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近世大政治家，莫如德之俾士麦，英之格兰斯顿。俾士麦之治德也，专持一主义，始终以之。其主义云何？则统一德意志列邦是也。初以此主义要维廉大帝而见信用，继以此主义断行专制扩充军备，终以此主义挫奥蹶法。排万难以行之，毕生之政略，未尝少变。格兰斯顿则反是，不专执一主义，不固守一政见。故初时持守旧主义，后乃转而为自由主义；壮年极力保护国教，老年乃解散爱尔兰教会；初时以强力镇压爱尔兰，终乃倡爱尔兰之当自治。凡此诸端，皆前后大相矛盾。然其所以屡变者，非为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时之诡遇也，实其发自至诚，见有不得不变者存焉。夫世界者，变动不居者也。一国之形势，与外国之关系，亦月异而岁不同者也。二三十年前所持之政见，至后年自觉其不适用，而思变之，智识日增之所致乎，庸何伤焉？故能如格兰斯顿者，可谓之真维新，亦可谓之真守旧矣。俾公坚持其主义，而非刚愎自用者所得藉口；格公屡变某主义，而非首鼠两端者所可学步，曰：惟至诚之故。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无自信力。每处一事，既见得透，自信得过，则出一往无前之勇气以赴之，以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虽千山万岳一时崩坼而不以为意，虽怒涛惊澜蓦然号鸣于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牙爪而不动，霹雳旋顶上而不惊；一世之俗论，嚣嚣集矢，而吾之主见如故；平生之政党，纷纷离合，而吾之主见如故。若此者，格兰斯顿与俾士麦正其人也。格公倡议爱尔兰自治之时，自党分裂，腹心尽去，昨日股肱，今日仇敌，而格公不少变，乃高吟曰：“舍兹子兮涕滂沱，故旧绝我兮涕滂沱。呜呼！绵绵此恨兮恨如何？为国家之大计兮，我终自信而不磨。”俾公为谋德国之合邦，或行专断之政策，或出压制之手段，几次解散议院而不顾，几次以身为舆论之射鹄而不惧。尝述怀曰：“以我身投于屠肆，以我首授于国民，我之所以谢天下苍生者尽于是矣。虽然，我之所信者终不改之，我之所谋者终不败之。”呜呼！此何等气概，此何等肩膀！非常之原，黎民惧焉。非有万钧之力，则不能收一寸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