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颜氏学记》觉得很有兴趣，颜习斋的思想固然有许多是好的，想起颜李的地位实在是明末清初的康梁，这更令人发生感慨。习斋讲学反对程朱陆王，主张复古，“古人学习六艺以成其德行，”归结于三物，其思想发动的经过当然也颇复杂，但我想明末的文人误国总是其中的一个重大原因。他在《存学编》中批评宋儒说：
“当日一出，徒以口舌致党祸，流而后世，全以章句误苍生。上者但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骛富贵利达。”其结果则北宋之时虽有多数的圣贤，而终于“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南渡之后又生了多数的圣贤，而复终于“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玺与元矣”。又《年谱》中记习斋语云：
颜习斋尝说，“为治去四秽，其清明矣乎，时文也，僧也，道也，娼也。”别的且不论，其痛恨时文我觉得总是对的。但在性理书评里他又说，“宋儒是圣学之时文也，”则更令我非常佩服。何以道学会是时文呢？他说明道，“盖讲学诸公只好说体面话，非如三代圣贤一身之出处一言之抑扬皆有定见。”傅青主也尝说，“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刁钻，为狗为鼠而已。”这是同一道理的别一说法。朱子批评杨龟山晚年出处，初说做人苟且，后却比之柳下惠，习斋批得极妙：
那种偏激的气节说虽为儒生所唱道，其实原是封建时代遗物之复活，谓为东方道德中之一特色可，谓为一大害亦可。如现时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派政权，岂非悉由于此类右倾思想之作祟欤。内田等人明言即全国化为焦土亦所不惜，但天下事成败难说，如其失败时将以何赔偿之，恐此辈所准备者亦一条老命耳。此种东方道德在政治上如占势力，世界便将大受其害，不得安宁，假如世上有黄祸，吾欲以此当之。虽然，这只是说日本，若在中国则又略有别，至今亦何尝有真气节，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气节的八股罢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此与浸在温泉里一面吆喝“冲上前去”亦何以异哉。清初石天基所著《传家宝》中曾记一则笑话云：
性理书评中有一节关于尹和靖祭其师伊川文，习斋所批首数语虽似平常却很有意义，其文曰：
“龟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处堂，全不见汴京亡，徽钦虏，直待梁折栋焚而后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论龟山，正如戏局断狱，亦不管圣贤成法，只是随口臧否，驳倒龟山以伸吾识，可也，救出龟山以全讲学体面，亦可也。”末几句说得真可绝倒，是作文的秘诀，却也是士大夫的真相。习斋拈出时文来包括宋儒——及以后的一切思想文章，正是他的极大见识，至于时文的特色则无定见，说体面话二语足以尽之矣，亦即青主所谓奴是也。今人有言，土八股之外加以洋八股，又加以党八股，此亦可谓知言也。关于现今的八股文章兹且不谈，但请读者注意便知，试听每天所发表的文字谈话有多少不是无定见，不是讲体面话者乎？学理工的谈教育政治与哲学，学文哲的谈军事，军人谈道德宗教与哲学，皆时文也，而时文并不限于儒生，更不限于文童矣，此殆中国八股时文化之大成也。习斋以时文与僧道娼为四秽，我则以八股雅片缠足阉人为中国四病，厥疾不瘳，国命将亡，四者之中时文相同，此则吾与习斋志同道合处也。
“明亡天下，以士不务实事而囿虚习，其祸则自成祖之定四书五经大全始。三百年来仅一阳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举俗学入人之蔽已深故也。”这里的背景显然与清末甲申以至甲午相同，不过那时没有西学，只有走复古的一条路，这原是革新之一法，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所做的。“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这就是后来提倡声光化电船坚炮利的意思，虽然比较的平淡，又是根据经典，然而也就足以吓倒陋儒，冲破道学时文的乌烟瘴气了。大约在那时候这类的议论颇盛，如傅青主在《书成化弘治文后》一篇文章里也曾这样说：
“文章之祸，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国家则害国家。陈文达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当日读之，亦不觉其词之惨而意之悲也。”戴子高述《颜李弟子录》中记汤阴明宗室朱敬所说，意尤明白：
“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习斋的意思似乎只在慨感儒生之无用，但其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事功的陋习我觉得别有意义。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事，这是无可疑的，所以重气节当然决不能算是不好。不过这里就难免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一死塞责，虽误国殃民亦属可恕。一己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
“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这个道理似乎连皇帝也明白了，康熙二年上谕八股文章与政事无涉，即行停止，但是科举还并不停，到了八年八股却又恢复，直到清末，与国祚先后同绝。民国以来康梁的主张似乎是实行了，实际却并不如此。戊戌前三十年戴子高赵叔遍索不得的颜李二家著述现在有好几种板本了，四存学会也早成立了，而且我们现在读了《颜氏学记》也不禁心服，这是什么缘故呢？从一方面说，因为康梁所说太切近自己，所以找了远一点旧一点的来差可依傍，——其因乡土关系而提倡者又当别论。又从别一方面说，则西学新政又已化为道学时文，故颜李之说成为今日的对症服药，令人警醒，如不佞者盖即属于此项的第二种人也。
“有父病延医用药，医曰，病已无救，除非有孝心之子割股感格，或可回生。子曰，这个不难。医去，遂抽刀出，是时夏月，逢一人赤身熟睡门屋，因以刀割其股肉一块。睡者惊起喊痛，子摇手曰，莫喊莫喊，割股救父母你难道不晓得是天地间最好的事么？”此话颇妙，习斋也生在那时候想当同有此感，只是对于天下大约还有指望，所以正经地责备，但是到了后来这只好当笑话讲讲，再下来自然就不大有人说了。六月中阅《学记》始写此文，到七月底才了，现在再加笔削成此，却已过了国庆日久矣了。
（二十二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