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蒙·费尔南德斯在最近的某一期《新法兰西杂志》上说，读者从爱看传记小说转到了爱看自传。不相信的人要说，爱看的是自传体小说，可是，事实是自传的作者远不如传记作者抒情洋溢，再说路德对耶稣或者圣马丁将军的私生活的了解也胜过朱利安·班达对他自己的了解……最近出版了威尔斯、切斯特顿、阿兰[2]和班达的自传，前不久又多了一本没写完的吉卜林自传。书的题目叫《谈谈我自己》——内容的言不尽意倒是切题的。就我来说，我为不能对这种言不尽意表示遗憾而感到遗憾。我知道，任何自传的侧重点都是心理上的，一个人不谈某些细节不比大谈某些细节更具代表性。我知道，事实是用来说明特性的，叙事者可以随意隐去某些事实。我总要回到马克·吐温花了许多个晚上谈论自传这个问题后得出的结论：“一个人既不可能讲述有关自己的真情，也不可能不向读者谈论有关自己的实话。”
毫无疑问，那本书里最令人愉快的几章是谈童年和青少年岁月的（其他涉及成年时期的章节都沾染了不可思议的和不合时代的仇恨，恨美国人、恨爱尔兰人、恨布尔人、恨德国人、恨犹太人、恨奥斯卡·王尔德的幽灵）。
开始几页中某些特别动人之处，来自于吉卜林的一种写作手法。他（不同于前面提到的朱利安·班达，他在《一个文人的青年时代》中用对莫里斯·巴雷斯反感的话含蓄地歪曲了他的童年）不允许把现在穿插到对过去的叙述之中。在他的故事中，叙述到童年的岁月，他们家的那些有名望的朋友——伯恩——琼斯或威廉·莫里斯——都不如一只涂了香料的豹子头或是一台黑色的钢琴重要。吉卜林跟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样，要追忆失去的时间，但不想去加工、理解它。他满足于原汁原味：
“在围绕着屋子的绿地的另一侧，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那里弥漫着油漆和油料的气味，还有我可以玩的灰泥块。一次我单独去那里时，我走到一个大约有一码深的深渊边上，在那里我遭到一个和我一般大的长翅膀的魔鬼的袭击。从那以后我就不喜欢鸡。
“后来又度过了那些很亮又很暗的日子，有一段时间在一条船上，两边各有一个好大的半圆形挡住视线。有一列火车穿越沙漠（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凿）和高地，在我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个裹着大披巾的小女孩，她的脸我记不起了。后来有一片很暗的土地和一间更暗的、寒气袭人的屋子，在屋子的一面墙边，一个白种女人燃起了一堆明火，我吓得叫了起来，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壁炉。”
人们颂扬他的荣耀或在咒骂他时，曾把吉卜林与英帝国主义相提并论。英帝国主义者宣扬他的名字，宣扬他的诗歌《假如》的说话方式和他那响亮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五个国家——联合王国、印度斯坦、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出版过无数种，还宣扬他为帝国的命运乐于牺牲个人的精神。帝国的敌人们（或其他帝国，如现在的苏维埃帝国的信徒们）则否定他或蔑视他。和平主义者用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小说，确切地说，用他的两本小说，与吉卜林的众多作品相对抗，他们忘记了《西线无战事》中最惊人的新鲜内容——战争的无耻和痛苦、英雄们感受恐惧的特殊表现、军事“行话”的使用和滥用——在被人谴责的吉卜林所写的《军营歌谣》中就有。他的第一批歌谣发表于一八九二年。当然，这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曾遭到维多利亚时期批评界的指责，现在他的现实主义的继承者们则指责他带有某种温情主义的色彩，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们忘记了他无疑是欧洲第一位以机器为缪斯的诗人……总之，所有的人——诋毁者或颂扬者——都仅仅把他看成帝国的吹鼓手，而且倾向于认为，两个极其简单的政治方面的见解便足以囊括对他二十七卷体裁多样的著作的美学分析。这种想法是粗糙的，一张口就足以使人相信它是错误的。
无可争辩的是，吉卜林的作品——诗作或散文——比他所阐述的论点复杂无数倍（附带说一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此正好相反，理论是复杂的，因为它派生于黑格尔，但说明它的方法则是粗陋的）。与所有的人一样，吉卜林也有许多身份——英国绅士、帝国主义者、藏书家、士兵和同群山对话的人——然而没有一个身份比写作匠更令人信服。用他自己笔下常用的词说就是一个craftsman（手艺人）。他一生中，没有一种爱好令他像对写作技巧那样钟爱。“所幸的是，”他写道，“信手命笔总使我觉得浑身舒坦。因此，写得不好的东西我会随便扔掉，然后就像人家说的那样，暂时歇手。”在另一处上他写道：“在拉合尔城和阿拉哈巴德城，我开始尝试把一个词语的色彩、分量、香味和象征同其他词语作比较，时而高声重复朗读用听觉去辨别，时而在印刷的书页上默念用视觉作比较。”吉卜林不仅提到了非物质的词语，还提到了作家最谦卑的、当然也是最恭顺的其他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