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通俗文学和民间歌谣继承前代乐府民歌、小说、杂赋的传统，有了新的发展，并为后来话本、说唱文学及戏曲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这些作品过去很少流传，直到六十年前敦煌写本的发现，才为我们研究唐代民间通俗文学提供了大量资料。敦煌发现的唐代通俗文学有变文、俗赋、话本、词文等样式，它们本身的文艺价值并不大，但从中可以窥见当时民间说话、讲唱等文艺蕴蓄的丰富。它们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时的作家，而且也是我国民间文学从乐府民歌的衰落到话本、说唱文学及戏曲的繁荣的一个转折点。
第一节 变文
变文是寺院僧侣向听众作通俗宣传的文体，一般是通过讲一段唱一段的形式来宣传佛经中的神变故事。正象佛经中神变故事的图画叫作变相，这种文体就叫变文(注：一说是把经文转变为通俗易懂的文体，因而得名。)。从魏晋到隋唐，佛教的流传愈广，僧侣通俗宣传的花样也愈多，有转读、唱导、俗讲等名称。它们既直接继承了佛经里以散文叙说以偈语宣赞的形式，同时也接受了我国民间流传的故事赋、叙事诗的影响，在诵说时运用大量的四言六言句子，而在吟唱时采用五言诗或七言诗的形式。唐时俗讲尤其流行(注："俗讲"是僧侣对俗家讲经的一种形式，它是与僧侣在教门内部讲经的"僧讲"对称的。)。韩愈《华山女》诗形容它的盛况是"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赵粼《因话录》记晚唐俗讲僧文溆说："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又说："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后来在宋金说唱诸宫调里还一直保留了〈文溆子〉这支曲调，可想他对当时教坊歌曲及后来说唱文学的影响。
和佛教俗讲流行的同时，民间艺人也采用变文的形式讲唱故事。唐王建《观蛮妓》诗："欲说昭君敛翠蛾，清声委曲怨于歌。"又五代韦毂选《才调集》载有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翠眉频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可见当时通俗说唱，不但有说有歌有表情，而且有画幅配合，正象佛教的变文也往往与变相图配合一样，它的目的在使"看官们"同时从图画里得到印证。
从北宋以下，继承唐代通俗文学而发展起来的话本、词话(注：这里的词话是指有歌词配合的话本小说，它和评论词创作的词话不同。)、戏曲等文艺形式愈来愈完善、丰富，唐代流行的变文以及其他通俗文学作品逐渐丧失了现场演出的意义，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的歧视，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没有流传。现传的变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从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但其中不少卷子已被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等盗走，现在保留在北京图书馆里的只是它的残余部分。
一般所说的敦煌变文实际包括宣讲佛经的作品和其他通俗讲唱文学作品。有些作品后面还有五代和宋初人的题记。作品产生的时间既久，内容也相当复杂。宣讲佛经的主要有讲经文和变文两类。前者大都先引一小段经文，然后边讲边唱，加以敷演，如《妙法莲花经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后者直接讲唱佛教故事，不引经文，如《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这些作品主要是佛教教义的宣传，充满了因果报应、地狱轮回、人生无常等思想，同时还夹杂"居家尽孝，奉国尽忠"(见《降魔变文》)及"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见《太子成道经》)等封建道德观念。它们规模的巨大和幻想的丰富都在当时其他通俗文学之上。如《降魔变文》写佛弟子舍利弗与"外道"六师斗法。六师先后化出"顶侵天汉"的宝山，"莹角惊天"的水牛，"口吐烟云"的毒龙等，一一为舍利弗化出的金刚、狮子、鸟王等所破灭，其中有不少想象瑰奇的描绘。如下面的一段：
六师既两度不如，神情渐加羞而，强将顽皮之面，众里化出水池。四岸七宝庄严，内有金沙布地。浮萍菱草，遍绿水而竞生；软柳芙蓉，匝灵沼而氛氲。舍利(弗)见池奇妙，亦不惊嗟。化出白象之王，身躯广阔，眼如日月，口有六牙。每牙吐七枝莲花，花上有七天女，手掐弦管，口奏弦歌，声雅妙而清新，姿逶迤而姝丽。象乃徐徐动步，直入池中，蹴踏东西，回旋南北。以鼻吸水，水便干枯，岸倒尘飞，变成旱地。于时六师失色，四众惊嗟，合国官僚齐声叹异处，若为：
其池七宝而为岸，玛瑙珊瑚争灿烂。池中鱼跃尽衡冠，龟鳖鼋鼍竞谷窜。水里芙蓉光照灼，......
后面这段七言唱词又把上面散文叙述的内容重复歌咏一番。这样讲一段，唱一段，直到故事结束。变文的基本形式就是如此。
在宣讲佛经的变文里还有一种"押座文"，是在讲经以前念唱的诗篇，篇幅较短。"押座"即压座，含有安定四座听众情绪的意思。它的作用跟后来话本的"入话"和弹词的"开篇"有点相近。
比之宣传佛经的作品，其他通俗说唱文学作品一般较有生活气息和现实意义。这类变文以讲唱历史故事的为最多。其中《伍子胥变文》讲唱楚平王夺子妻为妃，并杀害忠言相谏的伍奢和他的儿子子尚，他的小子子胥历尽艰苦为父兄报仇，是我国较早也较完整的说唱文学作品。作品除揭露了楚平王的淫乱残暴，突出了伍子胥的报仇决心外，还写浣纱女、渔父等不贪富贵，不避诛戮，帮助伍子胥逃亡，表现了人民反抗暴君、同情忠臣义士的思想感情，带有较多的民间传说色彩。这类变文里尚有少数讲唱民间传说或当时社会重大事件的。前者如写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变文》，后者如写唐末沙州爱国将领张义潮等领导人民起义、赶走了吐蕃和回鹘守将的《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这些作品都已残缺，但仍表现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反抗暴政的精神。中间偶有片段动人的描写，如孟姜女在长城下和骷髅对话的一段，深刻地揭露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设想也较为奇特：
......更有数个髑髅，无人搬运，姜女悲啼，向前供(借)问："如许髑髅，家居何郡?因取夫回，为君传信。君若有神，儿当接引。"
髑髅既蒙问事意，已得传言达故里。魂灵答应杞梁妻："我等并是名家子，被秦差充筑城卒，辛苦不禁俱役死。铺尸野外断知闻，春冬镇卧黄沙里。为报闺中哀怨人，努力招魂存祭祀。
又如《张淮深变文》写唐朝使者到了沙州，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而"人物风华，一同内地"，感动得左右从人无不凄怆，则通过人物和环境的渲染，流露了人民的爱国思想。
前面以散文叙说，后面以诗歌吟叹的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是早就出现的。《楚辞·渔父》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都是如此。但以一段散文、一段诗歌、边说边唱、交互进行的文学样式，那是到唐代变文流行以后才大量出现。宋元时期的词话、鼓子词、诸宫调等说唱文学以及杂剧、南戏等戏曲，基本上是继承这种样式继续发展的。虽然变文里的散文和诗歌部分内容不免重复，不知道根据它们的不同性能有所分工，语言也不够生动；这些都只有到后来说唱文学和戏曲作家的手里才得到圆满的解决。
第二节 俗赋、话本和词文
被现代学者收在《敦煌变文集》一类书里的其实还有并不属于变文的作品，其中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等俗赋。《韩朋赋》写韩朋夫妇为宋王迫害，终至双双殉情，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韩朋赋》的本事最早见于《搜神记》，全篇文字古朴，又多用古韵，可能是隋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晏子赋》写晏子使梁时，梁王因他短小丑陋，设辞讥笑，反为晏子所讽刺。《燕子赋》写黄雀强夺燕巢，燕子向凤凰控诉，被凤凰判罪。它们是上承魏晋南北朝的杂赋与俳谐文，如伪托宋玉的《讽赋》、曹植的《鹞雀赋》，及见于袁淑《俳谐文》的《鸡九锡文》等，下启后来的《大口赋》、《风魔赋》、《鸡鸭论》(注：《大口赋》、《风魔赋》见《辍耕录》所载金院本名目。《鸡鸭论》见关汉卿《五侯宴》杂剧。)等通俗诙谐之作的。此外与俗赋体裁相似的尚有《孔子项托(橐)相问书》和《茶酒论》。前者写孔子出游，遇见小儿项托(橐)，提出许多难题问他，他对答如流，最后反难倒了孔子。它同《列子·汤问》里记两小儿论太阳远近，使孔子不能回答，都是我国文学史上较早也较好的儿童故事作品。后者叙茶、酒各自夸耀，争论不决，最后由水出来调停。全文设为主客问答，又都用韵，实际是一篇俗赋。《茶酒论》前题"乡贡进士王敷撰"，后题"知术(行)院弟子阎海真自手写记"(注：《茶酒论》末有开宝三年阎海真题记，可能是五代或宋初人作品。)，可见当时有些通俗文学作品出自文人手笔，而且在行院里演唱的。
其次，从敦煌发现的《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叶净能话》(注：《叶净能话》原题作"叶净能诗"，"诗"实是"话"字之误，因为全篇都是散叙，没有一句诗。)等作品看，显然，话本小说在唐代就已出现。残缺的《唐太宗入冥记》也属于这一类。话本小说以散文叙说故事，很少或没有诗歌配合。《叶净能话》写道士叶净能的神奇故事，为道教宣传；但其中叶净能惩处抢占张令妻子的岳神和魔祟康太清女儿的妖狐，以及他带领唐明皇游月宫的描写，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和幻想。故事曲折动人，语言也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俗赋的骈俪作风，可说是现传唐人话本里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最后是被称作词文的通俗叙事诗，如《季布骂阵词文》和失题的董永唱词。它们全用七言诗歌唱，而且一韵到底。《季布骂阵词文》叙季布在阵上骂退汉王，汉王灭楚后悬重赏搜捕季布，季布几次蒙难，终于凭仗机智，绝处逢生。全诗故事曲折，铺叙详赡，长达三百二十韵，四千四百多字，可以看作是我国唐代以前最长的叙事诗。
包括变文在内的唐代通俗文学，题材、体制既多种多样，艺术成就也互有高下。一些比较动人的作品大都富于幻想，带有比较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而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绘。我们不仅从《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话》等宗教性故事里看到山神造寺、潭龙听经，以及月中水晶宫、娑罗树的神奇景象；即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也被涂上了种种神异的色彩，如韩擒虎死作阎罗、唐太宗生魂入冥，以及项托(橐)死后化为森森百尺的竹竿等。这些设想虽离奇不经，或带有宣扬宗教意味，但也曲折传达了人民对某种理想境界的憧憬，对某些迫害人民的力量的憎恨。这在孟姜女、韩朋的故事里尤其明显。对人物外貌、动作及场面有许多夸张性的渲染，而缺少人物内心的刻划；有时故事情节虽比较简单，而结构仍相当宏伟，也是这类作品的艺术特征。它较多继承赋家铺张扬厉的作风，而缺乏后来小说家的传神之笔。如《伍子胥变文》写子胥逃亡的一段：
悲歌未了，由(犹)怀慷慨，北背楚关，南登吴会。属逢天暗，云阴爱代。失路傍徨，山林摧滞。怪鸟成群，群狼作队，禽号猩猩，兽名狒狒。忽示(尔)心惊，拔剑即行。匣中光出，遍野精明，中有日月，北斗七星，心雄惨烈，不巨千兵。
这些整齐而有韵的铺叙文句是上承魏晋南北朝的赋体，又一直影响到宋元以来戏曲里的韵白和说唱里的赋赞的。从语言风格看，一些从隋唐以前流传的故事传说，文句都比较整饬，带有六朝骈俪余风，而语气不够流畅。中晚唐的作品如《叶净能话》及《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中的散文部分，就较多散行单句，明白流畅，接近口语。可以看出它们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杂赋、诽谐文和宋元话本小说、说唱文学之间起了桥梁的作用的。
唐代通俗文学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时传奇小说以及《长恨歌》、《秦妇吟》等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对后来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它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较多从人民利益出发的爱憎态度，以及富于想象、夸张的浪漫主义色彩，它表现了一般民间文学的共同特征。其次是在题材上为后人提供大量的历史传说和民间传说。这些故事传说有不少是从隋唐以前流传的，但大都经过当时民间艺人或文人的加工，在内容上有所丰富。最后是它成为宋元时期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如话本、词话、弹词、戏曲等的前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文学样式是怎样在人民群众的长期哺育和民间艺人及文人的创造性劳动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
第三节 民间歌谣
从唐人的"行人南北尽歌谣"(《敦煌曲子词》〈望远行〉)、"人来人去唱歌行"(刘禹锡《竹枝》)等诗句看，当时在人民口头传唱的歌谣不少，而且影响了文人的创作；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歧视，很少流传。就现存的唐代民间歌谣看，有不少是揭露统治集团的腐朽黑暗，表达人民对他们的憎恨与反抗的。如《王法曹歌》(见《朝野佥载》)：
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癞獭，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沫。见钱满面喜，无镪从头喝。常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
它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的贪赃枉法。"驴咬瓜"、"牛嚼沫"的比喻不仅神态逼真，而且表现了人民对他们的鄙视。又如《两京童谣》(见《广神异录》)：
不怕上蓝单，唯愁答辩难；无钱求案典，生死任都官。
安史之乱后，一些"投身于胡庭"的"朝士"，受到三司审问。歌谣里嘲笑了他们的下场。
早在高宗永淳年间(682-683)就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
新禾不入箱，新麦不登场。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
--《新唐书·五行志》
根据历史记载，当时人民的流离颠沛虽和自然灾害有关，但从歌谣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却是繁重的租赋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以及农村破产、人民逃亡的凄惨景象。它跟李绅《悯农》、聂夷中《伤田家》等诗的意境十分接近，可窥见唐代民间歌谣对新乐府诗人影响的一斑。此外如讽刺鸡坊小儿"富贵荣华代不如"的《神鸡童谣》(见《东城老父传》)，讽刺杨家"君看女却为门楣"的《杨氏谣》(见《长恨歌传》)，都在唐代极盛的玄宗朝出现，使人们看到这表面还维持着繁荣的唐帝国，核心里却正在霉烂。到了黄巢起义的前夕，就出现了"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歌谣(见《新唐书·五行志》)，直接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斗争。
由于唐代国势的强盛，人民精神的振奋，和边塞诗人出现的同时，在民间歌谣里也流传着歌颂爱国将领的作品。如《薛仁贵军中歌》(见《新唐书·薛仁贵传》)：
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短短两句诗，把当时民族英雄薛仁贵和部下壮士在天山击退九姓突厥胜利归来时的豪情壮气渲染得这样动人，那是前此民歌中所少有的。
此外，被收在《敦煌掇琐》里的长篇五言诗(见《琐三》)，很象是当时的通俗劝世文，封建迷信的色彩相当浓厚，但其中有些片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贫富的对立。如"富饶田舍儿"一段，写富饶田舍儿是"牛羊共城郭，满圈养牛子。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而贫穷田舍汉虽然和妻子辛勤劳动，但"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还要为官租私债发愁。又如"男女有亦好"一段：
男女有亦好，无时亦最精。儿在愁他役，又恐点着征。一则无租调，二则绝兵名。闭门无呼唤，耳里至星星。
写出了繁重的徭役、兵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可以与杜甫《兵车行》、白居易《新丰折臂翁》等诗相印证。又如"工匠莫学巧"一段(见《琐三一》)：
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亦官人婢。夫巩(婿)暂时无，曳将仍被耻。未作道与钱，作了擘眼你。
写出了当时处在官奴婢地位的手工业者不仅本人受到剥削，连妻子也受尽了侮辱，那是唐代其他文学作品里所少见的。
由于唐代诗风的盛行，下层妇女也多能写诗。宫人纩衣藏诗及红叶题诗就是当时的传说。前者相传是玄宗时宫人缝在给战士做的战袍中的。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也，愿结后生缘!
后者相传是宣宗时宫人题在红叶上的。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这些诗虽不象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短小精悍，但也曲折表达了她们久居深宫的幽怨和对合理生活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