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界不止一次地问道：艺术中的时间等同于现实中的时间吗？有成千上万个答案。莎士比亚——据他自己的比喻——把历年的作品放在倒置过来的沙钟上；乔伊斯把手法反过来，在读者的日日夜夜之上展开利奥波尔德·布卢姆先生和斯蒂芬·德迪勒斯仅仅一天的生活。比努力缩短和扩展时间更有趣的是弄乱过去和将来的时序。康拉德在他的小说《偶然》中率先使用了这个方法。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充分发展了它（这部作品的第一章发生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第二章在一九一〇年六月二日，倒数第二章发生在第一章的前夜）。在电影领域内，我不知道我的读者们是否记得斯宾塞·屈赛的《权力和荣誉》。这部电影是一个人的传记，但故意（和令人心动地）省略了时间顺序。第一个镜头就是这个人的葬礼。
约·博·普里斯特利刚把反时间顺序移植到舞台上。他的戏剧——类似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展现了一个家庭的没落。第一幕（一九一九年）是女主人公凯伊·康韦二十周岁的生日聚会。第二幕是在同一个地点的同一些人物，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卡罗尔·康韦，最年少的一位，已经去世）。第三幕又把我们带回到生日聚会，每句话均甜蜜又可怕，好像是回忆中的话语。
猝然的对立是这部剧作的最大危险，普里斯特利——自然地——解决了它。
在开场的一幕中充满了不祥的预兆，初看之下，这可能是个缺点。后来，我们发现，如果没有这些，普里斯特利作品的开端就会没有多少戏剧性，而它的泛泛而论恰恰具有激励性。
我突出了《时间和康韦一家》中手法的新意；当然，这不是说它缺乏其他优点。
徐鹤林 译
[1]John Boynton Priestley （1894—1984），英国剧作家、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