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从明代到清代，历史寿命经过几百年，而在这几百年中争论也是不断的，而且是说坏的多，说好的少。大到说国家的命运，国破家亡是八股文断送的。小到个人的遭遇，考不中功名，作不了官，潦倒终生，也是八股文害的。议论纷纷，数百年中，彼伏此起，始终不断。有的向皇帝上奏折反对，有的在著作中论其弊端，有的在诗文中加以讥笑讽刺，有的在小说戏剧中加以夸张描绘，这一系列的议论意见，颇有可说者，现先按时代先后加以征引说明，以见其议论的情况，进而分析焦点，以加深其对这历史现象的认识。
《风雨楼丛书》所收《伥伥集》卷三清初吕留良《东庄诗存》，《真进士歌》云：
“仕宦重科目，莫与进士比，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间盖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三百年来几十科，科几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同蝼蚁死，人言蝼蚁可怜虫，我言凶恶如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祟桢夫妇伴缄贶……”
“崇祯”句后，吕留良自注道：“崇祯末，有人拟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妻两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顿首。贴于朝堂，亦愤世嫉俗之忠言也。”这是对八股文十分愤激的话，把明朝的灭亡责任，归到八股文的文体上以及八股文取士的制度上。吕留良号晚村，明末讲朱、程之学，入清不仕，削发为僧。死后，雍正时，因文字狱，著述被毁。存诗为后人所辑，所引《真进士歌》的后面骂进士的话很多，如“此曹面目人人殊，吾今愿得患数之。胸藏不满芝麻鉴，句读不断打油诗；一旦剖符列郡县，便瞒天眼剥地皮；善事上官阿权贵，好官得意吾恣为。亦有假廉邀初誉，依傍门户求吹嘘；欲取故与袒机智，后来贪婪无人疑；赭衣满道盗盈谷，吏部年年转资禄……天下层多闲笑骂，人生须有好园田。君不见，伯颜已至临安市，隼亭山下青烟起。临安犹自辇黄金，甲科榜中买姓氏……”吕留良诗中就是针对明末八股取士，科甲进士入清以后，又作清朝官，这些历史事实来笑骂的，似乎明亡的原因全在于此，骂的固然痛快，而事实却另有其复杂原因，况明朝朱家的政权亡了，老百姓仍得在新政权下生活下去，历史仍要发展下去，人才仍要一次一次地遴选涌现，进士有好有坏，各个历史时期都不乏正直之士，岂能一概而论。所以愤激的话，虽然能博得人的彩声，却经不起历史科学的分析评价。“奉送大明江山一座，下书八股文同具”故事，不少清初笔记中都有记载，而且有的说榜书红纸，贴在“大明门”上。“大明门”在天安门前正路南端，清代改为大清门，辛亥后改为中华门，是旧时代表“国门”的门，现早已拆除，没有“国门”的象征了。这个传说见于吕留良诗注中，其时明亡未久，可见流传很广，也较可靠。
梁章钜《制义丛话》引其父《四勿斋随笔》云：
“李文贞公，康熙九年庚戌进士。前此时文陋易，浮滑相尚，可以不学而能。京师无名氏，有绘《八瞽图》者，作瞽者八人，或题诗，或作字，或鉴赏古玩，或品题书画，或调琴奕棋，言作八股文者，如此八瞽之无知妄作也。朝廷耻之，遂废八股，以策取士。”
类似这样的对八股文的辛辣讽刺还有，袁枚《随园诗话》记云：
“余弱冠，即闻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权奇倜傥之名，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七月，买舟访之，一见欢然，年八十矣。灵胎尝有《刺时文》云：
‘读书人，最不济；滥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以上所引两则资料都是对八股文的尖锐讽刺，第一则“八瞽图”，以“八瞽”谐“八股”音，如瞎子一样，在社会上形成舆论，力量很大，影响到朝廷，因了这种舆论压力，取消八股。但黄机奏请恢复八股，所持理由：第一是只考策论，太简易，必须考八股，可见八股文是相当难的。因为难，学习就要花很大力气，而社会上却认为是“瞎子摸象”一样，因此“八瞽”讥之，这就是很大的矛盾。如进一步理解，那盲人题诗、作画也许必然更加困难些。因而这一矛盾，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呢？第二是如不考八股文，人们将不再讲求《四书》、《五经》等圣贤之学。这如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失去了中心思想体系，不讲求孔孟儒家学说，必将没有思想核心，引起思想混乱。由于“八瞽”的讥讽，取消八股，又由于这样的原因，恢复八股。看来说“瞽”、说空，也还是相对的。在当时还有它现实的原因。
第二则讽刺八股文的顺口溜，最少晚于“八瞽图”的讽刺七八十年至百年以上，也就是说八股文的制度又推行百来年，同样命题范围的文章又不知作了多少万篇，真是既滥且烂了。只作八股文的读书人，是最不济的，没有学问、没有用的。不知道什么是“三通四史”、即《通典》、《通志》、《通考》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不知道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即没有起码的历史知识。案头设的都是讲八股文的书，所谓“讲章”，就是讲义，所谓“高头”，就是这种书每页上面的空白处留的很大，便于读时加注，可以多写字。俗叫“天头”。空白处高，叫“高头”。“新科利器”，就是最近一科考中的状元、进士等人的文章新刻本。当时各省每三年考中的举人、或每三年京中考中的进士，他们的文章，很快便有人刻成书卖，叫作“闱墨”，学子反复读诵揣摩，以便了解文章风尚，学习文艺，以便模仿，争取下次参加考试得中。这种功夫，要花费大量时间。但表面看，这些时间都是浪费，八股文写的再好，也是空的，没有用处，纵然得中作了官，也等于是骗来的，没有给老百姓办事的本事，也没有给朝廷办事的本事，所以也活该百姓、朝廷倒霉、晦气。这对八股文的批判、讽刺十分全面。但说来也还是气愤的说，比较偏激。因为当时也正是乾、嘉学派盛行的时候，清代当时的吏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还是比较好的时代，这些众多的学者和众多的官吏，都是学写八股文出身，这又是最大的矛盾，如何解释呢？
社会上这次讽刺八股文的时候，也正是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请废八股文，鄂尔泰反对取消八股文的时代。舒赫德说“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等等；鄂尔泰反驳他，先也承认“全无实用”。在这点上对八股文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从“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也由此产生的客观事实上来反驳他。这样的争论，似乎都未触及矛盾本身，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用现代人逻辑的头脑和科学的观点，以现代思维方式来认识这一问题，如何理解这些争议，它的焦点又在哪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对几百年中考的是“不适于用”，徒事空言，辗转抄袭的八股文，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士又出于此的矛盾，就不能理解。
关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议，在康熙、乾隆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清末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有一条记云：
“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桐城张文和公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
可见民间和官方对八股文的争议，从康熙初、经雍正至乾隆，在近百年的漫长时期中，始终没有间断过。不过民间对八股文的争议，常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学问很好，甚至八股文写的也很好，却不一定能考中，如《儒林外史》所写的范进，开始考了二十多次，连个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岁还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举人；考中举人，多年又考不中进士。这种情况，很平常，而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学问都很好，八股文写的也很好。由于考不中，便愤愤不平，在诗文著作中，便要发牢骚，骂科举制度、骂考试官，骂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蒲松龄，学问那样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却一生未考中举人，因而在《聊斋志异》一书中，不少篇都对科举考试、八股文、考试官，作了辛辣的讽刺。乾隆二十四年出生，经历了乾隆中、晚期、嘉庆、道光两朝的学者钱泳，多才多艺，一生作幕，未考中过，似乎连个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园丛话》中，就有不少条骂八股文。如说：“或谓文中之有时艺，有似画中之猪，余骇然问故。曰：牛羊犬马，各有名家，亦曾见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世所谓文字，无不可书屏障，亦见有曾录荆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
这一则笔记以猪比八股文，其他还有记秀才考试自撰典故，有所谓“自双槐夹井以来”及“九刁九骚，三熏三栗”等笑话，于试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试官无知，为考生所骗的故事。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桃华圣解盒日记》光绪元年六月记八股文云：
“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四书》，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其应试也，怀挟小策，其应制也，砚摩争光，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议太平。余谓苟不得已，亦当减天下学额三分之二，停选科举三十年，始可与言品节、政事、文学也。”
李慈铭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０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０年，足足经过了二十年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直到光绪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０年才考中进士。前后足足三十年，在科举道路上十分艰难。写这段日记，骂科举制度时，虽已以学问名满京师，但还没有考中进士，固可见科举制度之弊，亦可见其满腹牢骚了。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说到八股文道：
“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
这也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已经很狭隘，而衡文的人又没有水平，没有标准，只凭个人主观瞎摸，许多有品德不苟且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国藩是锐意功名，特别重视科举的人，而对八股取士，也尖锐地指出其弊端。但却未说明其本质及解决办法，可见纵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对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极地认识，并未深入理解。只从衡文“绳尺”着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实际八股文本身的种种困难，从内容命题到表现形式，刁钻严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为了评文时便于区别高下，也就是所谓“绳尺”，但它毕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体的，况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个别“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霉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难免了。试问古往今来，那一次考试，没有几个侥幸者，没有几个意外倒霉者呢？科举考试八股文是这样，后来的策论考试，以及学校考试、各届高考，不也有类似情况吗？
清代学人在著作中批判八股文，揭发其弊端的文字是很多的。这里只引未考中的钱泳、由秀才蹉跎三十年才考中进士的李慈铭、进士出身，又入翰林院、最后作了两江总督的所谓同光中兴名臣曾国藩三人的话作为代表，以见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八股文的议论，大多是指其弊端的。其他不必多引，只此亦可见其一斑了。
学人们在著述中说八股文好的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黄机、王士桢、雍正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张廷玉、乾隆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鄂尔泰等人议论，在前文已引用外，这里再引一两一般学人的意见。王士祯《池北偶谈》记云：
“余友一布衣，甚有诗名，其诗终格格不通，以问汪钝翁。曰：此君正坐未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然无关诗与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终无由分明。近见《玉堂佳话》：言作文字当从科举中出，不然，则汗漫披猖，出入终不由户。”
这段笔记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它似乎已说到八股文的本质上，比黄机、鄂尔泰等人对八股文认识要深刻的多。如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去分析，那可说的很多，留待列专题细述之。在此先不多赘。
王士祯是反对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过他的话，所见也只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诗人，学界泰斗，当时诗人都以列渔洋山人门墙为荣。他是十分聪明的，顺治七年十七岁，以第一名中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以第六名中举人，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以第二十六名中进士。少年科第，汪钝翁名琬，长洲人，也是顺治进士，是与侯方域、魏禧齐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进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专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对八股文，且较有深刻的认识，可以代表八股文争议的另一面。
到清代末年，废除八股之前，关于八股的争论，仍囿于清代前、中期的论点。《清经世文编》卷一二０载李长源《考试论》云：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其一生有限之精神，尽耗于八股、五言之内，外此则不遑涉猎，及夫登第入官，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非所素习，措置无从，皆因仕学两途，以致言行不逮。”
所论也还只是专讲八股，没有其他知识，学用不一致，言行不统一等表面现象。因而也禁不起反问。如光绪时朱瞑庵《时艺论》（收入其所著《雨窗消意录》卷一、瞑庵名克敬，字香荪）中就反问“今之精通夷务者，无过李（指李鸿章）、郭（郭嵩焘）、沈（沈葆祯）、丁（丁宝桢）诸公，之数人者，皆由时艺致身，初无隔膜之患，岂其性之独异哉？夫亦道光以前之科目不废读书耳，然则时艺何尝不可得人也。”照朱瞑庵的说法，似乎能作八股文，再去讲夷务，学外国事，也无往而不利了。这论调有似《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鲁编修的话：“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从康熙时汪琬的话，到《儒林外史》鲁编修的话，直到清末朱克敬的话，是一条轨迹下来的，是八股文的拥护派，道理安在呢？想想也是很有趣的。
清代末年甲午之后，中国打了大败仗，世界思潮冲击中国，到戊戌政变时，新旧思想已逞短兵相接之势，八股文到了垂死阶段。《戊戌政变记》卷三记云：
“戊戌三月，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连署上书，请罢八股取士之制，书达都察院，都察院不为代奏，书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又不为代奏。当时会试举人，达辇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均疾之，若不共戴天之仇，遍放谣言，几欲殴击。”
同书记戊戌五月初五日上谕：
“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废止八股，考试策论，但不久即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不乏通经致用之士，乃近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若不随时变通，何以励实学而拔人才，着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体改用策论。”
但同年六月陈宝琛、张之洞等所议“科举章程”，乡会试第三场，学政各省岁科试正场，仍用《四书》文。就是并未完全取消八股文。但这也只是帝党的主意。八月初六戊戌政变，囚光绪于瀛台，西太后那拉氏重新垂帘听政之后，于八月二十四日又下“上谕”：复八股取士之制，罢经济特科。不过这只是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并不是说八股文还有生命力。因为争议了几百年的八股文，到此时只是回光反照了。过了三年，庚子之后，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月下了废除八股文的上谕。据《光绪东华录》卷一七零辛丑十月记云：
“礼部奏，本年七月，奉上谕，着自明年为始，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生员岁科考试，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五经义各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用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以上一切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
八股文的历史到此结束了。又过了三年，科举考试也结束了。清代最后两科会试：癸卯科状元山东人王寿彭，甲辰科状元刘春霖，会试时都不是写八股文，而是改写策论了。甲辰之后，科举也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