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書·兵志》論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製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
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
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廣騎，廣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跡，以為兵世戒云。
《唐書·禮樂志》論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眾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
及三代以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舊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挽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傅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
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片，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
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
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峭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秦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為《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為《曲台新禮》二十卷，又采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為《續曲台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
《唐書·食貨志》論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製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用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並，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唐書·藝文志》論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跡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
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入而益明。其餘作者眾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唐書·五行志》論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
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為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曰五行之屬。以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為最靈。其餘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為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為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為委曲繁密。
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為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為氛霧、虹、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邪？若其諸物種類，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裏巷之占，有考於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皆不足道。
《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為變者，失其本性，則思其有以致而為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為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帝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為周武王陳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征附於五行。以為人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致、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其祥眚禍屙之說，自其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
《五代史·梁太祖》論
嗚呼，天下之惡染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予次五代，獨不偽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染久矣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予的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
「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為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
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偽梁之旨也。
《五代史·唐明宗》論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
予聞長老為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視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喟然歎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輒置之列，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嶽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
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遊畋，在位十年，於五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
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為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
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書言時事，其言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狥深可畏，廉恥道消澱粉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圜、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狥，而毀譽亂真之敝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哉！
《五代史·晉家人傳》論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繈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誌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疏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
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偽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
又以謂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其。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業，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
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周世宗》論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存乂，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絕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氏、馮氏為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則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議論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誌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為讚，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幸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