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史学
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洲、万季野，而昌明于章实斋。吾别有专篇论之。看第五讲、第八讲、第十二讲但梨洲、季野在草创时代，其方法不尽适用于后辈。实斋才识绝伦，大声不入里耳，故不为时流宗尚。三君之学不盛行于清代，清代史学界之耻也。清代一般史学家思想及其用力所在，王西庄之《十七史商榷序》最足以代之。今节录如下：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耳。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由考其事绩之实，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诸天下之公论焉可矣。……
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此其异也。……
大抵自宋以后所谓史家，除司马光、郑樵、袁枢有别裁特识外，率归于三派。其一派则如胡安国、欧阳修之徒，务为简单奥隐之文辞，行其溪刻隘激之“褒贬”。其一派则苏洵、苏轼父子之徒，效纵横家言，任意雌黄史迹，以为帖括之用。又其一派则如罗泌之徒之述古、李焘之徒之说今，惟侈浩博，不复审择事实。此三派中分史学界七百余年，入清乃起反动。
清初史学，第一派殆已绝迹，第二派则侯朝宗方域、魏叔子禧等扇其焰，所谓“古文家”、“理学家”从而和之，其间如王船山，算是最切实的，然习气尚在所不免。第三派则马宛斯骕、吴志伊任臣及毛西河、朱竹垞辈，其著述专务内容之繁博以炫流俗，而事实正确之审查不甚厝意。虽然，自亭林、梨洲诸先觉之倡导，风气固趋健实矣。
乾嘉间学者力矫其弊，其方向及工作，则略如王西庄所云云。大抵校勘前史文名之讹舛，其一也；订正其所载事实之矛盾错误，其二也；补其遗阙，其三也；整齐其事实使有条理易省览，其四也。其著述门类虽多，精神率皆归于此四者。总而论之，清儒所高唱之“实事求是”主义，比较的尚能应用于史学界，虽其所谓“实事”者或毛举细故，无足重轻，此则视乎各人才识何如。至于其一般用力方法，不可不谓比前代有进步也。
今就各家所业略分类，以论其得失：
(甲)明史之述作附清史史料
清初史学之发展，实由少数学者之有志创修明史，而明史馆之开设，亦间接助之。其志修明史者，首屈指亭林、梨洲，然以毕生精力赴之者，则潘力田、万季野、戴南山。
自唐以后，各史皆成于官局众修之手，是以矛盾百出，芜秽而不可理。刘子玄、郑渔仲已痛论其失，而卒莫之能改。累代学者亦莫敢以此自任。逮清初而忽有潘、万、戴三君，先后发大心，负荷斯业，虽其功皆不就，不可谓非豪杰之士也。钱牧斋亦有志自撰《明史》，其人不足道，但亦略有史才。然书既无成，可不复论
三家之中，潘、万学风大略相同，专注重审查史实。盖明代向无国史，不如清代国史馆之能举其职，递续修纂只有一部实录，既为外间所罕见，且有遗缺。缺建文、天启、崇祯三朝而士习甚嚣，党同伐异，野史如鲫，各从所好恶以颠倒事实，故明史号称难理。潘力田发心作史，其下手工夫即在攻此盘错。其弟次耕序其《国史考异》云：“亡兄博极群书，长于考订，谓著书之法，莫善于司马温公。其为《通鉴》也，先成长编，别著考异，故少牴牾。……于是博访有明一代之书，以实录为纲领，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铭家传，凡有关史事者一切钞撮荟萃，以类相从，稽其异同，核其虚实。……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徇单辞，不逞臆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遂初堂集》卷六又序其《松陵文献》曰：“亡兄与吴先生(炎)草创《明史》，先作长编，聚一代之书而分划之，或以事类，或以人类，条分件系，汇群言而骈列之，异同自出，参伍钩稽，归于至当，然后笔之于书。”同上卷七力田治史方法，其健实如此，故顾亭林极相推挹，尽以己所藏书所著稿畀之。其书垂成，而遭“南浔史狱”之难。既失此书，复失此人，实清代史学界第一不幸事也。遗著幸存者仅《国史考异》之一部分原书三十余卷，仅存六卷及《松陵文献》，读之可见其史才之一斑。
季野学术，已具第八讲，此不多述。彼为今本《明史》关系最深之人，学者类能知之。但吾以为，《明史》长处，季野实尸其功；《明史》短处，季野不任其咎。季野主要功作，在考证事实以求真是，对于当时史馆原稿既随时纠正，复自撰《史稿》五百卷，自言：“吾所取者或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故《明史》叙事翔实，不能不谓季野诒谋之善。虽然，《史稿》为王鸿绪所攘，窜改不知凡几，魏默深有《书王横云明史稿后》辨证颇详后此采王稿成书，已不能谓为万氏之旧。且季野最反对官局分条制度，而史馆沿旧制卒不可革。季野虽负重望，岂能令分纂者悉如其意？况季野卒于康熙四十一年，《明史》成于乾隆四年，相距几四十年，中间史馆废弛已久；张廷玉草草奏进时，馆中几无一知名之士，则其笔削失当之处，亦概可想。故季野虽视潘、戴为幸，然仍不幸也。最不幸者是《明史稿》不传然《明史》能有相当价值，微季野之力固不及此也。
戴南山罹奇冤以死，与潘力田同，而著作之无传于后，视力田尤甚。大抵南山考证史迹之恳挚，或不如力田、季野，此亦比较之辞耳。观集中《与余生书》(即南山致祸之由者)，其搜查史料之勤慎，尚可见；且彼亦与季野有交期，特其精力不甚费于考证耳而史识、史才，实一时无两，其遗集中《史论》《左氏辨》等篇，持论往往与章实斋暗合。彼生当明史馆久开之后，而不慊于史馆诸公之所为，常欲以独立私撰《明史》，又常与季野及刘继庄、蔡瞻岷约偕隐旧京共泐一史。然而中年饥驱潦倒，晚获一第，卒以史事罹大僇，可哀也！其史虽一字未成，然集中有遗文数篇，足觇史才之特绝。其《孑遗录》一篇，以桐城一县被贼始末为骨干，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势乃至明之所以亡者见具焉，而又未尝离桐而有枝溢之辞。其《杨刘二士合传》，以杨畏知、刘廷杰、王运开、运宏四人为骨干，寥寥二千余言，而晚明四川云南形势若指诸掌。其《左忠毅公传》以左光斗为骨干，而明末党祸来历及其所生影响与夫全案重要关系人面目皆具见。盖南山之于文章有天才，善于组织，最能驾驭资料而熔冶之，有浓挚之情感而寄之于所记之事，不著议论且蕴且泄，恰如其分，使读者移情而不自知。以吾所见，其组织力不让章实斋，而情感力或尚非实斋所逮。有清一代史家作者之林，吾所頫首，此两人而已。
潘、万、戴之外，有应附记者一人，曰傅掌雷维鳞。其人为顺治初年翰林，当明史馆未开以前，独立私撰《明书》一百七十卷。书虽平庸不足称，顾不能不嘉其志。虽然，三君之书或不成，或不传，而惟傅书岿然存，适以重吾曹悲也。
明清鼎革之交一段历史，在全部中国史上实有重大的意义。当时随笔类之野史甚多，虽屡经清廷禁毁，现存者尚百数十种。其用著述体稍经组织而其书有永久的价值者，则有吴梅村伟业之《鹿樵纪闻》，专记流寇始末；其书为郑漪所盗改，更名《绥寇纪略》，窜乱原文，颠倒事实处不少有王船山之《永历实录》，记永历帝十五年间事迹，有纪有传；有戴耘野笠之《寇事编年》《殉国汇编》，实潘力田《明史长编》之一部；耘野与亭林、力田为至友。力田修《明史》，耘野为担任晚明部分，此诸书即其稿。见潘次耕《寇事编年序》有黄梨洲之《行朝录》，于浙闽事言之较详；有万季野之《南疆逸史》，有温睿临之《南疆绎史》，皆半编年体；有计用宾六奇之《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用记事本末体，组织颇善；有邵念鲁廷采之《东南纪事》《西南纪事》，盖以所闻于黄梨洲者重加甄补，成为有系统的著述，于当时此类著作品中称甚善云。嘉道以降，文网渐宽，此类著述本可以自由，然时代既隔，资料之搜集审查皆不易，惟徐亦才鼒之《小腆纪年》最称简洁。戴子高望尝欲作《续明史》，成传数篇，惜不永年，未竟其业。钱映江绮著《南明书》三十六卷，据谭复堂云已成，不审有刻本否，亦不知内容何如。
官修《明史》自康熙十八年开馆，至乾隆四年成书，凡经六十四年。其中大部分率皆康熙五十年以前所成，以后稍为补缀而已。关于此书之编纂，最主要人物为万季野，尽人皆知。而大儒黄梨洲、顾亭林，于义例皆有所商榷。而最初董其事者为叶訒庵及徐健庵、立斋兄弟，颇能网罗人才，故一时绩学能文之士，如朱竹垞、毛西河、潘次耕、吴志伊、施愚山、汪尧峰、黄子鸿、王昆绳、汤荆岘、万贞一……等咸在纂修之例，或间接参定。《明史》初稿某部分出某人手，可考出者，如太祖本纪、高文昭章睿景纯七朝后妃传至江东李文进、龙大有列传四十七篇出汤荆岘；成祖本纪出朱竹垞；地理志出徐健庵；食货志出潘次耕；历志出吴志伊、汤荆蚬：艺文志出尤西堂；太祖十三公主至曹吉祥传一百二十九篇，出汪尧峰；熊廷弼、袁崇焕、李自成、张献忠诸传，出万季野；流贼、土司、外国诸传出毛西河。……此类故实，散见诸家文集笔记中者不少。吾夙思搜集汇列之，惜所得尚希耳一时流风所播，助长学者社会对于史学之兴味亦非浅鲜也。
史学以记述现代为最重，故清人关于清史方面之著作，为吾侪所最乐闻，而不幸兹事乃大令吾侪失望。治明史者常厌野史之多，治清史者常感野史之少。除官修国史、实录、方略外，民间私著卷帙最富者，为蒋氏良骐、王氏先谦之两部《东华录》，实不过抄节《实录》而成。欲求如明王世贞之《弁州乙部稿》……等稍带研究性质者且不可得。进而求如宋王偁之《东都事略》……等斐然述作者，更无论矣。其局部的纪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闿运之《湘军志》等。默深观察力颇锐敏，组织力颇精能，其书记载虽间有失实处，固不失为一杰作。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郭筠仙、意城兄弟尝逐条签驳，其家子弟汇刻之，名曰《湘军志平议》。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其足备表志一部分资料者，如祁鹤皋韵士之《皇朝藩都要略》对于蒙古部落封袭建置颇详原委；如程善夫庆余之《皇朝经籍志》《皇朝碑版录》《八卿表》《督抚提镇年表》等，当属佳构，存否未审。见戴子高所作程墓表此外可称著作者，以吾固陋，乃未之有闻。其人物传记之部，最著者有钱东生林之《文献徵存录》、李次青元度之《国朝先正事略》等。钱书限于学者及文学家，颇有条贯；李书涉全部，自具别裁，而俭陋在所不免。其部分的人物，则如董兆熊之《明遗民录》、张南山维屏之《国朝诗人征略》等颇可观。至于《碑传集》钱仪吉编，《续碑传集》缪荃孙编，《国朝耆献类征》李桓编等书，钞撮碑志家传，只算类书，不算著述李书尤芜杂，但亦较丰富。至如笔记一类书，宋明人所著现存者，十之五六皆记当时事迹。清人笔记有价值者，则十有九属于考古方面。求其记述亲见亲闻之大事，稍具条理本末如吴仲伦德旋《闻见录》、薛叔耘福成《庸庵笔记》之类，盖不一二觏。昭梿《啸亭杂录》、姚元之《竹叶亭笔记》、陈康祺《郎潜纪闻》……之类，虽皆记当时事，然全属官场琐末掌故，足资史料者甚少故清人不独无清史专书，并其留诒吾曹之史料书亦极贫乏。以吾个人的经验，治清史最感困难者，例如满洲入关以前及入关初年之宫廷事迹与夫旗人残暴状况，《实录》经屡次窜改，讳莫如深。孟莼生《心史丛刊》记累朝改《实录》事颇详又如顺治康熙间吏治腐败，民生凋敝，吾侪虽于各书中偶见其断片，但终无由知其全部真相，而据官书记载，则其时乃正黄金时代。又如咸同之乱，吾侪耳目所稔，皆曾胡辈之丰功伟烈，至洪杨方面人物制度之真相，乃无一书记述。又如自戊戌政变，义和团以至辛亥革命，虽时代密迩，口碑间存，然而求一卷首末完备年月正确之载记，亦杳不可得。……窃计自汉晋以来二千年，私家史料之缺乏，未有甚于清代者。盖缘顺康雍乾间文网太密，史狱屡起，“禁书”及“违碍书”什九属史部，学者咸有戒心。乾嘉以后，上流人才集精力于考古，以现代事迹实为不足研究。此种学风及其心理，遗传及于后辈，专喜挦撦残编，不思创垂今录。他不要具论，即如我自己便是遗传中毒的一个人，我于现代事实所知者不为少，何故总不肯记载以诒后人？吾常以此自责，而终不能夺其考古之兴味。故知学风之先天的支配，甚可畏也呜呼！此则乾嘉学派之罪也。
(乙)上古史之研究
《史记》起唐虞三代而实迹可详记者，实断自春秋而取材于《左氏》。《通鉴》则托始战国。而《左传》下距《战国策》既百三十三年，中间一无史籍，《战国策》又皆断片记载，不著事实发生年代。于是治史学者当然发生两问题：一春秋以前或秦汉以前史迹问题；一春秋战国间缺漏的史迹及战国史迹年代问题。
第一问题之研究，前此则有蜀汉谯周《古史考》、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皆佚，宋胡宏《皇大纪》、吕祖谦《大事记》，罗泌《路史》、金履祥《通鉴前编》等。清初治此者则有马宛斯骕、李廌清锴。宛斯之书曰《绎史》，百十六卷，仿袁枢纪事本末体，盖毕生精力所萃。搜罗资料最宏博，顾亭林极称之，时人号曰“马三代”。廌清之书曰《尚史》，七十卷，仿正史纪传体，《世系图》一卷，《本纪》五卷，《世家》十三卷，《列传》三十四卷，《系》四卷，《年表》十卷，《序传》一卷博赡稍逊马书。李为铁岭人，关东惟一学者此两书固不愧著作之林。但太史公固云：“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宛斯辈欲知孔子所不敢知，杂引汉代谶纬神话，泛滥及魏晋以后附会之说，益博则愈益其芜秽耳。然马书以事类编，便其学者。李映碧清为作序，称其特长有四：一、体制之别创，二、谱牒之咸具，三、纪述之靡舛，四、论次之最核。后两事吾未敢轻许，但其体制别创确有足多者。盖彼稍具文化史的雏形，视魏晋以后史家专详朝廷政令者盖有间矣。宛斯复有《左传事纬》，用纪事本末治《左传》；而高江村士奇之《左传纪事本末》，分国编次，则复左氏《国语》之旧矣。此外则顾复初《春秋大事表》，为治春秋时代史最善之书，已详经学章，不复述。
嘉庆间则有从别的方向——和马宛斯正相反的方法以研究古史者，曰崔东壁述，其书曰《考信录》。《考信录提要》二卷，《补上古考信录》二卷，《唐虞考信录》八卷，《洙泗考信录》四卷，《丰镐别录》《洙泗余录》各三卷，《孟子实录》《考信附录》《考信续说》各二卷太史公谓：“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东壁墨守斯义，因取以名其书。经书以外只字不信。《论语》《左传》，尚择而后从，《史记》以下更不必论。彼用此种极严正态度以治古史，于是自汉以来古史之云雾拨开十之八九。其书为好博的汉学家所不喜。然考证方法之严密犀利，实不让戴、钱、段、王，可谓豪杰之士也。
研究第二问题者，嘉道间有林鉴塘春溥，著《战国纪年》六卷，同光间有黄薇香式三，著《周季编略》九卷。两书性质体裁略同，黄书晚出较优。
第二问题，在现存资料范围内，所能做的工作不过如此，不复论。第一问题中春秋前史迹之部分，崔东壁所用方法，自优胜于马宛斯。虽然，犹有进。盖“考信六艺”，固视轻信“不雅驯之百家”为较有根据。然六艺亦强半春秋前后作品，为仲尼之徒所诵法。仲尼固自言“夏殷无徵”，则自周以前之史迹，依然在茫昧中。六艺果能予吾侪以确实保障否耶？要之，中国何时代有史，有史以前文化状况如何，非待采掘金石之学大兴，不能得正当之解答，此则不能责备清儒，在我辈今后之努力耳。
(丙)旧史之补作或改作
现存正史类之二十四史，除《史记》、两《汉》及《明史》外，自余不满人意者颇多。编年类司马《通鉴》止于五代，有待赓续。此外偏霸藩属诸史，亦时需补葺。清儒颇有从事于此者。
陈寿《三国志》精核谨严，夙称良史，但其不满人意者三点：一、行文太简事实多遗；二、无志表；三、以魏为正统。宋以后学者对于第三点抨击最力，故谋改作者纷纷。宋萧常、元郝经两家之《续后汉书》，即斯志也。清则咸同间有汤承烈著《季汉书》若干卷，吾未见其书；据莫郘亭友芝称其用力尤在表志，凡七易稿乃成。争正统为旧史家僻见，诚不足道，若得佳表志，则其书足观矣。
《晋书》为唐贞观间官修，官书出而十八家旧史尽废，刘子玄尝慨叹之。其书喜采小说，而大事往往阙遗，繁简实不得宜。嘉庆间周保绪济著《晋略》六十卷，仿鱼豢《魏略》为编年体也。丁俭卿晏谓其“一生精力毕萃于斯，体例精深，因而实创”；魏默深谓其“以寓平生经世之学，遐识渺虑，非徒考订笔力过人”，据此则其书当甚有价值。乾隆间有郭伦著《晋纪》六十八卷，为纪传体
魏收《魏书》夙称“秽史”，芜累不可悉指。其于东西魏分裂之后，以东为正，以西为伪，尤不惬人心。故司马《通鉴》不从之。乾隆末谢蕴山启昆著《西魏书》二十四卷，纠正收书之一部分。南北正统之争本已无聊，况于偏霸垂亡之元魏，为辨其孰正孰僭，是亦不可以已耶，然蕴山实颇具史才，此书于西魏二十余年间史料采摭殆无已遗漏，结构亦谨严有法，固自可称。
今二十四史中，《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魏书》《北齐书》《北周书》之与《南史》《北史》《旧唐书》之与《新唐书》《旧五代史》之与《新五代史》，皆同一时代而有两家之著作，文之重复者什而八九，两家各有短长，故官书并存而不废。然为读者计，非惟艰于省览，抑且苦于别择矣。于是校合删定之本，颇为学界所渴需。清初有李映碧清著《南北史合钞》口卷，删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隶诸南北二史而夹注其下。其书盛为当时所推服，与顾氏《方舆纪要》、马氏《绎史》称为海内三奇书。实则功仅钞撮，非为不足比顾，并不足比马也。映碧复抄马令、陆游两家之《南唐书》为一康雍之交，有沈东甫炳震著《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其名虽袭映碧，而体例较进步，彼与两书异同，经考订审择乃折衷于一。其《方镇表》及《宰相世系表》正讹补阙，几等于新撰，全谢山谓“可援王氏《汉书艺文志考证》之例孤行于世”者也。《鲒埼亭集》沈东甫墓志铭要之此二书虽不能谓为旧史之改造，然删合剪裁，用力甚勤，于学者亦甚便。
《五代史》自欧书行而薛书殆废，自《四库》辑佚，然后两本乃并行。欧仿《春秋》笔法，简而无当；薛书稍详，而芜累挂漏亦不少。要之其时宇内分裂，实不能以统一时代之史体为衡。薛欧皆以汴京称尊者为骨干，而诸镇多从阙略，此其通蔽也。清初吴志伊任臣著《十国春秋》百十四卷吴十四卷，南唐二十卷，前蜀十三卷，后蜀十卷，南汉九卷，楚十卷，吴越十三卷，闽十卷，荆南四卷，北汉五卷，十国纪元世系表合一卷，地理志二卷，藩镇表、百官表各一卷。以史家义法论，彼时代之史，实应以各方镇丑夷平列为最宜。实则宜将梁、唐、晋、汉、周并夷之为十五国。吴氏尚一间未达也吴氏义例，实有无薛欧所不及处。然其书徒侈捃摭之富，都无别择，其所载故事又不注出处。盖初期学者著述，体例多缺谨严，不独吴氏矣。道咸间，粤人吴兰修著《汉纪》，梁廷柟著《南汉书》，皆足补吴书所未备，而考核更精审
嘉庆间陈仲鱼鳣著《续唐书》七十卷，以代五代史，其意盖不欲帝朱温，而以后唐李克用直接唐昭宗；后唐亡后，则以《南唐》续之。其自作此书，则将以处于刘、欧两《唐书》与马、陆两《南唐书》之间。此与汤氏《季汉书》、谢氏《西魏书》同一见解。为古来大小民贼争正统闰位，已属无聊，况克用朱邪小夷，又与朱温何别？徒浪费笔墨耳。然亦犹薛欧妄宗汴京称尊者而造为“五代”一名称，有以惹起反动也。有李旦华(宪吉)著《后唐书》内容略同，未刻
元人所修三史宋辽金，在诸史中称为下乘，内中《金史》因官修之旧，较为洁净。金人颇知注重文献，史官能举其职，元好问、刘祁等私家著述亦丰，故《金史》有所依据《宋》《辽》二史芜秽漏略特甚。辽地偏祚短，且勿论。宋为华族文化嫡裔，而无良史，实士夫之耻也。《宋史》中北宋部分本已冗芜，南宋部分尤甚。钱竹汀云：《宋史》述南渡七朝事，丛冗无法，不如九朝之无善；宁宗以后四朝，又不如高、孝三朝之详明识者早认为有改造之必要。明末大词曲家汤玉茗显祖曾草定体例，钩乙原书，略具端绪。见王阮亭《分甘余话》及梁曜北《瞥记》清初潘昭度得玉茗旧本因而扩之，殆将成书见梁茞林《退庵随笔》但今皆不传。乾隆末邵二云发愤重编宋志，钱竹汀、章实斋实参与其义例，以旧史南宋部分最蒙诟病，乃先仿王偁《东都事略》，著《南都事略》，而宋志草创之稿亦不少。见《章实斋文集?邵与桐别传》然二云体弱多病，仅得中寿，卒年五十四两书俱未成，即遗稿鳞爪，今亦不得见。又章实斋治史别有通裁，常欲仍“纪传之体，而参(纪事)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以为载诸空言，不如见诸实事，故“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名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文集?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是实斋固刻意创作斯业，然其书亦无成。以亟须改造之《宋史》，曾经多人从事，其中更有史学大家如二云、实斋其人者，然而此书始终未得整理之结果，并前辈工作之痕迹亦不留于后，不得不为学术界痛惜也。朱记荣《国朝未刊遗书志略》载有吴县陈黄中《宋史稿》二百十九卷
《元史》之不堪，更甚于元修之史。盖明洪武元年宋景濂之奉敕撰《元史》，二月开局，八月成书，二次重修，亦仅阅六月，潦草一至于此！虽钞胥迻录成文，尚虞不给，况元代国史本无完本，而华蒙异语扞格滋多者耶？故或以开国元勋而无传，并名氏亦不见或一人而两传、三传；其《刑法》《食货》《百官》诸志，皆直钞案牍，一无剪裁，于诸史中最为荒秽。清儒发愤勘治，代有其人。康熙间则邵戒三远平著《元史类编》四十二卷，然仅就原书重编一过，新增资料甚少，体例亦多贻笑大方。乾隆间则钱竹汀锐意重修，先为《元史考异》十五卷，然新史正文仅成《氏族表》《经籍志》两篇。竹汀学术，方面甚多，不能专力于此，无足怪也。据郑叔问《国朝未刊遗书目》言，竹汀已成《元史稿》一百卷嘉庆间则汪龙庄辉祖著《元史本证》五十卷，分《证误》《证遗》《证名》三部分，竹汀谓其“自摅新得，实事求是，有大醇而无小疵。”原书卷首《钱序》推挹可谓至矣。右三家者，除竹汀所补表志外，余皆就原书拾遗匡谬，其对于全部之改作，则皆志焉而未之逮。大抵《元史》之缺憾，其一固在史法之芜秽，其一尤在初期事实之阙漏。蒙古人未入中国，先定欧西。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西征中亚细亚全部以迄印度，北征西伯利亚以迄中欧，及世祖奠鼎燕京，其势已邻弩末。前四朝事迹，实含有世界性，为《元史》最主要之部分，而官修《元史》概付阙如，固由史官荒率，抑亦可凭借之资料太阙乏也。乾隆间自《永乐大典》中发见《元秘史》及《皇元圣武亲征录》所记皆开国及太祖时事。两书出而“元史学”起一革命。钱竹汀得此两书，录存副本，其所以能从事考证《元史》者盖以此。其后张石洲穆将《亲征录》校正，李仲约文田为《元秘史》作注，于是治元史者兴味骤增。虽然，元时之修国史，其重心不在北京史馆，而在西域宗藩。有波斯人拉施特者，承亲王合赞之命，著《蒙古全史》写以波斯文，实为元史第一瑰宝，而中国人夙未之见。至光绪间洪文卿钧使俄，得其钞本，译出一部分，而“元史学”又起第二次革命。盖自道、咸以降，此学渐成显学矣。
近百年间，从事改造《元史》，泐成书者，凡四家：
一、魏默深源《新元史》九十卷。道光间著成，光绪三十一年刻
二、洪文卿钧《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光绪间著成，光绪二十六年刻
三、屠敬山寄《蒙兀儿史记》，卷数未定。光绪、宣统间随著随刻
四、柯凤荪绍忞《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民国11年刻
吾于此学纯属门外汉，绝无批评诸书长短得失之资格。惟据耳食所得，则魏著讹舛武断之处仍不少，盖创始之难也。但舍事迹内容而论著作体例，则吾于魏著不能不深服。彼一变旧史“一人一传”之形式，而传以类从。其传名及篇目次第为……太祖服各国，太宗、宪宗两朝平服各国。中统以后屡朝平服叛藩，勋戚开国四杰，开国四先锋二部长，誓浑河功臣，开国武臣，开国相臣，开国文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世祖相臣，……治历治水漕运诸臣，平叛藩诸臣，平东夷南夷诸臣，中叶相臣……等但观其篇目，即可见其组织之独具别裁。章实斋所谓“传事与传人相兼”，司马迁以后未或行之也。故吾谓魏著无论内容罅漏多至何等，然固属史家创作，在斯界永留不朽的价值矣。洪著据海外秘笈以补证旧史，其所勘定之部分又不多，以理度之固宜精绝。屠著自为史文而自注之，其注纯属《通鉴考异》的性质，而详博特甚，凡驳正一说，必博征群籍，说明所以弃彼取此之由；以著作体例言，可谓极矜慎极磊落者也。柯著彪然大帙，然篇首无一字之序，无半行之凡例，令人不能得其著书宗旨及所以异于前人者在何处？篇中篇末又无一字之考异或案语，不知其改正旧史者为某部分？何故改正？所根据者何书？著作家作此态度，吾未之前闻。吾尝举此书记载事实是否正确，以问素治此学之陈援庵垣，则其所序批评，似更下魏著一等也，吾无以判其然否。最近柯以此书得日本博士
上所举皆不满于旧史而改作者。其藩属敌国外国之史，应补作者颇多，惜少从事者。以吾所知有洪北江《西夏国志》，十六卷，未刻。而黄公度遵宪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在旧体史中实为创作。
温公《通鉴》绝笔五代。赓而续之者，在宋则有李焘，迄于北宋，在明则陈桱、王宗沐、薛应旃，皆迄元末。然明人三家，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仅据宋人纪事之事，略及辽金继世年月，荒陋殊甚。清初徐健庵著《资治通鉴后编》百八十四卷，襄其事者为万季野、阎百诗、胡东樵等。《四库》著录，许其善述。然关于北宋事迹，则李焘《长编》足本之在《永乐大典》者未出；关于南宋事迹，则李心传《系年要录》亦未出；元代则文集说部散于《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见。徐著在此种资料贫乏状态之下，势难完善，且于辽金事太不厝意，亦与明人等；而宋嘉定后、元至顺前，亦太荒略，故全部改作，实为学界极迫切之要求，至乾隆末然后毕秋帆沅《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出现。此书由秋帆属幕中僚友编订，凡阅二十年，最后经邵二云校订。章实斋《邵与桐别传》云：“毕公以二十年功，属宾客续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本损益，无大殊异。……君出绪余，为之复审，其书即大改观。……毕公大悦，谓迥出诸家《续鉴》上。”可见书实成于邵手而章实斋实参与其义例。实斋有代秋帆致钱竹汀论《续鉴》书，见本集。函中指摘陈王薛徐诸家缺失，及本书所据资料所用方法，甚详核。可见章氏与此书关系极深其书“宋事，据二李焘、心传而推广之，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仍用司马氏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章代毕致钱书中语盖自此书出而诸家《续鉴》可废矣。
自宋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为史世创一新体。明陈邦瞻依其例以治宋史、元史。清初则有谷赓虞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其书成于官修《明史》以前，采辑及组织皆颇费苦心。姚立方谓此书为海昌谈孺木(迁)所作，其各篇附论则陆丽京(圻)作。郑芷畦述朱竹垞言，谓此书为徐倬作，虽皆属疑案，然其书出谷氏者甚少，盖可断言。叶廷琯《鸥波渔话》辨证此事最平允而马宛斯有《左传事纬》，高江村士奇有《左传纪事本末》，皆属此类书。
(丁)补各史表志
表志为史之筋干，而诸史多缺，或虽有而其目不备。如“艺文”仅汉、隋、唐、宋、明五史有之，余皆阙如。三国六朝海宇分裂，疆域离合，最难董理，而诸史无一注意及此者，甚可怪也。宋钱文子有《补汉兵志》一卷；熊方有《补后汉书年表》若干卷，实为补表志之祖。清儒有事于此者颇多，其书皆极有价值。据吾所知见者列目如下：
《历代史表》五十九卷。鄞县万斯同季野著。此书从汉起至五代止，独无西汉及唐，以《汉书》《新唐书》原有表也，所表皆以人为主，方镇年表各篇最好。惟东汉于表人外，别有《大事年表》一篇，是其例外
又季野尚有《纪元汇考》四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性质亦略同补表。
《二十一史四谱》五十四卷。归安沈炳震东甫著。四谱者，一纪元，二封爵，三宰执，四谥法。所谱自汉迄元
《历代艺文志》口卷。仁和杭世骏大宗著(未见)
以上总补。
《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常熟陈芳绩亮工著。此书自汉至明分十二格，表示州郡县沿革
《史目表》二卷。阳湖洪饴孙孟慈著。此书乃表各史篇目，甚便比观，虽非补表，附录于此。又归安钱念劬(恂)亦有《史目表》一卷，但采洪著稍有加减，非创作也
以上总补。
《史记天官书补目》一卷。阳湖孙星衍渊如著
《楚汉诸侯疆域志》三卷。仪征刘文淇孟瞻著
以上补《史记》《汉书》。
《后汉书补表》八卷。嘉定钱大昭晦之著。此书因熊方旧著而补其阙、正其讹。为《诸侯王》《王子侯》《功臣侯》《外戚恩泽侯》《宦者侯》《公卿》，凡六表《补续汉书艺文志》一卷。嘉定钱大昭晦之著《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番禺侯康君谟著《后汉书三公年表》一卷。金匮华湛恩孟超著
以上补《后汉书》。
《三国志补表》六卷。常熟吴卓信顼儒著《三国志补表》十卷。同上。上二书未刻，见朱记荣《国朝未刊遗书志略》《补三国疆域志》二卷。阳湖洪亮吉稚存著《补三国艺文志》四卷。番禺侯康君谟著《三国职官表》三卷。阳湖洪饴孙孟慈著《三国纪年表》一卷。钱唐周嘉猷两塍著《三国郡县表补正》八卷。宜都杨守敬星吾著(未见)
以上补《三国志》。
《补晋兵志》一卷。嘉兴钱仪吉衍石著《补晋书艺文志》四卷。常熟丁国钧著《补晋书艺文志》口卷。番禺侯康君谟著(未见)《补晋书经籍志》四卷。钱塘吴士鉴著《补晋书艺文志》五卷。萍乡文廷式著《东晋疆域志》四卷。阳湖洪亮吉稚存著《十六国疆域志》十六卷。同上
以上补《晋书》。
《南北史表》七卷。钱唐周嘉猷两塍著。《年表》一卷，《世系表》五卷，《帝王世系表》一卷《南北史补志》十四卷。江宁汪士铎梅村著。原书三十卷，今存十四卷，内《天文志》四卷、《地理志》四卷、《五行志》二卷、《礼仪志》三卷；其《舆服》《乐律》《刑法》《职官》《食货》《氏族》《释老》《艺文》八志佚于洪杨之乱《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八卷。嘉定徐文范仲圃著。《年表》十二卷，《州郡表》四卷，《郡县沿革表》六卷，《世系图表》附《各国疆域》二卷《十六国春秋世系表》二卷。嘉兴李旦华厚斋著补《宋书刑法志》《食货志》各一卷。栖霞郝懿行兰皋著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各书《艺文志》各一卷。番禺侯康君谟著(未见)补《梁书》《陈书》艺文志各一卷。武进汤洽著(未见)补《梁疆域志》四卷。阳湖洪齮孙子龄著
以上补南北朝诸史。
《唐书史臣表》一卷。嘉定钱大昕竹汀著《唐五代学士表》一卷。同上《唐折冲府考》四卷。仁和劳经原笙士著，其子格季言补辑《唐折冲府考补》一卷。上虞罗振玉叔蕴著。此二书虽非纯粹的补表志，而性质略同，附见于此《唐藩镇表》。金匮华湛恩孟超著(未见，卷数未详)
以上补《唐书》。
《五代纪年表》一卷。钱唐周嘉猷两塍著《补五代史艺文志》一卷。江宁顾櫰三著
以上补《五代史》。
《宋史艺文志补》一卷。上元倪灿著《元史艺文志》四卷。嘉定钱大昕竹汀著《元史氏族表》三卷。同上《宋学士年表》一卷。同上《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一卷。上元倪灿著又一卷。江都金门诏著。以上二书似不佳《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二卷。嘉定钱大昕竹汀著
以上补宋辽金元史。
此类书吾所知见者得以上若干种。当有未知者，容更搜补清儒此项工作，在史学界极有价值。盖读史以表志为最要，作史亦以表志为最难。旧史所无之表志，而后人摭拾丛残以补作则尤难。右诸书中，如钱衍石之《补晋兵志》，以极谨严肃括之笔法，寥寥二三千言，另有自注而一代兵制具见。如钱晦之之《补续汉书艺文志》、侯君谟之《补三国艺文志》……等，从本书各传所记及他书所征引辛勤搜剔，比《隋经籍志》所著录增加数倍，而各书著作来历及书中内容亦时复考证叙述，视《隋志》体例尤密。如洪北江、刘孟瞻之数种补疆域志，所述者为群雄割据、疆场屡迁的时代，能苦心钩稽，按年月以考其疆界，正其异名。如周两塍之《南北史世系表》，仿《唐书宰相世系表》之意而扩大之，将六朝矜崇门第之阶级的社会能表现其真相。如钱竹汀之《元史艺文志》及《氏族表》可据之资料极贫乏，而能钩索补缀，蔚为大观。……凡此皆清儒绝诣，而成绩永不可没者也。
此外有与补志性质相类者，则如钱衍石之《三国志会要》五卷，已成未刻《晋会要》《南北朝会要》各若干卷；未成杨晨之《三国会要》；有刻本徐星伯松之《宋会要》口百卷，《宋中兴礼书》二百三十一卷，《续通书》六十四卷。俱未刻
以上所举，各史应补之表志，亦已十得四五，吾侪所最不满意者，则食货、刑法两志补者甚寡。仅有一家两志皆最要而颇难作，食货尤甚，岂清儒亦畏难耶，抑不甚注意及此耶？旧史所无之表，吾认为有创作之必要者，略举如下：一外族交涉年表诸：外族侵入，于吾族旧史关系至钜，非用表分别表之，不能得其兴衰之真相。例如匈奴年表，从冒顿起，至刘渊、赫连之灭亡表之；鲜卑年表，从树机能始，至北齐、北周之灭亡表之；突厥年表，从初成部落，至西突厥灭亡表之；契丹年表，从初成部落，至西辽灭亡表之；女真年表，从金初立国，至清入关表之；蒙古年表，自成吉思以后，历元亡以后，明清两代之叛服，乃至今日役属苏维埃俄国之迹皆表之。自余各小种族之兴仆，则或以总表表之。凡此皆断代史所不能容。故旧史未有行之者，然实为全史极重要脉络。得此则助兴味与省精力皆甚多，而为之亦并不难，今后之学者宜致意也。罗叔蕴著《高昌麴氏年表》等，即此意。惜题目太小，范围太狭耳二文化年表：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故此方面之表绝无。今宜补者，例如学者生卒年表，文学家生卒年表，美术家生卒年表，佛教年表，重要书籍著作及存佚年表，重要建筑物成立及破坏年表，……等。此类表若成，为治国史之助实不细。创作虽不甚易，然以清儒补表志之精神及方法赴之，资料尚非甚缺乏也。三大事月表：《史记》之表，以远近为疏密。三代则以世表，十二诸侯、六国及汉之侯王将相则以年表，秦楚之际则以月表。盖当历史起大变化之事迹，所涉方面极多，非分月表不能见其真相。《汉书》以下二十三史，无复表月者矣。
今对于旧史欲补此类表，资料甚难得，且太远亦不必求详。至如近代大事，例如明清之际月表，咸丰军兴月表，中日战役月表，义和团事件月表，辛亥革命月表……等，皆因情形极复杂，方面极多，非分月、且分各部分表之，不能明晰。吾侪在今日，尚易集资料。失此不为，徒受后人责备而已。
吾因论述清儒补表志之功，感想所及，附记如右。类此者尚多，未遑遍举也。要之，清儒之补表志，实费极大之劳力，裨益吾侪者真不少。惜其眼光尚局于旧史所固有，未能尽其用耳。
(戊)旧史之注释及辨证
疏注前史之书，可分四大类。其一，解释原书文句音义者，如裴骃之《史记集解》，颜师古、李贤之《两汉书》注等，是也。其二，补助原书遗佚或兼存异说者，如裴松之之《三国志注》等，是也。其三，校勘原书文字上之错舛者如刘攽、吴仁杰之《两汉刊误》等，是也。其四，纠正原书事实上之讹谬者，如吴缜之《新唐书纠缪》等，是也。清儒此类著述中，四体皆有，有一书专主一体者，有一书兼用两体或三体者。其书颇多，不能悉举。举其要者错综论列之。
清儒通释诸史最著名者三书，曰：
《二十一史考异》一百卷，附《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嘉定钱大昕竹汀著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嘉定王鸣盛西庄著
《二十二史札记》三十六卷。阳湖赵翼瓯北著
三书形式绝相类，内容却不尽从同。同者一部分钱书最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纠正原书事实讹谬处亦时有。凡所校考，令人涣然冰释，比诸经部书，盖王氏《经义述闻》之流也。王书亦问校释文句，然所重在典章故实，自序谓“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置旁参阅，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诚哉然也！书末“缀言”二卷，论史家义例，亦殊简当。赵书每史先叙其著述沿革，评其得失，时亦校勘其牴牾，而大半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自序语但彼与三苏派之“帖括式史论”截然不同。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清代学者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以余所见，钱书固清学之正宗，其校订精核处最有功于原著者；若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计，则不如王、赵。王书对于头绪纷繁之事迹及制度，为吾侪绝好的顾问，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陋儒或以少谈考据轻赵书，殊不知竹汀为赵书作序，固极推许，谓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也。又有人谓赵书乃攘窃他人，非自作者。以赵本文士，且与其旧著之《陔余丛考》不类也。然人之学固有进步，此书为瓯北晚作，何以见其不能？况明有竹汀之序耶？并时人亦不见有谁能作此类书者。或谓出章逢之(宗源)，以吾观之，逢之善于辑佚耳，其识力尚不足以语此
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每篇后所附考证，性质与钱氏《考异》略同，尚有杭大宗世骏《诸史然疑》、洪稚存亮吉《四史发伏》……等。洪筠轩颐煊《诸史考异》、李次白贻德《十七史考异》，疑亦踵钱例，然其书未见。
其各史分别疏证者，分隶于一总书之下，如钱竹汀之《史记考异》，即《二十一史考异》之一部分；《史记拾遗》，即《三史拾遗》之一部分，不再举则《史记》有钱献之坫《史记补注》一百三十六卷，梁曜北玉绳《史记志疑》三十六卷，王石臞念孙《读史记杂志》六卷，崔觯甫适《史记探原》八卷……等。钱书当是巨制，惜未刻，无从批评。王书体例，略同钱氏《考异》。梁书自序言：“百三十篇中愆违疏略，触处滋疑，加以非才删续，使金鍮罔别，镜璞不完，良可闵叹！……”书名《志疑》，实则刊误纠谬，什而八九也。崔书专辨后人续增窜乱之部分，欲廓清以还史公真相，故名曰“探原”。
《史记》为第一部史书，其价值无俟颂扬。然去古既远，博采书记，班彪所谓“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多不齐一”。此实无容为讳者。加以冯商、褚少孙以后，续者十余家。孰为本文？孰为窜乱？实难辨别。又况传习滋广，传写讹舛，所在皆是。故各史中最难读而亟须整理者，莫如《史记》。清儒于此业去之尚远也。然梁、崔二书，固已略辟蚕丛。用此及二钱二王所校订为基础，辅以诸家文集笔记中之所考辨，汇而分疏于正文之下，别成一集校集注之书，庶为后学省无数迷惘，是有望于今之君子！
《汉书》《后汉书》有吴枚庵翌凤《汉书考证》十六卷，未见惠定宇《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侯君谟、沈铭彝各续补惠书一卷钱晦之大昭《汉书辨疑》二十二卷、《后汉书辨疑》十一卷、《续汉书辨疑》九卷，王石臞《读汉书后汉书杂志》，共十七卷，陈少章景云《两汉订误》五卷，沈文起钦韩《两汉书疏证》共七十四卷；周荇农寿昌《汉书注校补》五十六卷、《后汉书注校正》八卷，王益吾先谦《汉书补注》一百卷、《后汉书集解》九十卷、《续汉书志集解》三十卷……等。诸书大率释文、考异、订误兼用，而《汉书》则释文方面更多，因其文近古较难读也；《后汉书》则考异方面较多，以诸家逸书谢承、华峤、司马彪等遗文渐出也。王益吾《补注》《集解》最晚出，集全清考订之成，极便学者矣。
《三国志》，有杭大宗《三国志补注》六卷，钱竹汀《三国志辨疑》三卷，潘眉《三国志考证》八卷，梁茞林章钜《三国志旁证》三十卷，陈少章《三国志举正》四卷，沈文起《三国志注补》《训故》《释地理》各八卷，侯君谟《三国志补注》一卷，周荇农《三国志注证遗》四卷……等。此书裴全属考异补逸性质，诸家多广其所补，沈则于其所不注意之训故地理方面而补之也。
马、班、陈、范四史最古而最善，有注释之必要及价值，故从事者多，《晋书》以下则希矣。其间欧公之《新五代史》最有名而文句最简，事迹遗漏者最多，故彭掌仍元瑞仿裴注《三国》例，为《五代史记注》七十四卷，吴胥石兰庭亦有《五代史记纂误补》四卷《纂误》为宋吴缜撰，则纠欧之失也。而武授堂亿、唐春卿景崇亦先后以此例注欧之《新唐书》。武书似未成，唐成而未刻云。其余如洪稚存之《宋书音义》、杭大宗之《北齐书疏证》、刘恭甫寿曾之《南史校议》、赵昭祖之《新旧唐书互证》等，琐末点缀而已。
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治《金史》者莫勤于施研北国祁之《金史详校》十卷。其《元史》部分已详前节，不再论列。惟李仲约文田之《元秘史注》十五卷，盖得蒙古文原本对译勘正而为之注，虽非正注史，附录于此。
注校旧史用功最巨而最有益者，厥惟表志等单篇之整理。盖兹事属专门之业，名为校注，其难实等于自著也。最初业此者，则宋王应鳞之《汉书艺文志考证》。清儒仿行者则如：
孙渊如《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未刻
梁曜北《汉书人表考》九卷。《古今人表》之注也。从古籍中搜罗诸人典故殆备，可称为三代前人名辞典。又翟文泉(云叔)有《校正古今人表》
全谢山《汉书地理志稽疑》口卷。又段茂堂有《校本地理志》，未刻
钱献之坫《新斠注汉书地理志》十六卷，《汉书十表注》十卷。表注未刻
汪小米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二卷。
吴顼儒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百零三卷。顼儒尚有《汉三辅考》二十四卷，亦《地理志》之附庸也
杨星吾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二卷。
陈兰甫《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
洪筠轩《汉志水道疏证》四卷。
徐星伯松《汉书地理志集释》十六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
李恢垣光廷《汉西域图考》七卷。此书实注《汉书西域传》也
李生甫赓芸《汉书艺文志考误》二卷。未刻
朱亮甫右曾《后汉书郡国志补校》口卷。未刻。钱晦之有《后汉郡国令长考》，实释《郡国志》之一部分
钱献之《续汉书律历志补注》二卷。未刻
毕秋帆《晋书地理志新校正》五卷。
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一卷。
张石洲穆《延昌地形志》口卷。此用延昌时为标准，补正《魏书地形志》也
章逢之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此书虽注重辑佚，但各书出处多所考证，亦不失为注释体
杨星吾《隋书地理志考证》九卷。
张登封宗泰《新唐书天文志疏正》口卷。未刻沈东甫炳震校正《唐书方镇表》《宰相世系表》。此两篇在《新旧唐书钞》中，但全部校补，重新组织。全谢山谓当提出别行，诚然又《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十二卷。此书单行
董觉轩沛《唐书方镇表考证》二十卷。似未刻
以上各史表志专篇之校注，与补志表同一功用。彼则补其所无。此则就其有者，或释其义例、或校其讹舛，或补其遗阙也。顾最当注意者，上表所列，关于地理者什而八九，次则经籍，次则天文律历皆各有一二，而食货、刑法、乐、舆服等乃绝无。即此一端，吾侪可以看出乾嘉学派的缺点。彼辈最喜欢研究僵定的学问，不喜欢研究活变的学问。此固由来已久，不能专归咎于一时代之人，然而彼辈推波助澜，亦与有罪焉。彼辈所用方法极精密，所费工作极辛勤，惜其所研究之对象不能副其价值。呜呼！岂惟此一端而已矣。
(己)学术史之编著及其他
专史之作，有横断的，有纵断的。横断的以时代为界域，如二十四史之分朝代，即其一也。纵断的以特种对象为界域，如政治史、宗教史、教育史、文学史、美术史等类是也。中国旧惟有横断的专史而无纵断的专史，实史界一大憾也。《通典》及《资治通鉴》可勉强作两种方式之纵断的政治史内中惟学术史一部门，至清代始发展。
旧史中之儒林传、艺文志，颇言各时代学术渊源流别，实学术史之雏形。然在正史中仅为极微弱之附庸而已。唐宋以还，佛教大昌，于是有《佛祖通载》《传灯录》等书，谓为宗教史也可，谓为学术史也可，其后儒家渐渐仿效，于是有朱晦翁《伊洛渊源录》一类书。明代则如周汝登《圣学宗传》……之类，作者纷出，然大率借以表扬自己一家之宗旨，乃以史昌学，非为学作史，明以前形势大略如此。
清初，孙夏峰著《理学宗传》，复指导其门魏莲陆一鳌著《北学编》，汤荆岘斌著《洛学编》，学史规模渐具。及黄梨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出，始有真正之学史，盖读之而明学全部得一缩影焉。然所叙限于理学一部分，例如王弁州、杨升庵……一辈之学术在《明儒学案》中即不得见而又特详于王学，盖“以史昌学”之成见，仍未能尽脱。梨洲本更为《宋元学案》，已成十数卷，而全谢山更续为百卷。谢山本有“为史学而治史学”的精神，此百卷本《宋元学案》，有宋各派学术——例如洛派、蜀派、关派、闽派、永嘉派，乃至王荆公、李屏山等派——面目皆见焉，洵初期学史之模范矣。
叙清代学术者有江子屏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有唐海镜鉴之《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子屏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分，论者或病其隘执。然乾嘉以来学者事实上确各树一帜，贱彼而贵我，子屏不过将当时社会心理照样写出，不足为病也。二书中汉学编较佳，宋学编则漏略殊甚，盖非其所喜也。然强分两门，则各人所归属亦殊难正确标准，如梨洲、亭林编入“汉学”附录，于义何取耶？子屏主观的成见太深，其言汉学，大抵右元和惠氏一派，言宋学则喜杂禅宗。观《师承记》所附《经师经义目录》，及《渊源记》之附记，可见出。好持主观之人，实不宜于作学史，特其创始之功不可没耳。唐镜海搜罗较博，而主观抑更重。其书分立“传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别设“经学”、“心学”两案，示排斥之意。盖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不足以语于史才明矣。闻道咸间有姚春木椿者，亦曾著《国朝学案》，其书未成，然其人乃第三、四流古文家，非能治学者，想更不足观也。吾发心著《清儒学案》有年，常自以时地所处窃比梨洲之故明，深觉责无旁贷；所业既多，荏苒岁月，未知何时始践夙愿也。
学史之中，亦可分析为专门，或专叙一地学风，或专叙一学派传授分布。前者如《北学编》《洛学编》等是，后者如邵念鲁廷采之《阳明王子及王门弟子传》《蕺山刘子及刘门弟子传》即其例。学派的专史，清代有两名著：其一为李穆堂绂之《陆子学谱》，貌象山之真；其二为戴子高望之《颜氏学记》，表习斋之晦，可谓振裘挈领，心知其意者矣。
文学美术等宜有专史久矣，至竟阙然。无已，则姑举其类似者数书。一、阮芸台之《畴人传》四十六卷，罗茗香士琳《续畴人传》六卷，诸可宝之《畴人传三编》七卷，详述历代天算学渊源流别。二、张南山维屏之《国朝诗人征略》六十卷，网罗有清一代诗家，各人先为一极简单之小传，次以他人对于彼之论评，次乃标其名著之题目或摘其名句。道光前作者略具焉。三、卞永誉之《式古堂书画汇考》三十卷，其画考之部，首为画论，卷一次为收藏法，卷二次论前代记载名画目录及评论之书，卷三至卷七次乃遍论三国两晋迄明画家，卷八至三十颇有别裁，非等丛抄，俨具画史的组织，宜潘次耕极赏之也。有鲁东山骏《宋元以来画人姓氏录》三十六卷，以韵编姓，实一部极博赡之画家人名辞典。此数书者即不遽称为文学史、美术史，最少亦算曾经精制之史料，惜乎类此者且不可多得也。
最近则有王静安国维著《宋元戏曲史》，实空前创作，虽体例尚有可议处，然为史界增重既无量矣。
(庚)史学家法之研究及结论
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学诚三人而已。兹事原非可以责望于多数人，故亦不必以少所发明为诸儒诟病。顾吾曹最痛惜者，以清代惟一之史家章实斋，生乾嘉极盛时代，而其学竟不能为斯学界衣被以别开生面，致有清一代史家仅以摭拾丛残自足，谁之罪也？实斋学说，别为专篇，兹不复赘。
七 方志学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惟封建与郡县组织既殊，故体例靡得而援焉。自汉以降，幅员日恢，而分地纪载之著作亦孳乳浸多，其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则有下列各类：
一图经之属。如《冀幽齐三州图经》及罗含《湘中山水记》、刘澄之《司州山川古今记》……等。
二政记之属。如赵晔《吴越春秋》，常璩《华阳国志》，失名《三辅故事》……等。
三人物传之属。如苏林《陈留耆旧传》，陈寿《益都耆旧传》……等。
四风土记之属。如圈称《陈留风俗传》，万震《南州异物志》，宗懔《荆楚岁时记》……等。
五古迹之属。如失名《三辅黄图》，扬衒之《洛阳伽蓝记》……等。
六谱牒之属。如《冀州姓族谱》，洪州、吉州、江州、袁州诸《姓谱》……等。
七文征之属。如宋明帝《江左文章志》……等。
自宋以后，荟萃以上各体成为方志。方志之著述，最初者为府志，继则分析下达为县志，综括上达为省志。明以前方志，今四库著录者尚二十七种，存目亦数十。《四库》例：宋元旧志全收，明则选择綦严，仅收五种，清则惟收当时所有之省志而已。然道、咸以后，学者搜罗遗佚，《四库》未收之宋元志续出重印者不少，以吾所见尚二十余种入清，则康熙十一年曾诏各郡县分辑志书，而成者似不多，佳构尤希。雍正七年因修《大清一统志》，需省志作资料，因严谕促修，限期蒇事。今《四库》著录自李卫等监修之《畿辅通志》起至鄂尔泰监修之《贵州通志》止，凡十六种，皆此次明诏之结果也。成书最速者为《广东通志》，在雍正八年；最迟者为《贵州通志》，在乾隆六年旋复颁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之令。虽奉行或力不力，然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及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计今所存，恐不下二三千种也。
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虽然，以吾侪今日治史者之所需要言之，则此二三千种十余万卷之方志，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良著固可宝，即极恶俗者亦未宜厌弃。何则？以我国幅员之广，各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樊然淆杂，各不相侔者甚伙。而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明矣。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资料乃摧剥而无复遗，犹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借，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
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吾家方志至少，不能悉举，顾以睹闻所及，则可称者略如下。
康熙《邹平县志》。马宛斯独撰，顾亭林参与
康熙《济阳县志》。张稷若独撰
康熙《德州志》。顾亭林参与
康熙《灵寿县志》。陆稼书为知县时独撰
乾隆《历城县志》。周书昌(永年)、李南涧(文藻)合撰
乾隆《诸城县志》。李南涧独撰
乾隆《宁波府志》。万九沙(经)、全谢山参与
乾隆《太仓州志》。王述庵(昶)独撰
乾隆《鄞县志》。钱竹汀参与
乾隆《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俱戴东原参与
乾隆《松江府志》《邠州志》《三水县志》。俱孙渊如主撰
乾隆《偃师县志》《安阳县志》，嘉庆《鲁山县志》《宝丰县志》《郏县志》。俱武授堂(亿)主撰
乾隆《西宁府志》《乌程县志》《昌化县志》《平阳县志》。俱杭大宗(世骏)主撰
乾隆《庐州府志》《江宁府志》《六安州志》。俱姚姬传(鼐)主撰
乾隆《宁国府志》《怀庆府志》《延安府志》《泾县志》《登封县志》《固始县志》《澄城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俱洪稚存主撰
乾隆《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俱章实斋独撰
乾隆《天门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俱章实斋参与
乾隆《富顺县志》。段茂堂为知县时独撰
乾隆《朝邑县志》。钱献之(坫)主撰
嘉庆《广西通志》。谢蕴山(启昆)为巡抚时主撰
嘉庆《湖北通志》。乾隆末毕秋帆为总督时主撰，章实斋总其事，但今本已全非其旧
嘉庆《浙江通志》，道光《广东通志》。皆阮芸台主撰。《广东志》，陈观楼(昌齐)、江子屏(藩)、谢里甫(兰生)等总纂
嘉庆《安徽通志》。陶云汀(澍)主撰，陆祁孙(继辂)总纂
嘉庆《扬州府志》。伊墨卿(秉绶)倡修，焦里堂、姚秋农(文田)、秦敦夫(恩复)、江子屏等协成
嘉庆《徽州府志》。夏朗斋(銮)、汪叔辰(龙)合撰，龚自珍参与
嘉庆《凤台县志》。李申耆(兆洛)为知县时独撰
嘉庆《怀远县志》。李申耆主撰，董晋卿(士锡)续成
嘉庆《禹州志》《鄢陵县志》《河内县志》洪幼怀(苻孙)主撰
嘉庆《长安县志》《咸宁县志》。董方立(祐诚)主撰
嘉庆《郯城县志》。陆祁孙主撰
道光《湖广通志》。林少穆(则徐)总裁，俞理初(正燮)总纂
道光《陕西通志》。蒋子潇(湘南)参与
道光《雷州府志》《海康县志》。陈观楼独撰
道光《兴文县志》《屏山县志》《大足县志》《泸溪县志》。张介侯(澍)为知县时独撰
道光《武冈府志》《宝庆县志》。邓湘皋(显鹤)独撰
道光《南海县志》。吴荷屋(荣光)主撰
道光《河内县志》《永定县志》《武陟县志》。方彦闻(履篾)主撰
道光《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邹叔绩(汉勋)主撰
道光《新会县志》。黄香石(培芳)、曾勉士(钊)合撰
道光《济宁州志》。许印林(瀚)独撰
道光《泾原县志》。蒋子潇主撰，刻本多改窜
咸丰《邳州志》《清河县志》。鲁通甫(一同)主撰
咸丰《遵义府志》。莫子偲(友芝)、郑子尹(珍)合撰
同治《江西通志》。董觉轩(沛)总纂
同治《苏州通志》。冯林一(桂芬)主撰
同治《南海县志》。邹特夫(伯奇)、谭玉生(莹)主撰
同治《番禺县志》。陈兰甫主撰
同治《江宁府志》。汪梅村(士铎)主撰
同治《湖州府志》《归安县志》。陆存斋(心源)主撰
同治《鄞县志》《慈溪县志》。董觉轩、徐柳泉(时栋)合撰
光绪《畿辅通志》。黄子寿(彭年)总纂
光绪《山西通志》。曾沅甫(国荃)总裁、王霞举(轩)总纂
光绪《湖南通志》。郭筠仙(嵩焘)、李次青(元度)总纂
光绪《安徽通志》。何子贞(绍基)总纂
光绪《湘阴县图志》。郭筠仙独撰
光绪《湘潭县志》《衡阳县志》《桂阳县志》。俱王壬秋(闿运)主撰
光绪《杭州府志》《黄岩县志》《青田县志》《永嘉县志》《仙居县志》《太平续志》。俱王子庄(棻)主撰
光绪《绍兴府志》《会稽新志》。俱李莼客(慈铭)主撰
光绪《湖北通志》《顺天府志》《荆州府志》《昌平县志》。俱缪小山(荃孙)主撰
宣统《新疆图志》。王晋卿(树柟)总纂
民国《江阴县志》。缪小山主撰
民国《合川县志》。孙亲石(森楷)独撰
以上诸志，皆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吾不过随举所知及所记忆，挂漏盖甚多，然亦可见乾嘉以降，学者日益重视斯业矣。
方志之通患在芜杂。明中叶以后有起而矫之者，则如康海之《武功县志》，仅三卷，二万余言；韩邦靖之《朝邑县志》，仅二卷，五千七百余言，自诧为简古。而不学之文士如王渔洋、宋牧仲辈震而异之，比诸马班。耳食之徒，相率奉为修志模楷，即《四库提要》亦极称之。又如陆稼书之《灵寿县志》，借之以昌明理学，而世人亦竟誉为方志之最良者。乾隆以前一般人士对于方志观念之幼稚误谬，可以想见矣。注意方志之编纂方法，实自乾隆中叶始。李南涧历城、诸城两志，全书皆纂集旧文，不自著一字，以求绝对的征信。后此志家，多踵效之。谢蕴山之《广西通志》，首著叙例二十三则，遍征晋唐宋明诸旧志门类体制，舍短取长，说明所以因革之由。认修志为著述大业，自蕴山始也。故其志为省志模楷，虽以阮芸台之博通，恪遵不敢稍出入，继此更无论。余如焦里堂、李申耆集中，皆有专论修志体例之文，然其间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
实斋以清代惟一之史学大师，而不能得所藉手以独撰一史，除著成一精深博大之《文史通义》，及造端太宏未能卒业之《史籍考》外，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毫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
实斋关于斯学之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前此言方志者，为“图经”之概念所囿，以为仅一地理书而止。实斋则谓方志乃《周官》小史、外史之遗，其目的专以供国史取材，非深通史法不能从事。概念扩大，内容自随而扩大。彼乃著方志书三，谓：“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彼晚年应毕秋帆聘，总鄂志局事，即实行其理想，分泐《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三书，彼又以为志须继续增修，而资料非随时保存整理，则过此将散失不可复理，于是倡议各州县设立志科，使文献得有所典守而不坠，而国史取材，亦可以有成式而免参差芜猥之患。又晰言省志与府志、府志与县志地位之差别，大旨谓府县志为省志资料，省志为国史资料，各自有其任务与其组织；省志非拼合府县志可成，府县志非割裂省志可成。
实斋所改造之方志概念既与前不同，则其内容组织亦随之而异。今试将旧志中号称最佳之谢氏《广西通志》，与实斋所拟《湖北三书》稿，比较如下。
嘉庆《广西通志》目录：
训典四表：郡县沿革 职官 选举 封建
九略：舆地——疆域图、分野、气候、户口、风俗、物产。山川——山、川、水利。关隘建置——城池、廨置、学校、坛庙、梁津。经政——铨选、恤助、经费、禄饷、恤政、田赋、盐法、榷税、积贮、祀典、土贡、学制、兵制、马政、邮政、承审土司事件、口粮、盐仓、刑具、鼓铸、陂河、经费、船政。前事艺文——经、史、子、集、传记、事记、地记、杂记、志乘、奏疏、诗文。金石胜迹——城池、署宅、冢墓、寺观。
二录：宦绩 谪宦
六列传：人物 土司 列女 流寓 仙释 诸蛮
《湖北三书》目录：
《湖北通志》七十四篇
二纪：皇言 皇朝编年(附前代)
三图：方舆 沿革 水道
五表：职官 封建 选举 族望 人物
六考：府县 舆地 食货 水利 艺文 金石
四政：经济 循绩 捍御 师儒
五十三传(目多不载)
《湖北掌故》六十六篇
吏科——四目：官司员额、官司职掌、员缺繁简、吏典事宜。
户科——十九目：赋役、仓庾、漕运、杂税、牙行等。
礼科——十三目：祀典、仪注、科场、条例等。
兵科——十二目：将弁员额、兵丁技艺额数、武弁例马等。
刑科——六目：里甲、编甲图、囚粮衣食、三流道里表等。
工科——十二目：城工、塘汛、江防、铜铁、矿厂、工料、价值表等。
《湖北文征》八集：
甲集上下——裒录正史列传。
乙集上下——裒录经济策画。
丙集上下——裒录词章诗赋。
丁集上下——裒录集人诗词。
约而言之，向来作志者皆将“著述”与“著述资料”混为一谈。欲求简洁断制不失著述之体耶？则资料之割舍者必多。欲将重要资料悉予保存耶？则全书繁而不杀，必芜秽而见厌。故康之《武功》，韩之《朝邑》，与汗牛充栋之俗志交讥，盖此之由。实斋“三书”之法，其《通志》一部分，纯为“词尚体要”，“成一家言”之著述；《掌故》《文征》两部分，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资料。既别有两书以保存资料，故“纯著述体”之《通志》，可以肃括闳深，文极简而不虞遗阙。实斋所著《方志辨体》自述其《湖北通志》稿之著述义例内一段云：“《通志》食货考田赋一门，余取《赋役全书?布政使司》总汇之册，登其款数，而采用明人及本朝人所著财赋利病奏议详揭及士大夫私门论撰，联络为篇。为文不过四五千言，而读者于十一府州数百年间财赋沿革弊利洞如观火。盖有布政司以总大数，又有议论以明得失，故文简而事理明也。旧志尽取各府州县赋役全书，挨次排纂，书盈五六百纸……阅者连篇累卷。但见赋税钱谷之数，而数百年利病得失则茫然无可求。……”
其保存资料之书，又非徒堆积档案谬夸繁富而已，加以别裁，组织而整理之，驭资料使适于用。《湖北掌故》中有《赋役表》一篇，《方志辨体》述其义例云：“志文既撷其总要，贯以议论，以存精华，仍取十一府州六十余州县《赋役全书》，巨帙七十余册，总其款目以为之经，分其细数以为之纬，纵横其格排约为《赋役表》。不过二卷之书，包括数十巨册，略无遗脱。……”观此可见《掌故》书体例一斑实斋之意，欲将此种整理资料之方法，由学者悉心订定后，著为格式，颁下各州县之“志科”，随时依式最录，则不必高材之人亦可从事，而文献散亡之患可以免。此诚保存史料之根本办法，未经人道者也。实斋所作《州县请立志科议》云：“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
实斋之于史，盖有天才，而学识又足以副之。其一生工作，全费于手撰各志，随处表现其创造精神。以视刘子玄、郑渔仲，成绩则既过之矣。今和、毫二志，传本既甚希，吾侪仅在《文史通义》外篇见其叙例；《湖北通志》，则毕秋帆去职后，全局皆翻；嘉庆官本，章著痕迹渺不复存，幸而《遗书》中有检存稿及未成稿数十篇，得以窥其崖略。然固已为史界独有千古之作品，不独方志之圣而已。吾将别著《章实斋之史学》一书详论之，此不能多及也。
吾于诸名志，见者甚少，不敢细下批评。大约省志中嘉道间之广西谢志，浙江、广东阮志，其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同光间之畿辅李志、山西曾志、湖南李志……等，率皆踵谢、阮之旧，而忠实于所事，抑其次也。而宣统新疆袁志，前无所承，体例亦多新创，卓然斯界后起之雄矣。各府州县志，除章实斋诸作超群绝伦外，则董方立之《长安》《咸宁》二志，论者推为冠绝今古；郑子尹、莫子偲之《遵义志》，或谓为府志中第一；而洪稚存之《泾县》《淳化》《长武》，孙渊如之《邠州》《三水》，武授堂之《偃师》《安阳》，段茂堂之《富顺》，钱献之之《朝邑》，李申耆之《凤台》，陆祁孙之《郯城》，洪幼怀之《鄢陵》，邹特夫、谭玉生之《南海》，陈兰甫之《番禺》，董觉轩之《鄞县》《慈溪》，郭筠仙之《湘阴》，王壬秋之《湘潭》《桂阳》，缪小山之《江阴》，皆其最表表者。而比较其门目分合增减之得失，资料选择排配之工拙，斯诚方志学中有趣且有益的事业。余有志焉，而今病未能也。
昔人极论官修国史之弊。盖谓领其事者皆垂老之显宦，不知学问为何物；分纂人员猥滥，无所专责，虽有一二达识，不能尽其才。故以刘子玄之身具三长，三入史馆，而曾不得一藉手以表所学，徒发愤于《史通》，此其明效矣。方志地位，虽亚于国史，然编纂之形式，率沿唐后官局分修之旧，故得良著甚难，而省志尤甚。必如谢蕴山、阮芸台之流，以学者而任封圻，又当承平之秋，史事稀简，门生故吏通学者多，对于修志事自身有兴味，手定义例，妙选人才分任而自总其成，故成绩斐然也。然以乾隆末之湖北志局，以毕秋帆为总督，而举国以听于章实斋，亦可谓理想的人选矣。全书已成未刻，毕忽去位，而局中一校对员陈增者构煽其间，遂至片迹不存。若非实斋白录有副本之一部分，则数年间努力之结果，皆灰飞烬灭矣。始未见《章氏遗书》中《方志略例》及各散篇又如乾隆初年之《浙江通志》，其经籍一门出杭大宗手，而卒被局员排挤削去。大宗虽别录单行，然今竟不可得见矣。看《道古堂集?两浙经籍志序》州县志规模较小，责任转专，故得良著亦较易。或绩学之长官亲总其事，如陆稼书之在灵寿，段茂堂之在富顺，李申耆之在凤台；或本邑耆宿负重望居林下，发心整理乡邦文献，如王述庵之于太仓，武授堂之于偃师、安阳，陆存斋之于归安，邓湘皋之于宝庆，缪小山之于江阴；又或为长官者既物色得人，则隆其礼貌，专其委任，拱手仰成，不予牵制，如永清之得章实斋，长安、咸宁之得董方立。三者有一于此，斯佳志可成。虽然，犹有难焉。以郭筠仙之通才博学，官至督抚，归老于乡，自任本县《湘阴图志》总纂，书已告成，而为李桓所扼，卒历若干年，仅得以私赀付刻。始末见本书后序蒋子潇受聘修《泾阳志》，体例一仿实斋，及全书刻出，凡例仍其原文，而内容已窜改无完肤矣。见《七经楼文集》“关中志乘”条夫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学家文学家之可以闭户瞑目其理想而遂有创获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调查事实，搜集资料。斯固非一手一足之烈，而且非借助于有司或其他团体，则往往不能如意。故学者欲独力任之，其事甚难，而一谋于众，则情实纠纷，牵制百出。此所以虽区区一隅之志乘，而踌躇满志者且不一二睹也。
虽然，以乾嘉以后诸名志与康雍以前各志相较，乃至与宋元明流传之旧志相较，其进步既不可以道里计，则诸老之努力固未为虚也。
官修之外，有私家著述，性质略与方志同者。此类作品，体制较为自由，故良著往往间出。其种别可略析如下：
一纯属方志体例而避其名者。例如嘉庆初师荔扉范之《滇系》；实私撰之《云南通志》，因旧通志极芜略，且已七十年失修，乃独力创此又如刘端临之《扬州图经》，刘楚桢之《宝应图经》，两书吾未见，疑实具体之州志、县志许石华之《海州文献录》。亦未见，刘伯山《通义堂集》有序，极称之
二专记一地方重要史迹者。其体或为编年，例如汪容甫之《广陵通典》，此书极佳，实一部有断制之扬州史董觉轩之《明州系年要略》。此书未见，当是一部好宁波史或为纪事本末，例如冯蒿庵苏之《滇考》。此书甚佳，能言云南与中原离合之所由
三专记人物者。此即《隋志》中《某某耆旧传》《某某先贤传》之类，实占方志中重要部分。例如潘力田之《松陵文献》，此书为极用心之作，详其弟次耕所序刘伯山毓崧之《彭城献征录》，马通伯其昶之《桐城耆旧传》，徐菊人世昌之《大清畿辅先哲传》等。
四专记风俗轶闻者。此即《隋志》中“风土记”、“异物志”之类，亦方志之一部。例如屈翁山大均之《广东新语》，田纶霞雯之《黔书》等。
五不肯作全部志，而摘取志中应有之一篇，为己所研究有得而特别泐成者。例如全谢山之《四明族望表》，实《鄞县志》中主要之创作。前此各方志无表族望者。谢山此篇出，章实斋复大鼓吹之，同光后之方志多有此门矣孙仲容之《温州经籍志》，实将来作《温州志》者所不能复加。此书佳极，仿朱氏《经义考》，搜罗殆备刘孟瞻之《扬州水道记》，林月亭伯桐之《两粤水经注》，即扬州或两广志中水道篇之良著。陈静庵述之《补湖州府天文志》，即府志之一部。
六有参与志局事而不能行其志，因自出所见私写定以别传者。例如焦里堂之《刊记》，伊墨卿修《扬州图经》，里堂主其事。墨卿去官而局废。里堂乃出所考证，私撰此书吴山夫玉搢之《山阳志遗》等。《淮安府志》志山阳事颇多漏略。山夫躬在志局心不慊焉，别为此书
七有于一州县内复析其一局部之地作专志者。例如张炎贞之《乌青文献》，乌青为苏州一镇，炎贞为潘力田学友。此书效《松陵文献》，三十年乃成焦里堂之《北湖小记》，北湖为扬州乡村，里堂所居。此书凡六卷四十七篇，阮芸台谓足觇史才乃至如各名城志，例如朱竹垞之《日下旧闻》，专记京师事各名山志，例如徐霞客之《鸡谷山志》，体倒精审独绝等。
凡此皆方志之支流与裔，作者甚多，吾不过就所记忆，各举一二种以为例。此类书自宋以来已极发达。有清作者，虽无以远过于前代，然其间固多佳构，或竟出正式方志上也。
以文征列方志三书之一，此议虽创自章实斋，然一地文征之书，发源既甚早，实斋文征体例与诸家所辑不尽从同历代集部所著录，若《苏州名贤咏》《浙东酬唱集》《河汾遗老诗》《会稽掇英集》《宛陵群英集》，其最著名而范围较广者如元遗山之《中州集》，皆是也。然多属选本，或专为一时少数人酬唱之荟萃，含史学的意味盖尚少。清代学者殆好为大规模的网罗遗佚，而先着手于乡邦。若胡文学之《甬上耆旧诗》三十卷，李邺嗣补之为若干卷，全祖望之续为七十卷，又国朝部分四十卷。沈季友之《槜李诗系》四十二卷。若张廷枚之《姚江诗存》若干卷。若汪森之《粤西诗载》二十五卷、《粤西文载》七十五卷。若费经虞及其子密之《剑阁芳华集》二十五卷。明代蜀人诗此皆康雍以前所辑也。中叶以后，踵作滋繁。若卢见曾之《江左诗征》、王豫《江苏诗征》，吴颢及其孙振棫之《杭郡诗辑》，吴允嘉之《武林耆旧集》，阮元之《淮海英灵集》、辑扬州及南通州人作《两浙輶轩录》，督浙学时所辑刘宝楠《宝应文征》，温汝适之《粤东文海》《粤东诗海》，罗学鹏之《广东文献》，郑珍之《播雅》辑贵州遵义府人诗，邓显鹤之《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夏退庵之《海陵文征》《诗征》，沈<舟仑>翁之《湖州诗摭》，朱祖谋之《湖州词录》……等。悉数之殆不下数十种，每种为卷殆百数十。其宗旨皆在钩沉搜逸，以备为贵，而于编中作者大率各系从小传。盖征文而征献之意亦寓焉。
亦有不用总集体而用笔记体，于最录遗文之外再加以风趣者。如戴璐之《吴兴诗话》，朱振采之《江西诗话》，莫友芝《黔诗纪略》……等。
亦有不限于乡邦人所作，而凡文章有关乡邦掌故皆最录之，如焦里堂之《扬州足征录》等。
亦有簿录乡邦人之著述作，记其存佚为之提要者，如孙诒让《温州经籍志》，朱振采之《豫章经籍志》，廖平之《井研艺文志》……等。
更有大举搜集乡邦人著述汇而刻之者，如《畿辅丛书》《岭南遗书》《豫章丛书》……等，别于论丛书章，胪举其目。
凡此皆章实斋所谓方志三书之一也。语其形式，实等类书，除好古者偶一摩挲，更无他用。虽然，深探乎精神感召之微，则其效亦可得言。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诗文之征，耆旧之录，则亦其一工具而已。
八 地理学
中国地理学，本为历史附庸，盖自《汉书》创设地理志，而此学始渐发展也。其后衍为方志之学，内容颇杂，具如前章所述。现存之古地理书，如唐代之《元和郡县志》、宋代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其性质可谓为方志之集合体。盖皆以当时郡县为骨干，而分列境界、风俗、户口、姓氏、人物、土产等。后此明清《一统志》，皆仿其例也。其专言水道之书，则有如《水经注》等；专言域外地理之书，则有如《大唐西域记》等。
晚明有一大地理学者，曰徐霞客宏祖所著《霞客游记》，成于崇祯十三年，一般人多以流连风景之书视之，不知霞客之游，志不在选胜而在探险也。潘次耕序之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先审山脉如何去来，水势如何分合，既得大势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沿溯澜沧、金沙，穷南北盘江之源，实中土人创辟之事。……山川条理，胪列目前。土俗人情，关梁阨塞，时时著见。向来山经地志之误，厘正无遗，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遂初堂集》卷七盖以科学精神研治地理，一切皆以实测为基础，如霞客者真独有千古矣。
清康熙间复有一实测的地理学家，曰南昌梁质人盼，著有《西陲今略》。刘继庄记其事云：“梁质人留心边事已久。辽人王定山为河西靖逆侯张勇中军，与质人相与甚深。质人因之遍历河西地，因得悉其山川险要，部落游牧，暨其强弱多寡离合之情，皆洞如观火，著为一书，凡数十卷，曰《西陲今略》。历六年之久，寒暑无间，其书始成。余见其稿，果有用之奇书也。”《广阳杂记》二继庄极心折此书，尝于逆旅中费二十二日之工，昼夜不停，手录其稿。余考质人盖习与李恕谷游，好颜习斋之学者。见《恕谷年谱》徐霞客为西南探险家，质人亦西北探险家矣。惜其书久佚，并继庄复写本亦不可见，不获与霞客《游记》同受吾曹激赏也。
航海探险家，则有同安陈资斋伦炯，所著书曰《海国闻见录》。资斋以闽人，幼为水手，其游踪东极日本，西极波斯湾；中国沿海岸线，周历不下数十次。后袭父荫，康熙末官至提督。其书虽仅两卷，然于山川阨塞，道里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变化，无不凭其实验，纤悉备书。其论海防主要地点，曰旅顺，曰胶澳，曰舟山，曰金厦二岛，曰台湾，曰虎门，曰钦州。至今沦没殆尽，夫谁识二百年前，固早有高掌远蹠，目营而心注之者耶？噫！资斋之论渤海，谓登州、旅顺，南北对峙，而以成山为标准。是知胶、威、旅大失，而北洋门户撤矣。其论南海，谓金厦二岛，为闽海咽喉；虎门、香山，实粤东门户，廉多沙，钦多岛，据天然之保障；海南孤露，地味瘠薄，不及台湾澎湖沃野千里，可以屏捍内地。是知台湾、广州湾之失，而南屏坏矣。其论东海，谓定海为南海之堂奥，乍浦滨于大海，东达渔山，北达洋山，某处水浅可以椗舶，某处水深可以通航。是知舟山为中部最良之军港矣。其远见硕画，大率类此
以上三家，吾名之曰探险的实测的地理学者。其有本此精神而更努力于地理学观念之全部改造者，则手抄《西陲今略》之刘继庄其人也。
继庄之言曰：“今之学者率知古而不知今，纵使博极群书，亦只算半个学者。”《广阳杂记》卷三叶十其对于一切学术，皆以此为评判之鹄，故同时顾景范、万季野之地理学，彼虽表相当的推许，然终以“仅长于考古”少之。其自己理想的新地理学则略如下：
“方舆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人地之故，概乎未之有闻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以简平仪正切线表为一，则诸方之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烂漫。无论梅矣，若吴下，梅则开于惊蛰，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确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几句，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余在衡久，见北风起，地即潮湿，变而为雨，百不失一，询之土人，云自来如此。始悟风水相逆而成雨。燕京吴下，水皆东南流，故必东南风而后雨；衡湘水北流，故须北风也。然则诸方山川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当案志而求，汇成一则，则风土之背正刚柔，暨阴阳燥湿之征，又可次第而求矣。诸土产，此方所有，他方所无者，别为一则，而土音谱合俚音谱共为一则，而其人情风俗之征，皆可案律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人所能成。余发其凡，观厥成者望之后起之英耳。”《广阳杂记》卷三叶四十九
继庄书除《广阳杂记》五卷外，片纸无存，其地理书恐亦未成一字。然观以上所论，则其注意于现代所谓地文学与人生地理学，盖可概见。彼盖不以记述地面上人为的建置沿革为满足，进而探求“人地之故”——即人与地相互之关系，可谓绝识矣。继庄好游，不让霞客。《鲒埼亭集》有记刘继庄遗事一则云：“……万先生(季野)与继庄共在徐尚书(健庵)邸中。万先生终朝危坐观书，而继庄好游，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归而以所历告之万先生。万先生亦以其所读书证之，语毕复出。……”而所至皆用实地调查之功，《杂记》中所记气候、地形、物产，影响于人类生活之实例，是自亲历目验者颇多，皆所谓“人地之故”也。要之，继庄之地理学虽未有成书，然其为斯学树立崭新的观念，视现代欧美学者盖未遑多让。惜乎清儒佞古成癖，风气非一人能挽，而三百年来之大地理学家，竟仅以专长考古闻也。
清儒之地理学，严格的论之，可称为“历史的地理学”。盖以便于读史为最终目的，而研究地理不过其一种工具，地理学仅以历史学附庸之资格而存在耳，其间亦可略分三期：第一期为顺康间，好言山川形势阨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第二期为乾嘉间，专考郡县沿革、水道变迁等，纯粹的历史地理矣。第三期为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则初期致用之精神渐次复活。
顾亭林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实为大规模的研究地理之嚆矢。其《利病书》自序云：“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是其著述动机，全在致用；其方法则广搜资料，研求各地状况，实一种政治地理学也，惜其书仅属长编性质，未成为有系统的著述，且所集资料，皆求诸书本上，本已不甚正确，时过境迁，益为刍狗，即使全部完整，亦适成其为历史的政治地理而已。
清代第一部之考古的地理书，端推顾景范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百三十卷。景范著此书，二十九岁始属稿，五十岁成，二十余年间，未尝一日辍业。其书前九卷，为历代州域形势；后七卷为山川源委及分野；余百十四卷则各省府州县分叙。每省首冠以总序一篇，论其地在历史上关系最重要之诸点，次则叙其疆域沿革，山川险要，务使全省形势了然。每府亦仿此，而所论更分析详密。每县则纪辖境内主要之山川关隘桥驿及故城等。全书如一长篇论文。其顶格写者为正文，低格写者为注，夹行写者为注中之注。体裁组织之严整明晰，古今著述中盖罕其比。
景范与徐霞客异，其所亲历之地盖甚少。然其所记载，乃极翔实而正确，观魏禧、熊开元两序，可见其概。魏序云：北平韩子孺时从余案上见此书，瞪目视余曰：“吾不敢他论。吾侨家云南，出入黔蜀间者二十余年，颇能知其山川道里。顾先生闭户宛溪，足不出吴会，而所论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见而足履之者，岂不异哉！”……熊序云：余楚人，习闻三楚之要，莫如荆襄，又熟履其地，考往事得失。及令崇邑，知海外一区，为三吴保障。……罔非身履而知。今宛溪坐筹一室，出入二十一史，凡形势之险阨，道里之近遥，山水之源委，称名之舛错，正其讹，核其实，芟其蔓，振其纲。……专凭书本上推勘考证，而能得尔许收获，可谓异事！固由其力精勤，抑亦有通识、能别裁之效也。然此种研究法，终不能无缺憾。故刘继庄评之曰：“《方舆纪要》诚千古绝作，然详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读史，固大资识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须历练也。”《广阳杂记》二景范自论其书，亦曰：“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言：“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愦愦焉，则见闻与传闻异辞者之不可胜数也。”彼盖深有感于地理之非实测不能征信矣。嘉庆间济宁许云峤(鸿磐)著有《方舆纪要考证》，辨正顾氏之舛漏颇多。凌次仲称许之。惜其书已佚
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而其价值在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其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序所言，深有隐痛焉。序中首述顾氏得姓之由，引《商颂》“韦顾既伐”文而申之曰：“后有弃其宗祀，献符瑞于仇雠之庭者，是则顾之罪人也。”又述其父临终遗命云：“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称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何怪今之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一旦出而从政，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及余之身，而四海陆沈，九州腾沸。……嗟乎！园陵宫阙，城郭山河，俨然在望，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征，能无悼叹乎！余死，汝其志之矣。”上所述著作动机，可知其非徒欲垂空文以自见云尔盖其书经始于顺治十二三年间。时永历尚存，闽郑未灭，仁人志士，密勿奔走谋匡复者，所在多有。此书之作，则三年畜艾之微意也。在今日海陆交通状况，迥异三百年前，其书自强半不适于用，然国内战争一日未绝迹，则其书之价值，固一日未可抹煞也。
若离却应用问题，而专就研究方法及著述体裁上评价，则在今日以前之地理书，吾终以此编为巨擘。若仿其成规，而推及军事以外各方面，斯可为踌躇满志之作矣。本书凡例末条言：“《周官》职方，兼详人民、六畜、土宜、地利。……余初撰次历代盐铁、马政、职贡……等，寻皆散轶，病侵事扰，未遑补缀。其大略仅错见篇中，以俟他时之审定，要未敢自信为已成之书也。”据此知景范所欲撰著，尚不止此。彼卒年仅五十七，晚岁多病，未终其业也
景范尝与万季野、阎百诗、胡朏明、黄子鸿等，同参徐健庵在洞庭山所开之《大清一统志》局事。盖景范、子鸿属草最多云。其后乾隆八年，统志始告成，其中一部分实采自《方舆纪要》，对勘可知也。乾隆末，洪稚存著《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五十卷，则《一统志》之节本，稍便翻览而已。
部州郡县之建置，代有革易，名称棼乱，读史者深所患苦。有两书颇便检阅者，一为康熙间常熟陈亮工芳绩所著《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一为道光间武陵杨愚斋丕复所著《舆地沿革表》四十卷。陈书按古以察今，杨书由今以溯古。陈书以朝代为经，地名为纬。杨书以地名为经，朝代为纬，两书互勘，治史滋便，陈杨两氏皆无他种著述。陈之祖父为顾亭林友。《亭林集》中有赠亮工诗其书至道光间始刻出，上距成书时百六十余年。杨书亦光绪间始刻出，上距成书时三十余年。而李申耆之《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二十卷，不用表体，纯依韵以编为类书，尤便检查。郑渔仲有言：“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后之史家，主于州县；州县移易，其书遂废。……以水为主，……则天下可运诸掌。”地理书如《元和郡县》《太平寰宇》，以至《方舆纪要》《一统志》等，皆所谓主于州县者也。
以水为主者，起于郦道元《水经注》，然其书太鹜文采，泛滥于风景古迹，动多枝辞，且详于北而略于南；加以距今千载，陵谷改移，即所述北方诸水亦多非其旧。于是清儒颇有欲赓续其业而匡救其失者。最初则有黄梨洲之《今水经》，惜太简略，而于塞外诸水亦多舛讹。次则有戴东原之《水地记》，造端甚大，惜未能成。洪蕊登谓已成七册，今孔葓谷所刻仅一卷，自昆仑之虚至太行山而止次则有齐次风召南之《水道提纲》二十八卷，号称精审。其书以巨川为纲，以所会众流为目。其源流分合，方隅曲折，统以今日水道为主，不屑屑附会于古义，而沿革同异，亦即互见于其间。以上《四库提要》语乾隆间修《一统志》，次风实总其成。总裁任兰枝。凡勘定诸纂修所分辑之稿，咸委诸次风此书即其在志局时所撰，盖康熙朝所绘内府舆图，经西士实测，最为精审，而外间得见者希。次风既有著述之才，而在志局中所睹资料又足以供其驱使，故为书特可观也。其专研究一水源委者，如万季野之《昆仑河源考》，阮芸台之《浙江考》……等名著尚多。
河防水利，自昔为国之大政，言地理学者夙措意焉。然著作价值，存乎其人。顾景范《方舆纪要》凡例云：“河防水利之书，晚近记载尤多，浮杂相仍，无裨实用。”其最有名者，则归安郑芷畦元庆之《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是书题傅泽洪撰，盖芷畦在傅幕府为之纂辑，而遂假以名，如万季野之《读礼通考》假名徐氏矣。《四库提要》谓：“有明以后，此类著作渐繁。大抵偏举一隅，专言一水。其综括古今，胪陈利病，统四渎分合、运道沿革之故，汇辑以成一编者，莫若此书之详且善。……”盖芷畦与万九沙、李穆堂、全谢山为友，其于学所得深也。道光间黎世垿有《续行水金鉴》百五十八卷。董士锡亦有《续行水金鉴》，详今略古戴东原亦有《直隶河渠书》百十一卷，盖赵东潜所草创，而东原为之增订。后为无赖子所盗，易名《畿辅安澜志》，刻于聚珍板云。自余类此之书尚多，其在学术上有永久价值者颇少，不具录。
清儒嗜古成癖，一切学问皆倾向于考古。地理学亦难逃例外，自然之势也。故初期所谓地理学家，胡朏明之得名，则以《禹贡锥指》；阎百诗之得名，则以《四书释地》；自余如亭林、季野，皆各有考古的地理书。雍乾以降，则《水经注》及《汉书?地理志》实为研究之焦点。《水经注》自全、赵、戴三家用力最深外，综前清一代治此者，尚不下二三十家，其人与其书已略见校勘章。《汉地理志》之校补注释，亦不下二十家，略见史学章表志条，今皆不具述。若钱竹汀，若洪稚存，皆于研究郡国沿革用力最勤。自余诸名家集中，关于考证古水道或古郡国者，最少亦各有一二篇，其目不能遍举。其成书最有价值者，则如江慎修之《春秋地理考实》，程春海之《国策地名考》……等。
因研究《汉书?地理志》，牵连及于《汉书?西域传》，是为由古地理学进至边徼及域外地理学之媒介。边徼地理学之兴，盖缘满洲崛起东北，入主中原。康乾两朝，用兵西陲，辟地万里。幅员式廓，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借。故东自关外三省，北自内外蒙古，西自青海、新疆、卫藏，渐为学者兴味所集，域外地理学之兴，自晚明西土东来，始知“九州之外复有九州”。而竺古者犹疑其诞。海禁大开，交涉多故，渐感于知彼知己之不可以已，于是谈瀛之客，颇出于士大夫间矣。盖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
以边徼或域外地理学名其家者，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而仁和龚定庵自珍、黟县俞理初正燮、乌程沈子敦壵、固始蒋子潇湘南等，其疏附先后者也。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
边徼地理之研究，大率由好学之谪宦或流寓发其端。如杨大瓢宾之《柳边纪略》，为记述黑龙江事情之创作，盖其父以罪编置此地，大瓢省侍时记其间见也。洪北江亦以谴谪成《伊犁日记》《天山客话》等书，实为言新疆事之嚆矢。此等虽皆非系统的著述，然间接唤起研究兴味固不少。祁鹤皋、徐星伯皆夙治边徼地理，皆因遣戍伊犁而其学大成。鹤皋于乾隆季年在史馆创撰《蒙古王公表》，凡阅八年，成书百二十卷；中国学者对于蒙古事情为系统的研究，自此始也。嘉庆十年，鹤皋以公罪戍伊犁，则于其间成《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西域释地》二卷，归后又成《藩部要略》十六卷，《西陲要略》一卷。其云西陲者则新疆，云藩部者则诸部蒙古也。星伯以嘉庆十七年戍伊犁，续补鹤皋之《总统事略》，即其后进呈、赐名《新疆识略》者是也。其在戍也，复成《新疆赋》二卷，《西域水道记》五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复有《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未刻。内《西域水道记》最为精心结撰之作，盖自为记而自释之，其记以拟《水经》，其释则拟郦注也。而李恢垣光廷著《汉西域图考》，虽未历其地，而考证有得者颇多。
张石洲著《蒙古游牧记》十六卷，《北魏地形志》十三卷。《游牧记》盖与鹤皋之《藩部要略》相补，《要略》为编年史，此则专门地志也。属稿未竟而卒，何愿船补成之。
龚定庵著有《蒙古图志》，为图二十有八，为表十有八，为志十有二，凡三十八篇。其《像教志》《水地志》《台卡志》《字类表》《声类表》《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册降表》《寄爵表》《乌梁海志》《青海志》等，皆有序文，见本集中，盖深通史裁之作品也。定庵复有《北路安插议》《西域置行省议》等篇，言新疆事颇中窾要。同时魏默深亦治西北史地之学，而其精力萃于《新元史》一书，考证地理盖其副业云。
何愿船稍晚出，寿亦最短，然其学精锐无前，所著《北徼汇编》八十六卷，咸丰间赐名《朔方备乘》。其书为“圣武述略”六，东海诸部内属述略、索伦诸部内属述略、喀尔喀内属述略、准噶尔荡平述略、乌梁海内属述略、哈萨克内属述略为“考”二十有四，北徼星度考、北徼界碑考、北徼条例考、北徼喀伦考、北徼形势考、俄罗斯馆考、俄罗斯学考、雅克萨城考、尼布楚城考、波罗的等路疆域考、锡伯利等路疆域考、俄罗斯亚美里加属地考、北徼城垣考、北徼邑居考、艮维窝集考、库叶附近诸岛考、北徼山脉考、艮维诸水考、包楞格河源流考、额尔齐斯河源流考、北徼水道考、北徼教门考、北徼方物考、乌孙部族考为“传”六，汉魏北徼诸国传、周齐隋唐北徼诸国传、辽金元北徼诸国传、元代北徼渚王传、历代北徼用兵将帅传、国朝北徼用兵将帅传为“纪事始末”二，俄罗斯互市始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为“记”二，俄罗斯进呈书籍记、俄罗斯丛记为“考订诸书”十五，“辨正诸书”五，目多不具举为表七，北徼事迹表上下、北徼沿革表、北徼地名异同表、俄罗斯境内分部表、北徼世次表、北徼头目表而以“图说”一卷终焉。其书言蒙古最详，而尤注重中俄关系；有组织，有别裁，虽今日读之，尚不失为一名著也。
同光间治西北地理者，有顺德李仲约文田著《元秘史注》《双溪集注》等，所注专详地理；有吴县洪文卿钧著《元史译文证补》，末附考数篇，皆言地理。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学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诂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其大部分工作在研究蒙古，而新疆及东三省则其附庸也。
此类边徼地理之著作，虽由考古引其端，而末流乃不专于考古，盖缘古典中可凭借之资料较少。而兹学首倡之人如祁鹤皋、徐星伯辈，所记载又往往得自亲历也。其专以考古边徼地理名家者，在清季则有丁益甫谦。
益甫以乡僻穷儒，交游不广，蓄书不多，而所著《蓬莱轩舆地丛书》六十九卷，探赜析微，识解实有独到处，除各史之蛮夷传咸分别考证外，其余凡关于边徼及域外地理之古籍，上自《穆天子传》，中逮法显、玄奘诸行传，下迄耶律楚材、丘长春诸游记，外而《马哥波罗游记》，皆详细笺释。成书凡数十种，皆互相钩稽发明，绝少牴牾。其中不能无误谬处，自是为时代及资料所限，不能苛求可谓释地之大成，籀古之渊海也已。其学风与益甫略相近而学力亦相埒者，则有钱唐吴祁甫承志，著有《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五卷。
言世界地理者，始于晚明利玛窦之《坤舆图说》，艾儒略之《职方外纪》。清初有南怀仁、蒋友仁等之《地球全图》。然乾嘉学者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之而已。嘉庆中林少穆则徐督两广，命人译《四洲志》，实为新地志之嚆矢。鸦片战役后，则有魏默深《海国图志》百卷，徐松龛继畲《瀛环志略》十卷，并时先后成书。魏书道光二十二年成六十卷，二十七年刻于扬州，咸丰二年续成百卷。徐书作始于道光二十三年，刻成于二十八年魏书不纯属地理，卷首有筹海篇，卷末有筹夷章条、夷情备采、战舰火器条议、器艺、货币……等。篇中多自述其对外政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然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徐书本自美人雅裨理，又随时晤泰西人辄探访，阅五年数十易稿而成，纯叙地理，视魏书体裁较整。此两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故略述其著作始末如上。其晚近译本，不复论列也。
制图之学，唐代《十道图》今已不存，而元朱伯思之图，在前代号称最善，盖所用者阿拉伯法也。清圣祖委任耶稣会士分省实测，于康熙五十三年成《内府舆图》，为后此全国地图所本。乾隆平定准回部及大小金川后，使用新法测量，成《西域图志》，益精善矣。详官书章然皆属殿板，民国罕见。道光间，李申耆创制《皇朝一统舆图》一卷，《历代地理沿革图》二十二幅，其沿革图用朱墨套印，尤为创格，读史者便焉。同治间，胡文忠林翼抚鄂，著《大清一统舆图》三十一卷，凡海岸、山脉、河流、湖泽、道里、城邑、台站、关塞，无不详细登录。其开方之法，则准以纬度，一寸五分为一方，方为百里。各行省及外藩皆作专图，可分可合，实当时空前之作也。光绪间杨星吾守敬著《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因李氏之旧，稍加精密。邹沅帆代钧自制中国舆地尺一华尺等于百万分米特之三十万又八千六百四十二，以绘世界全图。凡外图用英法俄尺者，悉改归一律，无论何国何地，按图可得中国里数分率之准焉，此清代制图学进步之大凡也。
九 谱牒学
方志，一方之史也；族谱家谱，一族一家之史也；年谱，一人之史也。章实斋语意三者皆为国史取材之资。而年谱之效用，时极宏大。盖历史之大部分，实以少数人之心力创造而成。而社会既产一伟大的天才，其言论行事，恒足以供千百年后辈之感发兴奋，然非有严密之传记以写其心影，则感兴之力亦不大。此名人年谱之所以可贵也。
年谱盖兴于宋。前此综记一人行事之著作见于著录者，以《东方朔传》《李固别传》等为最古，具体殆类今之行状。其有以年经月纬之体行之者，则薛执谊之《六一居士年谱》、洪兴祖之《昌黎先生年谱》、鲁訔之《杜甫年谱》、吴斗南之《陶潜年谱》，其最先也。自明以来，作者继踵，入清而极盛。
第一类，自撰年谱。欧美名士，多为自传，盖以政治家自语其所经历，文学家自语其所感想，学者自语其治学方法，……令读者如接其謦欬，而悉其甘苦，观其变迁进步，尚友之乐，何以加诸？中国古代作者，如司马迁、东方朔、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王充、刘知几等皆有之，而迁、充、知几之作附于所著书后者，尤能以真性情活面目示吾侪，故永世宝焉。年谱体兴，自谱盖鲜。明以前靡得而指焉，所见者仅有明张文麟自撰《端岩年谱》清人自谱之可称者如下：
《孙夏峰先生年谱》。夏峰七十岁时自撰大纲，门人汤斌、魏一鳌、赵御众、耿极编次而为以注，并续成后五年
《毋欺录》。朱伯庐(用纯)著此书，自记其言论、行事、感想，皆系以年，实等于自撰年谱也。光绪间金吴澜汇刻《归顾朱三先生年谱》，即以此当朱谱
《魏敏果公年谱》。魏环溪(象枢)口授，子学诚等手录
《蒙斋年谱》。田山薑(雯)六十岁时自著，子肇丽续成后十年
《渔洋山人年谱》。王贻上(士祯)自著，小门生惠栋补注
《漫堂年谱》。宋牧仲(荦)自著
《恕谷先生年谱》。李恕谷(塨)自为日谱，五十二岁时命门人冯辰辑之为年谱，实等自撰也。凡恕谷友已下世者，皆附以小传。则全出辰手
《尹元孚年谱》。尹元孚(会一)自著
《瞿木夫自订年谱》。木夫名中溶，钱竹汀女婿
《言旧录》。张月霄(金吾)自撰年谱
《病榻梦痕录》《梦痕余录》。汪龙庄(辉祖)自撰年谱。本录记事，余录记言
《敝帚斋主人年谱》。徐彝舟(鼒)自撰
《退庵自订年谱》梁茞林(章钜)自撰
《骆文忠公秉章年谱》自撰
《葵园自定年谱》王益吾(先谦)自撰
此外自撰年谱有刻本者尚十数家，以其人无足称，不复论列。黄梨洲、施愚山皆有自撰谱，已佚自撰谱谱中主人若果属伟大人物，则其价值诚不可量，盖实写其所经历所感想，有非他人所能及者也。惜以上诸家能餍吾望者尚少，内中最可宝者厥惟《恕谷年谱》。其记述自己学问用力处，可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彼又交游甚广，一时学风藉以旁见者不少。其体裁最完整者莫如汪龙庄之《梦痕录》。惜龙庄学识颇平凡，不足耐人寻味耳。章实斋、邵二云皆龙庄挚友。若彼二人有此详细之自叙，岂非快事！葵园谱下半述其刻书编书之经历颇可观。月霄、彝舟皆质朴有风趣。木夫谱最可见乾嘉学风印象，且钱竹汀学历多藉以传。夏峰谱原文虽简，得注便详，明清之交“北学”、“洛学”之形势见焉。其余则“自郐以下”矣。
此外亦有自撰墓志铭之类者，以吾记忆所及，则屈翁山、张稷若、李恕谷、彭南畇皆有之。又如汪容甫有自序，则文人发牢骚之言，所裨史料仅矣。其仿马班例为详密的自述，附所著书中者甚少，吾忆想所得，惟顾景范《读史方舆纪要序》颇近是。
第二类，友生及子弟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此类年谱价值，仅下自撰一等，因时近地切，见闻最真也。但有当分别观之者。其一，先问谱主本人价值如何？若寻常达宦之谱，事等谀墓，固宜复瓿。其二，谱主人格虽可敬，然丰于所昵，人之恒情；亲故之口，虑多溢美。其三，即作谱者力求忠实，又当视其学识如何？“相知贵相知心”，虽父师亦未必遂能得之于子弟。以此诸因，此类谱虽极多，可称者殊寥落，今略举如下。
《孙文正公(承宗)年谱》《鹿江村先生(善继)年谱》。门人陈鋐著
《刘蕺山先生(宗周)年谱》。门人董瑒著，子汮录遗
《漳浦黄先生(道周)年谱》。门人庄起俦著。尚有门人洪恩、郑亦邹两本在前
《申端愍公(允佳)年谱》。子涵光著
《申凫盟(涵光)年谱》。弟涵盼著
《顾亭林先生(炎武)年谱》。子衍生著。后人续者尚数家，见第三类
《李二曲先生(颙)年谱》。门人王心敬著
《魏石生先生(裔介)年谱》。子荔彤著
《颜习斋先生(元)年谱》。门人李塨、王源合著，以习斋自撰日谱为底本
《汤文正公(斌)年谱》。门人王廷灿著
《查他山先生(慎行)年谱》。外曾孙陈敬璋著
《陆稼书先生(陇其)年谱》。子宸征、子婿李铉合著
《施愚山先生(闰章)年谱》。曾孙念曾著
《全谢山先生(祖望)年谱》。门人董秉纯著
《汪双池先生(绂)年谱》。门人金龙光著
《戴东原先生(震)年谱》。门人段玉裁著
《阮尚书(元)年谱》。子长生著
《孙渊如先生(星衍)年谱》。友人张绍南著
《洪北江先生(亮吉)年谱》。门人吕培著
《弇山毕公(沅)年谱》。门人史善长著
《方植之(东树)年谱》。从弟宗诚著
《吴山夫(玉搢)年谱》。友人丁晏著
《养一子(李兆洛)年谱》。门人蒋彤著
《陈硕甫先生(奂)年谱》。门人管庆祺、戴望著
《阿文成公(桂)年谱》。孙那彦成、门人王昶同著
《曾文正公(国藩)年谱》。门人李瀚章、黎庶昌等著
《左文襄公(宗棠)年谱》。湘潭罗正钧著
《罗忠节公(泽南)年谱》。《王壮武公(錱)年谱》。湘潭罗正钧著
《丁文诚公(葆桢)年谱》。门人唐炯著
《刘武慎公(长佑)年谱》。友人郑辅纶、王政慈同著
上所列，除他山、愚山两谱时代稍后外，其余皆作谱人直接奉手于谱主闻见最亲切者。然价值亦有差等。最上乘者应推蕺山、习斋、东原三谱，次则双池、养一两谱，盖皆出于其最得意门生之手，能深知其学也。蕺山谱记谱主学行外，尤多晚明时局史料自余诸学者之谱，亦皆有相当价值，须改造者亦不少，若亭林谱即其例也。诸大学者中，如胡朏明，惠定宇，江慎修，李穆堂，钱竹汀，段茂堂，王石臞、伯申父子，焦里堂，庄方耕，刘申受，魏默深，陈兰甫，俞荫甫，……皆无当时人所撰年谱，亦未闻有谋补作者，甚可惜也。
学者之谱，可以观一时代思想，事功家之谱，可以观一代事变，其重要相等。阿文成谱为卷三十有四，可谓空前绝后之大谱，其中繁芜处当不少，吾未见但作史料读固甚佳也。曾文正公谱十二卷，亦称巨制，余如陶文毅、林文忠、郭筠仙、李文忠等，似尚未有谱(？)，颇可惜。
篇幅极长之行状事略等，往往详记状主事迹之年月，虽不用谱体，其效力亦几与谱等。如王白田之子箴昕所作《先府君行述》，洪初堂榜所作《戴东原先生行状》，焦里堂之子廷琥所作《先府君事略》，王石臞为其父文肃公安国所作《先府君行状》……之类，名篇颇多。后此作谱者可取材焉。
第三类，后人补作或改作昔贤年谱。此乃当时未有谱而后人补作，或虽有谱而未完善，后人踵而改作者。此类作品，其一必谱主为有价值的人物，得作谱者之信仰，故无下驷滥竽之病。其二时代已隔，无爱憎成心，故溢美较少，此其所长也；虽然，亦以时代相隔之故，资料散失或错误，极难得绝对的真相，此其所短也。为极勤苦极忠实的考证，务求所研究之对象得彻底了解，此实清儒学风最长处。而此类补作或改作之年谱，最能充分表现此精神，故在著作界足占一位置焉。今将此类作品分两项论列如下。
(甲)清人或今人补作或改作清人名人年谱。以卒于清代者为限，以谱主年代先后为次
《张苍水(煌言)年谱》。咸丰间赵之谦著。旧有一谱，题全谢山著，赵氏辨其伪，别撰此本
《黄梨洲(宗羲)年谱》。(一)同治间梨洲七世孙炳垕著。(二)薛风昌著
《顾亭林(炎武)年｛普》。(一)吴映奎著；(二)车持谦著；(三)胡虔著；(四)徐松著；(五)周中孚著；(六)张穆著。此谱最初本为亭林子衍生作，吴氏因之，车氏又因吴氏。徐氏未见诸本，孤意创作，已写定，未刻。张氏乃综合车、徐两本，再加厘定，道光二十三年著成。胡氏本见张本自序，周氏本见其所著《郑堂札记》，想皆已佚
《王船山(夫之)年谱》(一)刘毓崧著。(二)王之春著。刘本同治乙丑年成，前无所承，创作至难，故名曰初稿，而自序称其未备者有七。之春为船山八世从孙，据家谱及他书以正刘本之讹而补其阙。书成于光绪十八年壬辰
《朱舜水(之瑜)年谱》。梁启超著
《吴梅村(伟业)年谱》。道光间顾师轼著
《傅青主(山)年谱》。(一)张廷鉴著，阙存。(二)同治间曹树谷著。(三)宣统间丁宝铨著
《徐俟斋(枋)年谱》《万年少(寿祺)年谱》。俱今人罗振玉著
《阎古古(尔梅)年谱》。(一)道光间鲁一同著。(二)今人张慰西著
《冒巢民(襄)年谱》。冒广生著
《陈乾初(确)年谱》。嘉庆间吴骞著
《张杨园(履祥)年谱》。苏惇元著
《阎潜丘(若璩)年谱》。道光间张穆著
《戴南山(名世)年谱》。道光间戴钧衡著(？)。此谱为戴作抑徐宗亮作，待考
《章实斋(学诚)年谱》。今人胡适著。日本人内藤虎次郎创作，胡氏订正扩大之
《黄荛圃(丕烈)年谱》。光绪间江标著
《龚定庵(自珍)年谱》。(一)吴昌绶著。(二)宣统间黄守恒著
《徐星伯(松)年谱》。光绪间缪荃孙著
(乙)清人或今人补作或改作汉至明名人年表或年谱。以谱主年代先后为次
《贾生(谊)年表》。汪中著
《董子(仲舒)年表》。苏舆著
《太史公(司马迁)系年要略》。王国维著
《刘更生(向)年谱》。(一)梅毓著，(二)柳兴恩著
《许君(慎)年表》。陶方琦著
《郑康成(玄)年谱》。(一)沈可培著，(二)洪颐煊著，(三)陈鳣著，(四)袁钧著，(五)丁晏著，(六)郑珍著。王鸣盛《蛾术编》有《高密遗事》，卷三中亦有年表
《郑司农(玄)、蔡中郎(邕)年谱合表》。林春溥著
《孔北海(融)年谱》。缪荃孙著
《诸葛武侯(亮)年谱》。(一)张澍著，(二)杨希闵著
《陈思王(曹植)年谱》。丁晏著
《王右军(羲之)年谱》。(一)吴浔著，(二)鲁一同著
《陶靖节(潜)年谱》。(一)丁晏著，(二)陶澍著，(三)梁启超著。陶谱旧有宋人吴斗南、王质两家，丁作似自创，陶作名曰年谱考异，订正旧说，加详。梁作又加订正
《庾子山(信)年谱》。倪瑶著
《魏文贞公(征)年谱》。王先恭著
《慈恩法师(玄奘)年谱》。梁启超著，仅成略本
《王子安(勃)年谱》。姚大荣著
《张曲江(九龄)年谱》。温汝适著
《李邺侯(泌)年谱》。杨希闵著
《王摩诘(维)年谱》。赵殿成著
《陆宣公(贽)年谱》。(一)丁晏著，(二)杨希闵著
《白香山(居易)年谱》。汪立名著。白谱旧有宋陈振孙本，汪氏改作
《玉溪生(李商隐)年谱》。(一)朱鹤龄著，(二)冯浩著，(三)张尔田著，名曰会笺
《韩忠献公(琦)年谱》。杨希闵著
《欧阳文忠公(修)年谱》。华孳享著
《司马温公(光)年谱》。(一)顾栋高著，(二)陈宏谋著
《王荆公(安石)年谱》。(一)顾栋高著，(二)蔡上翔著
《东坡先生(苏轼)年谱》。(一)邵长蘅著，(二)查慎行著。苏谱旧有南宋施元之、宿父子，王宗稷三家，及傅藻《纪年录》。邵作重订王谱。查作为年表式
《苏文定公(辙)年谱》。龚煦春著
《黄文节公(庭坚)年谱》。徐名世删补。黄谱旧有南宋末山谷诸孙闒所撰，徐氏删补之
《二程(颢、颐)年谱》。池生春著
《米海岳(芾)年谱》。翁方纲著
《稷山段氏二妙(克己、成己)年谱》。孙德谦著
《元遗山(好问)年谱》。(一)翁方纲著，(二)凌廷堪著，(三)施国祁著，(四)李光廷著
《洪文惠(适)年谱》《洪文敏(迈)年谱》。俱钱大昕著
《岳忠武王(飞)年谱》。梁玉绳著。岳武孙珂《金陀粹编》有简谱，梁氏补之
《李忠定公(纲)年谱》。杨希闵著
《朱子(熹)年谱》附考异。王懋竑著。朱谱旧有门人李公晦所著，明嘉靖间李默改窜之，全失其旧。康熙初有洪璟删补。李默本亦不佳，王氏作此订正之
《陆子(九渊)年谱》。李绂著，陆谱旧有其门人袁燮、傅子云所著，其后附刻全集之末，删汰失真。李氏作此订正之
《陆放翁(游)年谱》。(一)赵翼著，(二)钱大昕著
《深宁先生(王应麟)年谱》。(一)钱大昕著，(二)张大昌著，(三)陈仅之著
《谢皋羽(翱)年谱》。徐沁著
《王文成公(守仁)年谱》。(一)毛奇龄著，(二)杨希闵著。王谱旧有其门人钱德洪所著，后经李贽窜乱。毛、杨皆订正之，但亦未见佳
《弇州山人(王世贞)年谱》。钱大听著
《归震川(有光)年谱》。(一)汪琬著，已佚。(二)孙守中著
《戚少保(继光)年谱》。戚祚国著
《杨升庵(慎)年谱》。简绍芳著
《左忠毅公(光斗)年谱》。马其昶著
《徐霞客(宏祖)年谱》。丁文江著
右两项数十种，实清代年谱学之中坚。大抵甲项几无种不佳，乙项之佳者亦十而六七。此类之谱，作之实难，盖作者之去谱主，近则百数十年，远乃动逾千岁。非如第二类之谱，由门人子弟纂撰者，得以亲炙其言行，熟悉其时日。资料少既苦其枯竭，苦其里漏，资料多又苦其漫漶，苦其牴牾。加以知人论世，非灼有见其时代背景，则不能察其人在历史上所占地位为何等，然由今视昔，影像本已朦胧不真，据今日之环境及思想以推论昔人，尤最易陷于时代错误。是故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必对于其人著作之全部，专就学者或文学家言，别方面则又有别当注意之资料贯穴钩稽，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不宁惟是，凡与其人有关系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语及其人者，悉当留意。不宁惟是，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无一可以忽视。故用一二万言之谱，往往须翻书至百数十种。其主要之书，往往须翻至数十遍。资料既集，又当视其裁断之识与驾驭之技术何如，盖兹事若斯之难也。吾尝试著一二谱，故深知其甘苦，然终未能得满意之作。吾常谓初入手治史学者，最好择历史上自己所敬仰之人，为作一谱。可以磨炼忍耐性。可以学得搜集资料、运用资料之法优为此者，厥惟清儒，前代盖莫能及。
上列诸谱中，其最佳者，如王白田之《朱子年谱》。彼终身仅著此一书，而此一书已足令彼不朽。朱子之人格及其学术真相皆具焉。李穆堂之陆谱，价值亦略相埒也。如顾震沧之温公谱，其意欲使不读温公集之人，读此亦能了解温公人物真相之全部，在诸谱中实为一创格。震沧意谓有附集之谱，有单行之谱。附集者，备续集时参考，故宜简明。单行者，备不读集人得有常识，故宜详尽再以与彼所著荆公谱合读，则当时全盘政局，若指诸掌矣。如蔡元凤之荆公谱，虽体裁极拙劣，而见译绝伦。如陶云汀之《渊明谱考异》，张孟劬之《玉溪谱会笺》，最注意于谱主之身世，观其孕育于此种环境中之文艺何如。如张石洲之顾、阎两谱，刘伯山之船山谱，罗叔蕴之徐、万两谱……等，于谱主所履之地位、所接之人等，考核精密，细大不遗。如翁覃溪、李恢垣之遗山谱，孙益庵之二妙谱，资料本极乏，而搜罗结果乃极丰富。如丁俭卿之陈思谱，鲁通甫之右军谱，姚俪桓之子安谱，于谱主之特性及其隐衷，昭然若揭。如胡适之之实斋谱，不惟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吾尚嫌其未尽并及时代思潮。凡此诸作，皆近代学术界一盛饰也。
第四类，纯考证的远古哲人年表。此类性质，与前三类皆不同。不重在知其人，因其人为人所共知而重在知其确实之年代。故不作直行之详赡年谱，而惟作旁行斜上之简明年表。然而考证辨析，有时亦甚辞费焉。列其作品如下。
《周公年表》。牟庭著
《孔子年表》。(一)江永《孔子年谱》，黄定宜为之注；(二)狄子奇《孔子编年》；(三)胡培翚校注、宋胡仔之《孔子编年》；(四)崔述《洙泗考信录》；(五)魏源《孔子编年》；(六)林春溥《孔子师弟年表》
《卜子年谱》。陈玉澍著
《墨子年表》。(一)孙诒让《墨子年表》；(二)梁启超《墨子年代考》
《孟子年表》。(一)黄本骥《孟子年谱》；(二)汪椿《孟子编年》；(三)任启运《孟子考略》；(四)周广业《孟子四考》；(五)曹之升《孟子年谱》；(六)任兆麟《孟子时事略》；(七)狄子奇《孟子编年》；(八)崔述《孟子事实录》；(九)魏源《孟子编年》；(十)林春溥《孟子时事年表》
《荀子年表》。(一)汪中《荀卿子通论》附年表；(二)胡元仪《郇卿别传》
《董生年表》。苏舆著。在苏著《春秋繁露义证》内
以上诸作，皆考证甚勤。夫非有问题，则不必考证。问题取决于纸上资料，恐终于“以后息者为胜”耳。虽然，经过若干人严密之考证，最少固可以解决问题之一部分也。至如墨、孟、荀等生卒年既无法确定，则欲编成具体的年表，总属徒劳。
族姓之谱，六朝、唐极盛，宋后浸微，然此实重要史料之一。例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
清代当承平时，诸姓之谱，恒聘学者为之修订。学者亦喜自订其家之谱。观各名家集中殆无一不有“某氏族谱序”等文，可见也。吾尝欲悉荟萃此项文比而观之，则某地某姓有佳谱，盖可得崖略。惜今未能，故亦不克详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