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要人提倡文德文品，吾甚赞成。不过文德二字，不可作青年会“德育”二字解，又不可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解。如此解，便又是粉饰道德门面，借代天宣教，作仕宦阶梯。至此已是定然所谓“鬻圣贤市仁义”之文妓，而非文人本色。这正是郑板桥所骂“仁义之言，出于圣口，奸邪窃似，济欲恶丑，播谈忠孝，声凄泪痛”之流，必作不出文章来，既无文章，何来文德？文德乃指文人必有的个性，故其第一义是诚，必不愧有我，不愧人之见我真面目，此种文章始有性灵有骨气。
欲诚则必使我瑕瑜尽见，故未有文德，必先有文疵，若掩其不善而着其善，则所表见者已非我，无性灵，岂尚有文章乎？盖文章即文人整个性灵之表现，非可掩饰粉黛矫揉造作者也。本刊上期刊载袁子才答蕺园论诗，即本此意。韩昌黎集中不删《上宰相书》，杜少陵集中不删《献哥舒翰诗》，即所以见交人之真。苟其真不足傅，粉饰复奚用？况性灵是整个的，其发为文章，名为笔调，buffon曾谓“笔调即性灵”。故笔调与性灵，不得分开。
“文人无行”，颜氏家训早已言之。然吾尝谓“屈原若不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必不会做出沉郁佚荡的《离骚经》。
宋玉若不礼貌冶容，见遇俳优，必不会做出那神态入微的《神女赋》，东方曼倩若不滑稽不雅，不足成其为纵横议论诙谐大家，司马长卿若不窃资无采，挑引寡妇，也就少了他那神化飘渺一代词宗的气魄，曹植悖慢犯法，所以成第一流跌宕的诗才，孔融诞傲致殒，所以发为潇洒滑稽的诗歌，阮藉无礼败俗，逃入昏迷，一醉几月，所以能入苍劲遥深诗境，灵运空疏乱纪，怠旷职务，登临游览，经旬不归，所以在叙述景物的山水诗中能别开蹊径。
变屈原为当代名相，则离骚亡，变宋玉为谨愿塾师，则神女赋灭。东方曼倩扳起道学先生面孔，则不成其为东方朔，司马相如不敢有恋爱寡妇的胆量，大概也不会有做《子虚》、《上林赋》的才略。”谈文德之人，不可不由此体会文章之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