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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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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起来了;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蚀》写一九二七年的武汉与一九二八年的上海,写的是“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能利用这种材料的不止茅君一个,可是相当地成功的只有他一个。他笔下是些有血有肉能说能做的人,不是些扁平的人形,模糊的影子。《子夜》写一九三〇年的上海,写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崩溃的缩影。与《蚀》都是大规模的分析的描写,范围却小些:只侧重在“工业的金融的上海市”,而经过只有两个多月。不过这回作者观察得更有系统,分析得也更精细;前一本是作者经验了人生而写的,这一本是为了写而去经验人生的,听说他的亲戚颇多在交易所里混的;他自己也去过交易所多次。他这本书是细心研究的结果,并非“写意”的创作。《蚀》包含三个中篇,字数还没有这一本多,便是为此。看小说消遣的人看了也许觉得烦琐,腻味;那是他自己太“写意”了,怨不得作者。“子夜”的意思是“黎明之前”;作者相信一个新时代是要到来的。

这本书有主角,与《蚀》不同。主角是吴荪甫。他曾经游历欧美,抱着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雄图,是个有作为的人。他在故乡双桥镇办了一个发电厂,打算以此为基础,建筑起一个模范镇;又在上海开了一爿大丝厂。不想双桥镇给“农匪”破坏了,他心血算白费了。丝厂因为竞争不过日本丝和人造丝,渐渐不景气起来,只好在工人身上打主意,扣减她们的工钱。于是酝酿着工潮,劳资的冲突一天天尖锐化。那正是内战大爆发的时候,内地的现银向上海集中。金融界却只晓得做地皮、金子、公债,毫无企业的眼光。荪甫的姊丈杜竹斋便是一个,而且是胆子最小最贪近利的一个。荪甫自然反对这种态度。他和孙吉人、王和甫顶下了益中信托公司,打算大规模地办实业。他们一气兼并了八个制造日用品的小工厂,想将它们扩充起来,让那些新从日本移植到上海来的同部门的厂受到一个致命伤。荪甫有了这种大计划,便觉得双桥镇无用武之地,破坏了也不足深惜了。

但这是个最宜于做公债的年头;战事常常变化,投机家正可上下其手。荪甫本不赞成投机,而为迅速的扩充他们的资本,便也钻到公债里去。这明明是一个矛盾;时势如此,他无法避免。他们的企业的基础,因此便在风雨飘摇之中。这当儿他们的对头赵伯韬来了。他是美国资本家的“掮客”,代理他们来吞并刚在萌芽的民族工业的。那时杜竹斋早拆了信托公司的股;荪甫他们一面做公债,一面办厂,便周转不及;加上内战时货运阻滞,新收的八个厂的出品囤着销不出去。赵伯韬便用经济封锁政策压迫他们的公司,又在公债上与他们斗法。他们两边儿都不仅“在商言商”:荪甫接近那以实现民主政治标榜的政派,正是企业家的本色。赵伯韬是相对峙的一派,也是“掮客”的本色。他们又都代办军火;都做外力与封建军阀间媒介。他们做公债时,所想所行,却也不一定忠实于他们的政派。总之,矛盾非常多。荪甫他们做公债失败了,便压榨那八个厂的工人,但还是维持不下去。荪甫这时候气馁了,他只想顾全那二十万的血本,便投降赵伯韬也行。但孙、王两人不甘心,他们终于将那些厂直接顶给英、日的商人。现在他们用全力做公债了,荪甫将自己的厂和住房都押掉了,和赵伯韬作孤注一掷。他力劝杜竹斋和他们“打公司”;但结果杜竹斋反收了渔翁之利而去。荪甫这一下全完了。他几乎要自杀,后来却决定到庐山歇夏去。

这便是上文所谓“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崩溃的缩影”。若觉得说得这么郑重,有些滑稽,那是因为我们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进程本来滑稽得可怜。有人说这本书的要点只是公债、工潮。这不错,只要从这两项描写所占的篇幅就知道。但作者为什么这样写?他决不仅要找些新花样,给读者换口味。这其间有一番道理。书中朱吟秋说:

从去年以来,上海一埠是现银过剩。银根并不要紧。然而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一千万,两千万,手面阔得很!碰到我们厂家一时周转不来,想去做十万八万的押款呀,那就简直像是要了他们的性命;条件的苛刻,真叫人生气。(四三面。)

这并不是金融界人的善恶的问题而是时势使然。孙吉人说得好:

我们这次办厂就坏在时局不太平,然而这样的时局,做公债倒是好机会。(五三四面。)

内战破坏了一切,只增长了赌博或投机的心理。虽像吴荪甫那样有大志有作为的企业家,也到处碰壁,终于还是钻入公债里去。这是我们民族资本主义崩溃的大关键,作者所以写益中公司的八个厂只用侧笔而以全力写公债者,便为的这个。至于写冯云卿等三人作公债而失败,那不过点缀点缀,取其于吴、赵两巨头相映成趣,觉得热闹些。但内战之外,外国资本的压迫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致命伤。这一点作者并未忽略;他只用陪笔,如赵伯韬所代理的托辣司,益中公司将八个厂顶给英、日商家,周仲伟将火柴厂顶给日本商家之类。这是作者善于用短,好腾出篇幅来专写他熟悉的那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两重压迫之下,自然会走向崩溃的路上去。

然而工厂主人起初还挣扎着,他们压榨工人。于是劳资关系渐趋尖锐化。这也可以成为促进资本主义崩溃的一个原因。但书中只写厂方如何利用工人,以及黄色工会中人的倾轧。也写工人运动,但他们的力量似乎很薄弱,一次次都失败了,不足以摇动大局。或者有人觉得作者笔下的工人太软弱些,但他也许不愿意铺张扬厉。他在《我们这文坛》一文(《东方杂志》三十卷一号)里说:

我们也唾弃那些,印板式的“新偶像主义”——对于群众行动的盲目而无批评的赞颂与崇拜。

他大约只愿意照眼睛所看的实在情形写;也只有这样才教人相信,才教人细想。书中写吴荪甫的丝厂里一次怠工,一次罢工;怠工从旁面着笔,罢工才从正面着笔。他写吴荪甫的愤怒,工厂管理人屠维岳的阴贼险恶,工会里的暗斗,工人的骚动,共产党的指挥,军警的捕捉,——罢工的各方面的姿态,在他笔底下总算有声有色。接着叙周仲伟火柴厂的工人到他家要求不停工的故事。这是一幕悲喜剧;无论如何,那轻快的进行让读者松一口气,作为一个陪笔是颇巧妙的。

书中以“父与子”的冲突开始,便是封建道德与资本主义的道德的冲突。但作者将吴荪甫的老太爷,写得那么不经事,一到上海,便让上海给气死了,未免干脆得不近情理。再则这第一章的主旨所谓“父与子”的冲突与全书也无甚关涉。揣想作者所以如此开端,大约只是为了结构的方便,接着便可以借着吴太爷的大殓好同时介绍全书各方面的人物。这未免太取巧了些;但如冯云卿利用女儿事,写封建道德的破产,却好。书中有一章专写农民的骚动;写冯云卿的时候,也间接地概括地说到这种情形以及地主威权的动摇。这些都暗示封建农村的势力在崩溃着。但那些封建的军阀在书中还是活跃着的。作者在《我们的文坛》里说将来的文艺该是“批判”的:“严密的分析”,“严格的批评”。他自己现在显然已向着这条路走。

吴荪甫的家庭和来往的青年男女客人,也是书中重要的点缀,东一鳞西一爪的。这些人大抵很闲,作诗,做爱,高谈政治经济,唱歌,打牌,甚至练镖,看《太上感应篇》等等,就像天底下一切无事似的。而吴荪甫却老是紧张地出入于几条火线当中。他们真像在两个世界里。作者写这些人,也都各具面目。但太简单了,好像只钩了个轮廓就算了,如吴少奶奶,她的妹妹,四小姐,阿萱,杜学诗,李玉亭等。诗人范博文却形容太甚,仿佛只是一个笑话,杜新箨写得也过火些。至于吴芝生,却又太不清楚。

作者在后记里也承认书里有几个小结构,因为夏天他身体不大好,没有充分地发展开去,这实在很可惜。人物写得好的,如吴荪甫、屠维岳的刚强自信,赵伯韬的狠辣,杜竹斋的胆小贪利。可是吴、屠两人写得太英雄气概了,吴尤其如此,因此引起一部分读者对于他们的同情与偏爱,这怕是作者始料所不及罢。而屠维岳,似乎并没有受过新教育的人,向吴荪甫说的话那样欧化,也是不确当的。作者擅长描写女人,但这本书里却没有怎样出色的,大约非意所专注之故。

作者描写农村的本领,也不在描写都市之下。《林家铺子》(收在《春蚕》中),写一个小镇上一家洋广货店的故事,层层剖剥,不漏一点儿,而又委曲入情,真可算得“严密的分析”。私意这是他最佳之作。还有《春蚕》《秋收》两短篇(均在《春蚕》中),也“分析”得细。我们现代的小说,正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