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宋金对峙的局面比较稳定，文学上爱国主义的呼声渐趋微弱，代之而起的是姜夔、史达祖等词人和四灵诗派、江湖诗人。他们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各有不同，也有部分作品反映了现实，但更多地表现了对现实的消极态度，甚至为这没落王朝妆点门面，粉饰太平。到了南宋覆亡前后，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部分诗人又继承了杜甫、陆游、辛弃疾的优秀传统，写出一些激动人心的诗篇。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随着古文运动的胜利和道学思想的流行，古文家、道学家们各自在文学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从北宋开始流行起来的新的文艺批评形式--诗话，到南宋也出现一些影响较大的著作。
第一节 姜夔及其他词人
姜夔(1155?-1221?)，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江西鄱阳人。他早岁孤贫，往来长江中下游及江淮之间，视野比较广阔，生活比较艰苦。金人几度南侵在江淮间留下的残破景象曾引起他的"黍离之悲"，写出较有现实内容的〈扬州慢〉词，还在〈满江红〉词里托古讽今，发出"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的感慨。但中年以后，他长住在杭州，除晚年曾一度到过处州、温州外，踪迹不出于太湖流域。这一带在南宋中叶以后封建经济发展得较好，他所经常来往并依靠他们生活的范成大、张鉴二家又都有园林之胜、声伎之娱(注：这时范成大已告老，退居苏州的石湖。)。"谁能辛苦运河里，夜与商人争往还"(《送范讷往合肥》)，这样，他对江湖游士的生活逐渐厌倦，而豪门清客的色彩却越来越浓厚了。他在范成大的玉雪坡赏雪观梅，"授简征新声"(见〈暗香〉词题)，在张兹的玉照堂"欢饮浩歌，穷昼夜忘去"(见戴表元《剡源文集·牡丹宴席诗序》)。在这种生活环境里，他的词不可能有新鲜的、充实的内容，而只能研辞练句，选色揣声，继承周邦彦的道路发展。他在文艺上有多方面的才能而屡试不第，对现实怀有一定程度的不满。他交游的范成大、杨万里、张兹等在文艺上都有一定的成就。比之那些依附权门的词客，象后来史达祖、廖莹中之流，他还算是有所不为的。
姜夔的《白石词》绝大多数是纪游与咏物之作。在这些作品里偶然也流露他对于时事的感慨，但更多的是慨叹他身世的飘零和情场的失意。他的词所以会对全人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主要也是这方面的思想内容起作用。下面这首自制曲〈长亭怨慢〉是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渐吹尽枝头香絮，是处人家，绿深门户。远浦萦回，暮帆零乱向何许?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算空有并刀，难剪离愁千缕。
这词前片写闺人的目送遥帆，并借无情柳树的青青反衬离人心情的凄黯。后片写行人的舟中回望，并以柳丝千缕的难剪暗喻离愁的难断。情感比较真挚，艺术上也有特色。他集中自制曲较多，大都先成文词而后制谱，和向来的按谱填词不同，因此句度长短可以舒卷自如，较少受音韵的限制。
姜词的艺术成就首先表现在构成一种清幽的意境来寄托他落寞的心情。如《玲珑四犯》用"叠鼓夜寒，垂灯春浅"，"酒醒明月下，梦逐潮声去"等景物，烘托出"天涯羁旅"的况味。《扬州慢》用"废池乔木"、"清角吹寒"、"波心冷月"、"桥边红药"等荒凉景象，抒发对乱后扬州的今昔之感。还有《一萼红》、《凄凉犯》、《湘月》、《翠楼吟》等，意境都十分幽寂凄清。这对后世许多名场失意、流落江湖的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次是通过暗喻、联想等手法赋予他所吟咏的事物以种种动人的情态，把咏物和抒情结合得较好。如写蟋蟀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齐天乐〉)；写梅花的"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疏影〉)；写荷花的"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念奴娇〉)；都表现了这个特点。最后是在语言上多用单行散句，声律上间用拗句拗调，适当纠正向来婉约派词人平熟软媚的作风，给读者一种清新挺拔的感觉，这特别表现在他的自制曲上。姜词这些艺术成就是适当吸收晚唐诗人与江西诗人的手法，有批判地继承婉约派词人成就的结果，对后来词家的影响也大大超过了二晏秦周诸家。
姜夔的诗初学黄庭坚，后转向晚唐陆龟蒙。《昔游》诗写他早年的江湖经历，如"洞庭八百里，玉盘盛水银；长虹忽照影，大哉五色轮"，"我乘五板船，将入沌河口，大江风浪起，夜黑不见手。同行子周子，渠胆大如斗；长竿插芦席，船作野马走"等片段，较有气魄。《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姑苏怀古》、《湖上寓居杂咏》等绝句，感慨较深而饶有韵味，在当时江湖诗人中是矫矫不群的。但由于艺术上缺乏独创性，影响反不如他的词大。
南宋后期继承周邦彦的道路、同时受姜夔影响的词人还不少。有的象史达祖、高观国，结社分题咏物，拿词作文字游戏来消遣无聊的岁月。比之姜夔，他们的咏物词内容更单薄，用意更尖巧，语言更雕琢。有些词如不看题目，很难猜到它制的是什么谜。有的象杨泽民、陈允平，按照周邦彦词的阴阳四声和韵脚，一字一句地来死填死和。有的更为这没落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当忽必烈因蒙古宪宗蒙哥病死、为争夺皇位暂时从襄樊退兵时，贾似道竟伪造胜利消息，班师回杭州。他的门客廖莹中赋〈木兰花慢〉词说："记江上秋风，鲸嫠涨雪，雁徼迷烟。"吴文英赋〈宴清都〉词说："秋江转、万里云樯蔽昼，正虎落马静人嘶，连营夜沉刁斗。"就是说敌军完全被打垮了，宋军可以高枕无忧了。每当封建王朝没落时，它的腐朽本质也总会从文坛上得到反映。宋代流行词调，在这些词人的作品里就表现得更集中。《乐府指迷》引吴文英的词论说："盖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句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更从理论上概括了他们共同的创作倾向。他们在艺术上的成就互有高下，偶然也写出一二首稍有内容的作品；但总的看来，是沿着婉约派词人脱离现实的倾向越走越远，把宋词引向了僵化的道路。
到了南宋覆亡之后，王沂孙、张炎、周密等词人又结社唱和。如王沂孙以"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齐天乐〉《咏蝉》)的秋蝉，"前度题红杳杳，溯宫沟暗流空绕"(〈水龙吟〉《落叶》)的落叶，寄托遗民身世的凄凉；张炎以"漫倚新妆，不入洛阳花谱"(〈绮罗香〉《红叶》)的红叶，暗伤他在新朝的不得意。他们偶然也在词里流露一线光明的希望，如王沂孙的〈眉妩〉《新月》词"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以一钩新月的终将团圆，寄托他对故国的希望。然而这些在生活上远离广大人民、习惯于拿词作无聊消遣的没落士大夫，比之南宋初期的爱国词人，他们的声音是多么微弱啊!
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会稽(浙江绍兴县)人，有《碧山乐府》。周密，字公谨，号草窗，祖籍济南，流寓浙江吴兴，有《频洲渔笛谱》。张炎，字叔夏，号玉田，是南宋初年大将张俊的子孙。他的《山中白云》词主要是表现一个末路王孙、落魄文人的生活感受，内容与王、周二家相近。他的论词著作《词源》推尊姜夔的清空而不满吴文英的质实，对宋末词坛过分追求浓丽绵密而流于晦涩的作风起一些补偏救弊的作用。他的词多直写身世之感，语言也比较清畅，对清初浙西派词人有显著影响。
第二节 四灵和江湖诗人
南宋中叶以后有所谓四灵诗派、江湖诗人，他们是江西诗派的反响，代表南宋后期诗歌创作上一种倾向。
永嘉四灵指当时生长于浙江永嘉的四个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赵师秀，字灵秀；翁卷，字灵舒。四灵里徐照和翁卷是布衣，徐玑和赵师秀作过小官。他们对于南宋中叶以后政治上的低气压好象并无反感，反而乐得清闲。"爱闲却道无官好，住僻如嫌有客多"(徐照《酬赠徐玑》)，"有口不须谈世事，无机惟合卧山林"(翁卷《行药作》)，他们对待现实的态度既是这样，他们的创作倾向就必然是"泊然安贫贱，心夷语自秀"(赵师秀《吴徐玑》)，"楚辞休要学，易得怨伤和"(翁卷《送蒋德瞻节推》)。从这种创作倾向出发，他们选择了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他们认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工拙"为"风骚之至精"(《宋诗钞·二薇亭诗钞》引徐玑语)，因此专工近体，尤其是五律。下举二诗可略见他们的风格。
不作封侯念，悠然远世纷。惟应种瓜事，犹被读书分。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吾生嫌己老，学圃未如君。
--赵师秀《薛氏瓜庐》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翁卷《乡村四月》
这些诗从思想内容看，主要是继承了山水诗人、田园诗人的传统，它们在封建社会中小地主阶层里本来就拥有广大的读者。南宋中叶以后，社会表面上渐趋安定，这些诗对于那些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文人也起了镇静剂的作用，使他们暂时满足于那啸傲田园、寄情泉石的闲逸生活。在艺术上，他们又能以精炼的语言刻划寻常景物，而不大显露斧凿的痕迹，在较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人以学问为诗、专在书本上找材料的习气。因此他们的成就虽极有限，有当时诗坛却得到广泛的反应。"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刘克庄《题蔡炷主簿诗卷》)，正好说明这种情况。
所谓江湖诗人，大都是一些落第的文士，由于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转江湖，靠献诗卖艺来维持生活。他们的流品很杂，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接触面比较狭，对政治不甚关心，只希望在文艺上有所专精，以赢得时人的赏识，近于所谓"狷者"。我们在前节里叙述的姜夔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一类是生活接触面比较广，对当时政治形势比较关心，爱好高谈阔论以博时名，近于所谓"狂者"。戴复古、刘克庄就是这类人物。
江湖诗人的得名是因南宋中叶后杭州书商陈起陆续刻了许多同时诗人的集子、合称为《江湖集》而来的。由于当时南宋王朝的措施愈来愈不得人心，他们以江湖相标榜，多少表示了和朝廷当权者不同的在野身分，而他们在个别作品里也的确刺痛了当权派，陈起就因此得罪，《江湖集》的板也被劈了(注：当时史弥远立理宗，杀济王。以为陈起的"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及刘克庄的"东君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等诗句为有意讽刺。起因此坐罪流配。)。后来《江湖集》里有些诗人已经作了官，还被看作江湖诗人，那是因为他们曾经以在野的诗人面貌出现。
戴复古(1167-1250?)，字式之，号石屏，浙江黄岩人。他是个布衣，长期游历江湖，除四川以外，足迹几遍及当时南中国各重要地区。他在《论诗十绝》里推尊伤时的陈子昂，忧国的杜甫，而不满当时诗人流连光景或以文章为戏谑的作风。他曾从陆游学诗，他的《石屏诗集》里有些抒发爱国情思和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陆游爱国主义的精神。
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庚子荐饥》
昨报西师奏凯还，近闻北顾一时宽。淮西勋业归裴度，江右声名属谢安。夜雨忽晴看月好，春风渐老惜花残。事关气数君知否?麦到秋时天又寒。
--《闻时事》
作者把人民的灾难、国家的危机都看作"劫数""气数"，流露了他的宿命论思想。但前诗描写了饥荒的惨象，揭露官司赈济的欺骗性；后诗写在南宋联合蒙古灭金之后，统治集团方论功行赏，为这虚假的胜利所陶醉，他独指出这一时胜利的不可靠，跟着来的将象麦秋寒雨一样，是国家更大的危机，那是真实反映了南宋后期的政治形势的。
在南宋后期，刘克庄不仅是成就最高的辛派词人，也是继承陆游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诗人。他少年时曾参加军队生活，平生足迹遍及江淮、两湖、岭南等处，而仕途上屡受挫折，经历也和陆游相似。他早期诗歌也沾染江湖诗人习气，后来转而倾向陆游。"晚节初寮集，中年务观诗"(《前辈》)，"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八十吟十绝》)，正是他的自白。他有《后村居士诗集》在他的《苦寒行》、《军中乐》、《国殇行》里，一面是京师贵官"朱门日高未启关，重重帏箔施屏山"，边城守将"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一面是寒风中的兵士"夜长甲冷睡难着"，甚至作战受伤也"无钱得合金疮药"，在战场牺牲了，埋葬时连身上一层衣甲也被剥去，更不用说对他们家属的抚恤了。在他的《筑城行》、《开壕行》里，一面是"白棒诃责如风雨"，"役兵大半化为鬼"，一面是那些开工监工的官吏一个个记功升官，那是一幅幅鲜明的南宋后期的社会画面。他还有不少直写时事的作品，如《书事》。
人道山东入职方，书生胆小虑空长。遗民如蚁饥难给，侠士如鹰饱易扬。未见驰车修寝庙，先闻铸印拜侯王。青齐父老应垂涕，何日鸾旗驻路旁?
又如《赠防江卒》：
陌上行人甲在身，营中少妇泪痕新。边城柳色连天碧，何必家山始有春?
壮士如驹出渥洼，死眠牖下等虫沙。老儒细为儿郎说，名将皆因战起家。
战地春来血尚流，残烽缺堠满淮头。明时颇牧居深禁，若见关山也自愁。
一炬曹瞒仅脱身，谢郎棋畔走苻秦。年年拈起防江字，地下诸贤会笑人。
这些诗都写在金亡以后，南宋所面临的是一个更其强大的对手。作者在诗里一面谴责了统治集团的腐朽与失策，表示他对时事的忧虑；一面仍安慰营中的少妇，鼓励沙场的壮士，希望他们为国立功。流露在这些作品中的思想感情是和广大人民息息相通的。此外作者在登临、游历、咏史、咏物的诗篇中，如"书生空抱闻鸡志，故老能言饮马年"(《瓜洲城》)，"神州只在阑干北，度度来时怕上楼"(《冶城》)，"穴蚁能防患，常于未雨移；......谁为谋国者，见事反伤迟"(《穴蚁》)等句，也往往托物寓意或借古讽今。从这些作品看，他的确不愧为南宋后期陆游的最好继承者。
然而刘克庄与戴复古又都生在程朱理学已成为统治思想的时期，他们又都出理学家真德秀之门，对朱熹崇拜得五体投地，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又不时流露"头巾气"。他们都喜欢在诗里发议论，这些议论有时极其迂腐可笑，如戴复古批评白居易《琵琶行》诗的"不寻黄菊伴渊明，忍泣青衫对商妇"，刘克庄看海棠诗的"莫将花与杨妃比，能与三郎作祸胎"等句。至如"万事尽从忙里错，一心须向静中安"(戴复古《处世》)，"讲学有时明太极，吟诗无路学熏风"(刘克庄《示儿》)等句，更象三家村老学究说教，表现了宋诗末流的一种坏倾向。
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往往十首八首，三和四和，摇笔即来，漫不经心。除刘克庄诗喜用本朝故事，表示诗人对当代政治形势的关心，值得一提外，一般流于浮浅，缺乏创新的精神。
当时江湖诗人还有赵汝遂、方岳等，他们的诗在内容与艺术上就更少特色了。
第三节 朱熹、严羽的文学批评
我国诗歌散文到宋代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作家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现。诗话文评之作，北宋已渐多，到了南宋，更蓬勃发展，如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张戒《岁寒堂诗话》、吕本中《吕氏童蒙训》、陈癸《文则》等。而以朱熹、严羽的文学批评影响为更大。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婺源(江西婺源县)人。侨居建州(福建建瓯县)。登绍兴进士第，历官转运副使、秘阁修撰、宝文阁待制。朱熹写了大量讲解儒家经传的著作，成为明清两代的官方哲学，影响深远，起了消极作用。但他的《诗经集传》、《楚辞集注》及其他诗文杂著中有些评论文学的见解，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有一定的代表性。
朱熹的文学批评主要是继承并发展了北宋道学家的主张，表现了道学家和古文家文学思想斗争的继续发展。北宋初期，不少古文家、道学家对于文与道的关系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和韩柳一致的。自周敦颐倡"文以载道"之说，开始打破了文与道的平衡，体现了道学家重道轻文的倾向。他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蔫而已。"(《通书·文辞》)于是程颐更进一步断言作文害道，作文是"玩物丧志"(《二程遗书》十八)。他把文与道看成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东西，真是道学家的偏见。朱熹的理学是继承二程的，他的文学观点基本上也和程熙相近。他对李汉"文者贯道之器"的说法表示异议，认为"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朱子语类》一三九)。又《答徐载叔书》说："所谕学者之害莫大于时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论其极，则古文之与时文，其使学者弃本逐末，为害等尔"(《朱文公文集》五十六)。道是本，文是末，舍本逐末，或本末倒置，在他看来，不管什么文章都是有害的。这就和程颐作文害道的见解完全一致。但应该指出：理学家的所谓道与古文家的所谓道有所不同。古文家的道除了儒家一般的概念外，还包括较多的政治、历史内容；而理学家的道则几乎纯是道德心性的抽象概念。它和现实的距离更远了。不过朱熹虽然重道轻文，并不根本排斥文学，他只认为首先要明义理(道)，义理既明，文章自然做得出色。所以又说：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
--《语类》一三九
他前面说："文是文，道是道"，把文同道对立起来；现在又说"文便是道"，又把文和道统一起来，好象自相矛盾。其实这还是重道轻文的意思，轻文，所以说文是文，道是道，文不能贯道；重道，所以说文便是道，文自道中流出，反对文自文而道自道。在他看来，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正因从此出发，他评论唐宋诸家的文章虽然多所肯定，却不满他们不务先明义理，只去"学古人说话声响"，浪费许多时间精力，去"作好文章，令人称赏"(《文集》七十四《沧洲精舍谕学者》)。其实韩愈何尝不说"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柳宗元何尝不主张文以明道呢?依照朱熹这种观点，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文章只能要求抽象地谈论有关道德心性的问题，不要现实内容，更不必讲求艺术技巧。这对文学的发展是极为有害的。
但朱熹本是颇有文学修养的学者，他的诗文创作都有一定的成就，评论古今作家利病亦颇多中肯。他教人学诗要从《三百篇》、《离骚》学起，论古诗则重汉魏而薄齐梁，说："齐梁间之诗，读之使人四肢皆懒慢不收拾"。说李白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自然之好"。他论诗又多从全面来考查，认为陶渊明诗平淡中有豪放，但豪放得使人不觉。《咏荆轲》一篇便露出本相。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的，如《古风》头一篇。他生平最不满江西派诗拘泥"出处"和"嵌字"、"使难字"等作风(以上《语类》一百四十)，而独推陆游，说"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答徐载叔》)。又说"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答刘子澄》)：象这样很好的见解还是不少的。总之，朱熹以道学家的眼光看待文学创作，以义理为根本，文章为末务，自然是周、程以来道学家唯心主义的文艺观点。他不懂得文学的源泉是生活，在获得丰富生活的基础上还要刻苦学习艺术技巧，才能把作品写好，所以论文就强调心性修养而任其自然，反对下工夫，费力气。
严羽，字仪卿，邵武(福建邵武县)人。宋末隐居不仕，自号沧浪逋客。为人"粹温中有奇气，好结江湖间名士"。事迹及生卒年不详。据他的《庚寅纪乱》诗和黄公绍《沧浪吟卷序》，严羽大概生于孝宗淳熙中，卒于理宗末年(注：《庚寅纪乱》诗作于理宗绍定三年(1230)，其结语有云："感时须发白，忧国空拳拳。"假定严羽这时年已五十，则当生于孝宗淳熙年间。《沧浪吟卷》乃羽没后李南叔所辑录，而黄公绍序自署咸淳四年(1268)进士，则其卒年当在是年以前或理宗末年。)。他有《沧浪诗话》，最为后世说诗者所称道。
《沧浪诗话》是一部全面而有系统的诗论，其中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一作"诗证")五部分，卷末附《与吴景仙论诗书》。"诗评"、"诗法"、"考证"多有可取，而"诗辨"最为重要。
"诗辨"的内容是阐述古今诗的艺术风格及诗歌的学习和创作等问题，而归结于以盛唐为法。在这里，严羽提出一个学诗的方法，那就是"妙悟"。他以禅喻诗，认为"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只有悟才是"当行"、"本色"，不过悟的程度"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而已。所谓"妙悟"，照字面讲，它是心领神会、彻头彻尾的理解的意思。就"诗辨"的全部理论看来，悟是包括认识和实践这两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诗歌的阅读和写作的问题。前者严羽主张取法乎上，"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而入手的具体步骤是："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次及于汉魏古诗、乐府，再沈潜玩索李杜二集，"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这就是平日学习的悟入法。至于后者，也就是诗的艺术实践问题，关于这，他有以下一段话：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注：此句通行本作"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今据《诗人玉屑》转引。)。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
他认为诗的艺术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能算"透彻之悟"，才是"妙语"。只有盛唐诸家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以上就是严羽《沧浪诗话》的主要论点。
严羽教人学诗，必须熟读《楚辞》以至盛唐名家的诗，作为写作准备的一个重要环节来说，借鉴前人的创作经验还是必要的。但是文学艺术的来源是现实生活，单从诗中去学诗，显然是不够的；所以陆放翁教子学诗，有"工夫在诗外"之说。诗的特征是形象思维，作者必须通过艺术想象，创造一种艺术境界，运用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才能感动读者，引起读者的审美趣味，这的确不是单靠掉书袋、讲道理所能济事的。严羽似乎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说诗有别材别趣，非关书理。然而读书并不妨碍作诗，有时反有帮助；理亦不碍诗之妙，有时还可以加深对事物的观察，所以他又说古人并不排斥读书穷理。问题在于书如何用，理如何说，要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说理而不堕于理障。在他看来，如果含蓄深远，不即不离，理在情景之中，言超迹象之外，如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境界，才是最好的作品。所以又说"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我们不否认盛唐诸家的某些诗具有上述艺术境界。但这是否就能算最高的成就，那可不一定。因为诗的本质首先在于反映现实，同时抒发诗人对客观现实的感受；而严羽所极力推崇的仅仅是表现方法和艺术风格问题，这是有极大的片面性的。何况他所谓"兴趣"，所谓"妙处"，只是王孟家数为然，其他盛唐作家并不尽然。就是王孟诗风也不完全一致，更不能夸大为诗歌艺术的永恒标准，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这种标准。严羽表面推尊李杜，而实有偏好，所以又说孟浩然的诗出韩愈之上，以其"一味妙悟而已"。严羽论诗虽不为无见，但只从印象出发，不能具体分析，因此，他的判断既不全符实际，又说得异常玄妙，使人感到神秘。唐人司空图作《二十四诗品》，概括诗的各种意境和风格，故作模糊影响之谈，如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遇之匪深，即之愈希"等语，迷离惝恍，不可捉摸。严羽这些议论正是司空图《诗品》的进一步发展。
严羽的诗论是为反对苏轼、黄庭坚的诗风而发的。他在论盛唐诗之后就紧接着指出他们"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认为诗虽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接着又指出其诗"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以及末流叫嚣詈骂之弊，为诗之一厄。下面更说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最后连带批评了一下"四灵"和江湖派，但主要矛头则是指着苏黄二大诗人，而尤侧重于江西诗派的末流的。的确，苏黄一出，"沧海横流"，唐风尽变，唐宋诗的界限判然始分。严羽抉摘江西派的病根是中肯的，企图以盛唐挽救一时之弊也是好的；但不从那时诗歌最根本的思想内容上的缺点，也就是严重脱离政治、脱离现实生活的缺点来针砭它，而只强调艺术风格等次要问题，又引导作者以模拟复古为事，那就走到另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了。
《沧浪诗话》的影响是很大的。明胡应麟认为明诗所以能"上追唐汉"，就是靠严羽的提倡。其实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以"诗必盛唐"相号召，模仿剽窃，优孟衣冠，貌合而神离，久为诗坛所反对，而目之为"瞎盛唐诗"，这无疑是《沧浪诗话》带来的后果。后来钱谦益、冯班竭力诋毁严羽，至骂他为"热病"、"艺语"，未免太过。而不久王士祯复大倡"神韵"之说，选《唐贤三昧集》，以王维为宗。其诗亦努力追求盛唐韵味，成为一时风气，又把诗歌创作引向另一条空虚狭窄的道路，显然仍是严羽"妙悟"说的影响。
第四节 文天祥和宋末爱国诗人
南宋的覆亡是一段极为惨痛的历史，统治集团为了保持苟安享乐的生活，不惜对金称臣割地，步步退让，最后更把锦绣河山俯首贴耳地送给元人。但是，民族英雄文天祥为了挽回覆亡的命运，寸土血战，百折不挠，直到战败被俘，仍然誓死不屈，却表现了极为光辉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诗歌是他战斗生活的纪录，爱国精神的自然流露。受他精神感召的许多南宋遗民的诗歌，也表现了不和元统治者妥协的精神。
文天祥(1236-1282)，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江西吉水人。二十岁举进士第一。历官至江西安抚使。德佑二年，元军围临安，除右丞相兼枢密使，赴元军议和被拘留，解送北方。至镇江得脱走，回温州拥立端宗，图谋恢复，转战东南。景炎三年兵败被俘，拘囚燕京四年，终以不屈被害。有《文山全集》。
他诗歌中动人的作品，是德佑二年以后所作的《指南录》、《指南后录》和《吟啸集》。这些诗不仅记录了他后期种种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这是他《指南录》命名的由来，也表现了他力图恢复，念念不忘宋室的不屈不挠的意志。他赴北营议和，不仅敢于和气势汹汹的元丞相伯颜作面对面的斗争，"若使无人折狂虏，东南那个是男儿!"(《纪事》)而且在敌营里痛骂了投降元人的南宋大臣贾余庆、刘巴等。他说："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余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指南录后序》)在这出生入死的斗争中，他随时想到的是"但令身未死，随力报乾坤"(《即事》)。他毅然地负起了"存亡国，继绝世"的艰难责任，用他的诗来说，就是"祖逖关河志，程婴社稷功"(《自叹》)。
他再度被执以后所写的诗，表现了国破家亡后的身世悲凉："田园荒吉水，妻子老幽州"(《生朝》)，"遗老犹应愧蜂蚁，故交久已化豺狼"(《赣州》)，心情的悲痛是难以言喻的。而他著名的《金陵驿》诗，更表现了一种永离故国乡土的沉痛心情：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这种沉痛心情是动人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另一些诗。在这些诗里表现了他在敌人面前至死不屈，坚持民族气节的光辉品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首《过零丁洋》诗是众所周知的。他在北上燕京途上还写了《怀孔明》、《刘琨》、《祖逖》、《颜杲卿》、《许远》等等诗篇，通过对这些忠肝义胆的历史人物的歌颂，表达了他爱国的志节。在《白沟河》怀张叔夜的诗里，他更说："天地垂日月，斯人未云亡。文武道不坠，我辈终堂堂。"既表现了坚持民族气节的自豪感，也表现了他对民族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上面所说的这些宝贵的思想信念，在他的杰作《正气歌》里表现得尤为集中、鲜明、强烈：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诗的后段，写他在这些浩然正气鼓舞下，不怕牢狱中种种污秽腐臭气息的侵袭，生活安然无恙，精神怡然自得。这篇诗很少雕饰，却很从容自然地展示了他崇高的精神面貌。
他前期的诗受江湖诗人影响较深，后期则主要学杜甫，除著名的《集杜诗》二百首外，他的《读杜诗》中所说的"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可以说明他特别热爱杜诗的原因。他怀念亲人的《六歌》是仿杜甫《同谷七歌》而作，其他如"长江还有险，中国自无人"(《安庆府》)，"箧破书犹在，炉残火复燃"(《初六日纪事》)，"春事暗随流水去，潮声空逐暮天回"(《越王台》)，"眼里游从惊死别，梦中儿女慰生离"(《早秋》)等诗句，都有杜诗悲凉沉郁的风貌。
汪元量(生卒不详)，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人。他本是宫廷的琴师，南宋亡后随六宫到燕京，晚年请为黄冠道士，归老南方。有《水云集》、《湖山类稿》。
他的诗中最著名的是《醉歌》、《湖州歌》、《越州歌》。这些诗用七绝联章的形式，纪实的手法，把他所目击的南宋覆亡、六宫北迁的情景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心情十分辛酸沉痛。当时刘辰翁等人称他为"诗史"。例如：
淮襄州郡尽归降，卑鼓喧天入古杭。国母已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千行。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醉歌》
谢了天恩出内门，驾前喝道上将军。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似幼君。
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夕阳一片寒鸦外，目断东西四百州。
--《湖州歌》
诗中太后签署降表、幼主向元人谢恩的情景，是令人深刻难忘的。当时文天祥等许多爱国志士正出生入死为挽救危亡而奋斗，小朝廷却双手捧上降表。他诗中涉及人民的地方虽然很少，但是象"兵马渡江人走尽，民船拘敛作官船"，也展示了战乱的荒凉；"宫女不眠开眼坐，更听人唱哭襄阳"，更反映了人民对统治者昏庸无能的痛恨。
他在燕京曾和文天祥狱中唱和，他的《生挽文丞相》，和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一样，是勉励天祥尽节的作品。《浮丘道人招魂歌》九首也是仿文天祥《六歌》为天祥招魂之作。此外，如《杭州杂诗和林石田》中"蜀也吞声哭"一篇，《题王导像》，感慨很深沉。《夷山醉歌》二首，则在故作豪宕放逸中透露了国破家亡的深痛。
他的诗受江湖派影响较深，绝句尤近晚唐。但有些沉郁悲痛之作颇似杜诗，他在《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中自述经忧患以后对杜诗的看法有很大转变。
谢翱(1249-1295)，字皋羽，号希发子，长溪(福建霞浦)人。曾率乡兵投文天祥军，后变姓名逃亡，有《希发集》。他为了纪念文天祥，曾写了一篇著名的《登西台恸哭记》，此外，还有一篇《西台哭所思》的诗：
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故衣犹染碧，后土不怜才。未老山中客，唯应赋八哀。
这首诗和《哭所知》、《书文山卷后》、《哭广信谢公》等篇，都是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作。他的诗重苦思锤炼，受孟郊、李贺影响较深。
林景熙(1241-1310)，字德扬，号霁山，浙江平阳人。宋咸淳七年进士，官至从政郎，宋亡隐居故乡。有《白石樵唱》。他的诗写南宋遗臣的悲痛心情，深沉感人。如《闻家则堂大参归自北寄呈》：
滨死孤臣雪满颠，冰毡啮尽偶生全。衣冠万里风尘老，名节千年日月悬。清唳秋荒辽海鹤，古魂春冷蜀山鹃。归来亲旧惊相问，禾黍离离夕照边。
家铉翁被元人拘留了十九年，守志不仕，以八十二岁的患难余生回到江南。诗中对他表示了无限敬仰和同情。他的《读文山集》、《题陆大参秀夫广陵牡丹诗卷后》也洋溢着爱国的深情。此外，《秦吉了》、《孙供奉》等讽刺降元将相不如禽兽，也充满了义愤。
郑思肖(1241-1318)，字忆翁，号所南，福建连江人。兼长诗画，他画兰不画土根的故事早已流传人口。他的《寒菊》诗"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表现了坚强不屈的傲骨。又如《送友人归》：
年高雪满簪，唤渡浙江浔。花落一杯酒，月明千里心。凤凰身宇宙，麋鹿性山林。别后空回首，冥冥烟树深。
五六两句，见出他隐迹山林，心系天下的抱负和性格。
宋末爱国诗人在元代诗人中留下相当深的影响，他们的生平事迹和作品往往借元代诗文作家的记载得以流传下来。明末清初及清末诗人在表达爱国思想的时候，也往往提到他们。相传在明末苏州承天寺古井里发现的郑思肖《心史》，虽不一定可靠，但在当时爱国诗人中确起了积极的影响，顾炎武就为此写了《井中心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