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性人为贵
人生天地之间，禀阴阳之和，抱五行之秀，其为贵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则所谓贵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圣人之言为？
惟夫陷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则其所贵者类出于利欲，而良贵由是以浸微。圣人悯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为贵”，则所以晓之者，亦甚至矣。
诵其书，听其言，乃类不能惕然有所感发，独胶胶乎辞说议论之间，则其所以听之者不既藐矣乎？
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则知天矣”；言事天，必曰“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赞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尽其性”。人之形体与天地甚藐，而孟子《中庸》则云然者，岂固为是阔诞以欺天下哉？诚以吾一性之外无余理，能尽其性者，虽欲自异于天地，有不可得也。
而今未有笃敬之心、践履之实，拾孟子性善之遗说，与夫近世先达之绪言，以盗名干泽者，岂可与二子（告子、荀卿）同日道哉？
智者术之原
谁独无是非之心哉？圣人之智，非有乔桀卓异不可知者也，直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耳。
圣人之智，明切洞达，无一毫私意芥蒂于其间。其于是非利害，不啻如权之于轻重，度之于长短，鉴之于妍丑，有不加思而得之者。……虽酬酢万变，无非因其固然，行其所无事，有不加毫末于其间者。
烁金为刃，凝土为器，为网罟，为耒耜……是圣人之智见于创立者，犹皆因其固然，而无容私焉。
老氏者，……其言则曰“绝圣弃智”，又曰“以智治国国之贼”，是直泛举智而排之。世之君子常病其污吾道，而不知其皆售私术者之过也。使术之说破，则为老氏者将失其口实，而奔走吾门墙之不暇，其又何污焉？
刘晏知取予论
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闻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渊实”，天下盖未始不足也。
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于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
将输之利害不明，则费广于舟车之徭；储藏之利害不悉，，则公困于腐蠹之蔽。物苦道远，则寻以输尺，斛以输斗；吏污法弊，则私良公害，私盈公虚，此所谓不必求之下焉者也。
富贾乘急而腾息，毫民困弱而兼并；贪胥旁公而浸渔；绳瓮不立，而连阡陌者犹未已也；糟糠不厌，而余刍豢者犹争侈也。此所谓不必求之上焉者也。
创残之余，而向敌之甲未解也；饥疫之后，而馈军之输未艾也。上方宵旰，而民且嚣嚣。而晏也遑遑于其间，深计密画，推羡补缺。国不增役而民力纾，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说，妙取予之术，畴克济哉？
晏之取予出于才而不出于学，根乎术而不根乎道。……世主之忠臣而圣君之罪人也。
《易》之理财，《周官》之制国用，《孟子》之正经界，其取不伤民予不伤国者，未始不与晏同，而纲条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赖，致天下之大利，而人知有义而不知有利，此则与晏异。……故论之以圣人之道，照之以君子之智，盖未免于可诋。
虽然，才之难也久矣，道不稽诸尧舜，学无窥于孔孟，毋徒为侈说以轻议焉可也。
政之宽猛孰先论
五刑之用，谓之天讨，以其罪在所当讨而不可以免于刑，而非圣人之刑之也，而可以猛云乎哉？
蛮夷滑夏，寇贼奸宄，舜必命皋陶以明五刑。然其命之之辞曰：“以弼五教，期于无刑。”皋陶受士师之任，固以诘奸慝、刑暴乱为事也，然其复于舜者曰“御众以宽”，曰“罚弗及嗣”，曰“罪疑惟轻”，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宽猛之说古无有也，特出于左氏载子产告太叔之辞，又有“宽以济猛，猛以济宽”之说，而托以为夫子之言。呜呼，是非孔子之言也。且其辞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使人君之为政，宽而猛，猛而宽，而其为民者，慢而残，残而慢，则亦非人之所愿矣。
《语》载夫子之形容曰“威而不猛”，《书》数羲和之罪曰“烈于猛火”，《记》载夫子之言曰“苛政猛于虎也”。故曰“猛”者恶辞也，非美辞也。是岂独非所先而已耶？是不可一日而有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