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书之首卷，不得不将根本工夫言之。正虑初学见之，以为迂阔当也，然不可因此将全书去之不阅，后尽有切近易入目者，请随意从后卷起可也。
（一）学基
唐彪曰：涉世处事，“敬”字工夫居多；读书穷理，“静”字工夫最要。然涉世处事，亦不可不静，读书穷理，亦不可不敬。二者原未尝可离。故周子言圣人主静，程子喜人静坐，已包敬字在内。朱子恐人流于禅寂，于是单表敬字，曰：“动时循理则静时始能静”。此言最为了徹。大抵执事有恪，动时敬也，戒谨恐惧，静时敬也；时行而行，物来顺应，动时静也，时止而止，私意不生，静时静也，二者本不宜分属。但整齐严肃，于事上见得力，故曰：涉世处事，敬字工夫居多也；澄清静坐，于道理上易融会，故曰：读书穷理，静字工夫最要也。今彪先欲人读书穷理，故专阐发“静”字，因多集古人之言以证之。
唐彪曰：心非静不能明，性非静不能养，静之为功大矣哉！灯动则不能照物，水动则不能鉴物，静则万物毕见矣。惟心亦然，动则万理皆昏，静则万理皆徹。古人云：静生明。《大学》曰：“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颜子未三十而闻道，盖静之至也。伊川见其徒有闭户澄心静坐者，则极口称赞。或问于朱子曰：程子每喜人静坐何如？朱子曰：静是学者总要路头也。
唐彪曰：每日间取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行之数年，不患不长进。然世人有终日读书不辍者，竟无片时静坐者，是止知读书之有益，而不知静之为功大也。何不取古之言细思之？《易》云：君子以洗心退藏于密。又曰：“收敛归藏，乃见性情之实。”《诗》云：“夙夜基命宥密。”诸葛武侯曰：“宁静以致远。”司马迁日，内视之谓明，反听之谓聪。诚以静坐不视，则目光内照，不听，则耳灵内徹，不言，则舌华蕴，故曰：三化反照于内，则万化生焉，全才出焉。虽然，非可以徒然从事也，必宜觅致功之法。昔周濂溪欲人寻孔颜真乐在休处，罗仲素欲人看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如何，柴阳皆两赞其妙。彪亦有一诀，欲人寻认此身本来真面目。三法之中，任用一法，时常寻看，或十年，或二十年，寻看得来，固属上智，寻看不来，心亦有所专主，自然能静。即此，是操存实际功夫也。
唐彪曰：心无累能静，勤省察以驱闲念能静，不疾行大声能静，不见可欲能静。
唐彪曰：人性多喜流动而恶寂静，坐不数刻，心未起而足先行矣，此学人通病也。昔金仁山以带系足于椅，足行而带绊之，乃转复坐。许白云亦于门阈上加横木，每行至门，为木所格，复转静坐。昔之先哲，皆于禁足一事，极其留意也。
唐彪曰：天下至精之理，与至佳之文，皆吾性中所固有。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际象山曰：“人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朱子曰：“六经所以明理，理既得，可无事于经”。六经且然，何况文字，进而上之。孔子亦曰：“余非多识也，予一以贯之。大圣大贤，其言同出一辙，然则学者亦必从源本上寻讨实功，以为基地，反求于内，使心定性灵，慧光焕发（此须名师指授，非能自发，故古人云：无师传授枉劳心）；外则取精微书卷，简练揣摩，通其世务，精其文章，斯体立而用始随之。若内无根本工夫，虽博极五车，恐于性命之学，终未能有实得也。
（二）文源
武叔卿曰：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文字俗浅，皆因蕴藉不深；蕴藉不深，皆因涵养未到。涵养之文，气味自然深厚，丰采自然朗润，理有馀趣，神有馀闲，词尽而意不穷，音绝而韵未尽，所谓渊然之光、苍然之色者是也。程明道谓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笔墨蹊径之外。此无他，惟其涵养到，蕴藉深，故其情致疏远若此。
（三）读书总要
唐彪曰：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看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之书。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学者苟不分别当读何书，当熟读何书，当看者何书，当熟看者何书，则工夫缓急先后俱误矣。至于当备考究之收，苟不备之，则无以查学，学问知识何从而长哉！
唐彪曰：学人博约工夫，有何合成一串者，有可分为两事者。《孟子》博学详说，似先博而后约也。《中庸》博学审问，是博之事，慎于思明辨，是约之事。颜子博文约礼，皆似同时兼行，不分先后。外更有先约后博者，志道、据德、依仁之后，又有游艺工夫也。此三者，虽有或先或后，或同时之异，然皆可合为一串也。惟科举之学，则宜分而为二，何也？科举之学，除经书外，以时文为先务，次则古文。窃谓所读之时文，贵于极约，不约，则不能熟，不熟，则作文时神、气、机、调皆不为我用也。阅者必宜博，经、史与古文、时文不多阅，则学识浅狭，胸中不富，作文无所取材，文必不能过人。由此推之，科举之学，读者当约，阅者宜博，博约又可分两件也。
唐彪曰：朱子云：今人读书，只要去看明日未读的，不曾去细绎前日已读底。又曰：“今人读书，未看到这里，心已想后面，未曾有所得，便欲舍去了。朱子为读经、史者规戒，非为读时文者而言，然已确中少年读文弊病。但此弊病，其来有由，只因内无家学，外无师传，虽读过四书五经，尚未讲解明析，此外所读者，非腐烂不堪之时艺，即怪诞之假高文，其诸经、通鉴、古文，全未之见，纵读古文化数篇，亦不过是坊间所刻，或寄于坊间所卖十数种古文而已。其中所载佳篇甚少，而又皆删头截脚者也。所读者止于如此（余已指其陋处，于选古文条中，更观后诸古文评，而其陋益可见矣）。故腹中空疏，全无所有，于是未读了此篇，又想他篇。若曾读得好书佳文，而又得父兄师友指点，则玩索有味，自然不肯舍置，又安肯孜孜鹜于未读而反忽略夫现在当务之功哉！
唐彪曰：按程子言，科举之学兴，士人致功，宜取两月读经、史，一月读文章。此言经、史、文章宜分月致功也。朱子又将经、史分功，谓读经难，读史易，宜四十日读经，二十日读史。详观其法，皆取分日致功，岂非以精专则易为力欤！近时读书者，皆以午后及夜间阅《鉴》，以作兼课，此难以责备下资也。每日有馀力兼行固善，苟无馀力兼治，则当如程、朱二公之法，分日读之为善。彪又谓读古文、时艺，亦当分先后多寡，如童子幼时，急需在于时艺，故当先读时艺。至时艺读二百篇后，则当半月读古文，半月读时艺，此日期多寡又不可不分也。
唐彪曰：十三经，除《仪礼》、《公羊》、《谷梁》、《尔雅》外，其余九经，共四十七万八千九百九十五字。欧阳永叔言，以中资计之，每日读三百字，则四年半可以读毕，即或下资，加一半工，亦九年可以读毕。此语诚是也。余备载其言于《善诱法》中，然终难概望之于人也。故余又立删读诸经法于后。
唐彪曰：士人于本经之外，馀经皆畏繁［一本作终］难而竟置，引非也。择取大纲与适用者，就简而读，纲领既熟，馀自易阅，不功省而获益多乎？近见五经删本，凡五六种，有已刻者，有未刻者，然亦各出己裁，不能合一。彪于此亦有陋见，与诸删本不同，欲分当读、当阅为二项，为科举之士筹，为下资设法也。《礼记》取内则《曲礼》、《曾子问》，祭法、祭义、祭统（三篇）读之，馀则阅之。《易》则取乾坤两卦，并系辞传、说卦传读之，而大纲已举，馀阅之自易也。《春秋》精义、条例尽见于杜预《春秋左传序》中，熟读其序，更取《左传》佳文多读之，再阅《春秋》本文，证之以《左传》，则经与传皆明晰矣。至于《书》之宜读者，二典二谟与稷益也，禹贡与促虺之诰，伊训说命与洪范周官也，馀阅之可也。《诗》之宜全读者，二南也，十五国风与二雅，则择紧要者读之，方中、淇奥、鸡鸣、昧且、驷驖、小戎、鸤鸠、七月，宜读也；棠棣、伐木、小弁、蓼莪、北山、楚茨、莆田、大田、宾筵，宜读也；文王在上、大明、瓜瓞、思齐、皇矣、有声、生民、公刘、抑抑、奕奕、江汉、宜读也；三颂可全读，或删三分之一也。盖不读其紧要者，则我与书毫不相习，突然阅之，恐捍格不能相入；读而后阅，有针以引线，必易解、易记也。已上诸经，除四书已读，《左传》繁多不论外，馀《易》、《书》、《诗》、《礼》四经，总计所读之字，不过万五千余言。以下资计之，每日读百五十字，则三百日可以读毕；中资日读二百字，则不必三百日矣。如此简易也，人何不奋励行之哉！宜将经画七八百字，分作五日读之，每日读四十遍，五日之后，必能熟背。此妙法也，今指出与人共之。
唐彪曰：《孝经》系托圣之书，不但列于十三经之内，且列于九经之中，读之即可当一经之数，当读一也；其言整齐而有序，由天子以至于庶人，以包括行孝之人，其义由近而远，由小而大，且推至于精微详悉，以包括行孝之事，后世言孝之书虽多，总不能出其范围，当读二也；孝为百行之原，为生人之首务，不读其书，不知何以为孝，何以为非孝，虽欲尽孝不可得矣，当读三也；文辞至简，字止千有八百，不必周旬满月，可以读毕，当读四也。乃竟不得并于四书以取士，而人亦多不读也，谓之何哉！
唐彪曰：先儒有言，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人不知礼，与禽兽奚异！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甚言礼之不可须叟离，则《礼记》比诸经尤当急读也。朱子云：须将《礼记》选也其切于日用者，与人读之。毛稚黄曰：《礼记》“曲礼”、“内则”二篇宜另简出，并于《四书》命题考试苤必属之学礼专家也。至哉言乎。
唐彪曰：《周礼》一书，相传制自周公，有五人信之，即有十人疑之，余亦疑非周公所作也。但其书传世既久，纵非周公所作，亦必是七国与秦时贤十之所为耳，其去古未远，故言有根据，有合于古先圣王之精意，美善之书也。善读书者，于其言之合于四书五经才从之，其不合者，则从四书五经，而不必从其说。若经书所不言，而彼言及者，苟可行之今日，即非周公之书，亦宜遵也；苟不可施之今日，即真周公之书，亦当置也。凡读书者，一当论世，次当论地。世之纯浇不同，地之风俗各异，古圣人良法美意，不能行于后世，不可行于殊方远域者甚多，后之人何能拂乎时势风俗以求合古也。得此意以读书，则无书不获益矣！
唐彪曰：凡书之托名者甚多，苟其书真美善，不必问是其人所著否也。人之有大学识者，其淑世之心，每不能自已，笔之于书，又恐不行于世。故托前世圣贤以名之，无害其善也。后之人，辨而赞美之可也，专指其伪，不言其美，令无知者信吾言而鄙弃其书，则辨之者之过矣。惟真庸陋之书，则辟之自不容已也。
唐彪曰：钱懋修问：“学者看史鉴当在何时？”余曰：“此当因人资力。资胜力优者，年十三四时便可致功；其次则十四五；又其次，或十五六必当披阅。但其初必父师讲解一周，然后令彼自阅，始能因文解义，识其成败是非。或父师不能多解，得解一二百张，略知大意，亦庶几焉。不然，史鉴文义高，叙事古，初学何能自阅也。
唐彪曰：《资治通鉴》固非下资所能阅，然不可不备之以资考核，顾瑞屏《正史约》虽止二十余本，似乎太简，然条例颇整齐，似胜于诸刻，亦中下资之稻梁也。类书极多，不下万本，非中资之家所能尽备，惟《文献通考》、《唐类函》、《正字通》、《五车韵瑞》尤系适用之书。稍有馀之家，必当置之以备考核也。
唐彪曰：诸经既读，必期于能解，苟不解其义，读无益也。然贫者欲延师而授，恐力有不能，余再四思维，设为三法：其一，随地就师而听讲，先求得其纲领，如《易》之乾、坤，《诗》之二南，《记》之曲礼，皆纲领也。纲领既明明，则研求之方，已得其半，其未聆解之书，可以推类自考索矣。其一，宜娴古经之句调，盖典、谟、盘诰，语皆古隽，次则《左传》之辞，峭健而华，熟习二书之句调，则他经之文从字顺者，皆大欢喜可思索而得其解矣。其一，宜联络邻里之士，或姻族之士，资胜兼好学者，或十人，或八人，为讲经会，每人本经之外，各再究一经，彼此互为讲解，以己之长，易人之胜，人亲地迩，谅无难于行者。是三法也，能行一二，自足明经。子弟患无志实学耳，苟真有志求益，何患乎有不及解之经书乎！
唐彪曰：《先天图》者，伏羲之所作，久秘于世之方士，康节邵子，得于李挺之者也。其图圆之则如圈，长之则如画，方之又如棋盘，纵横反复，左旋右转，无非宇宙至精至妙之理，无毫厘之勉强者也，包罗天地，囊括万有。邵子作《皇极经世》，发明其所以然者，广博而详尽也；朱子又体邵子之意，作《易学启蒙》，取皇极之理，而简要显明言之，诚晚年学识已定之书也。吾于此图，而知天地之所以为始终，为动静，为升降，为进退，为消长也；知日月星辰之所以为阴阳太少，水土金火之所以刚柔太少也；知四时之所以推迁，识万物之所以伪生长、为化、为收藏也。万事之有生、有克，有制化也；更于图见天地之心即我之心，天地之性即我之性，物物具有一太极也；知人之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也；知人之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也。能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通人事，洞悉物情，故能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人物也，而皆可于其图悟之也，是以不可不学《易》也。执中、一贯、中和、位育之理，不读二书，乌知其理之所以然哉！
唐彪曰：人有言，读古文则文章必过高，知者稀少，反不利于功名。此非当论也。夫士之读古文者，十人之中，偶有一人如其所言；此一人者，功名之不成，是古文害之也；其九人者，不读古文，亦不获科第者，岂亦古文之害之乎！夫功名之得失，命实主之，不系文章也。且吾未见有不读古文而制艺佳者，亦未见制艺佳而反不获第者，则古文不当任过也。若人之需千古文者非一事也，古文气骨高，笔力健，与经典词句相类，读之则阅经史必能解，不然，不能解也。况欲立言垂后，欲著解前人之书，非读古文不能也。居官者，有启奏、有文移、有告谕，不读古文，不能作也；居家者，有往来简牍、有记事文辞、有寿章祭语，不习古文，不能为也。是人之需乎古文者甚多也，可不读也乎哉！
唐彪曰：三代、秦、汉之书，全在注解。无注解及注解不确切者，阅读无益也。集成书者，贵乎分类得宜，若不分类及分类不精详者，阅读无益也。今人所著之书，以材不博，谈理不精，文笔不佳者，阅读无益也。校刻虽不必求精，然讹字落句多者，实能令庸人浅学强解错解，为害滋多，乌可阅读！凡书文之陋劣省，能蒙闭我之聪明，卑隘我之学问，吾愿世之购书读者，必请教于高明而后觅也。
唐彪曰：从古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欲作经世名文，欲为国家建大功业，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即如制艺，小技耳，唐荆川、归震川、金正希辈，皆读许多书，而后能作此可传之制艺也。虽然，此数项中，书甚繁多，其当阅者，岂浅学所自知哉，非请教于高明不能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