拉丁文?他写诗还是写散文?”可就是不打听他是不是变得更优秀或更有头脑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却总是被忽视。应该打听谁知道得更精,而不是谁知道得更多。

我们只注重让记忆装得满满的,却让理解力和意识一片空白。我们的学究,就像鸟儿有时出去寻觅谷粒,不尝一尝味道就衔回来喂小鸟一样,从书本中采集知识,只把它们挂在嘴边,仅仅为了吐出来喂学生。

令人惊讶的是,我举例时也在做蠢事。我写随笔时,大多数时候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我从书本中到处搜集我喜欢的警句名言,不是为了保存,因为我记性不好,而是为了搬进我的作品中;它们在我的作品中,就跟在它们原来的地方一样,都不是我的东西。我深信,我们只可能靠现在的知识,而不能靠过去或将来的知识成为有学问的人。

更糟糕的是,那些学究的学生和孩子们也不吸收知识,因此,那些知识口耳相传,不过用来作为炫耀、交谈和引经据典的资本,有如一枚毫无意义的钱币,除了计数或投掷外,再没有其他的用处。

“他们学会了同别人,而不是同自己说话[14]。”“不在于会说话, 而在于会管理[15]。”

大自然为展示在其统治下没有任何野蛮的东西,常常让艺术不发达的民族产生最艺术的精神作品。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一则加斯科尼的谚语“吹芦笛不难,但首先要学会摆弄指头。”这条出自一首芦笛小曲的谚语真是微言大义!

我们只会说:“西塞罗是这样讲的;这是柏拉图的习惯;这是亚 里士多德的原话。”可我们自己说什么呢?我们指责什么?我们做什么?鹦鹉都会这样学舌。这种鹦鹉学舌的做法,使我想起了一位罗马豪富,他花了很多钱,寻觅到几位各精通一门学问的人,让他们从不离左右,这样,当他和朋友聚会,可能谈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他们就可以代替他交谈,根据各人的能力,随时准备引经插典,这人一段论据,那人荷马的一句诗;他认为这学问既然装在他那些人的脑袋里,也就是他自己的了,正如有些人的才智存在于他们豪华的书房里一样。

我认识一个人,当我问他知道什么时,他就问我要了本词典,如果他不马上查词典,弄清楚什么是疥疮,什么是屁股,他是不敢对我说他屁股上长了疥疮的。

我们只会死记硬背别人的看法和学识,仅此而已。可是,也得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呀。我们活像书中讲到的那个取火者:那人需要火取暖,就上邻居家借火,发现那里有一堆旺火,他就停下来取暖,却忘了要取火回家。肚子里塞满了食物,如不进行消化,不把它们转化为养料,不能用它们来强身健体,那有什么用呢?卢库卢斯[16]没有打仗的经验,通过读书变成了伟大的将领,难道可以相信他是像我们这样学习的吗?

我们总是扶着别人的胳膊走路,致使我们的力气丧失殆尽。想要为不怕死找些道理来武装自己吗?就去向塞涅卡借。要想找些话来安慰自己或别人吗?就问西塞罗去借。假如我们有过训练,就可以自己想出安慰的话来了。像这样讨乞来的有限的才能,我是十分厌恶的。

即使我们可以凭借别人的知识成为学者,但要成为哲人,却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智慧。

我憎恨对自己并不聪明的哲人[17]。

——欧里庇得斯

因此,恩尼乌斯说:哲人的智慧不为己所用是毫 无价值的[18]。

——西塞罗

假如他贪婪、虚荣,比欧加内的羔羊还要软弱[19]。

——尤维纳利斯

光获得智慧是不够的,还要会用[20]。

——西塞罗

狄奥尼修斯[21]讥笑研究文学的人只注意了解乌利西斯[22]的痛苦,却无视自身的不幸,音乐家只善于给笛子调音,却不会调谐自己的习惯,雄辩家只研究如何讲好,却不研究如何做好。

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健康,判断力不正常,我宁可让我的学生把时间用来打网球,那样,至少可以使身体变得矫捷。瞧他学了十五六年后从学校回来的样子,竟然什么也不会做。你从他身上看到的,仅仅是他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后比上学前多了些骄矜和傲慢。他本该让思想满载而归,却只带回来浮肿的心灵,不是变得充实,而是变得虚肿。

这些教书先生,正如柏拉图对他们的同类——诡辩派哲学家 所说的那样,是在所有的人中保证要最有益于人类的人,可是,在所有的人中,就数他们不仅不能像木匠或泥瓦匠那样,把人们交给的任务做好,而且还会做坏,做坏了,还要别人付报酬。

普罗塔哥拉[23]给他的弟子立下规矩,要他们或者按他定的价钱付学费,或者在神殿起誓,说他们高度评价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以此作为对他辛劳的报偿。我那些学究如果跟着我做实验,按照普罗塔哥拉的规矩办理,他们就会大失所望。

我用佩里戈尔[24]方言把这些学究戏称为《Lettre-férits[25]》,正如你们称之为《Lettre-férits》,这就是人们说的,他们被文字的榔头打了一下。说实话,他们常常堕落到竟至于失去了常识。农民和鞋匠按照自己的方式,简简单单,朴朴实实,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而那些学究,因为想同浮在他们脑袋表层的知识对抗,越是这样,就越陷入尴尬。他们有时也会说出一些漂亮的话,但需要从别人那里借来。他们熟悉盖仑[26],却一点也不了解病人。他们已将你的脑袋填满了法律,却仍找不出案件的症结。他们对一切事物的理论如数家珍,可没有一人将它们付诸实践。

我的一位朋友来我家里,为了消磨时光,我见他和一位学究辩论起来。我那位朋友模仿晦涩难懂的隐语,把没有逻辑的词拼凑到一起,不时地塞进辩论需要的词语,就这样,他和那位学究辩论了整整一天,那学究还总以为对别人的异议作了辩驳哩。而那位学究还是个名声很响的文人,有一件漂亮的长袍。

你,贵族的后裔,从不把眼睛朝后面看,

当心背后有人嘲笑你[27]。

——佩尔西乌斯

谁要是把遍布各地的此类学究作一仔细研究,就会像我那样发现,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听不懂别人说什么。他们的记忆装得满满的,可判断力却是空空的,除非他们天生有与众不同的判断力。图纳布斯[28]就是其中一例。他是个文人,没干过其他行当。我认为,他是近千年来最伟大的文人,然而,除了穿长袍、外表不善客套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外,他一点也没有学究气。他厌恶那些学究对扭曲的心灵比对长袍更能忍受,厌恶他们只凭行礼方式、仪表和靴子来判断一个人。因为从内心看,他是世上最有教养的人。我常常故意和他谈一些他不熟悉的事,但他领悟得很快,并作出正确的判断,似乎他从来就是打仗和治国的行家里手。这是一些极其优秀、非常了不起的人,

善良的提坦用优质泥土

塑造了他们的心[29]。

——尤维纳利斯

他们接受不好的教育,却出污泥而不染。然而,我们的教育仅仅不使人变坏那是不够的,应该使人变好。

我们有些最高法院在招收司法人员时,只考察学问,而另一些法院还加试判断力,让应试者判决一桩案例。我认为后者的做法比前者更可取。尽管学问和判断力都不可或缺,两者应该并存,但事实上,判断力要比学问更宝贵。学问不深,凭判断力照样可以断案,但反之却不行。正如希腊的一句诗所说的那样:

判断力不强,学问再高也无用[30]。

为了我们司法的利益,但愿人们能为那些法院提供既有高深学问 又有正确判断力的人。“人们不是为生活,而是为学校教育我们[31]。”然而,知识不应依附于思想,而应同它合二而一,不应用来浇洒思想,而应用来给它染色;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思想,使之变得完善,那就最好把它拋弃。拥有知识,却毫无本事,不知如何使用——还不如什么都没有学[32]——,那样的知识是一把危险的剑,会给它的主人带来麻烦和伤害。

也许,这就是世俗和神学不要求女子博学多才的缘故。也正因为如此,当让第五的儿子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33]听人提起他和苏格兰姑娘伊莎博的婚姻,说她受的教育很简单,没什么文化时,他回答说他会因此而更爰她,并且说,一个女人只要能分清丈夫的衬衣和外衣,就相当有学问了。

因此,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袓先对学问不甚重视,即使今天也只有国王的主要谋士们才偶尔博古通今时,就不必像有些人那样大惊小怪了。今天,只提倡通过法学、医学、数学和神学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如果丰富知识的目的不能使学问享有信誉,那么,你就会看到学问的处境会和从前一样凄惨。如果学问不能教会我们如何思想和行动,那真是莫大的遗憾!“自从出现了有学问的人,就再也没有正直的人了[34]。”

一个人如果不学会善良这门学问,那么,其他任何学问对他都是有害的。我刚才谈到的原因,是不是也和下面的事有关呢?在法国,学习的目的一般是为了谋生,有些人命好,不用靠赚钱生活,就致力于学问,但有的很快就放弃了(还没有尝到甜头,他们就转向与书本毫无关系的职业[35]),除这些人以外,只剩下那些境遇不好的人投身于学问,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而这些人,出于本性,也由于家庭的不良教育和影响,他们的思想不能真实地代表学问的成果。因为学问不是用来使没有思想的人有思想,使看不见的人看见的。学问的职责不是为瞎子提供视力,而是训练和矫正视力,但视力本身必须是徤康的,可以被训练的。学问是良药,但任何良药都可能变质,保持时间的长短要看药瓶的质量。视力好不一定视力正,因此,有些人看得见好事却不去做,看得见学问却不去用。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谈及的主要原则,就是按每个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无所不能,无所不为。腿瘸了不适合身体运动,心灵“瘸”了则不适合思想运动;杂种和庸人没有资格研究哲学。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鞋穿得不好,就会说那不是鞋匠才怪呢。同样,根据我们的经验,医生似乎往往比常人更不好好吃药,神学家更少忏悔,学者更少智慧。

从前,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36]说得好,哲学家会贻害听众,因为大部分人不善于从这样的说教中获益,而这种说教无益便是有害。“淫荡者出自亚里斯提卜学派,粗野者出自芝诺学[37]。”

下面要谈的教育方法,色诺芬认为是波斯人采用的方法。我们发现,波斯人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正如其他民族重视文化知识教育一样。柏拉图说,波斯人的太子为能继承王位,就是按这个方式接受教育的。太子呱呱落地,就交给国王身边最德高望重的太监而不是女人们看管。太监们负责把太子的身体训练得漂亮茁壮;过了七岁,就教他骑马和狩猎;到了十四岁,就被交到四个人手中,即国内最贤达的人、最公正的人、最节欲的人和最勇敢的人。第一个教他宗教信仰,第二个教他永远真诚,第三个教他控制欲望,第四个教他无所畏惧。

利库尔戈斯[38]的做法颇值得称颂。他治国有方,本人完美无缺,对孩子的教育极其关心,把这看作为他的主要职责,况且又是在缪斯文艺女神的家乡,但他很少谈论学说,似乎对那些除了美德对其他一切束缚不屑一顾的贵族青年,只须为他们提供教授勇敢、贤明和正义的老师就够了,用不着传授知识的先生。利库尔戈斯的做法,被桕拉图引进了他的法律中。波斯人的治学方式,是要学生对人及其行为发表看法,如果对这个人或这件事持批评或赞同的态度,就要说出理由,通过这个方式,共同来学习法律和提高判断力。色诺芬叙述了一件事:阿斯提亚格[39]要居鲁士叙述上课的内容,居鲁士说:“学校里,有一个大个子男孩穿了一件小大衣,他把这件小大衣给了他的一个小个子同学,并从小个子同学身上脱下那件比较大一些的宽袖外套穿在自己身上。先生让我对这事作出评判,我说,应让这件事维持下去,因为这对双方似乎更合适。先生指出我判得不对,因为我只停留在合不合适,然而首先要考虑公不公正,公正不容强夺别人的所有。”居鲁士还说,他为此挨了鞭打,就像我们在乡下读书忘了希腊文中“我打[40]”的不定过去时的变位形式时挨打的那祥。我的老师在让我相信他的学校可与居鲁士的学校相提并论之前,可能会用“褒贬法”给我一顿训斥。波斯人想走捷径。既然知识直接学来也只能教给我们贤明、廉洁和坚定,他们宁愿一上来就让孩子们直接去实践,不是通过听课来教育他们,而是让他们试着行动,不仅用箴言警句,而且主要通过实例和劳作生动活泼地教育和造就他们,使得知识不是他们思想的附属品,而成为思想的本质和习惯,不是一种习得物,而是一种自然的拥有。关于这个,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孩子们应该学什么,他回答应该学大人该做的事。”如果说这样的教育方式成果卓然,那是不会令人奇怪的。

有人说,要找修辞学家、画家和音乐家,得去希腊的其他城市,如要找立法者、法官和将领,那就去斯巴达。在雅典,人们学习如何说得好,在斯巴达,人们学习如何做得好;雅典人学习如何战胜某个诡辩的论证,不受藤蔓缠绕、似是而非的词语蒙骗,斯巴达人则学习摆脱欲望的诱惑,不怕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前者致力于说话,不断地操练语言,后者醉心于行动,不懈地锤炼心灵。因此,当安提帕特[41]向波斯人索要五十名儿童当人质时,他们的回答同我们可能的回答截然相反,宁愿让两倍的成人去当人质。他们这样做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认为让孩子当人质对国家的教育是个损失。阿格西劳斯邀请色诺芬送他的孩子们来斯巴达受教育时,不是为了学习修辞学或辩证法,而是为了学习最完美的学问,即服从和指挥。

希庇亚斯[42]向苏格拉底详述他在西西里岛,尤其在那里的某些小城镇教书时如何挣得一大笔钱,而在斯巴达,他分文也挣不到,因为斯巴达人很愚蠢,既不会测量,也不会算数,既不重视语法,也不重视韵律,只热衷于一堆乱七八糟的账目,即各国的历代国王和他们的兴衰史。如能看见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方式揶揄希庇亚斯,那是很有趣味的:听完希庇亚斯的叙述,苏格拉底步步深入地引导对方承认,斯巴达人的治国形式尽善尽美,他们的生活安乐纯洁,从而让他自己得出结论,他所崇尚的艺术是何等无用。

在尚武的斯巴达国及其他类似的国家里,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来说明学习知识不仅不能增强和锤炼勇气,反而会削弱勇气,使人变得软弱无力。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土耳其,那里的人民也受尚武轻文思想的教育。我认为罗马在重视知识后就不如从前骁勇善战了。当今,最好战的民族是最粗野、最没有文化的民族。斯基泰人、帕提亚人、帖木儿都可以作证。当哥特人蹂躏希腊时,他们中有个人提出,应该把全部藏书原封不动地留给希腊人,这样,可以使他们的兴趣从打仗转移到呆在家里看闲书。多亏了这个主张, 希腊的书店和图书馆才幸免于火灾。查理八世剑未出鞘,就征服了那不勒斯王国和托斯卡纳的大部分地方,他的随从贵族们认为,这次征服如拾草芥般容易,就是因为意大利的君王和贵族更热衷于使自己博学多才,而不是刚强善战。

[1] 杜贝莱(约1522—1560),法国诗人,为七星社的代表。

[2] 原文为拉丁语。

[3] 赫拉克勒斯为希腊神话中的伟大英雄。

[4] 原文为拉丁语。

[5] 指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约前212),他不仅是伟大的数学家,而且又以发明精巧的机械闻名,但他对此并不看重,而是醉心于纯科学。当罗马人围攻锡拉库萨城时,他设计了守城器械。

[6] 克拉特斯(活动时期为公元前4世纪后期),古希腊大儒派哲学家。他放弃自己的财产而担负起矫正罪恶和虚伪的使命。

[7]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约前48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8] 以弗斯为古希腊殖民城市。在小亚西亚西岸。

[9] 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90—约前43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10] 阿格里真托为意大利城市,近西西里岛南岸,公元前约五八一年由希腊殖民者建立。

[11] 泰勒斯(约公元前624—约前547),据传说为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唯物主义者,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

[12] 阿那克萨哥拉(约公元前500—约前428),古希腊自然哲学家。

[13] 这里,蒙田泛泛谈他那个时代的父辈们,不包括他自己的父亲。他父亲让他所受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

[14]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15]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16] 卢库卢斯(公元前106—前56),罗马将领。据说,他去同本都王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打仗,在穿越意大利时,通过阅读军事著作,同军官和士兵们交谈,学会了打仗艺术。

[17] 原文为希腊语。

[18] 原文为拉丁语。恩尼乌斯(公元前239—前169),拉丁诗人。公认为罗马文学之父。

[19] 原文为拉丁语。

[20] 原文为拉丁语。

[21] 这是蒙田的笔误,应该是第欧根尼。

[22] 乌利西斯为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

[23] 普罗塔哥拉(公元前458—前410),古希腊思想家、教师和第一个最有名的诡辩家。

[24] 佩里戈尔为法国历史和文化大区。包括法国南部多尔多涅省和洛特-加龙省的一部分。

[25] Lettre-férits的意思是“挨打的文人”。下面的Lettre-férits同义。

[26] 盖仑(129—199),古罗马医师、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继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古代医学理论家。

[27] 原文为拉丁语。

[28] 图纳布斯(1512—1565),法国人文主义者,在法兰西学院教授雄辩术。

[29] 原文为拉丁语。这里,“善良的提坦”是指希腊神话中的火神普罗米修斯。提坦为巨神,共十二个。普罗米修斯是其中一位提坦的儿子。

[30] 原文为希腊语。

[31]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32]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33] 布列塔尼公爵即让第六(1389—1442),其父为让第五(1340—1399),也是布列塔尼公爵。

[34]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35] 指军人生涯,这是贵族的保留职业。

[36] 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为古希腊哲学家,活动期为公元前三世纪中叶。

[37]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引语。亚里斯提卜(约公元前466—前435)为希腊哲学家,享乐主义学派的奠基人。芝诺(约公元前335—约前263)为希腊哲学家,斯多葛哲学学派的创始人。

[38] 利库尔戈斯(约公元前390—约前324),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以理财有方和严惩贪污闻名。他刚毅正直,忠心报国,以提高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为己任。

[39] 阿斯提亚格是波斯王居鲁士的祖父。其实,居鲁士是向他母亲叙述这件亊的。

[40] 原文为希腊语。

[41] 安提帕特(公元前397—前319),马其顿将军。

[42] 希庇亚斯(活动时期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多才多艺,曾讲授过诗歌、语法、历史、政治学、数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