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对立时期，蒙古各部落随着畜牧生产的发展，已出现了私有财产，开始由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变革过程。蒙古孛几只斤部落的贵族铁木真，就是在这个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杰出人物。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铁木真在斡难河召开各部落首领会议，创立了蒙古帝国，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并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蒙古地区建立分封制度，设置护卫军，颁布"大扎撒"法典，并任命"札鲁忽赤"(即断事官)。这些政治、军事上的措施，虽然是为了加强大汗的威力和对各部落的控制，但也顺应当时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蒙古族内部的统一。这时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很快就侵入长城以南地区。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灭了金国，占据了黄河流域。宋理宗宝佑元年(1253)，蒙古宪宗蒙哥灭大理。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又灭了宋朝，统一了全中国。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三百多年来国内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改变了北宋以来长期积弱不振的形势。当时中国的疆域比汉唐时代更为广阔，西藏正式成为我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直接归宣政院管辖；云南被建为行省；台湾、澎湖也归入中国版图。这个大一统局面的出现，扩大了国内各地区经济相互调剂的范围，促进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元代杂剧、散曲和诗文作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的，他们的创作丰富了祖国文化的宝藏。由于东西交通的一度畅通，我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也较前密切。我国的罗盘、火药、印刷术于此时传入西欧，西方的天文学、医学、算学等也陆续传入我国，这有利于双方科学文化的发展。
但是，元朝的统治是建立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基础上的。蒙古灭金初期，除劫掠财货、牲畜外，又到处掳掠人口，用作贵族的工匠或诸王将校的奴隶；并把一些州县分封给蒙古贵族，封地内的人民不得任意迁移。这时汉族豪强地主也乘机建立军队以维护其封建统治，并很快投降了蒙古，成为蒙古统治者的帮凶。在蒙古统治者和汉族豪强地主的双重压迫下，人民负担极为沉重。元世祖统一中国后，又分全国人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在法律、政治、经济上都规定了不同的待遇，以达到分化各族人民团结的目的。元朝规定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职。此外，又建立里甲制度，监视人民的行动。汉族人民不准收藏武器，被禁止打猎和练武。当时处在社会底层的是以汉族农民为主的各族劳动人民，而压迫在他们头上的是以蒙古贵族为主的各族上层分子。由于统治者的穷奢极侈和官吏的贪暴，人民生活陷入悲惨的境地。元杂剧中对于权豪势要的横行霸道和官府的贪暴腐朽的描绘，正是当时黑暗现实的反映。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残酷的民族压迫下，人民不断起义。元世祖一方面加强军事的统治，在全国普遍驻军队，"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以蒙古军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探马赤戍淮江之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亦间厕焉"(《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政典·军制·屯戍》)；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并力图恢复农业生产。所以元成宗即位以后，起义便渐次转移到边远行省，局势比较稳定。到元顺宗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起义仍在持续与扩大，内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渐趋活跃，加以全国灾荒的严重，终于在至正十一年(1351)，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最后由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代替了元朝的统治。
蒙古统治者在侵入长城以南的初期，还未能接受长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的一套文化制度，对汉族的儒士也同样杀戮或用作奴隶，但在灭金、灭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逐渐注意到利用封建文人巩固统治的重要意义。窝阔台灭金后三年(1237)，就曾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考试儒生，《元史·耶律楚材传》载：
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曰："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
元世祖积极标榜文治，设学校，建官制，征召著名儒士。至元(1264-1294)初年，又"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元史·选举志》)；此后又多次拟立制度，但都没有正式施行。这一方面由于镇压人民起义和侵宋的军事活动的频繁，无暇兼顾；另一方面也由于蒙古贵族和将校的阻力。直到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才重开科举。在此期间，一部分儒士仍没有摆脱奴隶的命运或贫寒的困境；一些走上仕途的文人，也因受统治者的歧视，思想仍多苦闷。正如明胡侍所说："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真珠船》)
为了加强思想方面的统治，蒙古统治者在侵入长城后也逐渐崇尚儒学，提倡程朱理学。窝阔台在灭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就命修孔庙，并"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衍圣公"。元世祖更在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设立孔庙。几个仕元的理学家姚枢、窦默、许衡等，都官居要位。他们除了直接为蒙古统治者出谋划策外，还大讲理学，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在这种思想统治之下，元代的文学创作，包括部分杂剧在内，封建思想的表现仍相当突出。如郑廷玉的《疏者下船》，秦简夫的《赵礼让肥》都是赤裸裸的封建说教的作品。但是随着元朝长期黑暗的统治，人民在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提高了认识。从北宋以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想也受到冲击。宋末元初的邓牧在《伯牙琴》的《君道》、《吏道》篇中，尖锐地抨击了暴君和酷吏。他还指出："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因此他认为："得才且贤者用之，若犹未也；废有司，去县令，听其自为治乱安危，不犹愈乎!"这是一种素朴的民主思想。锺嗣成的《录鬼簿》有意识提高"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的杂剧作家的地位，并把他们的活动和"高尚之士、性理之学"区分开来。当时进步的杂剧、散曲和说唱文学的作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了大胆创造精神。
蒙古贵族还利用宗教来麻痹各族人民的思想，对各种教派一视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都得到传播，而佛教、道教的影响尤为深远。佛教徒公开参预政治活动，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封国公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不可胜言"(《新元史·释老传》)。据至元二十八年(1291)宣政院的统计共有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道教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和传统的正乙天师道。在北方以全真教的势力为最大，他们提倡"忍耻含垢，苦己利人"，"坚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调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麻痹人民斗争的意志，主要反映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思想要求。道教和佛教思想对杂剧创作也有着直接的影响，马致远等的神仙度人剧和郑廷玉的《看钱奴》、《忍字记》等宣扬佛教宿命论的作品，就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
蒙古贵族在侵入中原的初期，由于他们还不知道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曾占领一部分农田为牧场，蒙古大臣别迭等人甚至提出了"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主张。但在元世祖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在中原和江南地区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影响下，蒙古贵族不得不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开始重视农业，采取了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由于农民的辛勤劳动，南方的农业在原来比较发达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北方的农业也逐渐获得恢复。"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农桑辑要》王磐原序)棉花种植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代出现了十多种农业科学专著，其中王祯的《农书》总结了从《齐民要术》以来我国人民在农业生产上取得的成就，介绍了三百多种农具的构造和使用方法，对元代及以后的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元朝建立初期，为了满足蒙古贵族的消费和供应官府的需要，曾在大都等地设置了各种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和管理手工业的机构，拘略全国工匠达数十万人，在工场进行半奴隶式的劳动。民间手工业生产一度受到破坏。到元成宗元贞大德(1295-1307)年间，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民间手工业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松江人黄道婆从海南岛黎族人民那里学习到纺织棉布的新技术，带回上海，很快就在江浙一带推广。丝织业是江南农民的主要副业，这时杭州城内已开始出现小型的丝织业手工作坊。瓷器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产品远销国内外。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海运和漕运的沟通，中西交通的扩大，促进了大城市经济的繁荣。《马哥孛罗行纪》记载当时大都(今北京)的状况说："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又说："娼妓为数亦伙，计有二万有余。"南宋灭亡之后不久，杭州的繁华也很快恢复，据关汉卿在当时所见到的景象是"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辏集"，"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此外，如中定(今济南)、太原、平阳(今临汾)、京兆(今西安)、彰德、涿州、汴梁(今开封)、泉州、温州、苏州、广州等地，工商业都很繁盛，为杂剧和南戏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
和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话本、说唱、戏曲等文艺形式，在北宋时期本已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女真灭北宋、蒙古灭金的过程中，北方中国人民在阶级与民族的双重压迫之下，先后同金元统治者展开了长期的斗争，为这些文艺形式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社会内容和群众基础。在北方戏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杂剧，成就尤为突出。元杂剧作家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家创作活动最兴盛的年代是元世祖至元到元成宗元贞、大德时期。这时期产生了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他的杂剧《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等，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压迫和反侵略的思想倾向。同时的王实甫、康进之、纪君祥、石君宝、马致远、白朴等作家也为我们遗留下许多优秀的作品，从不同方面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歌颂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后期从大德以后直到元朝灭亡，这时期杂剧中心逐渐南移，虽然也产生郑光祖、宫天挺等著名剧作家，但杂剧已日趋衰微，脱离现实和宣扬封建道德的倾向日益严重。南戏是宋南渡以后在温州杂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曲，在元代前期一度衰微，到元末才重新兴盛起来，产生了高明、施惠等优秀作家和《琵琶记》、《拜月亭》等影响深远的作品，为明清传奇的艺术形式奠定了基础。从辽金以来传入中国的音乐，"饶有马上杀伐之音"(见徐渭《南词叙录》)，结合我国北方歌曲"慷慨悲歌"的传统，形成了新的乐曲体系--北曲。元人杂剧里所用的曲调和唱腔主要是继承北曲的传统发展起来的。从宋代开始形成的南曲，则是在词和南方民间歌曲的基础上形成的格调纡徐绵邈的乐曲体系。南戏里所用的曲调和唱腔主要是在南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一般说唱或戏剧大都由妓女在都市的勾栏行院里演出，娼妓们也有行会组织，她们的领班被称为行首。据我们今天所知，元人杂剧演出时的角色，除了净与副未二种名称沿自六朝以来的参军戏以外，其他如旦、孛老、卜儿、小来，原来都是行院里各种人物的名称。元人杂剧作者如张国宾、花李郎、红字李二，也都是勾栏行院中的人物。这些被压在社会最下层的人物在我国戏剧的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元时期在北方民间流行起来的新的诗歌样式--散曲，对戏曲而言，它是一种不具备表演内容的歌曲；对诗词而言，它是一种新兴的诗体。它的小令和词调近似，它的套数又和剧曲的组织相同。散曲作家的成份既十分复杂，作品的风格也有很大的差异。一般杂剧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往往兼擅散曲，他们的作品具有较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朴素豪放的风格，缺点在带有士大夫的消极情调和小市民的庸俗作风；后期的散曲作家如乔吉、张可久等，他们的作品词句华美，消极思想表现得更显著，散曲在他们手里，实际是愈来愈接近词调了。
当时除一部分和广大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书会才人"与勾栏艺人合作，从事戏曲、说唱等通俗文艺的创作外，许多封建地主阶级的文人仍从事诗文的创作。北方早期的作家，主要是继承金国的传统，受元好问的影响较大，成绩以刘因为最突出。南方则承受南宋江湖诗人的余绪。到元仁宗以后，虞集、杨载、范椁、揭奚斯继起，号称四大家，然而内容仍很单薄，倒是末期的王冕成就较高。元代诗文作家既缺乏李杜韩柳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和磅礴深厚的思想内容，也没有欧苏王黄诸家广博精深的学术造诣，就只能在形式上规唐仿宋，总的成就远不能和当时的戏曲作家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