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南》十有四篇
△《召南》之时代与地域
《召南》十有四篇，旧说皆以为文王之世南国之诗。今以经传考之，《鹊巢》三篇皆燕射时所歌，当为成周盛时所作。《甘棠》乃周人之思召公者，召公没於康王之世，则此诗作於康、昭之际明甚。《何彼矣》篇中称“平王之孙”，则东迁以後之诗无疑也。以词意观之，“鹊巢”三篇乃治内齐家之事，颇类《周南关雎》之三。《行露》狱讼失宜，朝政初衰，亦似在《周南兔》之日。《标梅》之“迨吉”，《野有死》之“怀春”，与《南有乔木》之“游女”事相类也。《何彼矣》之称“平王”，与《汝坟》之忧“如毁”时相近也。然则其诗先後固不一时，不得皆以为在文王世也。至谓为南国之诗，惟《江有汜》一篇有明文耳。若《殷其雷》、《何彼矣》，乃王畿人所作。其馀诸篇皆无明文，亦难悬定。然则非但不皆在文王世，而亦非尽南国诗矣。惟《驺虞》乃射时所歌，与《鹊巢》等篇同，而反列於後者，犹《周南》之後而殿以《麟趾》也。说并见各篇中。
○《鹊巢》《采蘩》《采》
△《鹊巢》教女子不自私
《鹊巢》何以居《召南》之首也？所以教女子使不自私也。巢，鹊之巢，而鸠居之，言此国此家皆夫之所有，非己所得私也。大凡女子之情多私夫所有为己物，不体其夫之心而惟己情是犭旬，故有视其前子、庶子远不如己子者，有疏其夫之兄弟而亲己之兄弟者。不知此家乃夫之家，此国乃夫之国，当视夫之亲疏以为厚薄，鸠但居鹊之巢而已，不得遂以为鸠巢也。必如是，然後可以配其夫。是以於归之日，百两御之，待之隆者，责之重也。“方”之者何？量度之也。“盈”之者何？生聚之也。鹊有巢而鸠居之，非但享其成业而已，亦必将有内助之功，然後可以无愧於妇职耳。大抵《召南》前三篇与《周南》前三篇略相类：其首二篇皆言初婚，次四篇皆言女子之事。惟其所居乃鹊之巢，是以采蘩奉宗庙而不敢少怠也。故以此六篇冠於《二南》之首，以明国之当本於家；而以《关雎》、《鹊巢》两篇冠於《葛覃》、《采蘩》诸篇之首，以明妇之当统於夫。古人於此盖有深意存焉。《序》第以为后妃、夫人之德，失之远矣。
△《采蘩》、《采》教女子重宗庙
《采蘩》、《采》何以次於《鹊巢》後也？所以教女子使重宗庙也。人所以娶妻者，非徒共其安乐也，必将有所重责之也。妇所以事夫者，非徒饰其仪容也？必将有以重报之也。重盖莫重於宗庙矣，故举祭祀而言之也。且夫人君媵妾多矣，即士大夫亦不乏人，何以独於妻殊之而与为敌体？诚以同奉宗庙之故，故重之也。然则为女子者必与夫为一体，体夫之心以事夫之宗庙，而保之无或失，乃足以答夫之重礼，故以祭祀之事谆谆言之，其所以警戒女子者深矣！
△《采》应在《草虫》前
又按：《采》一篇，《齐诗》在《草虫》前，今《毛诗》则在《草虫》後。据《礼燕射篇》文：“笙入，立於县中北面，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则是《采》当与《鹊巢》、《采蘩》相属，不当反在《草虫》之後。《齐诗》之次是也。《毛诗》误矣。
△蘩之应用
祭祀之事多矣，“为俎孔硕”，“为豆孔庶”，何为斤斤於蘩之微物也？曰：此古人贵诚之意也。《春秋传》云：“《风》有《采蘩》、《采》，《雅》有《行苇》、《酌》，昭忠信也。”盖有诚敬之心，凡事致其精洁，则虽沼涧之中蘩之菜皆可以奉宗庙，不在於备物也。抑《传》又有之，秦穆公用孟明而修国政，以霸西戎，则引《采蘩》之首章以美其举人之周，与人之壹，然则是义也亦可通於用人。何者？沼与非难至之地也，与蘩非难得之物也，采之用之即可以共公侯之事。是知天下未尝无才，人主苟能求之，则随地皆可以得人，所谓“举人之周”者此也。苟能任之，则随事皆可以奏效，所谓“与人之壹”者此也。信乎，古人之善於说《诗》，触类可以旁通，而非後世为章句训诂者之所能及也！
△《二南》先言妇人事
《周南》、《召南》何为皆先言妇人之事也？曰：此先王虑天下之远也。盖天下之平必由於国治，国之治必由於家齐。故太任思齐，太姒嗣音而周以兴；牝鸡司晨而商以亡；褒姒宠、申后废而周亦以东迁。毋以妇人为轻，妇人之所关於兴亡者正不小也！故《二南》之始即教之以此，所以正其本而柔其心，使不至於败国而亡家也。後世不达此意，惟务徇妇人之情，而妇人亦惟欲徇已之志。是以西汉有吕氏之祸，王氏之篡，东汉尤以母后专政为常，其所亲则贵宠之，非其所亲则疏远之，若天下为己之故物者，而不复顾宗庙之陨，岂非此义之不明哉，驯至唐之武韦而祸益烈，蔑以加矣。孔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信乎其如正墙面也！
○草虫
△本篇未必为夫妇诗
《草虫序》云：“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笺》云：“‘未见君子’，谓在途时也。‘既见’，谓同牢而食也。”余按：女待人而行者也，女子之嫁亦有不得已焉，故曰：“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又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今以未得同牢为忧，已得同牢为喜，无耻甚矣，安在其能以礼自防乎！且既问名纳采，聘之为妻矣，宁有不与同牢之理，而烦女子之过虑乎！《朱传》以为“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说为近是。玩其词意，未见其当为大夫之妻，亦未见其必为妻之恩夫也。《小雅》与诸国风称“见君子”者多矣，皆不训为思其夫（《车邻》、《风雨》、《菁莪》、《隰桑》、《蓼萧》），何独《汝坟》、《草虫》在《二南》中即为思夫诗乎！既不可知其人，无宁缺之；不必强以命之，致失诗人之本意也。
○《甘棠》
△本篇作於召公没後
《甘棠》，《序》以为美召伯，《朱传》以为後人思其德，爱其树而不忍伤。按《春秋传》云：“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则是此诗乃召公既没之後百姓思慕而作焉者。《朱传》之说是也。至《笺》称“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亦非是。甘棠之阴能庇几人而於此听断乎！《朱传》以为“或舍甘棠之下”，得之。《笺》又称“召公为二伯，故言伯”，亦误。宣王时，穆公亦称召伯，《诗》有家伯，《春秋》有单伯，岂必为二伯然後称伯乎！又按召公没於康王之世，则此诗作於康、昭之际明甚。自此以下八篇盖皆昭王以後之诗，是以其事则瑕瑜互见，其词意亦与前五篇不类。然则独前四篇为康王以前诗也。
○《行露》、《羔羊》
△《行露》不必为女子诗
《行露序》云：“召伯听讼也：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刘向《列女传》谓：“申女许嫁於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不可，而夫家讼之，故女作此诗。”朱子《集传》全用《序》说，而释“室家不足”之文则又兼采刘义。余按：召公从武王定天下，相成、康致太平，其精明果断必有大过人者；强暴之男将畏罪之不暇，安敢反来讼人。即讼矣，召公亦必痛惩之而不为之理，安有反将贞女致之狱中者哉！且所谓“礼未备”者，仪乎？财乎？仪邪，男子何惜此区区之劳而必兴讼？讼之劳不更甚於仪乎？财邪，女子何争此区区之贿而甘入狱？婚娶而论财，又何取焉？揆之情理，皆不宜有。细详诗意，但为以势追之不从，而因致造谤兴讼耳；不必定为女子之诗，如《序》、《传》云云也，且此篇在《甘棠》之後，召伯既没？《甘棠》乃作，则此必非文王时诗明矣。
△羔羊非美节俭正直
《羔羊序》云：“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余按：“羔裘”，大夫常服，“退食”，大夫常事！初不见有所谓节俭正直者。《郑笺》训“退食”为“减膳”，训“自公”谓“从公”，以为节俭正直之证。然献可替否乃为正直，从君岂得谓之正直！“退公”之下系以“自公”、状以“委蛇”，明谓退自公朝，岂得以退为减！《朱传》以为“退朝而食於家，从公门而出”，其训当矣。然既不用郑氏之解，何以仍袭节俭正直之说？节俭正直究於何见之乎？惟《朱传》所谓“从容自得”者於理为近。然则此篇特言国家无事，大臣得以优游暇豫，无王事靡，政事遗我之忧耳，初无美其节俭正直之意，不得遂以为文王之化也。
△二篇系诸事废弛之象
盖此二篇皆周道渐衰，穆王以後所作，故皆次於《甘棠》之後。无故而速讼狱，百姓固已不得其平矣。为大夫者夙兴夜寐，扶弱抑强，犹恐有覆盆之未照，乃皆退食委蛇，优游自适，若无所事事者，百姓将何望焉。文王之民可谓安矣，然犹“视民如伤”，“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大夫安得自暇逸乎！合观二诗，明系太平日久，诸事废弛之象，正如《金史》所云“宰相皆缓语低声，以为养相度，以致万事不理”然者，岂得以为文王至治之时诗乎，且余尝见今之为州县者矣，或早起晏眠，勤於职业，则百姓皆得自安於畎亩；若从容暇豫而不事事，则吏胥作奸，强凌弱，众暴寡，四境之内莫不嗟怨。故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正此谓也。自以此为文王之化，於是百姓之狱讼日繁，大臣之优游养望皆视以为固然，政与诗判然而不相入矣。
○《殷其雷》
△本篇无劝以义之意
此篇，《序》以为大夫远行，其室家劝以义。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笺》谓“‘归哉，归哉’，劝以为臣之义未得归也。”诗明明望其归，而《笺》反谓劝以不归，与经正相悖戾。朱子但谓思念其夫，无劝以义之意，是也。然虽思念而无感伤之情，怨尤之语，则是妇人犹知大义，不至以私害公。即此见先王之遗泽未远，正与《周南桃夭》之诗相类，虽平平无奇而非後世所能及也。然则作诗之时上距成、康之世犹未甚远也。
○《В梅》、《野有死》
△二篇均非文王之化
《В梅》，《序》以为“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朱传》从之，谓“女子贞信自守，惧其嫁不及时而有强暴相辱也”。《野有死》，《序》以为“天下大乱，强暴相陵，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朱传》从之，谓“女子贞洁自守，诗人因所见而美之也”。余按：男先乎女，正也；以女求男，无耻甚矣。况不俟备礼而欲以一言定约，贞者固如是乎！女子之职，女红而已，“怀春”则心固已荡矣。以男诱女，不良莫甚焉，何以尚称为“吉士”乎？文王治化旁敷，计必先被於男子而後及於女子，今如《序》、《传》所言，《行露》、《В梅》、《野有死》三诗，男无不强暴者，女无不贞洁者；何圣人之化感女易而感男难乎？盖此二诗原不作於文王之世，其诗意亦必不如《序》、《传》之所云者。
△借物言情
大抵古人触目而会心，借物以言情，所言者此而其意不必果在此，要在读者善会之耳。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此岂为为山者言之乎！然犹云譬也。孔子曰：“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也。”则但言松柏矣，圣人岂果为松柏赋乎！况诗之为体，尤多假事以喻其意，但取其理之足以相明，情之足以相感，而不得尽执所言者以为实。是以《春秋传》晋执卫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晋韩起聘於郑，郑六卿饯之於郊，子大叔赋《褰裳》，韩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郑伯享晋赵孟，子皮赋《野有死》之卒章，赵盂赋《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ζ也可使无吠。”若如《序》、《传》所释，则三子之取义为不伦矣。然则此二篇者当时必有所指，但世远书轶，不可考其为何事耳。读者且宜从容涵咏以玩其文理意趣，不必定以强暴公行为文王之化也。
○《小星》、《江有汜》
△二篇均上惠不逮下
《小星序》云：“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於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江有汜序》云：“美媵也，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文王之时，江、沱之间，有嫡不以其媵备数，媵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也。”朱子《集传》亦用其说。余按：世之盛也，上惠恤其下，下敬事其上，让於德而循於礼，服於善而感於恩，何至诿於命之不同！至於以命自解，则在上者惠固无以逮下，而在下者亦未尝心悦诚服矣。即《江有汜》之“後也悔”亦似望其悔者，未必其真悔也。细玩二诗词意，皆在上者不能惠恤其下而在下者能以义命自安之诗。或果媵妾之所自作，或士不遇时者之媵妾以喻其意，均不可知。要之皆足以见先王之化入人之深，上虽不能厚施於下，而下犹不敢致怨於上，安於命而望其改，依然忠厚之遗也。故此二篇当与《周南》之《つ木》、《螽斯》参看。读《つ木》、《螽斯》者，当知为上者无论男子女子皆当惠爱其下，而後能得其下之爱戴欢悦。读《小星》、《江有汜》者，当知为下者亦无论男子女子，虽上之惠不逮於下，而皆当恪共其事，不可有怨尤其上之心。其庶乎不愧於读《诗》矣！然则此二诗固瑕瑜不相掩者，谓为文王之化，盛世之音，失其旨矣。
○《何彼矣》
△本篇决为东迁後诗
《何彼矣》一篇，明言“平王之孙”，其为东迁後诗无疑。郑渔仲固已言之矣。盖此诗虽晚作，然以王姬下嫁而不侈言其贵宠，盛称其车服，以“肃”，美之，则是犹有先代淳朴之遗，是以圣人犹有取焉。乃《毛传》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夫《经》明明言为平王而《传》犹以为文王，然则《经》之未尝言为某王而《传》强属之文王者，岂可以胜数哉！且称为“平王”者谓非平王宜臼，则其称为庄公、穆公者亦可谓之非鲁侯同、秦伯任好乎？王氏安石乃以《书》之“宁王”为比，刘氏瑾又以《大雅》之称“辟王”，《商颂》之称“玄王”，“武王”曲为之解，强词夺理，抑又甚焉。何者？夫所谓“宁王”者犹其称哲王也，所谓“辟王”者犹其称君王也，可以称此王，亦可以称彼王。故宁王或以为文，或以为武，泛称之则可耳。若云“宁王之孙”，“辟王之孙”，则不知其果出於何王也。古人宁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至商以玄王称契，未闻相土、上甲微之亦为玄王也，以武王称汤，未闻太甲、武丁之亦为武王也，岂得援以为此！嗟夫，後之人宁叛圣人之经而不肯少异於汉儒之传，宁使文理不通而必欲曲全夫相沿之说，真可为长太息者矣！且《大雅尚书》称文王者无虑百馀，何以不一称为“平王？”由是言之，“平王”断断非文王明矣。
△“齐侯之子”非齐襄公
然以“齐侯之子”为齐襄公，亦恐未然。襄公即位，始取王姬，不得称为齐侯之子。《春秋》书之，不过以鲁为之主故耳，其王姬之不见於《春秋》者固不知几何也。说《诗》者不诬经以从传，不强不知以为知，庶乎其可与言《诗》矣！
○《驺虞》
△《驺虞》应从鲁、韩说
“驺虞”，《毛诗》以为仁兽之名，《鲁诗》、《韩诗》则以为掌鸟兽之官。欧阳永叔以《鲁》、《韩》为是而《朱传》则用毛说。余按：驺虞之为兽，稽之经传皆无文；而《传》有“驺人”、“虞人”之官，《鲁》、《韩》之说为有征矣。且《麟趾》首句言麟，故下言“吁嗟麟兮。”此篇前二句但言草木禽兽之繁，而末忽叹美於仁兽，於文义毫不相蒙。自当以《鲁》、《韩》、欧阳之说为正。其诗意则《序》与《朱传》皆得之，但未必在文王时耳。至《传》以此诗在《召南》中，遂以为南国之诗，亦恐未然。《殷其雷》、《何彼矣》皆周人之诗，何必此诗定属之南国乎！此与《麟趾》皆盛世之音，然乃列於《二南》後者，盖序《诗》者以《关雎》、《鹊巢》以下六篇皆王化之基，是以冠於《二南》之首，此二篇则皆咏叹成周之盛，是以取之以殿《二南》，以见其化之被於子姓而极於昆虫草木。犹十五国风之以《二南》始，以《豳风》终，不可谓邶十二国之诗在前而《豳风》在後也。
○通论十三国风
△风无正变
说《毛诗》者以《二南》为《正风》，《十三国》为《变风》。余按：《七月》一篇乃周王业之所自基，《东山》、《破斧》敌王所忾，劳而不怨，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此固不得谓之变也。《淇澳》以睿圣得民，《缁衣》以好贤开国，《鸡鸣》之勤昧爽，《蟋蟀》之戒逸游，皆足以见君德民风之美，何所见其当为变风也者？盖春秋之世距成、康盛时渐远，故其诗轶者较多，且当周初方尚大雅，故风与小雅皆不甚流传，雅音渐衰而风始著，是以衰世诗多，盛世诗少，初未尝以正变分也。惟《二南》中《关雎》、《鹊巢》之三与《麟趾》、《驺虞》以燕射时所歌，故不至於逸耳。安得因此数篇，遂断以《二南》为《正风》，《十三国》为《变风》也哉！且即衰世亦未尝无颂美之诗。若《定之方中》纪卫文之新政，《鸠》美淑人之正国，以及《干旄》之下贤，《羔裘》之直节，《无衣》之勤王，较之《行露》、《死》之诗果孰优而孰劣？即《君子于役》之“苟无饥渴”亦何异於《卷耳》之“彼周行”？《出其东门》之“匪我思存”岂不胜於《汉广》之“言秣其马”？何所见而彼当为正，此当为变乎？郑渔仲云：“《风》有正变，仲尼未尝言而他经不载焉；独出於《诗序》。《缁衣》之美武公，《驷[A164]》、《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谓之变风乎？”其说是矣。然又为“变之正”之说以斡旋之，则是犹未免依违於两可也。朱子亦言“正变之说《经》无明文可考”，然亦姑从《序》说，吾不知其为何故也。
△太史采风之说不可信
旧说“周太史掌采列国之风，今自邶、以下十二国风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馀皆无之？曰：孔子之所删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诸侯贤者必多，其民岂无称功颂德之词，何为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岂尚不如郑、卫，而反删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国风中，东迁以後之诗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鲁虽微贱无不书者，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则此言出於後人臆度无疑也、盖凡文章一道，美斯爱，爱斯传，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传者。但世近则人多诵习；世远则渐就湮没。其国崇尚文学而鲜忌讳则传者多；反是则传者少。小邦弱国，偶遇文学之士录而传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则遂失传耳。不然，两汉、六朝、唐、宋以来并无采风太史，何以其诗亦传於後世也？大抵汉以降之言《诗》者多揣度而为之说，其初本无的据，而递相沿袭，递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无复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於有宋诸儒，甚且以後汉人所作之《序》命为周太史之所题。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谁，良可慨也！
△《诗序》所举人名不可信
世儒皆谓“《诗序》近古，其说必有所传。十二国风之中，称为美某公，刺某公者，必某公之事无疑也。”虽然，余尝细核之矣。《邶》、《》、《卫风》三十九篇，直指为某君者十有七。《王风》十篇，直指为某王者五。《郑》则二十一篇而直指者十有一。《齐》则十一篇而直指者六。《唐》则十二篇而直指者九。《陈》则十篇而直指者七。乃至《秦》止十篇而得九，《曹》止四篇而得三。惟其事与君无涉则已耳，苟事涉於其君，不举其谧则称其名与字（如秦仲卫州吁之类），徒称君者百不得三四焉。可谓言之凿凿也已！而独《魏风》七篇，《桧风》四篇则无一篇直指为某君者。言及其君，但云“其君俭啬褊急”，“其君俭以能勤”，“君不用道”，“忧其君”，“刺其君”，“疾其君”而已，未尝一举其谧若字。此何以说焉？既果真有所传，何以此二国独不知其为某公？况桧亡於鲁惠之世，魏亡於鲁闵之世，且在齐哀、陈幽之後二百馀年，何以远者知之历历，而近者反皆不之知乎？盖周、齐、秦、晋、郑、卫、陈、曹之君之谧，皆载於《春秋传》及《史记世家》、《年表》，故得以采而附会之；此二国者，《春秋》、《史记》之所不载，故无从凭空而撰为某君耳。然则彼八国者亦非果有所传，而但就诗词揣度言之，因取《春秋传》之事附会之也彰彰明矣！谚曰：“宁在人前全不会（俗呼，“能”为“会”），莫在人前会不全。”盖会不全则智穷於所域，其为剿袭与否人一望而知之，不能欺也。然自有《序》以来，斥其妄者自朱子及郑渔仲、王伯厚以外不多觏焉，其亦可怪也夫！
○《邶》、《》、《卫风》
△《绿衣》、《日月》非庄姜伤已失位而不见答之诗
《绿衣》以下四篇，《序》皆以为庄姜之诗。《绿衣序》云：“卫庄姜伤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日月序》云：“庄姜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於先君以至困穷也。”余按《春秋传》文，绝无庄姜失位而不见答之事。桓公，戴妫子也，而庄姜以为己子，立以为太子，非夫妇一体安能得之於庄公！且使庄公而好德也，必无纵妾上僭之事；如好色也，庄姜之美谁能逾之，而反使之失位乎！至幸嬖人而生子，亦人君之常事，《春秋传》中多矣，不得以此为不答庄姜证也。原《序》所以为是说者，无他，皆由误解《春秋传》文，谓庄姜无子由於庄公之不答。是以《硕人序》云：“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然有子无子岂尽在答与不答哉！汉薄氏、宋李妃皆以一夕之幸而有子；赵飞燕、合德专宠嫉妒而卒无子；今世夫妇相爱，不忍畜妾而无子者何限。乃以庄姜无子遂悬坐庄以不答之罪，可谓汉庭锻链之狱矣庄公之失惟宠州吁一事耳，然此特由溺爱而无远虑，与齐僖公之宠无知正同，初不料其後日有弑夺之祸也。果纵妾使上僭，果不答庄姜而使之失位，则亦何难废桓公而立州吁。然则庄公初未尝有大昏惑之事也，不过说《诗》者强以加之，以蕲其说之相符耳。且使庄姜果贤，庄公即不见答，犹当委婉措词，怨而不怒，庶不失诗人忠厚之旨、乃《日月》之诗云：“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何至於是！彼谷风之弃妇又当作何语乎？使庄姜果如是，则亦无怪庄公之不答矣！为是说者，非止诬庄公，抑且诬庄姜，而教天下妇人以怼其夫，其所关於名教风化者非小事也。由是言之，此二诗者或系妇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其所处之地必有甚难堪者；断断非庄姜诗也。盖汉之取士多以经术，而每经有数家之传，故师弟子相授受务巧於说经，以期求胜於人，而不肯缺所不知，犹今人之致力於讲章，求工於举业以期得隽也。说经者能傅会以他经传，则人惊其淹博，服其论议，以为其说有据，犹今人於场屋中能剿袭《左传》，涂抹《三礼》，则考官咸以为博而拔擢之，不复问其经旨之合与否也。是以其说如是，本无足怪。而後之人遂奉以为不刊之论，致古人之受诬几二千年而不能白，则大误矣。乃朱子於此数篇皆从《序》说，且并《柏舟》一篇亦疑以为庄姜之诗，吾不知其为何故也。说并见後《燕燕》、《终风》、《硕人》诸条下。
△《燕燕》非庄姜送戴妫诗
《燕燕序》云：“卫庄姜送归妾也。”《笺》云：“完立而州吁杀之，戴妫於是大归，庄姜远送於野，作诗以见志。”余按：此篇之文但有惜别之意，绝无感时悲遇之情。而《诗》称“之子于归”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闻有称大归为於归者。恐系卫女嫁於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绝不类庄姜、戴妫事也。自庄公之立至是已三十有九年，庄姜、戴妫恐不复存。《史记》以为戴妫先死而後庄姜以桓公为己子，虽未敢必其然，然献公之出也定姜见於《传》，其入也敬姒见於《传》，而记桓公之弑，州吁之杀，绝无一语及於庄姜、戴妫，若无二人然者，则二人固未必存也。且庄姜既以桓公为己子矣，庄姜当大归，何以大归者反在戴妫？而古者妇人送迎不出门，庄姜亦不应远送於野也。又按：《鲁诗》、《韩诗》及《列女传》皆以此为定姜所作：或以为献公无礼於定姜，故定姜作此；或以为定姜归其娣送之而作；或以为定姜送妇作。然以词意观之，时势考之，皆未有以见其必然。盖皆各以其意揣度言之，是以参差不一，皆未可执以为实也。说并见前条下。
△《终风》非庄姜伤己遭州吁侮慢诗
《终风序》云：“庄姜遭州吁之暴，见侮慢不能正也。”余按：州吁，弑君之贼也；庄姜，妇人，不能讨则已耳，岂当爱之而复望其爱己。乃曰：“顾我则笑，谑浪笑傲。”此何言也而可以出之口！曰：“寤言不寐，愿言则怀。”此何人也而可以存此心！庄姜果赋此诗，一何其无耻乎！朱子《集传》固已觉其不合，乃以“终风”为指庄公。然比之以“终风且暴”，斥之以“谑浪笑傲”，皆非庄姜所当施之於庄公者。且既谓庄姜不见答於庄公矣，又何以有“顾我则笑”之语？详其词意，绝与庄姜之事不类，是以施之於州吁不合，施之於庄公亦不合也。窃谓年远事湮，《诗》说失传者多，宁可谓我不知，不可使古人受诬於千载之上。说并详前两条下。
△击鼓非州吁伐郑事
天下之事有我所知，有我所不知。不可谓有所知者已尽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断无有在我所知之外者也。《击鼓》一诗，序以为“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则是即《春秋》鲁隐公四年四国伐郑事也。然今考之《经》文则大不然。凡两国不相和而为和之曰“平”，《春秋》“平莒及郯”、“卒平郑、卫”是也。今也卫自伐郑以媚宋耳，而诗乃云“平陈与宋”，宋与陈初无隙也，何平之有！东门之役，五日而还，不为久也；秋而再伐，州吁旋死，则亦旬月而还师矣。而诗乃曰“爰居，爰处，爰丧其马”，苟非师老岁淹，暴露已久，何至为是言乎？细玩此诗，其非州吁伐郑之事明甚。盖《春秋》之始上去平王东迁已四十有九年，其间诸侯交兵之事盖多有之，但不见於经传，无可考耳。我所未知遂谓必无是事，凡所言者皆我所知，苟取其近似者而附会之，呜乎，何其谬也！且卫有孙氏，卫之世卿也，故曰“从孙子仲”。《序》乃以为公孙文仲，亦误。朱子《诗传》不驳其失，以为或然，固已异矣。乃後人之复为委曲弥缝其说则尤大谬。或云“先和陈、宋而後进兵”，然则何以不言其後而但言其先？或云“自夏而秋仅隔一时，必帅师在途，又闻後命，未得班师故也”，然则《春秋》何以两书伐郑？且卫与郑数百里耳，五日而还，不匝旬而至国矣，何至历三月而犹未归乎？嗟夫，但欲曲护前人之失，遂不顾其说之不通，古人之诗其晦於後人之说诗者岂可胜道哉！
△《式微》、《旄丘》非黎侯寓卫事
《式微序》云：“黎侯寓於卫，其臣劝以归也。”《旄邱序》云：“责卫伯也：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於卫；卫不能修方伯连帅之职，黎之臣子以责於卫也。”余按：《春秋》宣公十五年《传》文，酆舒杀晋伯姬，晋侯将伐之，伯宗斥酆舒有五罪，而夺黎氏地居其一焉。其年，晋侯灭赤狄潞氏，立黎侯而还。则是黎之失国在鲁文、宣之世，酆舒为政之时，上距卫之渡河已数十年，黎侯何由得寄於卫，卫亦安能复黎之国乎？其时不符，一也。黎在山西；卫在山东。而诗乃云：“狐裘蒙茸，匪车不东。”方欲西归而反以“不东”为解，岂非所谓“北辕将楚”乎！其地不合，二也。且黎既失国，则其故土为狄所据，黎侯安能归国，而其臣乃劝之？卫自宣公以後日就微弱，而狄日以强大，晋文、襄之盛且不暇於制狄，而奈何以之责卫乎？细玩诗词，或果有邻国之君寓於卫，或别有所指而传者失之，均未可知。说《毛诗》者但见《春秋传》有夺黎氏地及立黎侯之事，未暇细考，遂附会而为之说耳。後人乃强为之解，谓黎侯凡再失国，黎侯寓在卫东，故云“匪车不东”，欲以曲全《序》说，谬矣！
△《新台》、《二子乘舟》非卫宣公及、寿事
《新台序》云：“刺卫宣公也：纳之妻，作新台於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二子乘舟序》云：“思、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其事盖本之《春秋传》。然诗所言殊与《传》所载者不类。何者？，宣公之子也。以父而夺子妻？禽兽行也，此真所谓“言之丑者”。乃但笑其“蘧除”、“戚施”，若憎宣公之老且丑者，少知名义者肯为是言乎！既至而知其美，故夺取之。未至而先筑台，又不於国而於河上，欲何为者？寿死於盗，始至莘，诗何以称“二子乘舟”？自卫至齐皆遵陆而行，特济水时偶一乘舟耳。既非於河上遇盗，何不言其乘车，而独於其乘舟咏之思之？细玩二诗之词，与《传》所载、寿之事了不相涉，其非此事明矣。
△《左传》记宣公夷姜生急子事不可信
然即《传》文亦有未可以全信者。宣公之立在鲁隐公四年，石蜡既杀州吁，迎於邢而立之。而《传》称宣公於夷姜，生急子（即《序》之）。谓於夷姜在为公子时乎，则当庄、桓之世必不敢，而在邢又不能。且石蜡讨贼立君，亦必择其贤者，左公子氵曳，右公子职，何人不可以立，而必立此淫乱之人乎？谓於夷姜在已为君後乎，则宣公在位仅十有九年，急子之娶少亦当十四五岁，早亦当在宣公十六七年之时，则宣公卒时寿、朔皆尚在襁褓，寿安能盗旌而先？即朔亦不能构急子也。此乃必无之事，昔人固有辨之者矣（偶忘为何书何人之说。〔通世按；此说见明沈起元《左灯》，而《左传孔疏》亦既疑之矣〕）。盖缘《左传》一书采摘太广，但有所得，即缀於篇，而不暇辨其是非虚实。况此事乃後日所追述，非若朝聘侵伐，史臣按月而书者此，固未可尽执为实也。嗟夫，《左传》犹不能以无误，况於《诗序》，乌在其可以尽信乎！
△《诗序》惟《风》多得实
《诗序》惟《风》多得实。《定之方中》，《经》有明文，《载驰》，《传》有明文，不待言矣。《柏舟》以为共姜自誓之诗。今玩其词，“我仪”、“我特”之称，“之死靡他”之语，其为妇人守贞不贰之作无疑；而“{髟}彼两髦”属之於世子，语亦符合。此必有所传而云然，非揣度而为之说也。《墙茨》、《偕老》、《鹑奔》三篇，以宣姜、昭伯之事当之，虽无确据，然玩其词意与其事正相合，序说近是。惟《传》以《鹑奔》为假惠公之言以刺之，尚恐未然。观其称“君”而不称母，或卫之群公子所作，未可知也。《ぐ》以下三篇亦得诗意，但时世则未可知耳。唯采《唐》说者多疑之；说见後条。
△卫俗非郑所能及
《郑风》二十一篇，男女相悦者不下十篇，其守正不淫者一篇而已。《风》凡十篇，贞者一篇，淫者一篇，而刺淫者乃至四篇之多。卫俗非郑能所及也！且《东门》不过自明其志而已，未尝敢斥淫者之失。而《》乃云“不可道”，“言之丑”，“子之不淑”，“人之无良”，“大无信，不知命”，深斥痛绝，至於如是，何哉？盖风俗所在，虽贤人亦无如之何。彼既习於淫矣，而有一守正者出焉，方且嫉之笑之，求得免焉足矣，何敢反以责人。若公然深斥之，痛绝之，不一而足，则是先王之礼教犹存，民间之风俗未坏，贤者多而不肖者少，见无礼者群然怪之，是以绝之斥之而无所忌，人亦以为是而传而诵之也。吴季札云“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岂不信与！吾故读《墙茨》、《君子偕老》、《鹑奔》三篇而知卫之必亡，而又知卫之必将复兴也。至其立言之妙，则《墙茨》、《君子偕老》二篇为最。《墙茨》一篇初不明斥其恶，而但云“不可道”，“言之丑”，不言之刺甚於言矣。《君子偕老》先从对面著笔，而以“象服是宜”一句跌醒，然後用二语点出主意，笔法之巧，最耐咀嚼玩味。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良不诬也。《相鼠》刺无礼仪，亦足以见风俗之美。
△《桑中》等篇作诗者无刺意
《诗序》云：“《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於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吕氏祖谦云：“诗之为体不同，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此类是也。”严氏粲云：“或以《桑中》为淫奔者所自作，则非所谓止乎礼义矣。当从国史所题以为刺也。”朱子《诗序辨说》云：“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又云：“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已。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又云：“以是为刺，不惟无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余按：《桑中》一篇但有叹美之意，绝无规戒之言。若如是而可以为刺，则曹植之《洛神赋》，李商隐之《无题诗》，韩之《香奁集》，莫非刺淫者矣。夫《子虚》、《上林》，劝百讽一，古人犹以为讥，况有劝而无讽，乃反可谓之刺诗乎！余尝细核《序》文，比其前後而参观之，同一题为刺而其文互异。《新台》以为刺宣公，则其文云“国人恶之而作是诗”。《南山》以为刺宣公，则其文云“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诸如此类，《序》以为作诗者之刺其君，文甚明也。若《桑中序》首言“刺奔”而下但言“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远序》首言“刺荒”而下但言“哀公好田猎，国人化之，习於田猎谓之贤，闲於驰逐谓之好”，《丰序》首言“刺乱”而下但言“婚姻道缺”，《著序》首言“刺时”而下但言“时不亲迎”，皆无一言及於诗人之剌之者，与《新台》、《南山》诸篇之文绝不类。疑作《序》者以录此诗於《国风》中以垂戒於後世故谓之刺，未必果谓作此诗者之刺之也。《凯风序》云：“美孝子也。”而诗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为美之乎？抑为责之乎？疑《序》亦以录此诗为美之，非以作此诗为美之也。《静女》、《有狐》之“刺时”，《溱洧》、《绸缪》之“刺乱”，恐亦皆当如是，正不必曲为说以附会之也。
△《干旄》访贤才
卫之重封，由於齐桓。齐桓所封者，邢与卫也。然邢仅二十馀年而遂亡，而卫历春秋及战国秦又数百年而始亡，何哉？吾读《干旄》之篇而知卫之所以久存良有由也。盖国家之治惟赖贤才，而贤才不易得，故人君於贤才不惟当举之用之，而且当鼓之舞之。旌旄之贲於浚，所以下贤也，即所以劝贤也。下贤，则有以咨诹治道。劝贤，则人皆争自濯磨而贤才将不胜其用。故季札至卫，而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君子之所以多，正由其君好贤，因而其卿大夫咸知下士，躬访贤才於畎亩中，以故人皆竞於贤耳。是知立国之规模未有不在於好贤者。读《诗》者能以此篇例之，则授之以政而无不达者矣。
△《硕人》非闵庄姜诗
《硕人》，《序》以为闵庄姜之诗，谓“庄公惑於嬖妾，使骄上僭，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国人闵而忧之。”朱子《集传》从之，更无异说。余按：此篇凡四章，首章言其贵，次章言其美，三章言其婚成，四章言其媵众，毫不见有刺庄公之意，不知《序》与《传》何从而知之？且玩诗词，乃其初至时作。当其初至，何由预知异日庄公之不见答以至无子而闵之？其三章云：“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方且代体庄公“晏尔新婚”之情而惟恐其过劳，乌有所谓忧其不答者哉！揆《序》与《传》之意，皆由误解《春秋传》文，遂并以误解《诗》。《春秋传》云：“卫庄公娶於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此诗次章正言庄姜之美，则是以此诗证其美，非以此诗证其无子也。若云“美，卫人所为赋《硕人》也，而无子”，则语不成文矣。故待其文既毕，然後证之，非谓因其无子而後赋此诗也。且《春秋传》所记并无庄公不答之事；有子无子亦不在答与不答也。即嬖人生子，亦当在晚节，非庄姜归时已然，何故初归而即不答以致无子乎？二妫之娶後此矣，然厉妫生子孝伯，戴妫生子桓公；庄姜娶於二妫之前，何以独不见答而无子乎？详《序》所言，与《传》了不相合。乃朱子云：“此序据《春秋传》，得之。”严氏粲云：“题以‘闵’庄姜，有《左传》可证。若不用《序》，以此为‘美’庄姜，可乎？”此大不可解也。且诗果以庄姜贤而不答而闵之，则当极书其贤，微讽其不答。乃但侈称其族之贵，色之美，车服之盛，媵妾之多，贤何在焉？称人之贤者固如此乎？至於不答，则绝无一语微露之。朱子但欲曲全《序》说，乃云：“称其族类之贵，见其为正嫡小君，所宜亲厚，而重叹庄公之昏惑也。”於三章则云：“叹今之不然也。”《诗》自言彼，《传》自言此，冤矣！夫诗之体虽婉，要必其言微露此意，乃可从而畅之。若诗绝不言，而吾必谓其有此意，天下尚有不可附会者乎！近世有不喜李白诗者，取杜甫《春日怀李白》诗释之，谓甫素轻白，云：“白也之诗号为无敌，然不过飘然思不群而已。其清新不过如庚开府，其俊逸不过如鲍参军，何尝果无敌乎！何时重与白聚，细论诗律以发其蒙也？”《集传》之释此诗，毋乃类是？嗟乎，不欲改先儒之说，无宁听古人之诬，孰轻孰重，必有能辨之者。说并见前《绿衣》诸诗下。
△《河广》非宋襄公出母诗
《河广序》云：“宋襄公母归於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朱子《集传》因之，云：“卫在河北；宋在河南。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归於卫。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义不可往，故作此诗。”余按《春秋》闵公二年，狄灭卫，卫人渡河而庐於曹。僖公九年，宋桓公乃卒。则襄公之世卫已在河南，不待杭河而後度也，诗安得作如是言乎！孔氏颖达，严氏粲固已觉其不合，顾不肯变易旧说，乃复曲为之解。孔氏以为假有渡者之词，非喻夫人之向宋渡河也。然则三百篇中何语不可谓之假设，亦何所取义於河而假之乎？严氏以为作於卫未迁之前，桓公犹在。然则夫人非义不可往，乃势不能往，其作此诗，一何无耻也！盖《序》与《传》之为此说，不过一时失於检点，而忘襄公之立在卫渡河以後。学者不肯直抉先儒之误，已非直道而行之正，况欲委曲回护以诬古人而惑後世乎！是所谓“岂徒顺之，又从而为之辞”也。且宋桓，贤君也，其夫人思子而能止乎礼，则亦贤夫人也，以贤夫人而遇贤君，何以得出？夫妇之义重矣，苟非得罪宗庙，不至於出。夫人而贤也，必无可出之罪；无罪而出之，又岂贤君之所为乎！余玩此篇词意，似宋女嫁於卫；思归宗国，而以义自闲之诗。学者以是为说亦可矣，何必诬古人而後足以垂世立教哉！朱子最不取《序》，然其本《序》意以说《诗》者一何多也？
△《伯兮》非卫人从王伐郑事
《伯兮》一篇，郑氏以为即《春秋》桓五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之事。朱子云：“诗言‘自伯之东’，郑在卫西，不得为此行矣”（卫未渡河以前，郑在卫南，“西”字疑误）。其说是也。乃孔氏《正义》复曲为之解，言“兵至京师乃东行伐郑”。京师在卫之西数百馀里，岂得置西不言而反言东，天下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况诸侯之师从王伐郑，必有约会之地，断无至周而後东行之理。观《春秋传》，诸侯会晋伐郑从未有至晋而後南行者。其说之诬，亦已明矣。盖自平王之东四十有九年而後入《春秋》，其时王室尚未甚微，安知其无征伐之事。而外征伐之不书於鲁史之策者亦多，岂得见有桓王伐郑一事，遂纡曲牵合以附会之哉！
△膏沐为夫容
抑吾於此诗有感焉。古之妇女，“膏沐”而已。膏沐，以为夫容而已。秦、汉以来，始有脂粉；唐人尤以为重。宋、元之际，加以缠足，而天真几不复存矣。余幼时见妇女妆束尚近浑朴；近则惟务趋时，妖淫怪妄，愈出愈奇，见之令人作恶，而其人以为非是不足以逢时，至有其夫禁之而不听者，吾不知其“谁为容”也。故诵此诗有三益焉：一则为人上者知夫妇离别之苦，而兵非不得已而不用；一则为丈夫者念闺中有甘心首疾之人，而路柳墙花不以介意；一则为妇人者知膏沐本为夫容，而不可学时世梳妆以悦观者之目。则庶乎其为不徒诵此诗也已！正不必取《春秋》中事以附会之也。
△说《有狐》、《木瓜》者之锻炼
天下有词明意显，无待於解，而说者患其易知，必欲纡曲牵合，以为别有意在。此释《经》者之通病也，而於说《诗》尤甚。《有狐》、《木瓜》二诗岂非显明易解者乎！狐在淇梁，寒将至矣；衣裳未具，何以御冬？其为丈夫行役，妇人忧念之诗显然。而《笺》云：“妇人丧其妃耦，欲与人为室家。”夫他人无裳，与己何涉，妇人如此之无耻乎？且何所见“之子”之必为他人而非其夫也？木瓜之施轻？琼琚之报重，犹以为不足报而但以为永好，其为寻常赠答之诗无疑。而《序》云：“美齐桓也。卫处於漕，齐桓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卫人欲厚报之而作是诗。”夫齐桓存卫，其德厚矣，何以通篇无一语及之而但言木瓜之投？感人之德者固如是乎？且卫於齐有何报而乃自以为琼琚也？汉周亚夫之子为父治葬具，买甲五百被。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世之说《诗》者何以异此！盖汉时风气最尚锻炼，无论治《经》治狱皆然，故曰“汉庭锻链之狱”。狱之锻炼，含冤於当日者已不可胜数矣，《经》之锻炼，後人何为而皆信之？朱子最不信《序》，然於《有狐》亦谓“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是朱子亦不以锻炼为非矣。古人之冤其遂将终古不白邪？唯於《木瓜》不用《序》说，但疑以为男女赠答之词，尚未敢必其然。“投桃”、“报李”，《诗》有之矣。“木瓜”、“琼琚”施於朋友馈遗之事未尝不可，非若“子嗟”、“子国”、“狡童”、“狂且”之属，必荡子与游女而後有此语也。即以寻常赠答视之可也。
△《邶》、《卫》二风无渡河以後诗
《邶》、《》、《卫风》三十九篇，玩其词意，考其时势，惟《风》自《柏舟》外皆春秋时事，而《邶》、《卫》二国风多似春秋以前所作。《淇澳》、《硕人》不待言矣，其馀诸篇，皆与《春秋经传》所载卫国之事无所关涉。且《邶风》十九篇，而“毖彼泉水，亦流於淇”在第十四篇中，《卫风》仅十篇而言淇者四，至第九篇犹云“在彼淇梁”，其为渡河以前之诗明甚。考卫渡河之日在鲁闵公二年，上距春秋之初仅六十年，然则其诗在春秋以前者多矣。故《序》虽以《春秋》中事附会之，而委曲牵强卒不能合也。惟《风》春秋时诗为多，故《序》说多得之。其风所以分为三者，盖必有说，但世远书轶，无从考耳。《春秋传》，季札请观周乐，为之歌《邶》、《》、卫，曰，“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则当时固已合之矣。然皆各为次序故不能并为一。读者但当即词以求其意，此非大义所关，正不必强为说以曲解之也。又按：旧说以《邶》、《》、《卫》皆殷畿内地名：北曰邶，南曰，东曰卫。今观《邶》、《卫》二风皆无渡河以後之诗，独《风》有之，似在东者然，疑旧说之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