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戏的兴起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最初流行于浙东沿海一带，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明祝允明《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徐渭《南词叙录》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祝允明就南戏的来源温州杂剧说，在"宣和之后，南渡之际"(1119-1127)就已经存在。但由温州杂剧发展成为南戏，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与过程；徐渭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4)，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温州从隋唐以来就以"尚歌舞"而"敬鬼乐祠"著称(见《永嘉县志》卷六《风土志·民风》)，唐顾况诗"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就是形容永嘉的风俗的。这种祀神的乐曲大约同楚词的《九歌》，南朝乐府的《神弦曲》类似。随着唐宋时期各种表演艺术的发展，它也逐渐吸收了各种民间词调演唱故事，这就是最初在浙东沿海流行的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到南宋建都杭州以后，温州成为后方重要经济中心和对外贸易港口。由于交通的发达、都市经济的繁荣，使温州杂剧有可能吸收其他地方的歌曲，如〈福清歌〉、〈福州歌〉、〈台州歌〉等来丰富自己的歌腔，并有了象"九山书会"那样的专业组织，不断适应城市观众的需要，提高剧本的创作水平。到了《赵贞女》、《王魁》等戏文流传到杭州以后，就以其具有反封建思想倾向的新鲜内容受到群众的欢迎，奠定了南戏发展的基础。尤其是《赵贞女》戏文的出现，在我国戏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隋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豫章、永嘉、建安、遂安等包括现在江西、浙东、闽北等许多地方的风俗说："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及举孝廉，更娶富者。前妻虽有积年之勤，子女盈室，犹见放逐，以避后人。"这里所说的"衣冠之人"，当然是封建地主，他们的妻子不仅是家庭里的奴隶，还要凭自己的劳动收入养活丈夫，一旦丈夫举孝廉，就不管她的积年勤劳，子女满前，一脚踢开。可是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从汉魏以来，一直被看作地方习俗，相沿不改。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南方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科举名额的扩大，这问题就更突出了。《赵贞女》戏文是我国文学史上首先把这个东南地区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通过舞台艺术形象反映出来的，它的受到东南地区广大观众的欢迎，同时为统治者所禁止，就毫不足怪了。
《南词叙录》说南曲的曲调是"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协宫调"，它是运用当时民间流行的词调以及一些新起的民间小曲如〈吴小四〉、〈赵皮鞋〉、〈麻婆子〉等来演唱的。由于它在南方流传，唱时也用南方方音。它分平上去入四声，不象北曲的以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在用韵上也和北曲有所不同，如"居鱼"、"支时"有时合用，"车遮"、"家麻"不分。曲调比较轻柔婉转，不象北曲的高亢。伴奏以管乐为主，而北曲则以弦乐为主。剧中各个角色可以分唱或合唱，不象杂剧的一本戏只能由一个主角唱。题材偏于爱情故事及家庭纠纷，演唱历史英雄故事或农民起义战争的戏比较少。剧情一般较杂剧为曲折、丰富，一本戏往往要演几十出，因此情节就不如杂剧集中。
早期南戏除《赵贞女》、《王魁》外，还有《乐昌分镜》、《王焕》等戏文，这些戏文的舞台影响很深远，但剧本都没有流传。这主要由于南宋的封建文化比较发达，程朱理学思想逐渐取得统治地位。象朱熹、陈淳等理学家不但直接禁止地方戏曲的演出(注：《漳州府志》卷三十八记朱熹于绍熙元年(1190)知漳州州事，曾经禁止当地演戏。又明何乔远《闽书》卷一百五十三记陈淳(朱熹的学生)曾上书傅寺丞论禁演戏。)；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之下，也使许多封建文人鄙视甚至敌视民间戏曲。由于憎恨永嘉杂剧的流传，他们甚至把南宋亡国的帐也记在它身上，说"若见永嘉人作相，国当亡"(见叶子奇《草木子》)。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当关汉卿、白朴、王实甫等在北方写出大量优秀的杂剧剧本时，南方的学者文人在历史、哲学以及诗文方面虽也写出不少有价值的著作，却始终很少人注意到南曲戏文的加工与创作。《南词叙录》说南戏"语多尘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这是许多南曲戏文没有流传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传宋元南戏据近人搜辑，有传本的十五本，有零星曲子流传的百十九本。其中出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张协状元》是比较可靠的早期南戏剧本。《张协状元》开场时念的〈满庭芳〉词：
暂息喧哗，略停笑语，试看别样门庭。教坊格范，绯绿可同声。酬酢词源诨砌，听谈论四座皆惊。浑不比乍生后学，谩自逞虚名。状元张协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厮罗响，贤们雅静，仔细说教听。
东瓯是温州的旧名，绯绿社是南宋时杭州杂剧演出的组织。作者以"占断东瓯盛事"、"教坊格范，绯绿可同声"自夸，在唱完这段诸宫调以后，又在〈烛影摇红〉词里说："九山书会，近日翻腾，别是风味。"而九山又是永嘉西城的地名，是南宋以来热闹的市区。根据这些情况推断，可以认为它是南宋时期温州杂剧的底本。
《张协状元》写书生张协在五鸡山落难时与贫女结婚，富贵后忘恩负义，同《赵贞女》、《王魁》是同类的题材。但在贫女经宰相王德用收养为义女之后又同张协重圆，已表现了阶级调和的倾向。全本都用南方流行的词调和民间小曲演唱，开场时由说唱诸宫调引入，以后是主角到了哪里，戏也跟到哪里，而且有许多同剧情不大相干的插科打诨，这些都表现了初期南戏的特征。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里的《宦门子弟错立身》，写金国河南府同知的儿子完颜寿马和走江湖的戏班女艺人王金榜的爱情故事，题材和石君宝的《紫云亭》相似，从内容到形式都看得出杂剧的影响。另一种《小孙屠》里出现的南北合套曲，说明南戏已注意吸收杂剧的乐曲来丰富自己。
在元灭宋以后，杂剧在随着北方的政治、军事的势力传入南方时，以其新鲜的内容和精炼的形式盖过南戏，使南戏一度趋于衰落。虞集《中原音韵序》说："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徐渭《南词叙录》说："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南词遂绝，而南戏亦衰。"都说明了这情况。到了元末，南戏既在同杂剧的接触过程中汲取它的部分成就，逐渐显出它的优越性；而随着南方农民大起义而来的新的政治形势也有利于南戏的流行。这样，南戏才重新趋向兴盛，产生了高明、施惠等优秀作家，《琵琶记》、《拜月亭》等著名剧本，并为明清以来的传奇戏奠定了基础。
南戏的形式在元末明初逐步定型下来。一般先由副末开场，报告演唱宗旨和全剧大意。从第二出起，生旦等重要角色相继出场，逐步展开情节，并经过种种悲欢离合，以生旦团圆终场。南戏称一场为一出，每出例有下场诗，重要人物上场时先唱引子，继以一段自我介绍的长白，叫作定场白。曲词的组织，一般有引子、过曲和尾声。这是从元末明初到清中叶戏曲创作的主要形式，也就是后人用以区别于杂剧的传奇戏。
第二节 高明的琵琶记
高明的《琵琶记》是元末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的作品。高明(1305?-1359)，字则诚(注：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一收有高明的题陆游《晨起》诗卷，末署"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壬辰永嘉高明谨志于龙方"。同卷还收有永嘉余尧臣的题跋，说"越六年而高公亦以不屈权势病卒四明"。据此推算，高明应卒于至正十九年，即公元一三五九年。)，温州瑞安人，早年乡居读书，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后，在浙江处州、杭州等地做过几任小官。方国珍在浙东起义时他被任命为"平乱"统帅府都事，因与统帅意见不合，"避不治文书"。此后主要是过着隐居著书的生活。他所作戏曲除《琵琶记》外，尚有《闵子骞单衣记》，已亡佚。诗文经近人收辑，尚存五十多篇。
《琵琶记》是高明在元末避乱隐居宁波城东栎社时根据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改编的。《赵贞女》写蔡伯喈上京应举，贪恋富贵功名，长期不归，赵五娘独力支持门户，在蔡家父母死后到京师寻访伯喈，伯喈不认，最后以马踩赵五娘，雷轰蔡伯喈结束。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能这故事在搬上舞台之前，已在民间流传。戏中情节并不符历史人物蔡伯喈的真实，然而戏剧的矛盾是尖锐的，倾向是鲜明的。它通过蔡伯喈的背亲弃妇，反映了封建文人一旦飞黄腾达就要弃妻再娶的现实，从而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高明把谴责蔡伯喈背亲弃妇的《赵贞女》改为歌颂蔡伯喈全忠全孝的《琵琶记》，他的主观意图是借此宣扬封建道德。他在全戏开场时说："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又说："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都表明了他的创作意图。在这种创作意图指导之下，故事内容改变很大。蔡伯喈原来是个孝子，同赵五娘结婚后夫妇感情也很好。他本来不想去应考，他父亲蔡公不从。他考中状元后，牛府招他入赘，他辞婚，牛丞相不从。他辞官，朝廷又不从。这"三不从"是高明把蔡伯喈写成全忠全孝的主要关目。蔡伯喈入京之后，他故乡陈留遇到严重的灾荒，赵五娘独力维持一家生活，蔡公、蔡婆先后在饥饿中死去。赵五娘一路弹唱琵琶词行乞，到京师寻觅蔡伯喈。由于牛氏的贤惠和牛丞相的回心转意，她终于和蔡伯喈团圆，并且得到了朝廷的旌表。由于作家主观上企图通过"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来宣扬封建道德，作品中的人物都被涂上了封建说教的色彩，连赵五娘也不例外。甚至在她乞丐寻夫时，还声明自己"只怕公婆绝后"，不是为"寻夫远游"。蔡伯喈口里几乎无时无刻不思念父母和赵五娘，给人一个孝子义夫的假象。牛氏除少数场合外，就成为作者主观安排的宣传封建教条的传声筒。
然而《琵琶记》的思想内容是比较复杂的，除了上面指出的严重缺点外，它确还有不少现实主义的描写。这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复杂性所决定的。首先，作者一面通过蔡公、张广才等劝蔡伯喈入京应举，认为这是"显亲扬名"，是"大孝"；一面又让蔡伯喈中举后，陷入了实际上背亲弃妇的境地：父母双双饿死，妻子历尽艰辛。以致蔡公临终时对他十分怨恨，张广才骂他"三不孝逆天罪大"，这就在肯定蔡伯喈"全忠全孝"的同时，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其次，作者对当时的黑暗现实也有所不满，因此在宣扬封建道德的同时，还通过不少情节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如蔡伯喈考取状元后由于牛丞相的专横，给蔡伯喈一家带来种种痛苦；陈留发生灾荒后，由于地方官吏的贪污，加深了人民的灾难等。第三，作者一方面要宣扬封建道德教条，一方面又想把戏写得"动人"，这就必须把人物放在特定环境里通过种种生动的情节来打动读者和观众。作者生长农村，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目击当时在暴政和灾荒之下挣扎的农村人民的痛苦，并对他们怀有一定的同情。因此在描写赵五娘和蔡公、蔡婆这一家的痛苦遭遇时，他世界观里的进步因素起了作用，有可能在南戏《赵贞女》的原有基础上进行加工，写出一些真实动人的情节。如《糟糠自厌》、《代尝汤药》、《描容上路》等以赵五娘为中心的许多出戏确是写得动人的。然而作者把赵五娘这一家的遭遇写得这样悲惨，目的并不在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要人反对它；恰恰是为了说明蔡伯喈、赵五娘等在这人所难以忍受的逆境里也能"逆来顺受"，屈从封建道德，因此他们虽然在长时间里经受种种苦难，最后却落得"一门旌表"的大团圆。正因为这样，作者不但把蔡伯喈写成"畏牛如虎"的软骨虫，就是赵五娘也缺乏一个受迫害妇女所应有的反抗性。她的痛苦遭遇虽然感动人，但她对待这种遭遇的态度却始终不能鼓舞人。这是《琵琶记》在人物塑造上一个致命的弱点。
高明生长在南戏的发源地温州，熟悉南戏的舞台艺术，对传统历史文化有深厚的修养，《琵琶记》又是他精心结撰的作品，因此艺术上的成就更为显著。高明在改编《赵贞女》的时候，不是简单地改变了原著的结局，而是从主题思想出发重新安排全部剧情和人物。因此剧本里虽遗留下一些无法弥补的漏洞，如蔡伯喈中了状元，他又是个孝子，却让父母双双饿死，就十分不合情理。然而从全部剧情看，它贯穿了作家的创作意图，也体现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基本上是完整的。从关目安排看，作者把赵五娘一家的凄苦场景和蔡伯喈在牛府的豪华生活交叉演出。一边是赵五娘临妆感叹，一边是蔡伯喈杏园春宴；一边是赵五娘背着公婆吃糟糠，一边是蔡伯喈和牛氏赏月饮酒。它突出了戏剧冲突，也加深了悲剧气氛。作品中以赵五娘为主的一线戏，曲词本色而凄怆动人，保留了较多的民间戏曲的优点，特别表现在《糟糠自厌》、《代尝汤药》、《乞丐寻夫》等出里。象下面这两支赵五娘吃糟糠时唱的曲子就是历来传诵的名作：
〈孝顺歌〉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啊，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前腔〉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没处寻；奴家恰便似糠呵，怎的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
至于描写蔡伯喈在牛府里的情景，曲辞就较为高华优雅，也和人物的性格环境相称。向来《琵琶记》被推为"南戏之祖"，固然和统治阶级的推崇有关，但更大程度上决定于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的成就。然而必须指出，长期在民间流行的《赵贞女》曾以其揭露封建社会的深刻性遭到禁止。高明的《琵琶记》保存了南戏《赵贞女》的部分动人的情节，又改变了它的悲剧结局，这样，《琵琶记》就开始在民间流行，而原来的《赵贞女》却慢慢被淹没了。
《琵琶记》由于它强调戏曲的风化作用，相传在明初就得到明太祖的赏识，以之与《四书》、《五经》并提。后来《五伦全备记》、《易鞋记》等作者都在第一出开宗明义，有的说："若于伦理无关系，纵是新奇不足传。"有的说："事有关名教，风化不寻常。"表明他们是继承了高明的创作倾向的。与此相关联，《琵琶记》里部分关目，如以子女向父母祝寿开场，以一夫二妇和好团圆结局等，也为明初以来许多戏曲家所袭用。然而《琵琶记》中部分现实主义的描绘，以及排场、曲白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也为后来戏曲家所借鉴，起了有益的作用。自从《琵琶记》在民间流行之后，还先后出现题材类似而倾向不同的作品，如明代弋阳腔的《珍珠记》，清代花部的《赛琵琶》，有的惩办了窃威弄权的温太师，有的处斩了忘恩负义的陈驸马，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琵琶记》的思想影响。明代中叶以来，《琵琶记》还一直成为剧坛上争论最多的作品之一，这也说明它内容的复杂和影响的深远。
第三节 拜月亭及其他
元末明初流行的《拜月亭》、《破窑记》等，继承南戏的传统，并吸收杂剧的成就，成为当时戏曲演出的主流。《拜月亭》的成就更高，影响也更大。
《拜月亭》相传为元人施惠作，它根据关汉卿的同名杂剧改编，在长期演出过程中又得到不断加工和提高，现传《幽闺记》是它的较好的写定本。
《拜月亭》写"番兵"侵入金国的中都(今北京)时，金主听信主和派大臣聂贾列的话，杀了主战派大臣陀满海牙。海牙子兴福在逃亡中和书生蒋世隆结为兄弟。"番兵"入侵后，金主迁都汴梁，世隆和妹瑞莲、尚书王镇的妻子和女儿瑞兰都在兵乱中失散。瑞兰遇见世隆，在患难中结为夫妇。瑞莲也为王夫人收养为义女。后王镇出使回来，在旅舍中遇见瑞兰，为了不肯把女儿嫁给穷秀才，硬把她逼走。在两国议和、"番兵"退去之后，王镇一家在汴京团聚，瑞兰在拜月亭前对月祷告，透露了她对蒋世隆的心事，为瑞莲所窃听，并得到她的同情和支持。后来朝廷开科取士，世隆、兴福分别考取文武状元，王镇奉旨为二女招亲，全剧便以夫妇兄妹的大团聚结束。
《拜月亭》的全部情节在一次重大的历史事变中展开。在这次事变中，上自朝廷大臣，下至招商店的店主人、店小二，作者都按照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描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这一连串生动的场景既揭示了民族的压迫和统治阶级的昏庸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同时也显示了人民在患难中的互相护助和关心。作品中在着力描写蒋世隆和王瑞兰对爱情的坚贞的同时，有力地鞭挞了王镇的挟权倚势、贪富欺贫。《拜月亭》里这些描写符合于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并有它的典型意义。
《拜月亭》的重要情节几乎全是通过意外的遭遇展开的。由于这些情节是在一次社会大动乱中发生，没有引起读者对它的真实性的怀疑。至于许多细节描绘，特别在《旷野奇逢》、《招商谐偶》、《抱恙离鸾》、《皇华悲遇》、《幽闺拜月》等重要场子里，就有更多的现实主义描绘，而且关目生动，符合舞台演出的要求。试看下面一段曲白。
老旦(即王夫人)：孩儿历尽了苦共辛，娘逢人见人寻问。只愁你举目无亲，子父每(们)何处厮认?
旦(即王瑞兰)：我有一言说不尽......
老旦：有什么说话?
旦：向日招商店蓦忽地撞着家尊......(哭科)
老旦：孩儿有甚事说与我知道，不要啼哭。
旦：我寻思他眼兮兮人远天涯近。
老旦：为甚的来那壁千般恨?
外(即王镇)：(怒科)夫人，你休只管叨叨问。
老旦：相公，有甚事争差，且息怒嗔，闲言语总休论。
小旦(即蒋瑞莲)：贱妾不惧责罚，将片言语陈，难得见今朝分......
旦：甚时除得我心头闷!甚日除得我心头恨!
这段短短的曲白把剧中四个人物的内心活动：王瑞兰的满怀愁苦，想向母亲倾诉而又碍着父亲不敢诉；王夫人对瑞兰的关心与调停态度；王镇的蛮横压制；瑞莲的企图从旁排解；都揭示在我们的面前。由于曲词的本色，它和说白几乎很难分别。
在关汉卿原作中两对男女双线发展的复杂内容和一本四折的杂剧形式之间的矛盾到《拜月亭》里已不复存在，但又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过场戏和插科打诨。结局的大团圆不但过于巧合，同时表现了阶级调和的倾向。部分关目中还流露了封建迷信的思想，如《绿林寄迹》中的某些描绘。
《破窑记》在王实甫同名杂剧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作者已不可考。它写刘千金不顾相门的富贵和父母的反对，甘心跟吕蒙正过风雪破窑的生活，并通过吕蒙正的先穷后贵，表现世态的炎凉。《金印记》(注：《曲海总目提要》："金印记，一名合纵记，又名黑貂裘，明苏复之撰。第一出词云：'可怪那趋炎恶冷，多少世情人。'"按《南词叙录》在"宋元旧篇"中录有《苏秦衣锦还乡》一种。现传明刊本《重校金印记》在第一出内仍称《洛阳苏秦衣锦还乡记》，并有"闲将六国传，书会好安排"的自白，而没有《曲海总目提要》所引的二句词，因此我们仍把它看作宋元书会才人的旧篇。当然，在流传过程中是可能经过明人改动的。)通过苏秦夫妇的遭遇暴露封建家庭的冷酷。《牧羊记》(注：《牧羊记》在《南词叙录》里也属"宋元旧篇"，不知作者姓名。)写苏武出使匈奴，被逼在北海边牧羊，餐毡啮雪，仍坚持民族气节。这些作品的部分情节如吕蒙正到僧寺赶斋，忍饥回来，又因寒窑外有男女脚印，与妻子争论起来；苏秦妻受尽婆婆及伯姆的欺侮，投水自杀，遇救回到母家，仍被迫送回，等等，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真实动人；但同时表现了迷恋功名富贵，宣扬忠孝节义、因果报应的思想。剧中正面人物除苏武外一般缺乏理想的光辉，虽然他们在严重封建压迫下的悲惨命运还有值得同情之处。语言朴素而不够生动，有时更带三分腐气，艺术上的加工一般都显得不够。
和《拜月亭》同时流行的《白兔记》、《荆钗记》、《杀狗记》，被合称为"四大传奇"，都是在民间长远流传的作品。《白兔记》里部分情节已在《刘知远诸宫调》里形成。它写刘知远被逼从军，入赘岳帅府，享受高官厚禄，其妻李三娘在家中受尽兄嫂折磨，在磨坊中生下一子，送至刘知远处乳养。十五年后因儿子猎兔见母，方得全家团圆。剧中有关李三娘一线的戏，凄苦动人。曲词本色朴素，表现民间戏曲的特色。《荆钗记》写书生王十朋以荆钗作聘，娶钱玉莲为妻。十朋中状元后拒绝万俟丞相的逼婚；玉莲因富豪孙汝权及继母的迫害，投江自杀遇救，经过种种波折，夫妇终于团圆。《杀狗记》的题材与元人同名杂剧相同，它写孙华、孙荣兄弟因柳龙卿、胡子传的挑拨失和。孙华妻杨月真设计杀狗，假作死尸，用以揭露柳、胡二人的欺骗，使兄弟重归和好。这些戏都有部分符合人民愿望、反映现实的描绘，同时有不少宣扬封建道德和迷信思想的地方。艺术表现上除少数经常上演的场子外，一般比较粗糙。但《白兔记》的成就要高一些。
在元人杂剧与宋元高戏的影响之下，元末明初还出现不少无名氏的作品，如《赵氏孤儿记》、《姜诗跃鲤记》等。它们的舞台影响都很深远，但思想倾向一般不够鲜明，艺术上也缺乏自己的特色。有些作品经过明代文人的改动，反增加了封建性的糟粕，如相传出于姚牧良之手的《岳飞破虏精忠记》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