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既述数年间为学之事，兹复就为学之结果述之。
余疲於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於哲学之一原因也。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
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因词之成功而有志於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然词之於戏曲，一抒情，一叙事，其性质既异，其难易又殊，又何敢因前者之成功，而遽冀后者乎？但余所以有志於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然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此又后人之通病。故他日能为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则愈不敢知矣。
虽然以余今日研究之日浅而修养之力乏，而遽绝望於哲学及文学，毋乃太早计乎？苟积毕生之力，安知於哲学上不有所得，而于文学上不终有成功之一日乎？即今一无成功，而得于局促之生活中以思索玩赏为消遣之法，以自逭于声色货利之域，其益固已多矣。《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若夫深湛之思，创造之力，苟一日集于余躬，则俟诸天之所为欤，俟诸天之所为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