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舍我来了个电话，说《世界日报副刊》将于九月一日继续出版，要我做篇文章捧捧场。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五年以前，我做过半年的《世副》编辑罢。在这个意义之下，要我做篇文章，我是义不容辞的，虽然“此调不弹已久”，要做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来。
五年的时间是很短的，眼睛一转就过去了。但若仔细一回想，这五年之中也就有了不少的变化。所以我现在就把五年以来北平社会上的变化，大致写出一些来，聊以塞责。
那时的新闻记者，确不是容易做的：动不动就要请你上军警联合办事处去吃官司，丢失脑袋的恐慌，随时可以有得。记得我办了《世副》一个多月，舍我就在极严重的情形之下被长脚将军捕去了。我因为恐怕遭到池鱼之殃，也偷偷摸摸的离了家到某校的“高能榻”上去睡了几宵，直到舍我营救出来了，才敢露面。现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军警当局时常招待新闻记者，饷之以茶点，甚至于饷之以饭；这回因为讨伐石友三而戒严，所有检查新闻事务，由官方与新闻记者会同办理，这种的幸福，是五年以前的新闻记者梦也不会做到的（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的记者自然又当别论）。
那时国立九校还没有合并，北平有九个国立大学校校长。私立大学也比现在多到一倍。却因国立大学的经费积欠至数年之多，私立大学本无固定经费，以致北平的大学教育，整个儿的陷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讲堂老是空着，即使有教员上课，听讲者也不过“二三子”而已；牌示处的教员请假条，却没一天不挤的水泄不通。现在的北平各大学虽然远没有整顿到理想的境界，比到从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那时没有女招待，没有“吃三毛，给一块”的可能。也没有跳舞场，跳舞这文明艺术，还被头等文明的西洋老爷，太太，小姐们关紧在他们的艺术之宫象牙之塔里；我们次文明的中国人，只能在门外打打转，偷眼向里望去，和现在每晚上各跳舞场玻璃窗外围挤着的车夫苦力们一样。啊，多苦闷，多干燥的生活啊！
那时有一位备受崇拜与欢迎的大人物就是哲学博士张兢生先生，现在不知道那里去了。
那时还没有“摩登”这名词，虽然男女交际之风已渐开，却不像现在每一个摩登女子身旁必追随着一个摩登男子，每一个摩登男子手臂上必吊着一个摩登女子。“花王”这名词，似乎在那时已经有了，但说出来似乎没有现在响亮而尊严，受这称号的也不觉的有何等光荣之处，甚而至于有登报声明否认的。就现在的眼光看来，这种人真太不识抬举了。
那时没有登报征求伴侣的。登报声明离婚的已有了些，可没有现在热闹。
那时画报上还时常登载名妓的照片。现在“妓”之一字，已因不合人道而落伍，所以名妓也者也自归于劣败之一途，不再出头露面了。
那时“普罗”文学一个名词，在北平还不大知道，所以我们这班不长进的弄笔头的人，至多只是落伍而已；现在呢，没落了，整个儿的没落了。
那时向《世副》投稿的，大多数是学生，只偶然有一两个是已经脱离了学生生活而在社会上做事的。所投稿件，以小说杂记为最多，论说诗词较少。稿子的内容，以关于性的苦闷及经济的压迫者为最多，但我并没有尽量选登，因为只是那几句话，翻来复去的说，还是那几句话。投稿者的目的，虽然在于发表，却也并不是不在乎区区千字一元或不到一元的稿费。所以做编辑的人，往往在这稿费问题上也不免受到困难；甚至有一位朋友，因为要想预支稿费而我的能力没有办得到，他就找个题目在别种报纸上做文章骂我，而且把我直恨到而今现在。现在的情形是不是还同从前一样，我不知道。
我做了半年的《世副》编辑，觉得那时的青年，有一部分走错了路头，所以就发表了三篇“老实说了罢”。这篇文章的内容，岂明曾为简单写出，只包括以下五项意见：
一，要读书。
二，书要整本的读。
三，做文艺要下切实功夫。
四，态度要诚实。
五，批评要根据事实。
这不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么？然而不得了，马上就有许多青年联合了向我总攻击，借着当时阎老西儿所办的《每日评论》，把我刘半农骂到该杀该剐的地步。当然也有许多人是赞同我的，但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之下，已大可以自认失败，大可以休息休息了，所以不久，就投笔下野了。现在青年界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我不知道。
（二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