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诗之旨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泊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氵㸒，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

　　唐自居易《与无微之书》曰：“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自叙其诗，关于美刺者谓之讽谕诗，自比于梁鸿《五噫》之作，而谓：“好其诗者，邓鲂、唐衢俱死，吾与足下又困踬，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邪？又不知大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邪？”嗟乎，可谓知立言之旨者矣。

　　晋葛洪《抱朴子》曰：“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

　　○诗不必人人皆作古人之会君臣朋友，不必人人作诗。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何害？若一人先倡而意已尽，则亦无庸更续。是以虞廷之上。皋陶庚歌，而禹、益无闻，古之圣人不肯为雷同之辞、骈拇之作也。柏梁之宴，金谷之集，必欲人人以诗鸣，而芜累之言始多于世矣。

　　尧命历而无歌，文王演《易》而不作诗，不闻後世之人议其劣于舜与周公也。孔子以斯文自任，上接文王之统，乃其事在《六经》，而所自为歌止于“龟山”、“彼妇”诸作，何寥寥也。其不能与？夫我则不暇与？

　　宋邵博《闻见後录》曰：“李习之与韩退之、孟东野善。习之于文，退之所敬也。退之与东野唱酬倾一时，习之独无诗，退之不议也。尹师鲁与欧阳永叔、梅圣俞善，师鲁于文，永叔所敬也；永叔与圣俞唱酬倾一时，师鲁独无诗，永叔不议也。”

　　《五子之歌》适得五章，以为人各一章，此又後人之见耳。

　　《胃阳》，秦世子送舅氏也，而晋公子无一言。尹吉甫作《嵩高》之诗以赠申伯，《民》之诗以赠仲山甫，《韩奕》之诗以赠韩侯；而三人者不闻其有答，是知古人之诗不以无和答为嫌。

　　○诗题三百篇之诗人，大率诗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国并无一题，雅颂中间一有之。若《常武》，美宣王也，若《勺》、若《赉》、若《般》，皆庙之乐也。其後人取以名之者一篇，曰《巷伯》。自此而外无有也。五言之兴，始自汉魏，而十九首并无题，郊祀歌、铙歌曲各以篇首字为题。又如王、曹皆有《七哀》，而不必同其情；六子皆有《杂诗》，而不必同其义，则亦犹之十九首也，唐人以诗取士，始有命题分韵之法，而诗学衰矣。

　　杜子美诗多取篇中字名之，如“不见李生久”，则以《不见》名篇；“近闻犬戎远遁逃，”则以《近闻》名篇；“往在西京时”，则以《往在》名篇；“历历开元事，”则以《历历》名篇；“自平宫中吕太一”，则以《自平》名篇；“客从南溟来”，则以《客从》名篇。皆取首二字为题，全无意义，颇得古人之体。

　　古人之诗，有诗而後有题；今人之诗，有题而後有诗。有诗而後有题者，其诗本乎情；有题而後有诗者，其诗徇乎物。

　　○古人用韵无过十字《三百篇》之诗，句多则必转韵。魏、晋以上亦然。宋、齐以下，韵学渐兴，人文趋巧，于是有强用一韵到底者，终不及古人之变化自然也。古人用韵无过十字者，独《闷宫》之四章乃用十二字，使就此一韵引而伸之，非不可以成章，而于义必有不达，故末四句转一韵。是知以韵从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自杜拾遗、韩吏部，未免此病也。

　　叶少蕴《石林诗话》曰：“长篇最难，魏晋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倾尽为工。至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如李邕、苏源明诗中极多累句，余尝痛刊去，仅各取其半，方为尽善。然此不可为不知者言也。”

　　诗主性情，不贵奇巧。唐以下人有强用一韵中字几尽者，有用险韵者，有次人韵者，皆是立意以此见巧，便非诗之正格。

　　且如孔子作《易·象象传》，其用韵有多有少，未尝一律，亦有无韵者。可知古人作文之法，一韵无字则及他韵，他韵不协则竟单行。圣人无必无固，于文见之矣。

　　○诗有无韵之句诗以义为主，音从之。必尽一韵无可用之字，然後旁通他韵，又不得于他韵，则宁无韵。苟其义之至当，而不可以他字易，则无韵不害。汉以上往往有之。“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两韵也，至当不可易。下句云：“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则无韵矣，亦至当不可易。古辞《紫骝马歌》中有“春持作饭，采葵持作羹”二句无韵。李大白《天马歌》中有“自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二句无韵。《野田黄雀行》首二句“游莫逐炎洲翠，栖莫近吴宫燕”无韵。《行行且游猎篇》首二句“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无韵。

　　○五经中多有用韵古人之文化工也，自然而合于音，则虽无韵之文而往往有韵，苟其不然，则虽有韵之文而时亦不用韵，终不以韵而害意也，《三百篇》之诗，有韵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韵者，如“瞻彼洛矣，维水泱泱”之类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韵者，如《思齐》之四章、五章，《召》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无韵者，《周颂·清庙》、《维天之命》、《吴天有成命》、《时迈》、《武》诸篇是矣。说者以为当有余声；然以余声相协而不入正文，此则所谓不以韵而害意者也。孔子《赞易》十篇，其《彖象传》、《杂卦》五篇用韵，然其中无韵者亦十之一。《文言》、《系辞》、《说卦》、《序卦》五篇不用韵，然亦间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此所谓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尝有心于用韵也。《尚书》之体本不用韵，而《大禹漠》：“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伊训》：“圣漠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太誓》：“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玉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皆用韵。又如《曲礼》：“行前朱鸟而後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礼运》：“玄酒在室，醴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磐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大之祜。”《乐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昌，疾不作而无妖祥，此之渭大当。然後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孟子》：“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凡此之类，在秦汉以前诸子书并有之。太史公作赞，亦时一用韵，而汉人乐府诗反有不用韵者。

　　○易韵《易》之有韵，自文王始也，凡卦辞之繁者时用韵。《蒙》之“渎”、“告”，《解》之”复”、“夙”，《震》之“”、“哑”，《艮》之“身”、“人”是也。至周公则辞愈繁，而愈多用韵。疑古卜辞当用韵，若《春秋传》所载懿氏之“锵”“姜”、“卿”、“京”，骊姬之“渝”、“俞”、“莸”、“臭”，伯姬之“”、“贶”、“偿”、“相”、“姬”、“旗”、“师”，“丘”、“孤”、“弧”、“姑”、“逋”、“家”、“虚”，鄢陵之“蹙”’、“目”，孙文子之“陵”、“雄”，卫侯之“羊”、“亡”，“窦”、“逾”。又如《国语》所载晋献公之“骨”、“猾”、“ㄏ”，《史记》所载汉文帝之“庚”、“王”、“光”，《汉书·元後传》所载晋史之“雄”、“乘”，“崩”、“兴”，皆韵也。故孔子作《彖象传》用韵，盖本经有韵而传亦韵，此见圣入述而不作，以古为师而不苟也。

　　《彖象传》犹今之笺注者，析字分句以为训也；《系辞》、《文言》以下犹今之笺注于字句明白之後，取一章一篇全书之义而通论之也，故其体不同。○古诗用韵之法古诗用韵之法大约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关雎》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用韵者源于此；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若《考》、《清人》、《还》、《著》、《十亩之间》、《月出》、《素冠》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车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长发》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汉以下诗若魏文帝《燕歌行》之类源于此。自是而变则转韵矣。转韵之始亦有连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于是有上下各自为韵，若《兔》及《采薇》之首章，《鱼丽》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为一韵，中间自为一韵，若《车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为韵，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韵，而下分二节承之，若《有替》之篇者。此皆诗之变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为之也。

　　先生《音学五书》序曰：《记》曰：“声成文谓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为诗，诗咸然後被之乐，此皆出于天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三代之时，其文皆本于六书，其人皆出于族党库序，其性皆驯化于中和，而发之为音，无不协于正。然而《周礼》大行人之职，“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风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诗》三百五篇，上自商颂，下逮陈灵，以十五国之远，千数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尝有异。帝舜之歌，皋陶之赓，箕子之陈，文王、周公之系，无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书也。魏晋以下，去古日远，词赋日繁，而後名之曰韵，至宋周容、梁沈约，而《四声之谱》作。然自秦汉之文，其音已渐戾于古，至东京益甚，而体文作谱，乃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刊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诸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为音学之一变。下及唐代，以诗赋取士，其韵一以陆法言《切韵》为准，虽有“独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尝改也。至宋景之际，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刘渊始并二百六韵为一百七韵。元黄公绍作《韵会》因之，以迄于今。于是宋韵行而唐韵亡，为音学之再变，世日远而传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徐岁矣。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民为《音论》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为《诗本音》十卷；注《易》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误，而一一以古音定之，为《唐韵正》二十卷；综古音为十部，为《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其他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

　　○古人不忌重韵杜子美作《饮中八仙歌》用三“前”、二“船”、二“眠”、二“天”。宋人疑古无此体，遂欲分为八意，以为必分为八而後可以重押韵无害也，不知《柏梁台诗》三“之”、三“治”、二“哉”、二“时”、二“来”、二“材”已先之矣。“东川有杜鹃，西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求其说而不得，则疑以为题下注，不知古人未尝忌重韵也。故有四韵成章成唯用二字者，“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是也。有二韵成章而惟用一字者，“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韵成章而惟用一字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

　　如《采薇》首章连用二“猃狁之故”句，《正月》一章连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连用二“而微”字，《车荦》三章连用二“庶几”字，《文王有声》首章连用二“有声”字，《召》卒章连用二“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未用“露”字，又如《简兮》卒章连用三“人”字，《那》连用三“声”字。其重一字者，不可胜述。汉以下亦然。如《陌上桑诗》三“头”字，二“隅”字，二“馀”字，二“夫”字，二“须”字。《焦仲卿妻作》三“语”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字，二“子”字，二“归”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门”字，又二“言”字。苏武《骨肉缘枝叶》一首，二“人”字，《结发为夫妇》一首二“时”字。陈思王《弃妇词》二“庭”字，二“灵”字，二“鸣”字，二“成”字，二“宁”字。阮籍《咏怀诗·灼灼西颓日》一首，二“归”字。张协《杂诗·黑戾跃重渊》一首二“生”字。谢灵运《君子有所思行》二“归”字。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竞述怀诗》二“反”字。任《哭范仆射诗》二“生”字，三“情”字。沈约《钟山诗》二“足”字。然则重韵之有忌，其在隋、唐之代乎？

　　诸葛孔明《梁父吟》云：“间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又云：“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用二“子”字。古人但取文理明当而已，初不避重字也。今本或改作“田疆古冶氏”，失之矣。

　　潘岳《秋兴赋》：“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用二“省”字。

　　初唐诗最为严整，而卢照邻《长安古意》：“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用二“相”字，今人谓必字同而义异者方可重用，若此诗之二“相”固无异义也。且《诗》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其下文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异义哉！

　　李太白《高阳歌》二“杯”字，《庐山谣》二“长”字；杜子美《织女诗》二“中”字，《奉先县咏怀》二“卒”字，《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二“白”字，《八哀诗》张九龄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园人送瓜》二“草”字，《寄狄明府》二“济”字，《宿凿石浦》二“系”字；韩退之《此日足可惜诗》二“光”字，二“鸣“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字，二“江”字。诗有以意转而韵须重者，如“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兮，犹求友声。”“有杖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监，我心伤悲。卉木萋止，汝心悲止。”于论鼓钟，于乐辟ń。於论鼓钟，于乐辟ń。”又若“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转者，不容别换一字。○七言之始昔人谓《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诗。余考七言之兴，自汉以前，固多有之。”《灵枢经·剌节真邪篇》、“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神，门户已团气不分，虚实得调其气存。”宋玉《神女赋》：“罗纨绮绘盛文章，极服妙彩照万方。”此皆七言之祖。

　　《素问·八正神明论》：“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慧然独悟，口弗能言，杰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三部九侯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其文绝似荀子《成相篇》。

　　○一言《缁衣》三章，章四句，非也，“敝”字一句，“还”字一句。若曰“敝予还予”，则言之不顺矣，且何必一言之不可为诗也？《吴志》：历阳山石文：“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楚”字一句，“吴”字一句，亦是一言之诗。○古人未有之格语助之外，止用四字成诗，而四字皆韵，古未之有也，始见于《庄子》“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是也。三章，章各二句，而合为一韵，古未之有也，始见于《孟尝君传》“长铁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铁归来乎，无以为家”是也。

　　○古人不用长句成篇古诗有八言者，“胡瞻尔庭有悬兮”是也。书》：“卢群在吴少诚席上作歌调之曰：“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但得百僚师长肝胆，不用三军罗绮金银。’”此则通首八言。又如李长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之类，则不过一二句而已。有九言者，“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是也。然无用为全章者，不特以其不便于歌也，长则意多冗，字多懈，其于文也亦难之矣。以是知古人之文可止则止，不肯以一意之冗、一字之懈而累吾作诗之本义也。知此义者不特句法也，章法可知矣。七言排律所以从来少作，作亦不工者。何也？意多冗也，字多懈也。为七言者必使其不可裁而後工也，此汉人所以难之也。

　　○诗用叠字诗用叠字最难。《卫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秽秽，鲔发发，葭揭揭，庶姜孽孽。”连用六叠字，可谓复而不厌、赜而不乱矣。《古诗》：“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连用六叠字，亦极自然，下此即无人可继。

　　屈原《九章·悲回风》：“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芒芒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逶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汜其前後兮，伴张弛之信期。”连用六叠字。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鹜诸神之湛湛。骏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瞿瞿。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京之锵锵兮，後辎乘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後人辞赋亦罕及之者。

　　○次韵令人作诗动必次韵，以此为难，以此为巧。吾谓其易而拙也。且以律诗言之，平声通用三十韵之中，任用一韵，而必无他韵可易；一韵数百字之中，任押五字，而必无他字可易。名为易，其实难矣。先定五字，而以上文凑足之，文或未顺则曰牵于韵耳，意或未满则曰束于韵耳。用事遣辞小见新巧，即可擅场。名为难，其实易矣。夫其巧于和人者，其胸中本无诗，而拙于自言者也。故难易巧拙之论破，而次韵之风可少衰也，、严沧浪《诗话》曰：“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至往复有八九和者。”

　　按唐元稹《上令狐相公启》曰：“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湖间为诗者或相仿效，或力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诗体。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是知元、白作诗次韵之初，本自以为戏，而当时即已取讥于人。今人乃为之而不厌，又元、白之所鄙而不屑者也。

　　欧阳公《集古录》论唐薛苹倡和诗曰：其问冯宿，冯定、李绅皆唐显人，灵澈以诗名後世，然诗皆不及苹，盖倡者得于自然，和者牵于强作。”可谓知言。朱子《答谢成之书》谓：“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东坡乃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高才，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且或无其意而牵人他意以足其韵千万也。故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上，不然则宁疏无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

　　○柏梁台诗汉武《柏梁台诗》本出《三秦记》，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于史，则多不符，按《史记》及《汉书·孝景纪》：“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买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传》同。又按《孝武纪》：“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是为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为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与太母争樽，公卿请废为庶人。天子曰：“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梁余尚有十城，又按平王襄之十年为元朔二年，来朝；其三十六年为太初四年，来朝，皆不当元封时。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大鸿胪。治粟内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右扶风。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往之名，不应预书于元封之时，又按《孝武纪》：“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灾。”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定官名，则是柏梁既灾之後，又半岁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马，大将军青则薨于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复考证，无一合者。盖是後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驷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阙下。”臣联曰：“天子副车驾驷马，此一时异数，平王安得有此？”

　　诗体代降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後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

　　○书法诗格南北朝以前，金石之文无不皆八分书者，是今之真书不足为字也。姚铉之《唐文粹》，吕祖谦之《皇朝文鉴》，真德秀之《文章正宗》，凡近体之诗皆不收，是今之律诗不足为诗也？今人将由真书以窥八分。由律诗以学古体，是从事于古人之所贱者，而求其所最工，岂不难哉！

　　鄞人薛千仞冈曰：“自唐人之近体兴，而诗一大变，後学之士可兼为而不可专攻者也。近日之弊，无人不诗，无诗不律，无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贵严，对偶贵整，音节贵响，不易作也，今初学後生无不为七言律，似反以此为人门之路，其终身不得窥此道藩篱无怪也。”

　　○诗人改古事陈思王上书：“绝缨盗马之臣，赦楚、赵以济其难。”注谓：“赦盗马，秦穆公事，秦亦赵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赵至《与嵇茂齐书》：“梁生适越，登岳长谣。”梁鸿本适吴，而以为越者，吴为越所灭也。谢灵运诗：“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弦高所犒者秦师而改为晋，以避下“秦”字，则舛而陋矣。李大自《行路难》诗：“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安足道。”杜子美《诸将诗》：“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改“黄犬”为“苍鹰”，改“玉碗”为“金碗”，亦同此病。

　　自汉以来，作文者即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传》：“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本当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骥尾。使後人为之，岂不为人讥笑？谓高祖也。

　　○庾子山赋误庾子山《枯树赋》云：“建章三月火。”按《史记》：“武帝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台灾。春二月，起建章宫。”《西京赋》：“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用厌火祥。”是灾者柏梁，非建章，而三月火；又秦之阿房，非汉也。《哀江南赋》云：“栩阳亭有离别之赋。”《夜听捣衣曲》云：“栩阳离别赋。”按《汉书·艺文志》：“别栩阳赋五篇。”详其上下文例，当是人姓名，姓别，名栩阳也。以为“离别”之别，又非也。

　　○于仲文诗误隋于仲文诗：“景差方人楚，乐毅始游燕。”按《汉书·高帝纪》：“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齐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王逸《楚辞章句》：“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日昭、屈、景。”然则景差亦楚之同姓也。而仲文以为人楚，岂非梁、陈已下之人，但事辞章，而不祥典据故邪？

　　梁武帝天监元年，诏曰：“雉兔有刑，姜宣致贬。”此用孟子“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而不知宣王乃田氏，非姜後也，与此一类。

　　○李太白诗误李大白诗：“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按《史记》言，匈奴左方王将直上谷以东，右方王将直上郡以西，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汉书》言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光禄塞下，又言天子遣使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後单于竞北归庭。乃知汉与匈奴往来之道，大抵从云中、五原、朔方，明妃之行亦必出此。故江淹之赋李陵，但云“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而玉关与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乌孙所经，太白误矣。《颜氏家训》谓：“文章地理必须惬当。”其论梁简文《雁门太守行》，而言“日逐康居、大宛、月氏”，萧子晖《陇头水》，而云“北注黄龙，东流白马”。沈存中论白乐天《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谓峨眉在嘉州，非幸蜀路。文人之病盖有同者。

　　梁徐徘《登琅邪城》诗：“甘泉警烽侯，上谷抵楼兰。”上谷在居庸之北，而楼兰为西域之国，在玉门关外。即此一句之中，文理已自不通，其不切琅邪城又无论也。

　　○郭璞赋误郭璞《江赋》：“总括汉、泗，兼包淮、湘。”淮、泗并不入江，岂因盂于而误邪？

　　○陆机文误陆机《汉高帝功臣颂》“侯公伏轼，皇媪来归。”乃不考史书之误。《汉仪注》“高帝母，兵起时，死小黄，後于小黄作陵庙。”《本纪》“五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则其先亡可知。而十年有太上皇後崩，乃太上皇崩之误，文重书而未删也。侯公说羽，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九月，归大公、吕後，并无皇温。

　　○字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传》“于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及《论语》“史阙文”，《中庸》“书同文”之类，并不言字。《易》：“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诗》：“牛羊排字之。”《左传》：“其僚无子，使字敬叔。”皆训为乳。《书·康浩》：“于父不能字厥子。”《左传》：“乐王鲋，字而敬，小事大，大字小。”亦取爱养之义，唯《仪礼·士冠礼》“宾字之”，《礼记．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与文字之义稍近，亦未尝谓文为了也，以文为字乃始于《史记》。秦始皇琅邪台石刻曰：“同书文字。”《说文》序云：“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仪礼·聘礼》注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此则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汉而显也与？

　　许氏《说文》序：“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篆书谓之文，隶书谓之字。张揖《上博雅表》“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唐玄度《九经字样》序：“凡七十六部，四百计一文。”则通谓之文。

　　三代以上，言文不言字。李斯、程邈出，文降而为字矣。二汉以上，言音不言韵，周容、沈约出，音降而为韵矣。

　　○古文古时文字不一。如汉汾阴宫鼎其盖铭曰：“汾阴供官铜鼎盖二十枚。”二十字作“十十”。鼎铭曰：“汾阴供官铜鼎二十枚。”二十字作“亍”。其未曰：“第二十三。”二十字作“廿”。一器之铭三见而三不同。自唐以往，文字日繁，不得不归一律，而古书之不复通者多矣。

　　○说文自隶书以来，其能发明六书之指，使三代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以识古人制作之本者，许叔重《说文》之功为大，後之学者一点一画莫不奉之为规矩。而愚以为亦有不尽然者。且以《六经》之文，左氏、公羊、梁之传，毛苌、孔安国、郑众、马融诸儒之训，而未必尽合；况叔重生于东京之中世，所本者不过刘欲、贾逵，杜林，徐巡等十惊人之说，而以为尽得古人之意，然与否与？一也，《五经》未遇蔡邕等正定之先，传写人人各异，今其书所收率多异字，而以今经校之，则《说文》为短，又一书之中有两引而其文各异者，後之读者将何所从？二也。流传既久。岂无脱漏？即徐铉亦谓篆书湮替日久，错乱遗脱，不可悉究。今谓此书所阙者必古人所无，别指一字以当之，改经典而就《说文》，支离回互，三也。今举其一二评之。如秦、宋、薛皆国名也。“秦”从禾，以地宜禾，亦已迂矣，“宋”从木为居，“薛”从辛为{自辛}，此何理也？《费誓》之费改为“{北米}”，训为恶米。武王“载旆”之旆改为“”，训为土。“威”为姑，也为女阴。“”为击声。“困”为故庐。“普”为日无色。此何理也？“貉”之为言恶也，视“犬”之字如画狗，“狗，叩也”，岂孔子之言乎？训“有”则曰“不宜有也”，《春秋书》“曰有食之”。训“郭”则曰“齐之郭氏善善不能迸，恶恶不能退，是以亡国”，不几于剿说而失其本指乎？“居”为法古，“用”为卜中，“童”为男有罪，“襄”为解衣耕，“吊”为人持弓会〈区支〉禽，“辱”为失耕时，“臾”为束缚ㄏ扌世，“罚”为持刀骂詈，“劳”为火烧门，“宰”为罪人在屋下执事，“冥”为十六日月始亏，“刑”为刀守井，不几于穿凿而远于理情乎！武空师之而制字，荆公广之而作书，不可谓非滥觞于许氏者矣，若夫训“参”为商星，此天文之不合者也；训“毫”为京兆社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也。书中所引乐浪事数十条，而他经籍反多阙略，此采摭之失其当者也，今之学者能取其大而弃其小，择其是而违其非，乃可谓善学《说文》者与？《王莽传》：“‘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又曰：“受命之日丁卯。丁，火，汉氏之德也。卯，刘姓所以为字也。”光武告天祝文引《谶记》曰：“卯金修德，为天子。”公孙述引《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是古未尝无刘字也。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言：“夫歌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臣等谨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魏去叔重未远，是古未尝无“斌”字也。

　　《说文》原本次第不可见，今以四声列者，徐铉等所定也。切字，铉等所加也。

　　旁引後儒之言，如杜预、裴光远、李阳冰之类，亦铉等加也，又云：“诸家不收，今附之字韵末”者，亦铉等加也。“始”字《说文》以为“女之初”也，已不必然，而徐铉释之以“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不知经文乃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若用此解，必从男乃合耳。

　　○说文长笺万历末，吴中赵凡夫宦光作《说文长笺》，将自古相传之《五经》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异于先儒。乃以“青青子衤今”为氵㸒奔之诗，而谓“衤今”即“衾”字，如此类者非一。其实《四书》尚未能成诵，而引《论语》“虎兕出于柙”，误作《孟子》“虎豹出亏■”然其于《六书》之指不无管窥，而适当喜新尚异之时，此书乃盛行于世。及今不辩，恐他日习非胜是，为後学之害不浅矣，故举其尤刺谬者十馀条正之。

　　《旧唐书·文宗纪》：“开成二年，宰臣判国子监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九经者，《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又有《孝经》、《论语》、《尔雅》、其实乃十二经。又有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皆刻之于石，今见在西安府学，凡夫乃指此为“蜀本石经”。又云：“张参《五经文字》、唐彦升《九经字样》亦附蜀本之後，但可作蜀经字法。”今此石经末有年月一行，诸臣姓名十行，大书“开成二年丁巳岁”。凡夫岂未之见而妄指为孟蜀邪？

　　又云：“孙忄面《唐韵》文、殷二韵三声皆分，独上声合一；咸严、洽业二韵平入则分，上去则合。”按今《广韵》即孙忄面之遗文，殷上声之合则有之，咸严、洽业则四声并分，无并合者。

　　切者，两字相摩以得其音，取其切近。今改为盗窃之“窃”。于古未闻，岂凡夫所以自名其学者邪？

　　“瓜分”字见《史记·虞卿传》、《汉书·贾谊传》。“灶突”字见《汉书·霍光传》。今云瓜当作“瓜”，突当作“突”，然则鲍昭《芜城赋》所谓“竟瓜剖而豆分”，魏玄同疏所谓“瓜分、瓦裂者”，古人皆不识字邪？按张参《五经文字》云：“突，徒兀反。作{穴〈拔去手〉}者讹，”

　　顾野王，陈人也，而以为晋之虎头，陆龟蒙，唐人也，而以为宋之象山。王筠，梁人也，而以为晋。王禹，宋人也，而以为南朝。此真所谓不学墙面者与？“晋献帝醉，虞侍中命扶之。”按《晋书·虞啸父传》：“为孝武帝所亲爱，侍饮大醉，拜不能起。帝顾曰：‘扶虞侍中。’啸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乱，非分之赐，所不敢当。’帝甚悦。”传首明有孝武帝字，引书者未曾全读，但见中间有贡献之“献”，适与“帝”字相接，遂以为献帝，而不悟晋之无献帝也。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凡夫著书之人乃犹如此！“恂”字笺：“汉宣帝讳。”而不知宣帝讳“询”，非询也。“衍”字笺：“汉平帝讳。”而不知平帝讳“衍”非衍也。

　　《後汉书·刘虞传》：“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引之云：“後汉尾敦路，劫刘虞首归之莽。”若以敦路为人名，而又以“葬”为“莽”，是刘幽州之首竟归之于王莽也。

　　《左氏成六年传》：“韩献子曰：‘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说文》{执}、垫二字两引之，而一作厄者，古隘、厄二字通用也。笺乃云：“未详何出。”“野”下引《左传》“身横九野”，不知其当为“九亩”；又《梁传》之文，而非左氏也。

　　“鹊臭，其飞也。”此《尔雅·释鸟》文，笺乃曰：“训词未详，然非後人语。”“燕马，白州也。”本之《尔雅·释畜》“白州，燕。”注：“州，窍也。谓马之白尻者。”笺乃云：“未详，疑误。”

　　中国之称夏尚矣，今以为起于唐之夏州，地邻于夷，故华夷对称曰华夏。然则《书》言“蛮夷猾夏”，《语》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其时已有夏州乎？又按夏州本朔方郡、赫连勃勃建都于此，自号曰夏，後魏灭之，而置夏州，亦不始于唐也。

　　云：“唐中晚诗文始见‘簿’字，前此无之。”不知孟子言“孔子先簿止祭器”，《史记·李广传》“急责广之莫府对簿”，《张汤传》“使使八辈簿责汤”，《孙宝传》“御史大夫张忠署宝主簿”，《续汉·舆服志》“每出，太仆奉驾上卤簿”，《冯异传》“光武署异为主簿”，而刘公诗已云“沈迷簿领书，回回目昏乱”

　　“”字云：“字不见经。”若言《五经》则不载者多矣，何独字。若传记史书则此字亦非隐僻，《晋语》“被羽先升”注：“系于背，若今将军负矣。”《魏略》：“刘备性好结。”《吴志·甘宁传》：“负带铃。”梁刘孝仪《和昭明太子诗》：“山风乱采，初景丽文辕。”“祢衡为鼓吏，作《渔阳挝掺》。掺乃‘操’字。”按《後汉书》：“衡方为《渔阳参挝》，蹀■而前。”注引《文士传》作“渔阳参槌”。王僧孺诗云：“散度广陵音，参写渔阳曲。”自注云：“参，音七绀反。乃曲奏之名，後人添手作‘掺’。”後周庚信诗：“玉阶风转急，长城雪应暗，新缓始欲缝，细锦行须，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隋炀帝诗：“今夜长城下，云昏月应暗。谁见倡楼前，心悲不成掺。”唐李颀诗：“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正音七绀反。今以为“操”字，而又倒其文，不知汉人书操固有借作“掺”者，而非此也。“叩，京兆蓝田乡。”笺云：“地近京口，故从口。”夫蓝田乃今之西安府属，而京口则今之镇江府，此所谓风马牛不相及者。凡此书中会意之解，皆“京口”之类也。

　　寸，十分也。《汉书·律历志》：“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本无可疑，而增其文曰：“析寸为分，当言十分尺之一。”夫古人之书，岂可意为增改哉？○五经古文赵古则《六书本义》序曰：“魏晋及唐能书者辈出，但点画波折，逞其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犹赖《六经》之篆未易。至天宝间，诏以隶法写《六经》，于是其道尽废。”以愚考之，其说殆不然。按《汉书·艺文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又曰：“《孝经》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曰：“有中古文《易经》。”而不言其所出。又曰：“《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乱，则已焚烧无遗，《後汉书·杜林传》曰：“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卫宏、徐巡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是东京古文之传惟《尚书》而已。《晋书·卫恒传》言：“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未知所立几经。而唐初魏徵等作《隋书·经籍志》，但有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则他经亦不存矣。《册府元龟》：“唐玄宗天宝三载，诏曰：‘朕钦惟载籍，讨论坟典，以为先王令范，莫越于唐虞；上古遗书，实称于训诰。虽百篇奥义，前代或亡；而六体奇文，旧规犹在。但以古先所制，有异于当今；传写浸讹，有疑于後学，永言刊革，必在从宜，’”《尚书》应是古体文字，并依今字缮写施行，其旧本乃藏之书府。是玄宗所改亦止于古文《尚书》，而不闻有他经也。夫诸经古文之亡，其已久矣。今谓《五经》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以今，岂其然乎？

　　孔安国《书》序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是则西汉之时所云古文者，不过隶书之近古，而共王所得科斗文字久已不传；玄宗所谓六体奇文，盖正始之书法也。

　　宋晁公武《古文尚书》序曰：“余抵少城，作《石经考异》之馀，因得此古文全篇于学宫，乃延士张{卣火}，仿吕氏所镂本书，丹刻诸石。方将配《孝经》、《周易》经文之古者，附于石经之列。”今其石当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见传之人间也。世无好古之人，虽金石其能保与？

　　○急就篇汉魏以後，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晋夏侯湛抵疑乡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讽《急就》习甲子。《魏书》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刘芳撰《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陆拟《急就篇》为《悟蒙章》，又书家亦多写《急就篇》。《魏书·崔浩传》：“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儒林传》：“刘兰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北齐书》：李绘六岁未入学，伺伯姊笔牍之闲，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李铉九岁入学，书《急就篇》月馀，便通。自唐以下，其学渐微。

　　○千字文《千字文》原有二本。《梁书·周兴嗣传》曰：“高祖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兴嗣与陆亻垂制碑。及成，俱奏，高祖用兴嗣所制者，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之。”《萧子范传》曰：“子范除大司马南平王户曹属从事中郎，使制《千字文》，其辞甚美，命记室蔡注释之。”《日唐书·经籍志》：“《千字文》一卷，萧子范撰；又一卷，周兴嗣撰。”是兴嗣所次者一千字文，而子范所制者又一千字文也。乃《隋书·经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给事郎周兴嗣撰；《千字文》一卷，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梁书》本传谓子范作之，而蔡为之注释；今以为子云注。子云乃子范之弟，则异矣。《宋史·李至传》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钟繇书破碑千馀字，命周兴嗣次韵而成。”本传以为王羲之，而此又以为钟繇，则又异矣。

　　《隋书》、《旧唐书》志又有《演千字文》五卷，不著何人作。《淳化帖》有汉章帝书百馀字，皆周兴嗣《千字文》中语。《东观馀论》曰：“此书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录书者集成千字中语耳。欧阳公疑以为汉时学书者多为此语，而後村刘氏遂谓《千字文》非梁人作，误矣。”黄鲁直跋章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非章帝书也。”

　　○草书褚先生补《史记·三王世家》曰：“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是则褚先生亲见简策之文，而孝武时诏即已用草书也。《魏志·刘廙传》：“转五官将文学，文帝器之，令廙通草书，”则汉魏之间笺启之文有用草书者矣。故草书之可通于章奏者谓之章草。赵彦卫《云麓漫钞》言：“宣和中，陕右人发地得木简，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发夫讨畔羌檄。”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考之既用于檄，则理容概施于章奏。盖小学家流，自古以降，日趋于简便，放大篆变小篆，小篆变隶。比其久也，复以隶为繁，则章奏文移悉以章草从事，亦自然之势。故虽曰草，而隶笔仍在，良由去隶未远故也。右军作草，犹是其典型，故不胜为冗笔。逮张旭、怀素辈出，则此法扫地矣。

　　北齐赵仲将学涉群书，善草隶，虽与弟书，字皆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须隶笔。”唐席豫性谨，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未尝草书。谓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细，卿何介意？”豫曰：“细犹不谨，而况巨邪！”柳仲郢手抄《九经》、《三史》，下及魏、晋、南北诸史，皆楷小精真，无行字。宋刘安世终身不作草字书，尺牍未尝使人代。张观平生书必为楷字，无一行草，类其为人。古人之谨重如此。《旧唐书》：“王君廓为幽州都督，李玄道为长史。君廓入朝，玄道附书与其从甥房玄龄，君廓私发之，不识草字，疑其谋己，惧而奔叛。玄道坐流隽州。”夫草书之衅乃至是邪！

　　○金石录《金石录》有宋公亦饣束鼎铭云，按《史记·世家》，宋公无名亦者，莫知其为何人，今考《左传》，宋元公之太子栾嗣位，为景公。《汉书·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栾，则《史记·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头曼立。是兜栾之音讹为头曼，而宋公亦即景公也。

　　宗均之误为“宋”，不必证之碑及《党锢传》，即《南蛮传》云：“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事与本传合，而《南蛮传》作“宗”，本传作“宋”，其误显然，注未及正，房彦谦高祖法寿，自宋归魏，封壮武候，子孙承袭。魏、隋、唐三书皆同，独碑作“庄武”。按汉胶东国有壮武县，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正义曰：“《括地志》云：‘壮武故城在莱州即墨县西六十里。’《後汉志》：“壮武，故夷国。’《左传·隐元年》‘纪人伐夷，是也。”《贾复传》：“封胶东侯，食郁、秩、壮武等六县。”晋张华亦封壮武侯，字并作“壮”，独此碑与《左传》杜氏注作“庄”。

　　○铸印作减笔字太原府徐沟县有同戈驿，其名本取洞涡水，此水出乐平县西四十里陡泉岭，经平定州寿阳、榆次至徐沟县入汾，今徐沟县北五里洞涡河，其阳有洞涡村是也。《水经》：“洞涡水出沾县北山，西过榆次县南，又西到晋阳县南西入于汾。”郦道元注：“刘琨之为并州也，刘渊引兵邀击之，合战于洞涡，即是水也。”《旧唐书·昭宗纪》：“天复元年四月，氏叔琮营于洞涡驿。”《新唐书。地理志》：“太原郡有府十八，其一曰洞涡，”《宋史·曹彬传》：“为前军都监，战洞涡河北。”《汉世家》：“李继勋败继恩兵于洞涡河。”後人减笔借书“同戈”字，而今铸印遂作“同戈”，以减借之字登于印文，又不但马文渊所言成皋印点画之讹而已。

　　今驿多用古地名者。洪武九年四月壬辰，以天下驿传之名多因俚俗，命翰林考古正之，如扬州府曰广陵驿，镇江府曰京口驿，凡改者二百三十二，徐沟无古地名，故以水名之。

　　○画古人图画皆指事为之，使观者可法可戒。上自三代之时，则周明堂之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有周公相成王，负斧，南面以朝诸侯之图。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亻亻危，及古贤圣怪物行事。秦汉以下见于史者，如《周公负成王图》，《成庆画》，《纣醉踞妲己图》，屏风图画列女，《宋公传》。戴逵画《南都赋图》之类，未有无因而作，逮乎隋唐，尚沿其意。唐《艺文志》所列汉王元昌画《汉贤王图》；阎立德画《文成公主降蕃图》，《五华宫图》，《斗鸡图》，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范长寿画《风俗图》，《醉道士图》；王定画《本草训戒图》；檀智敏画《游春戏艺图》；殷〈攴〉、韦无忝画《皇朝九圣图》，《高祖及诸王图》，《太宗自定辇上图》，《开元十八学士图》；董萼画《ひ车图》；曹元廓画後周、北齐、梁、陈、隋、武德贞观永徽间《朝臣图》，《高祖太宗诸子图》，《秦府学士图》，《凌烟图》；杨画《望贤宫图》；安禄山、真张萱画《妓女图》，《乳母将婴儿图》，《按羯鼓图》，《秋千图》；谈皎画《武惠妃舞图》，《佳丽寒食图》，《佳丽妓女图》；韩画《龙朔功臣图》，《姚宋及安禄山图》，《相马图》，《玄宗试马图》，《宁王调马打球图》；陈宏画《安禄山图》，《玄宗马射图》，《上党十九瑞图》；王象画《卤簿图》；田琦画《洪崖子桔木图》；窦师纶画《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图》；韦画《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图》；周画《扑蝶》、《按筝》、《杨真人降真五星》等图各一卷。《唐文粹》有王蔼《记汉公卿祖二疏图》，舒元舆《记桃源图》。《通鉴》：蜀嘉州司马刘赞献《陈後主三阁图》、皆指事象物之作。《王维传》：“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此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无差，”自实体难工。空摹易善，于是白描山水之画兴，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闻见後录》云：”观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尚有其遗法。至吴道玄绝艺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减矣。况其下者。”此可为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宁三年，立画学，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此近于空摹之格，至今尚之。

　　谢在杭《五杂俎》曰：“自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盖有故事便须立意结构，事事考订，人物衣冠制度宫室规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势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笔。非若今人任意师心，卤莽灭裂，动辄托之写意而止也。余观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辈，皆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何足画，而皆写其故实。其他如懿宗射兔，贵妃上马，後主幸晋阳，华清宫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则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宣尼十哲；下之则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钅巢谏，葛洪移居。如此题目，今人却不肯画，而古人为之，转相沿仿。盖由所重在此，习以成风，要亦相传法度，易于循习耳。

　　○古器洪氏《随笔》谓：“彝器之传，春秋以来固已重之，如郜鼎、纪之类，历历可数。不知三代逸书之目，汤有典宝，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职，祭祀而陈之，则固前乎此矣。故夏後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须之鼓，阙巩之甲，班诸鲁公、唐叔之国，而赤刀，弘壁、天球、河图之属，陈设于成王之顾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来去不恒，成亏有数。是以宝出河，九鼎沦泗，武库之剑穿屋而飞，殿前之钟感山而响，铜人入梦，钟虡生毛，则知历世久远，能为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书》：‘文帝开皇九年四月，毁平陈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西，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祸变，悉命毁之。’而《大金国志》载：海陵正隆三年，诏毁平辽、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盖皆恣睢不学之主，而古器之销亡为可惜矣。”

　　读李易安《题金石录》，引王涯、元载之事，以为“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尝不叹其言之达。而元裕之作《故物谱》，独以为不然，其说曰：“三代鼎钟，其初出于圣人之制，今其款识故在，不曰‘永用享’，则曰‘子子孙孙永宝用’，岂圣人者超然远览，而不能忘情于一物邪？自庄周、列御寇之说出，遂以天地为逆旅，形骸为外物，虽圣哲之能事，有不满一叫者，况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饥而忘食也。则圣人之道，所谓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者，其可非也邪？《春秋》之于宝玉、大弓，窃之书，得之书。知此者，可以得圣人之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