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八股文，现代人一看到“文”字，每每联系到现代“文学”，即英文（literature）这一概念。或单纯地看作是科举考试的文体。这样以之比较古代其他作品、其他著述，认为没有价值，不值一顾，这种较有局限性的看法，使人们对于八股文的看法十分偏颇，更谈不到深入去理解它，把它同历史文化割裂开来，这是很遗憾的。如认识全面些，首先要改变这两种偏颇的看法。第一就是不要把八股文与今日所说的“文学”联系起来，比较它的文学价值等等。在“文”的概念上，在“文学的”概念上，对于历史上的东西，要多用中国传统概念去理解。“文”，“物相杂故曰文”。《易·系辞》，“五色成文而不乱”。《礼·朱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郑注：“文，道艺也。”朱注：“文谓诗书六艺之文。”又见《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又见《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再看“文学”，《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疏注：“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近人章太炎著《文学总略》则谓：“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综上各条所释，可见传统“文”、“文学”的概念内涵，远远超出西方所谓“文学”的概念内涵，要大的多，广的多，自然也深的多。因此理解和联系八股文这一历史事物，其“文”的内涵比较，不能仅限于“文学”，而必须扩大到传统文化的整个内涵。第二就是不只把它看成是一种科举考试的文体，而必须把它看成是一种文化教育、学习作文和科举考试的文体。这样才比较全面些。既然是关系到文化教育学习作文和科举考试两个方面，因而它的历史影响就不仅限于科举考试一个方面，而必然联系到整个受文化教育的广大社会阶层，及整个文化界。事实也证明如此。试看清末张之洞编的《书目答问》后面所附的清代学人表，经学家（包括汉学和宋明理学）、史学家、小学家、辞章家、诗家等，这是个遴选十分精到的清代学人名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科甲出身，大多都是进士、翰林。再看《清史稿》除大臣列传而外，其他“儒林”、“文苑”等列传，基本上也都是科甲出身，一般都是进士、翰林。只有极少数不是，而也是从小学八股文作文，却未考上举人、进士的人。因此说到八股文，必须注意到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即明、清以来一切知识分子，不管对历史文化作出过贡献与否？在其受教育的过程中，在其学会用文字写成文章的过程中，在其思维的形成过程中，都无疑问地受到过八股文的影响。既然这些人受到过八股文的影响，那么这些人不管是成家与否？其作品种类如何？流传广不广？也都受到过八股文的影响，总的说来，也就是明、清两代八股文对这一历史时期各种文化领域的影响，这是客观存在的。
近人陈柱在其所著《中国散文史》第八编中，特别标题为《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这一提法，概括了明、清两代一些著名散文家的特征，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提法。尽管陈氏晚节有亏，但本着不以人废言的观点，其文化史观，还是有见地的提法。
八股文盛行于明代，明代有八大家之称，这八家是吴县王鏊、武进唐顺之、常熟瞿景淳、武进薛应旂、昆山归有光、德清胡有信、归善杨起元、临川汤显祖。而这八家中，却有两家是明的古文家，那就是唐顺之和归有光，归的名望犹其大，直到今天，中学教材中还常常选他的《项脊轩志》。近人钱基博《明代文学自序》云：
“自来论文章者多侈谈汉、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独会稽李慈铭极言明人诗文，超绝宋元恒蹊，而未有勘发。自我观之，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至八股文，则利禄之途，俗称时文者也。然唐顺之，归有光，纵横轶荡，则以古文为时文，力求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虽与诗古文体气不同，而返本修古一也。”
陈柱《中国散文史》中《明真复古派前后七子之散文》一节道：
“自成化以来，八股盛行之际，文士与《四子书》与八股文之外，可以不读他书，凡所为散文、骈文，无非空疏饾订，故李何辈思有以矫之，使人知《四书》外尚有古书，八股外尚有古文也。然李、何等之文，皆袭貌遗神，不过优孟衣冠而已。故正德以后，王慎中、唐顺之等提倡韩、柳、欧、曾等八大家之文以矫之，海内靡然从风。”
按陈文中所说李、何辈即李梦阳、何景明。李梦阳就是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人，而直到现在人们还常说的“唐宋八大家”，即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等四人，再加上王安石、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共八人，是唐顺之等明人最早提倡的。后茅坤（号鹿门）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成为几百年中最普遍的学习作文读物。使“唐宋八大家”文名流传到今天。两段引文中人名：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弘治时宰相主文柄，卓然以复古自命，天下宗之。王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十八举嘉靖五年进士，初主秦汉，后悟欧、曾作文之法，古文卓然成家，与唐顺之齐名。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三十嘉靖八年会试第一，于学无所不窥。书中在另一处曾介绍过他，这里不再多说。茅坤、字顺甫，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最心折唐顺之。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嘉靖十八年、举乡试，过了二十六年，直到嘉靖四十四年，始成进士，本经术、《史记》，是古文大家。以上所引可见自明代以来，古文与时文八股就是互为影响的。到了清代之后，八股与古文、或说古文与八股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更有所发展、更明显、具体。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父梁资政《四勿斋随笔》云：
“国朝制艺自以韩慕庐宗伯为第一。世言方望溪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余谓宗伯以时文、古文，合为一手，望溪所不逮也。”
先把所引文中人物略作介绍。韩慕庐就是韩菼，在前面选文中，已作介绍，兹不再赘。方望溪即方苞，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四十五年）进士，为古文取法韩昌黎，是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又是《钦定四书文》的总编纂，是雍正及乾隆初的大家。韩菼比他早发迹卅三年。不过韩是在去世后才更享盛名的。雍正时，有人奏请以黄淳耀为时文正宗，刊示士子，而雍正不以为然。又请以明代唐顺之，加入清初熊伯龙、韩菼二人，雍正说：此二人文名固不待言，但不便批定。到了乾隆时，一改雍正作法，十七年明下谕旨：“故礼部尚书韩菼，种学绩文，湛深经术，其所撰制艺，清真雅正，实开风气之先，足为艺林楷则，从来未邀易名之典，著加恩追谥。”这样便追谥为“文懿”，史称韩文懿公了。他是用古文、时文合二为一的手法写文，与一般只懂敷衍注疏，衬以“夫然后”、“且夫”等虚字，只讲形式，不讲内容的文章不同，开始一般人看不懂、看不惯，不能接受。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他少时家中很穷苦，能用功苦学，且能饮酒，有李太白风。写文原本六经，极为典雅。在长洲（即苏州）作童生时，因欠粮三升，为奏销案黜革，不能参加考秀才，便冒嘉定籍入学。后又因说话攻击地方官被除名。又应吴县（当时苏州城中分属长洲、元和、吴县三县管辖）童生试，县官见到他的文章，认为不通，贴在影壁上，不录取。别人看了都发笑。当时海寇作乱（按即清初郑成功、张煌言兵大举入长江、取崇明、叠破清兵，迫近南京事。时在顺治十五年。后清即严海禁。）他原住苏洲娄门的家，为驻屯兵占据。他没有地方住，更为落魄。这时正遇昆山徐健庵尚书来苏州（按即徐乾学），晚间听门生们谈论诵读他的文章，当作笑话说他不通。徐听到，便问是谁作的，问清姓名，告诉门生说：“此文开风气之先，盛世元音也。”次日一早便接见他，带他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榜（史称“北闱”）考中举人，接着参加会试中会元（会试第一），随后殿试第一名，中了状元。一下出了大名。自然他的文风也造成很大影响。也就是以古文、时文合二为一的手法写八股文。这就是古文对清代八股文的重大影响，所谓时文古文，合为一手。其关键在于读书。他曾说：“有谒予以举业文为何从？予曰在读书耳。人胸有数百卷书，其威仪进退，必有可观。即笑语吐属，亦要非俗物，书之益人如是，岂独能文已乎？”可见其主要主张及原因。至于方苞，则是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就是将八股的手法用在古文上。归有光是明代制艺文八大家之一，又是古文名家，人说归有光是以八股文余力写古文。清代方苞，则私淑归有光，平生也是尽力写八股文，研究八股文作法。其《进四书文选表》道：
“窃维制义之兴，七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群归于正也。臣闻言者心之声也。古之作者其人格风规，莫不与其人性格相类，而况经义之体，以代圣人、贤人之言。自非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虽勉焉以袭其貌，而识者能辨其伪，过时而湮没无存矣。其间能自树立，各名一家者，虽所得有浅有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见。使承学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趋，是诚所谓关气运者也。”
他所编《钦定四书文》是清代八股文一直奉为典范的课本。其衡文的标准，自然也以“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的作品为主。在其进书表中，可见他对八股文的重视及对挹古文精华为八股文的主张。《钦定四书文》中大部分都是选的明人作品。他对明代八股文评价，也以能融汇经史，以古文为时文的作品为佳。梁章钜《制艺丛话》卷一引他对明人制义评价的话道：
“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恭然矣。至启、桢诸家，则穷思必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所蔽……”
指出明文各期特征之后，又分析其“所长”、“所蔽”，但主要还是赞赏“以古文为时文”是明文之极盛。所以韩菼、方苞所致力的是八股文，所倾向是读书和古文，就是说“八股文”不仅限于《四书》及传注，要多读书写出有内容的像唐、宋古文一样的文章。但其基础还是八股文的基础。因而在其得中功名，不再钻研八股文，致力于写古文时，不能不说其表现手法，因思维方法，其中心义理，还是在八股文的基础，八股文的功夫上所变化出来的。因此人们说他“以时文写古文”，自是有根据、有事实的。
方苞有著名的《古文义法约选序》，开头即说：“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有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其次《公羊》、《觳梁传》，《国语》、《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及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最后说道：“《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可见其推祟的还是五经、《四书》，孔孟正宗、正经正史，直到韩愈，不及先秦诸子老、庄、杨、墨等家，其义法体系和八股文是同出一源的。所以桐城派以时文为古文，不只是表现手法，而首先在于思想体系。
方苞开创桐城派古文，刘大櫆、姚鼐、曾国藩等人续之；另有武进张惠言、恽敬，致力古文，世号阳湖派。其源亦出自桐城。这些人中，除刘大櫆是雍正己酉、壬子副榜（考举人于正榜之后，再取几名于榜后，叫“副榜”，不算功名。不同于现在考学校“备取”，如有人不来，还可补上。副榜只是名义，不能补。）外，其他人都是进士出身，除方苞出身已作介绍外，其他姚鼐是乾隆癸未进士，曾国藩是道光戊戌进士，张惠言是嘉庆四年进士，恽敬也是举人出身。他们都是揣摩透了八股文，得中功名，作了官，又致力于古文，其思想、文字基础，还都是长期八股文所打下的。梁章钜《制义丛话》中引几则方苞的八股文段落，现引一则如下：
“方望溪《群居终日》节文，起比云：‘业固精各治者也，无故而处一堂，其神志已涣矣。而复外以名教以为乐，是以同恶而相滋也。时不可以再得者也，优游而多暇日，其出人不远矣。而复漫为鄙倍以相娱，是不独日力之坐耗也。’所言皆周秦诸子之绪余，而练作时文，自异凡响，此文当为吾斋塾中座右铭，凡我学子，当敬诵之。”
又引《先进于礼乐》章题中二比云：
“吾尝切而求之，一人一家之事，其父兄之力勤而守约者，大都无所纷华，而子弟以风流相尚，逐渐觉先人之迂阔，不近于人情，则夫上下数百年之间，其流失更可知也。
又尝近而征之，一乡一邑之间，其长老之谈笑而嬉游者，大率见闻皆古，而少之润色为二，窃以为上世之衣冠，不宜于大雅，则夫邦国朝庙之间，其变迁更可想也。”
以上两例，可见方苞八股文的面貌。虽然排比成一股一股，两两对照。但其句法自是古代散文的格式，全不同于四六骈体文之对仗。因而把八股文任何一股单独读之，其文气并不殊于任何唐宋古文。其破题、承题等程式，一开始先提纲挈领概括全题的写法，起承转合的步骤，时文与古文之间也并无明显的差别。即最著名的《项脊轩记》（按或印作“志”）一开始：“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日过午已昏。”不是俨然一“破题”与“承题”吗？通篇所写，在作“旧”字，正是老于八股文手法所写的感情文字。不但这样，连旧时公文程式，一开始“摘由”，把不论长、短，内容简单或复杂的文字，在前面先用一两句话，把全部内容表现出来，使人一看，先不必细看全文，便知道是什么事由，也全是用的八股文破题的手法，十分明确扼要，在处理公事上，撰写公文上，程式手法既易掌握，使用亦十分方便，其程序完全符合思维推理逻辑，这同八股文的写作训练是有密切关系的。近人陈柱《中国散文史》引章太炎的话并加解释道：
“章炳麟云：‘注疏者八股之先河；明、清之奏议，八股之支派也。’盖注疏释经，八股文为衍绎《四子书》及五经之义理，故注疏外式异八股，而内函为八股之所自出。明清奏议，为八股之余事。故明、清奏议，形体异八股，而精神实为八股之支流。”
“奏议”是明、清公文的最高档次，是写给皇帝看的公文。为此想到殿试对策。会试礼部发榜，考中的人再参加殿试，分一、二、三甲名次。会试在北京贡院，考三场，但最重要的是首场三篇八股文。初拟取中的人，才调阅二三场“五经”及“策问”卷。殿试则只考一天。考策问、试卷是“大卷”。照例不再作八股文。殿试策问体例按照题目开首照例是“臣对臣闻”如何如何，这就是所谓的“金殿对策”。从明代以来，科举考试金殿对策照例是用四六骈文，从不用八股文形式金殿对策。据《四勿斋随笔》记载，清初即改变了这一形式。文云：
“顺治六年己丑科上始临轩亲策，制曰：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满汉曾无异说，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抑语言未通，意见偶殊，畛域尚未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将亲览焉！
刘子壮对曰：
臣闻人君致仕，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进言，与其文，毋宁其质。夫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则满、汉皆一家也。然朝廷虽无异视，而百姓不能不异也。即满人汉人亦不能不相异也。百姓之所以异视者何也？边防之外，愚懦之民，见一满人则先惊之矣。又有挟之为重者以相恐，其实满人之与汉人，未尝不相爱也。处事未尝不明，守法未尝不坚，居身未尝不廉也。而小民预有畏怯之意，虽其极有理之事，尝恐不能自直于前，则其势不能以卒合。而又时当革命之初，民重其生，是以虽有相爱之诚了而不敢相信，虽无相陵之意，而先以自怯，此百姓所以为异也。
满汉之不能不相异者，何也？满人有开创之功，其权不得不重，满人有勤劳之绩，其势不得不隆。汉人虽处尊贵之位，其方固不敢相抗，其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自专者，未免轻汉人之为善狡，为朋交。其中自疑者，未免惧满人之多强，之多势，是以有怀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能自尽也。此满汉之相为异也。
抑臣所祈者，愿复古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唐虞君臣之论道，取章奏面相议订，谏官仍得于仗下封駮，则上下情通，满汉道合，中外权均，宰相不仅以奉行为职，卿贰不仅以署纸为能，则中心隐微，皆可告语，而海荒万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美也。又何远近百姓之风不可同欤？”
原文较长，引在此处，删去中间“满人尚质，以文辅之；汉人尚文，以质辅之”两大段，约六百字。此文的作者刘子壮，字克犹，湖北黄冈人，顺治己丑状元。著有《屺思堂集》。这是一篇不用“四六”，改用八股文笔法文体写的对策，政治倾向很明显，实用意义很及时。是一篇用八股文体给皇上写的很好的奏议。其较四六骈文为好的地方有二：一是不用典故，就事实现象清楚地分析比较。无四六骈文华而不实之弊，有分析事物，实事求是，明白如话之功。二是按照八股文的逻辑推理思维、满、汉、异与不异、尚质与尚文，信与不信等两两对比，种种实际情况、种种改变的办法，都用相当明确的言语对照论证之，十分有力，十分清楚。就其实用意义讲，用八股文体的手法写奏议，较之四六骈文，效果好的多。值得注意的，就是这种事理思维及语言表现的手法；如一上来“人君致仕，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进言，与其文毋宁其质”，人君、人臣、致仕（即用人）、进言、力行、多言、文、质，上下文，本句内，都是作反正的思维，其语言表现自然是极为周密的了。这种八股式的思维，十分准确而周密，是长期锻炼所致。值得很好注意，分析明清历史人物时，应想到这点。所以章太炎氏所说：“明、清之奏议，八股之支流也。”这就不仅说的十分正确，而且说到八股文与明、清两代对古文的影响而外，对奏议的影响，也就是它的实用价值，在封建政治管理中所产生的实际作用了。或者也可说是八股文对公文的实际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