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是九年以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
此后几年中，不但北大方面所得的成绩很可观，便是一般的报章杂志上，也渐渐的注意到了这一件事，单行的歌谣集，也已出了好多种。现在若把这些已得的成绩归并起来，和别种学科已得的成绩相比较，诚然还是渺小到万分。但是，它还只有了八九年的生命，它在这八九年中已能在科学中争得了一个地位，能使一般人注意它，不再像以前一样的蔑视它，这也就可以算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了。
研究歌谣，本有种种不同的趣旨：如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是一类；魏建功先生研究吴歌声韵类，又是一类；此外，研究散语与韵语中的音节的异同，可以另归一类；研究各地俗曲音调及色彩之变递，又可以另归一类……如此等等，举不胜举，只要研究的人自己去找题目就是。而我自己的注意点，可始终是偏重在歌谣的文艺方面的。
说到文艺这一件事，可就不容易说出具体的理论来了。干脆的说，文艺的欣赏完全是主观的！你说它好，就是好；你说它不好，就是不好。你要在这好与不好之间说出种种道理来，亦许也能说得很对；但这所谓对，也只是你所说的别人不以为非，换句话说，便是你的主观，偶然有多少和别人的主观相合；而就全体说，终还是你自己的主观，终还有许多地方是你自己的偏见。
何以呢？因为我们要在某一种事物上作理论的推断，我们所用的是理智。而理智这东西，却只能用在有理智的事物上；换句话说，理智是几何性的东西，我们只能把它用在几何性的事物上。譬如你要说明什么是圆，什么是三角，你只须稍稍用一点工夫，就可把它的界说规定得明明白白；到规定明白了，你就可以说圆与三角所具的条件应当怎样，合条件的就对，不合条件的就不对。至于文艺，它根本就不是理智的，是情感的。你尽可以天天说着“好”、“坏”、“美”、“丑”等字，你断然没有方法把它的界说规定得和圆与三角一样明白。既然连界说也无从规定起，讨论起来，当然就不能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只能看作品中的情感，与我自身的情感是互相吸引的或者是互相推拒的！是吸引的就叫做好，叫做美；是推拒的就叫做坏，叫做丑。
若然我这一分话还算说得不大错，那么我就要大胆说一说我自己对于文艺上的见解了。许多人把文艺中写实派与浪漫派的消长与冲突，看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我，却并不觉得有什么重要。我对于两派中的好作品，都能欣赏；假使是不好的，我也断不因其属于某派而加以偏袒。但是我的见解也并不就这样的中庸，我也有我的偏见。我这偏见简单说来，是爱阔大，不爱纤细；爱朴实，不爱雕琢；爱爽快，不爱腻滞；爱隽趣的风神，不爱笨头笨脑的死做。因此，我不爱六朝人的赋而爱《世说新语》及《洛阳伽蓝记》；不爱苏东坡的策论而爱他的小品，不爱杜甫而爱李白；不爱李义山而爱李长吉；爱诗不爱词，因为词有点“小老婆”气（这是就最大多数的词说）；爱古体诗及近体绝诗而不爱律诗，尤其不爱排律，以为读一首三十韵的排律，胜如小病一场！
这样的见解完全是个人的气禀造成的，不但不知我的人不能与我苟同，便是和我很要好的朋友，也断然不能与我一鼻孔出气，即如尹默，他对于我所说“词像小老婆”这一句话，也不知提出了几次的抗议。当然，他与我每抬一次杠，我对于词就可以增进一分的了解；但是直到现在，我总还不能爱词和爱诗一样，这也是件无可奈何的事。
我不但对于文艺，对于自然界的景物也是如此。我爱看的是真山真水，无论是江南的绿畴烟雨，是燕北的古道荒村，在我看来是一样的美，只是色彩不同罢了。至于假山假水，无论做得如何工致，我看了总觉不过尔尔。因此我不大喜欢逛花园。即如北海，在公园中也可以算得数一数二的了，但在我脑筋中，总留不下一些影子，倒不如什刹海的秧田一角，陶然亭的芦荻翻风，使我想到了就不禁悠然神往。我对于花的观念也是如此。无论是怎样不值钱的小花，只须是以自然的姿度生长在野外的，在我总认为无上的美。若然种到了园庭里，或者更不幸，种到了小盆里，那就算了罢！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一个个的带着桎梏的小罪犯，还能引得起什么美感呢？
因为我的性情是如此，所以我的爱赏歌谣，就可以说是极自然的趋向了。我并不说凡是歌谣都是好的，但歌谣中也的确有真好的，就是真能与我的情感互相牵引的。它的好处，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发抒出来。人类之所以要唱歌，其重要不下于人类之所以要呼吸，其区别处，只是呼吸是维持实体的生命的，唱歌是维持心灵的生命的。
所以人当快活的时候要唱歌，当痛苦的时候也要唱歌；当工作的时候要唱歌，当休暇的时候也要唱歌；当精神兴奋的时候要唱歌，当喝醉了酒模模糊糊的时候也要唱歌；总之，一有机会，他就要借着歌词，把自己的所感所受所愿所喜所冥想，痛快的发泄一下，以求得心灵上之慰安。因此，当私塾先生拍着戒尺监督着儿童念“人之初”的时候，儿童的心灵是泥塞着；到得先生出了门，或者是“宰予昼寝”了，儿童们唱：
人之初，鼻涕拖；
性本善，捉黄鳝……
这才是儿童的天性流露了，你这才看见了儿童的真相了。
村夫野老游女怨妇们所唱的歌，也就像儿童们趁着先生瞌睡的时候所唱的“鼻涕拖”、“捉黄鳝”一样。譬如就男女情爱这一件事说，他们也未尝没有听见过“周公制礼”这一类的话，但他们全不在意，以为这只是大人先生们闹的玩意儿，于他们没有什么相干；他们当着大人先生的面当然不敢“肆无忌惮”，背了大人先生可就“无郎无姐不成歌”了。在别件事上，他们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爱怎么唱就怎么唱。他们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怕；他们真有最大的无畏精神。好在世间只有文字狱，没有歌谣狱；所以自由的空气，在别种文艺中多少总要受到些裁制的，在歌谣中却永远是纯洁的，永远是受不到别种东西的激扰的。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歌谣之构成是信口凑合的，不是精心结构的。唱歌的人，目的既不在于求名，更不在于求利，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个人的情感自由抒发。而这有意无意之间的情感的抒发，正的的确确是文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因此，我们在歌谣中，往往可以见到情致很绵厚，风神很灵活，说话也恰到好处的歌辞。例如云南个旧有这样的一首山歌：
热头要落又不落，（热头，太阳也）
小妹有话又不说；
小妹有话只管讲，
热头落坡各走各。
（《歌谣周刊》四十号，张四维先生采辑）
这真悲怆缠绵到万分了。我常说：这二十八个字，可以抵得过一部《红楼梦》。再如北方通行的“小小子儿，坐门墩儿”一章歌，在一般人看，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我却以为自古以来，从没有什么文字能把北方小儿的神情声色描绘得这样逼真的。再如五据牛窑子（在内蒙古西南部）有这样的几句：
世上有四大宽滔：
穿大鞋，
放响屁，
河里洗脸，
校场里睡。
（法人JosephvanOost采辑）
在文字上，虽然并不见得怎样的美，然而西北荒原中的野蛮的阔大精神，竟给它具体的表现出来了。但是何以能表现得这样好的呢？这又要回说到歌谣的根本上：它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不像文人学士们的有意要表现。有意的表现，不失之于拘，即失之于假。自然的流露既无所用其拘，亦无所用其假，所谓不求工而自工，不求好而自好。这就是文学上最可贵，最不容易达到的境地。
歌谣在这一方面，能把人事人情表现得如此真切，在另一方面，它又并不胶粘在人事人情上，它也能有很超脱很奇伟的思想。例如我们江阴小孩儿所唱的这一章歌：
亮摩拜，（亮摩，月亮也）
拜到来年好世界，
世界多，莫奈何！
三钱银子买只大雄鹅，
飞来飞去过江河。
江河过边姊妹多，（过边，那边也）
勿做生活就唱歌。
我是直到现在还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的。外如《绵州歌》：
豆子山，打瓦鼓。
阳平关，撒白雨。
白雨下，娶龙女。
织得绢，二丈五；
一半属罗江，
一半属玄武。
（杨用修送余学官归罗江诗借用）
和《送金娘歌》：
金娘金娘谁家女？
皇帝是我兄，皇帝是我弟，
皇帝是我娃，
皇帝是我爹，
皇后我姊妹，
皇后我妯娌，
皇后我嫂嫂，
皇后我娣娣。
送娘送到那方去？
送娘送到那家里？
那方不南又不西，
那家不娃又不妻，
那个人儿黄面又黄须，黄冠又黄衣。
那个娘儿作大姬？
那个娘儿作小姬？
今夜小姬哭，
明朝大姬啼。
那个娘儿是大妃？
那个娘儿是小妃？
大妃当捉犬，
小妃当捉鸡。
金娘金娘十万八千里！
（见元初徐大焯所撰《烬余录》）
虽然字句上亦许已经受过了文人的修饰，而它那奇妙的结构，朴茂的气息，还依然保存着。
若然我们觉得这种的作品是好的，我们在歌谣上用些采选的功夫，也就不算得白费了。
我把我所以要爱赏歌谣的原由大致说完了。但是，这种的原由完全是主观的，完全是从情感上发生的，是并没有理智上的保障的。与我见解不同的人，当然可以说我不对，我也当然没有方法可以和他辩论。
我既然是个爱赏歌谣的人，自然不能专爱本国的，有时还要兼爱国外的。当我在国外的时候，虽然自己没有能就地采集歌谣，而五六年中所搜罗到的关于歌谣的书籍，也就不在少数（当然，现在还继续着搜罗）。回国以后，有时取出来看看，看到自以为好的，而又是方言俚语不大多，能于完全明白的，便翻出一章两章来。到翻得有了几十首了，就印成小小的一本。这完全是我个人余暇时的一种消闲工作，所以并没有什么通盘的规划，也并不预定要出几本，将来究竟能出到几本，要看我的余暇的时候多不多，兴致好不好。在这个年头，正可以悲歌当哭，且让这第一本小书出了世再说罢？
一九二七，四，九，北京
（原载1927年4月16日《语丝》第127期，原题《海外民歌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