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赋》中二语之解
清末李详以善作骈体为时称重；他的诗也颇有情味。偶而因评论人物记述读书所见，间有识力，惟不免“胶柱鼓瑟”处；如因评张稷若的《蒿庵闲话》中论东坡《前赤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二语，谓“七月望时，日月但对当在‘陬訾’，斗牛二宿在星记，相去甚远，何缘徘徊其间……”，云云。遂又自举，“……如‘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当指何诗？如指《陈风月出》之诗，则此诗但有‘窈纠’，无‘窈窕’。若用《关雎》，‘窈窕’则于义无取。余谓其意当云‘诵月出之诗，歌窈纠之章’。首举其篇，次举其章。又以避下月出遂改为明月，而又误记纠为窕耳。此出余之臆度，不知世人抑有别说否？”
东坡记丑读博，似不至将“窈纠”误记为“窈窕”且“月出”二字不但与下文重犯，如五字连用“诵月出之诗”不惟呆板，而读音亦不协和。“月出”“窈窕”皆仄声，轻重无别。且曰诗曰章，显有用意。《关雎》一篇，可述为诗，且其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在一章，故不能曰“歌窈窕之诗”。曹操之《短歌》出末句“明明如月，忧不可掇”。因是时诗歌鲜以章什为分，故可说为“诵明月之诗”。我想上句并非指的《诗经·陈风》中之《月出》一首，下句则显然引《关雎》篇中“窈窕淑女”句以托兴感——正不是呆指男女，仍含着香草美人的比法，以思远人，以念佳士。若如李之解释“首举其篇，次举其章”，一诗以两句分用，不惟在文理上过于板滞，且一意贯下徒凑对句。东坡之才，宁肯为此？
诗人缘情比物，不同于严正论文，引典必切，丝毫莫易。若必如此，刻执批正，则杜甫《北征》中“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二句岂不亦大费解？褒姒乃周幽王之妃，以举烽火诳诸侯救兵为笑者；妲己则殷纣王妃，而与“夏”何关？似应改夏为周，上下句方为切合。否则岂非杜老误记褒姒乃夏代后妃么？据诗句细想，可有两种解释：（一）系如旧时某评家所谓，“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正不必作误笔。自八股兴无人解此法矣！”（二）是杜老明明知是周幽王之妃，却因用“不闻周殷衰”于史实勉强比合并不洽切。周幽王虽因宠信褒姒致引诸侯不救犬戎之祸而失国，然周未因此亡国，平王东迁，终致中兴，以言“衰”当不甚宜。固然《小雅》里有“赫赫宗周，褒姒夭之”，是诗人深恶痛绝的恨语也。明明知道宗周还没有灭绝，以与殷比至纣王遂以不祀者当然有别。可是有人要问杜老既以为周史与殷不同，则下句何不以夏桀之妃妹喜作对曰“不闻诛妹妲”，此驳甚对。然杜老夫岂不知？不过褒妲连用已熟，“妹妲”则比较生踈，且妹妲两音，不如褒妲之合拍，且明明示人以此等要典易知易记，引入诗句不须指对的。那末真切如第一说的“互文之妙”妙则未必，可于诗句绝无妨碍。
苏赋之二句以音论，也是“明”字与“窈”字有互章之妙。盖“明”为轻唇闭发音，“窈”字为舌尖开发音，如换易为“月出”“窈纠”试一读之何等诘曲不顺，且于义亦不如分引《短歌》以与《关雎》为合体也。
《巢经》巢
遵义郑子尹在清道咸间以诗闻名，虽以不恒外出的儒生誉闻远著，就连当时一代的文武要角曾国藩也大加推重，想请其出山而不得。郑诗的确有其清苦深之特色，重开清末的宋诗派的先河，而非他同时与以后的学宋诗者所能比，除却意境练字外尤多描绘军政情况乡民苦难，读之使人不止为诗人己身的哀乐所感动，而能扩展心胸抒发国情于社会的群体。这不但是文词上具有特长，可见作者的敏感与丰富的同情。可是他自己并不以诗作为平生第一要务，他的研经与文字学才是他最下工夫最觉得可以传世的事业，所以他的诗文集即以《巢经》为名，以志不忘而明其学思所在。
“巢”“经”二字连用，似较费解，十人而九不易有确切的解说。经上冠以巢字，想象力当然奇特，但有来源。我们还须推重善以“瘦”诗见长的唐诗人孟东野的怪想，他与玉川子卢同以古文大鸣的韩愈，都是好友。在作诗的风格上虽各有所长，然综合看去都有不写平常的诗句的趋势。卢同之怪语奇想以及杂用俗语破除旧古风体与盛行的律体的束缚，在唐诗中独辟一条道路。韩昌黎则以作文法作诗，大奡奇崛与以前各名家的诗都无同处；虽也有平易清遒之作，可是像石鼎中他的造句，南山的竭力形容，皆能见出他的有意为此的风格。至于孟东野则以苦语峭瘦特易显出，韩氏对他的称誉言之甚详。总之，这三位之诗创作固有性格上的大同趋向，而居心洗刷平凡，要独立一帜作成当代诗坛上的联合战线却甚显然。
所以孟氏的集中《忽不贫喜卢同书船归海诗》一诗自称贫孟已经特殊，又有“我愿拾遗柴，巢经於空虚，下免尘土侵，上为云霞居”四句，孟东野非经师，也不像韩退之以道统自任而尊崇经书，然而因卢同购来，他忽然大发他的奇想，忽有将经书放在空虚处之感，因拾遗柴，（这当然是他的贫寒特色）以柴构巢，以巢了书，不知如何空虚法（放入柴中以柴包护故曰空虚）可能免却尘侵，上及云霞，这真是我们的寒诗人的想象，自然以诙奇语发抒他那点愤世嫉俗的素怀。
郑珍的巢经巢三字，出于这句五言诗作者固奇，不意几千年后在交通不便，僻远清苦的遵义，却有这位经师兼诗人能寻得出这二字为他的书室命名，也为所作诗文集的题名，可谓千载绝响，遇到知音了。
向来以书名巢者多（如室名字名），以经为巢者实鲜。这在旧日或者以为有诬蔑圣贤的玩笑意味，以经为巢太不庄重，孰意郑珍倒是特为推崇经书，才以孟诗中二字以为室名。（孟郊以拾遗柴构巢自是衍有巢氏构木为巢之义。）
元与正
《春秋》为中国以年记史的第一部书，常常见到某公元年或正月的用法。考夏殷建朔似乎不见有元年的称谓，但建始之月也叫作正月。“元”字“正”字在《易经》上都有，如：
大哉乾元，元亨利贞，蒙以养正，
等等。至《尚书》中记古代史实用“元”字的尤多。其后《尔雅》解诂字义以为“元者，始也。正者，长也。”要言不繁，足为这两个字的确当明释。
杜陵
杜甫诗中自称杜陵者凡数见，向来注解家于杜陵在唐代之地域说法不一，然以地志诸书所载在今陕西西安府咸宁县为是。汉地理志云，“京兆尹杜陵故杜伯国”。杜预注《左传》，唐、杜，二国名。殷末豕韦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于杜为杜伯。杜，今之京兆杜县是。晋代已有杜县名称。然杜陵二字则早自汉代已有，亦即古之杜伯国。惟何以有陵之称？或其地有土阜高出，地非平衍，因有陵名。且《说文》高部：亳，京兆杜陵亭也。据清末大儒孙仲容先生之考订，以为“亳与汤社同壤一以汤社盖即古之唐杜，唐声与易声古音同部，《白虎通·义号篇》：唐，荡荡也。《说文》啺古文唐从口昜，故唐杜通作荡杜。杜与社同从土得声，故又曰荡社也，”云云。其结论谓亳与荡杜同在杜陵，许氏谓亳乃京兆杜陵亭。建亭或于高处，是杜陵之称由来甚古。古时以陵名地者《诗》《书》《孟子》《左传》中皆有之，当时以地名陵，合乎常理。
杜陵因杜甫自称遂易为后人所知。研读杜诗者易于忽此，兹引仲容先生之考证附记之，以供参阅。
冒没轻
韦昭注《国语》最称善本，难字曲意赖注以解。清代汪中（容甫）曾有《国语·校文》一卷以各本互校原文，间有对韦注匡正改误处，颇多发明，如
《吴语》中：
“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注云“欲战以决之，不胜则服事君，君若胜则为盟主。”
汪校文谓：
“言好则盟，恶则战耳。恐嚇之辞。注非。”
事君二字古书与左氏传之时皆见之。韦注则服事君四字不错，唯揆其语气确是壮气质言，如俗语“好在今天坏在今天”与若胜则为盟主殊无当，汪断为恐喝词是。
又如（亦在《吴语》）：
“与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其孰利乎？”注言“战而杀万人，与安而得越国，二者谁为利乎？”依韦注意则语气明明倾重于后者，即安而得越国为利，因第二句之“宁其”二字作毋宁之虚词解，故而汪氏则谓：
“与其宁其两者，两事相衡择利而从之之辞。注非。”
则以二语在语意上平列而总以孰利之问语。《孟子》中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用法，然此一宁字，无代名词“其”。轻重之意显然。《吴语》中则“与其”“宁其”并用，是宁字与“抑”“或”之义相当，汪氏断为两事权衡择利而从之，语意似确。
又《周语》中“懋正其德而厚其性”句，注：“性，情性也。”汪氏谓，“中按性与生通，内传曰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
此校最易了然，性何能厚以生为解与《尚书》中语恰合。
惟汪校中二处似在可商，如（《周语》下）：
“器无彤镂，俭也。注：彤，丹也。”
汪谓“彤乃雕之误，贾谊书礼容语正作雕”。按雕彤二字固易书误，但二字连用通行已久。展转誊书者似不至特误为彤。“彤镂”是两种施于器物的文饰，而“雕镂”则是一种文饰。“雕”与“镂”因有深刻浅刻的不同（镂是刻金器之原辞），然不如“彤镂”之义广。原注丹也，言简而义括。周礼职金所掌有丹青，郑注云，青空青也，而《说文》丹，巴越之赤石也，是丹即丹砂，李斯《谏逐客书》有：
“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是丹砂以石染物成为珍品，《说文》所谓巴即西蜀，道远物珍，故非一般人所得用。彤字从丹，丹乃文饰形，明是以丹饰采，具有文饰，为费用大而非俭者，故汪氏校文以雕易彤，似过含混，似以从原注是。
以外尚有一条，即（《周语》中）：
“夫戎翟冒没轻儳。注：冒，抵触也；没入也。”
汪氏谓，“中按：冒没即冒昧。”
甚合，没昧古音同，且如原注既抵触又加入意殊不辞，作一种鲁莽形容为宜。且不止冒昧尚轻浅，盖谓戎翟之性轻于杀伤，好勇无谋，徒多侵入，并少远计，毚字平常作轻弱无力解，如“然不可终日”按此字即古浅字，毚与戋音戋，小也。故曰戋戋，小与浅可转解，如：
諓（諓諓，善言也，又巧谗貌。）
戋 （浅小意）
俴 （浅也）
而镵之字如：
谗 （谮也）馋（贪馋）劖（刺也镌劖）
儳 （儖儳，恶也）镵（黎铁也）。
无论是名词、形容词、动词皆含不深入而有痕象之意，是与戋字互通。故轻儳格即轻浅。汪氏故解今为补及，他日有得当另述之。
步辇
胶东各县往往有“步撵着”的乡语，如问人骑马来或坐车来？其人徒行则以“步撵着来”为答。似乎记得北平话也有这种用法。步字易知，“撵”则不知何义。又被追急或追人行急亦曰“撵”。如“我撵他没撵上”或“咱撵不过他”、“快撵”。我于多年前闻人语此则以为是“赶”字的变音，但用于追意尚可若步行自如，以赶为解便不可通，且两种用法读音有别，形容徒步行来则以舌尖挑音，而形容急追则以舌尖抵上颚发音，一尖一圆，一轻一重，如误用之往往令人失笑。
其后见某种笔记，《周书》王朝步自周一句，引黄公绍语，“步，辇也；人荷不驾马也。”这似是后世帝后所乘之辇的始语。按辇字乃后造字，前以两夫字挨并，自易会意。周之天子出门走道，自不至徒步而行，除了见诸古书上的辂车之外，不易得知还有什么代步的工具，然而以人力舁车或挽或推以为行的东西定然早有，如见于《左传》中的舆人之诵，见于《孟子》中的舆字与车，自非一物。按舆下从，是以平杠舁之形，如共举皆由此义所出。即与兴等字其义亦与舁升等有连贯关系。则与人之舆当以手力舁抬为正诂，上为车形，旁有遮饰，即后代辇形之滥觞。舆人在古既属专业，若王公贵族之乘此物者，舆人步法必有训练，前后相衔，易肩逐步后者视前，步步相追，俗语必不呼舆，因舆人逐步趱赶，遂有辇音，沿及近世乡音未改，或即由此。
《字林考逸》
文人好名，遂至驰骛声华，互相标榜。甚则结党互讦，混淆是非。此皆见诸历代史籍与稗官野史之中，虽未尽符事实，然自争名之故，竟至不顾道义，名之为害，令人太息！其在清代，如戴东原以高望名儒预修《四库全书》，因校辑《水经注》有盗袭赵本之疑，后人聚讼纷纷，各有所偏。但戴氏之名确非尊之者所能掩饰。而近人李详之《窳记》中亦载江郑堂（藩）之《汉学师承记》内谓《字林考逸》一书本系丁小雅所著稿本，存任子田处（按即任大桩），子田窃其书而署其名。小雅自作书遍告诸人云云。李君大为不平，驳《汉学师承记》所载之无据谓：
详案小雅游京师与子田交最熟，考逸后附小雅之说姓氏粲然。子田辑考逸时广阅群籍，遂得从容撰集《小学钩沈》，其势自易，亦何藉于小雅而为郭象盗庄之举？无论当时诸老绝无此说，即小雅逝后许周生所作《丁教授传》亦以《字林考逸》刊入小雅为人校定刊行书内，不知郑堂当日厚诬两君何意，余疑有爱憎之见也！
《汉学师承记》虽为后人考核清代汉学传授之参考书，然其分别系统已不能无比附附会处，而断论不严，竟将私人著述之窃盗事牵涉上，无论于其书体例不合，此何等事，如无确证岂非诬蔑名行，哪可随笔铺叙如同断案？任氏《小学钩沈》一书对于旧籍钩稽考核颇费苦心，其得名亦在此书。至《字林考逸》并非任氏要著，何至窃丁氏之稿而称己作？李君之辨已详，不俟更考。猖怪江藩自以儒者自期竟在其论述一代师承之大著内有兹诬言，即此一端其书已足使人难于尽信。至对于任氏有何憎嫌，因不易知。李君之疑当非虚语。
古文古字与中古文
汉代诸经古文之学，其来源由于鲁共王坏孔子宅所得壁中书，《汉书·艺文志》明言：
壁中书有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皆古字也。
班氏所记“皆古字也”，字是文之总称，《说文》“单体为文，合体为字”。然在东汉已将一般文字总称为文，班氏仍据古称，故曰“古字”。古字乃指籀文（或指仓颉古文），当时名古文者以其有别于是时通行之隶书之故。至又有中古文之名，则因孔壁诸经后皆献之于朝，藏于秘府，以中古称者，或即孔子作《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见《说文·序言》）所用当时之籀文（所谓大篆），在汉代言，视当中古，遂有此名，足证孔壁中残篇断简必非以周代以前之字体所写，否则何不径曰上古文或古文而又有中古之称！
是时以《尚书》与《礼记》二种为博士所不习者，诸儒皆不能作注。所谓不习徒以字体不同记文与口授的差异，故诸儒不能就新发现者即以注释。所谓“不习”非东汉诸儒未曾习学过《尚书》，乃对此新发现者“不熟习”之故。盖西汉初已有伏生授书之夅，如周霸孔安国贾嘉之颇能言《尚书》事，亦出于伏生所传。不过初由口授，衍为纪文，自与中古文之壁中书有多少不同。《艺文志》所记：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而已。
是所差者，以经文字异者为主，脱字并非甚多。欧阳大小夏氏学由倪宽而再传孔安国。研究孔安国之学出于伏生。至“礼经”十七篇今文古文之异，今尽见于郑注中，皆不过字句小殊。
小有天
杜甫《秦州杂诗》：“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旧注引《水经注》，“仇池绝壁峭峙，孤险，其高二十余里，羊肠蟠道三十六迴，山上丰水泉，所谓清泉沸涌，润气飞流者也。”浦注则谓“仇池山在秦州西南二百余里”，云云。小有天，或小有洞天，世有佳山水处往往以此名呼之。盖由洞口上望洞见天光之故。《名山记》所谓“王屋山有洞，周迴万里，名小有清虚之天。”是杜句以述秦州名胜“仇池”为主，言其清泉远流，在地内与王屋山之“小有清虚之天”的大洞潜通而已。《东坡志林》据赵德鳞言谓“仇池小有洞天之附庸”真不免附会。盖如“仇池”是小有天之附庸，何以首句如是郑重，而小有天反在其次？何况下两句：
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
皆咏“仇池”，并非叙王屋山之小有天，观此则一诗中之章法主宾显明有属，第二句不过衬语，谓其源流长远，否则夺主喧宾，即寻常诗人咏怀古迹尚不至是，杜老宁能有此！
《空囊》
读杜诗者，往往好找大题目看，其实杜集中许多信笔遣兴，或以琐事微物托意的佳作，倒能使读者更易明了杜老的心胸见解。以《空囊》一律为例，是诗历来几乎不见有人评论，然其涵意之真，用字之切，诙谐中有隽冷意味，殊耐人思。
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
世人共卤莽，吾通属艰难。
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
以对句起，见出贫穷之甚，人格之高。用苦犹食与高可餐六字是自嘲语，是沉痛语！而三四句之紧接出人意外。“世人共卤莽”，不言何事，不加评断，用共字显出滔滔者天下皆是，无从匡救。然而卤莽得什么，善读者当然令心有得。还不是争攫权利，不问所来！下句属艰难之属字，即表示应分艰难无足怪了。末二句忽然翻转，深入一层，囊空尚留一钱，只可看看自足聊自嘲慰。苦辛之言，出于和平。冻饿之音，绝无郁愤。此是何等胸襟，又是何等高格！眼中一切，直如鸡鹜纷纷，徒知争利争食……试与韩愈之《送穷文》一比，便知高下与胸襟的宽狭了。
诗人用字须炼，然多易陷于奇崛不切，或纤佻生厌，所谓有意为之，吃力不讨好也。杜诗中用字无论如何锻炼，能与情景记叙恰好合拍，使人无杂奇突兀之感，如：
“迴眺积水处，始知众星乾。”
形容水势之大，登岸后回眺所觉以星乾二字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