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秋，余始任教国立北京大学，为诸生讲近三百年学术史，因撮记要指备诵览。迄今五载，粗成首尾。
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论，略述两宋学术概要。又以宋学重经世明道，其极必推之于议政，故继之以东林。
明清之际，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梨洲嗣轨阳明，船山接迹横渠，亭林于心性不喜深谈，习斋则兼斥宋明，然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者也。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皆确乎成其为故国之遗老，与干嘉之学，精气夐绝焉。
抑余治诸家书，犹多余憾。亭林最坚卓，顾其辞荐也，则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既为清显宦；弟子潘次耕，亲兄备受惨毒，亦俯首为清臣。梨洲晚节多可讥。晚村独持夷夏之辨不变，然余读其遗训手迹，缕缕数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独曰：「子孙虽贵显，不许于家中演戏」，则无怪后人之入翰苑也。船山于诸家中最晦，其子则以时文名。习斋力唱经世干济，恕谷乃为游幕。徐狷石所谓「遗民不世袭」，而诸老治学之风乃不得不变。继之以潜邱、西河，此国亡不复后之所谓考据学也。复继之以穆堂、谢山，此国亡不复后之所谓义理学也。彼其所以与晚明诸遗老异者，岂不在朝廷哉！岂不在朝廷之刀锯鼎镬、富贵利达哉！
乾隆御制书程颐论经筵剳子后有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夫不为相则为师，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此宋明学者帜志也。今曰「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尤大不可」，无怪干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于此而趋风气，趁时局，则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而戴东原氏为其魁杰。起而纠谬绳偏，则有章实斋，顾曰：「六经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为之君者既不许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充实斋论学之所至，亦适至于游幕教读而止，乌足以上媲王介甫、程叔子之万一耶！
嘉道之际，在上之压力已衰，而在下之衰运亦见。汉学家正统如阮伯元、焦里堂、凌次仲皆途穷将变之候也。起而变之者，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终于思人才，极于正学术，则龚定庵、曾涤生、陈兰甫其选也。然而皆无以大变乎其旧，则亦无以挽世运于复隆。南海康氏起，大声疾呼，学术有不暇正，人才有不暇论，风俗有不暇辨，一切务以变法改制为救亡，而托附之于保皇。是复欲以天下治乱为己任，而又不能使其君深居高处而不过问，则徒为两败之道也。
尝试论之。中华之受制于异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辽金元，三则满清。当元嘉之末运，一时名流胜望，相继南迁，其留而在北者，犹守旧辙，务经学，上承两汉之遗，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贵，受其熏陶，绵缀不绝，卒成周隋之治，下开唐基，此一期也。辽金用汉人，仅保所掠而已。元人挟其武强，最鄙汉化为不足尊，其治无可言。时则中华之文运几辍，然譬如严冬雪虐，枝叶虽辞，根荄无伤也。故明人之学，犹足继宋而起。满清最狡险，入室操戈，深知中华学术深浅而自以利害为之择，从我者尊，逆我者贱，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壤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故以玄烨、胤禛、弘历踞其上，则幸而差安，以颙琰、旻宁、奕詝、载湉、载淤为之主，则终不免于大乱。而说者犹谓满族入关，卒为我所同化，政权虽移，中华之文运依然，诚浅之乎其为论也。
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诃而揶揄之，为贤矣！
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司马氏表六国事，曰：「近己则俗变相类」，是书所论，可谓近己矣。岂敢进退前人，自适己意？亦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盖有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而不必尽当于著作之先例者。知我罪我，所不敢问也。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九日自序于北平之未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