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之战，中国战败。而瓜分之议起，旅顺、威海卫、广州湾、胶州湾相继被占，朝士风气，又为之一变。以前自命为文学之士，目谈时事、论新政者曰洋务人员，几不列于士大夫之林；呼李经方为“东洋驸马”，李鸿章为“佩六国相印”，裕庚为“洋乌龟”，其顽固如此。至欧风东渐，则又高谈维新，有公车上书之会，有保国之会，康有为、梁启超等运动主持。当时朝中仍有所谓守旧派，阴奉徐桐为首。另有维新派，则推翁同为首。朝士不趋于徐桐，即列于翁师傅旗帜之下。维新派如谭嗣同等，既获上眷，改革大政，驱逐顽固大臣如许应癸等。未几戊戌政变起，六君子受戮，康、梁远走，翁师傅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看管，朝士又咋舌不敢谈维新矣。至于徘徊两派之间者，外官只张之洞，因事前曾着《劝学篇》，乃得免究，然杨锐实出其幕下也。
戊戌政变以后，顽固朝士，旗鼓大张，自称后党；维新朝士，或逃亡海外，或匿居租界，则又自称帝党。庚子义和团运动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惩办罪魁，顽固朝士，又摇身化蜕，群言立宪，以媚外人，而预备立宪之风乃大盛。废科举，试特科（特科中杨度逃走，梁士诒被诬为梁启超亲属，不敢入试），引用留学生，设资政院及省谘议局，以为君主立宪张本；复派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以新外人耳目。凡此诸端，胥由张之洞、袁世凯合摺奏请，或赞同办理。
张之洞有所建议，必拉拢袁世凯合办，知袁世凯得西太后信任甚深，与袁世凯相合，则无奏不准，无准不行也。其后袁入枢府，以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张亦入枢府，以军机大臣领管理学部大臣。张倚袁之事甚多，朝士登庸之路，不趋于张，则趋于袁。朝官此后无科举进身之阶，又无京官资俸之积，不入宪政编审馆，则入京师大学堂；昔之贱视洋学，仇视维新者，于兹一变，皆甘为归国留学生之门下，此又光、宣之际一种怪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