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於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於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会於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雠。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顾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远，刘氏所谓《七略》、《别录》之书，久已失传；（《唐志》尚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复见矣。）所可推者，独班固《艺文》一志。而樵书首讥班固，凡所推论，有涉於班氏之业者，皆过为贬驳之辞。盖樵为通史，而固则断代为书，两家宗旨，自昔殊异，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无足怪也。独《艺文》为校雠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气以求刘氏之微旨，则於古人大体，终似有所未窥。又其议论过於骏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其藩，而未能推阐向、歆术业，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自为《通志》，《艺文》、《金石》、《图谱》诸略，牴牾错出，与其所讥前人著录之谬，未始径庭，此不揣本而齐末者之效也。又其论求书之法，校书之业，既详且备。然亦未究求书以前，文字如何治察，校书以后，图籍如何法守；凡此皆郑氏所未遑暇。盖其涉猎者博，又非专门之精，钜编鸿制，不能无所疏漏，亦其势也。今为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作《校雠通义》，总若干篇，勒成一家，庶於学术渊源，有所釐别。知言君子，或有取於斯焉。
原道第一
宗刘第二
互著第三
别裁第四
辨嫌名第五
补郑第六
校雠条理第七
著录残逸第八
藏书第九
原道第一
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
──右一之一
后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於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於是判焉。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其弃《诗》、《书》，非也。其曰“以吏为师”，则犹官守学业合一之谓也。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
──右一之二
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於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於知言之学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
──右一之三
宗刘第二
《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钞辑之体，既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日散也。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於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补於古人矣。
──右二之一
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学也。本纪为经，而志表传录，亦如左氏传例之与为终始发明耳。故刘歆次《太史公》百三十篇於《春秋》之后，而班固叙例亦云，作春秋考纪十二篇，明乎其继《春秋》而作也。他如仪注乃《仪礼》之支流，职官乃《周官》之族属，则史而经矣。谱牒通於历数，记传合乎小说，则史而子矣。凡此类者，即於史部叙录，申明其旨，可使六艺不为虚器，而诸子得其统宗，则《春秋》家学，虽谓今日不泯可也。
──右二之二
名家者流，后世不传。得辨名正物之意，则颜氏《匡谬》，丘氏《兼明》之类，经解中有名家矣。墨家者流，自汉无传。得尚俭兼爱之意，则老氏贵啬，释氏普度之类，二氏中有墨家矣。讨论作述宗旨，不可不知其流别者也。
──右二之三
汉、魏、六朝著述，略有专门之意。至唐宋诗文之集，则浩如烟海矣。今即世俗所谓唐宋大家之集论之，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洵之兵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见於文字，旨无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体既谓之集，自不得强列以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录，而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恒者，编於叙录之下，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
──右二之四
类书自不可称为一子，隋唐以来之编次，皆非也。然类书之体亦有二：其有源委者，如《文献通考》之类，当附史部故事之后；其无源委者，如《艺文类聚》之类，当附集部总集之后；总不得与子部相混淆。或择其近似者，附其说於杂家之后，可矣。
──右二之五
钞书始於葛稚川。然其体未杂，后人易识别也。唐后史家，无专门别识，钞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艺文史部，创为史钞一条，亦不得已也。嗣后学术，日趋苟简，无论治经业史，皆有简约钞撮之工；其始不过便一时之记忆，初非有意留青；后乃父子授受，师弟传习，流别既广，巧法滋多；其书既不能悉畀丙丁；惟有强编甲乙；弊至近日流传之残本《说郛》而极矣。其书有经有史，其文或墨或儒，若还其部次，则篇目不全；若自为一书，则义类难附。凡若此者，当自立书钞名目，附之史钞之后，可矣。
──右二之六
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锺氏《诗品》，刘氏《文心》。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自学者因陋就简，即古人之诗文，而漫为点识批评，庶几便於揣摩诵习。而后人嗣起，囿於见闻，不能自具心裁，深窥古人全体，作者精微，以致相习成风，几忘其为尚有本书者，末流之弊，至此极矣。然其书具在，亦不得而尽废之也。且如《史记》百三十篇，正史已登於录矣。明茅坤、归有光辈，复加点识批评，是所重不在百三十篇，而在点识批评矣，岂可复归正史类乎？谢枋得之《檀弓》，苏洵之《孟子》，孙鑛之《毛诗》，岂可复归经部乎？凡若此者，皆是论文之末流，品藻之下乘，岂复有通经习史之意乎？编书至此，不必更问经史部次，子集偏全，约略篇章，附於文史评之下，庶乎不失论辨流别之义耳。
──右二之七
凡四部之所以不能复《七略》者，不出以上所云；然则四部之与《七略》，亦势之不容两立者也。《七略》之古法终不可复；而四部之体质又不可改，则四部之中，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而郑樵顾删去《崇文》叙录，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焉，乌乎可哉？
──右二之八
互著第三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别其流，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於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於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
──右三之一
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已。（班固自注，非颜注也。）《七略》於兵书权谋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汉书》作《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九家之书，而儒家复有《荀卿子》、《陆贾》二家之书，道家复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之书，纵横家复有《苏子》、《蒯通》二家之书，杂家复有《淮南王》一家之书。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复有《墨子》之书。惜此外之重复互见者，不尽见於著录，容有散逸失传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书两载，则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自班固并省部次，而后人不复知有家法，乃始以著录之业，专为甲乙部次之需尔。郑樵能讥班固之胸无伦次，而不能申明刘氏之家法，以故《校雠》一略，工诃古人而拙於自用；即矛陷盾，樵又无词以自解也。
──右三之二
著录之创为《金石》、《图谱》二略，与《艺文》并列而为三，自郑樵始也。就三略而论之，如《艺文》经部有三字石经、一字石经、今字石经、《易》篆石经、郑玄《尚书》之属凡若干种，而《金石略》中无石经；岂可特著金石一略，而无石经乎？诸经史部内所收图谱，与《图谱略》中互相出入，全无伦次。以谓钜编鸿制，不免牴牾，抑亦可矣。如《艺文》传记中之祥异一条，所有地动图、瑞应翎毛图之类，名士一条之文翁学堂图、忠烈一条之忠列图等类，俱详载《艺文》而不入图谱，此何说也？盖不知重复互注之法，则遇两歧牵掣之处，自不觉其牴牾错杂，百弊丛生；非特不能希踪古人，即仅求寡过，亦已难矣。
──右三之三
若就书之易淆者言之，经部《易》家与子部之五行阴阳家相出入，乐家与集部之乐府、子部之艺术相出入，小学家之书法与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史部之职官与故事相出入，谱牒与传记相出入，故事与集部之诏奏议相出入，集部之词曲与史部之小说相出入，子部之儒家与经部之经解相出入，史部之食货与子部之农家相出入，非特如郑樵之所谓传记、杂家、小说、杂史、故事五类，与诗话、文史之二类，易相紊乱已也。若就书之相资者而论，《尔雅》与《本草》之书相资为用，地理与兵家之书相资为用，谱牒与历律之书相资为用，不特如郑樵之所谓性命之书求之道家，小学之书求之释家，《周易》藏於卜筮，《洪范》藏於五行已也。书之易混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牴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一隅三反，其类盖亦广矣。
──右三之四
别类叙书，如列人为传，重在义类，不重名目也。班、马列传家法，人事有两关者，则详略互载之。如子贡在《仲尼弟子》为正传，其入《货殖》，则互见也。《儒林传》之董仲舒、王吉、韦贤，既次於经师之篇，而别有专传。盖以事义标篇，人名离合其间，取其发明而已。部次群书，标目之下，亦不可使其类有所阙，故详略互载，使后人溯家学者，可以求之无弗得，以是为著录之义而已。自列传互详之旨不显，而著录亦无复有互注之条，以至《元史》之一人两传，诸史《艺文志》之一书两出，则弊固有所开也。
──右三之五
别裁第四
《管子》，道家之言也，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礼经》所部也，刘歆裁其《三朝记》篇入《论语》。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如《弟子职》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吕不韦自撰，皆所谓采取成说也。）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於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於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於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
──右四之一
《夏小正》在《戴记》之先，而《大戴记》收之，则时令而入於《礼》矣。《小尔雅》在《孔丛子》之外，而《孔丛子》合之，则小学而入於子矣。然《隋书》未尝不别出《小尔雅》以附《论语》，《文献通考》未尝不别出《夏小正》以入时令，而《孔丛子》、《大戴记》之书，又未尝不兼收而并录也。然此特后人之幸而偶中，或《尔雅》、《小正》之篇，有别出行世之本，故亦从而别载之尔。非真有见於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也。不然，何以本篇之下，不标子注，申明篇第之所自也哉？
──右四之二
辨嫌名第五
部次有当重复者，有不当重复者。《汉志》以后，既无互注之例，则著录之重复，大都不关义类，全是编次之错谬尔。篇次错谬之弊有二，一则门类疑似，一书两入也；一则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也。欲免一书两入之弊，但须先作长编，取著书之人与书之标名，按韵编之，详注一书源委於其韵下；至分部别类之时，但须按韵稽之，虽百人共事，千卷雷同，可使疑似之书，一无犯复矣。至一书两名误认二家之弊，则当深究载籍，详考史传；并当历究著录之家，求其所以同异两称之故，而笔之於书，然后可以有功古人，而有光来学耳。
──右五之一
《太史公》百三十篇，今名《史记》。《战国策》三十三篇，初名《短长语》。《老子》之称《道德经》，《庄子》之称《南华经》，《屈原赋》之称《楚词》，盖古人称名朴，而后人入於华也。自汉以后，异名同实，文人称引，相为吊诡者，盖不少矣。《白虎通德论》删去德论二字，《风俗通义》删去义字，《世说新语》。删去新语二字，《淮南鸿烈解》删去鸿烈解而但曰《淮南子》，《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不称《吕氏春秋》，而但曰《吕览》。盖书名本全，而援引者从简略也。此亦足以疑误后学者也。郑樵精於校雠，然《艺文》一略，既有《班昭集》，而复有《曹大家集》，则一人而误为二人矣。晁公武善於考据，然《郡斋》一志，张君房《脞说》，而题为张唐英，则二人而误为一人矣。此则人名字号之不一，亦开歧误之端也。然则校书著录，其一书数名者，必当历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号者，亦当历注其字号於姓名之下，庶乎无嫌名歧出之弊矣。
──右五之二
补郑第六
郑樵论书，有名亡实不亡，其见甚卓。然亦有发言太易者，如云：“郑玄《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则今按以《三礼正义》，其援引郑氏《目录》，多与刘向篇次不同，是当日必有说矣，而今不得见也。岂可曰取之三《礼》乎？又曰：“《十三代史目》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考《艺文》所载《十三代史目》，有唐宗谏及殷仲茂两家；宗谏之书凡十卷，仲茂之书止三卷，详略如此不同，其中亦必有说。岂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馀所论，多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旁求於今有之书，则可矣。如云古书虽亡而实不亡，谈何容易耶？
──右六之一
若求之於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书，则又采辑补缀之成法，不特如郑樵所论已也。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伪《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於群书者，为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之见於群书者，为《三家诗考》。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今按纬候之书，往往见於《毛诗》、《礼记》注疏及《后汉书》注；汉魏杂史，往往见於《三国志》注；挚虞《流别》及《文章志》，往往见於《文选》注；六朝诗文集，多见采於《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唐人载籍，多见采於《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一隅三反，充类求之，古逸之可采者多矣。
──右六之二
郑樵论书，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后世者，以为《唐志》所得旧书，尽《梁书》卷帙而多於隋，谓唐人能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以求之之功，是则然矣。但竟以卷帙之多寡，定古书之全缺，则恐不可尽信也。且如应劭《风俗通义》，劭自序实止十卷，《隋书》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又非有疏解家为之离析篇第，其书安所得有三倍之多乎？然今世所传《风俗通义》，乃属不全之书，岂可遽以卷帙多寡定书之全不全乎？
──右六之三
校雠条理第七
郑樵论求书遣官、校书久任之说，真得校雠之要义矣。顾求书出於一时，而求之之法，亦有善与不善；徒曰遣官而已，未见奇书秘策之必无遗逸也。夫求书在一时，而治书在平日。求书之要，即郑樵所谓其道有八，无遗议矣。治书之法，则郑樵所未及议也。古者同文称治；汉制，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蔡邕正定石经，以谓四方之民，至有贿改兰台漆书，以合私家文字者。是当时郡国传习，容有与中书不合者矣。然此特就小学字体言之也。若纪载传闻，《诗》、《书》杂志，真讹纠错，疑似两淆；又书肆说铃，识大识小，歌谣风俗，或正或偏；其或山林枯槁，专门名家，薄技偏长，稗官脞说；其隐显出没，大抵非一时徵求所能汇集，亦非一时讨论所能精详；凡若此者，并当於平日责成州县学校师儒讲习，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载笔之士，果能发明道要，自致不朽，愿讬於官者听之。如是，则书掌於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检，则奇邪不衷之说，淫诐邪荡之词，无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书之时，按籍而稽，无劳搜访，其便三也。中书不足，稽之外府；外书讹误，正以中书；交互为功，同文称盛，其便四也。此为治书之要，当议於求书之前者也。（书掌於官，私门无许自匿著述，最为合古。然数千年无行之者，一旦为之，亦自不易。学官难得通人，馆阁校雠未必尽是，向、歆一流，不得其人，则窒碍难行，甚或渐启挟持讹诈、骚扰多事之渐，则不但无益而有损矣。然法固待人而行，不可因一时难行，而不存其说也。）
──右七之一
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夫太常领博士，今之国子监也。太史掌图籍，今之翰林院也。凡官书不特中秘之谓也。
──右七之二
古者校雠书，终身守官，父子传业，故能讨论精详，有功坟典。而其校雠之法，则心领神会，无可传也。近代校书，不立专官，众手为之，限以程课，画以部次，盖亦势之不得已也。校书者，既非专门之官，又非一人之力，则校雠之法，不可不立也。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以谓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於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而坐收於几席之间，非校雠之良法欤？
──右七之三
古人校雠，於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於其下：其两说可通者，亦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所以备后人之采择，而未敢自以谓必是也。班固并省刘歆《七略》，遂使著录互见之法，不传於后世；然亦幸而尚注并省之说於本文之下，故今犹得从而考正也。向使自用其例，而不顾刘氏之原文，今日虽欲复刘歆之旧法，不可得矣。
──右七之四
《七略》以兵书、方技、数术为三部，列於诸子之外者，诸子立言以明道，兵书、方技、数术皆守法以传艺，虚理实事，义不同科故也。至四部而皆列子类矣。南宋郑寅《七录》，犹以艺、方技为三门，盖亦《七略》之遗法。然列其书於子部可也；校书之人，则不可与诸子同业也。必取专门名家，亦如太史君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之例，乃可无弊。否则文学之士，但求之於文字语言，而术业之误，或且因而受其累矣。
──右七之五
著录残逸第八
凡著录之书，有当时遗漏失载者，有著录残逸不全者。《汉书艺文志》注，卷次部目，与本志不符；颜师古已云“岁月久远，无由详知”矣。今观萧何律令、叔孙朝仪、张霸《尚书》、尹更始《春秋》之类，皆显著纪传，而本志不收。此非当时之遗漏，必其本志有残逸不全者矣。《旧唐书经籍志》集部内，无韩愈、柳宗元、李翱、孙樵之文，又无杜甫、李白、王维、白居易之诗，此亦非当时之遗漏，必其本志有残逸不全者矣。校雠家所当历稽载籍，补於艺文之略者也。
藏书第九
孔子欲藏书周室，子路以谓周室之守藏史老聃，可以与谋，说虽出於《庄子》，然藏书之法，古有之矣。太史公抽石室金匮之书，成百三十篇，则谓“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然则书之有藏，自古已然，不特佛老二家，有所谓道藏、佛藏已也。郑樵以谓性命之书，往往出於道藏，小说之书，往往出於释藏。夫儒书散失，至於学者已久失其传，而反能得之二氏者，以二氏有藏，以为之永久也。夫道藏必於洞天，而佛藏必於丛刹；然则尼山、泗水之间，有谋禹穴藏书之旧典者，抑亦可以补中秘之所不逮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