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逛厂甸，在小摊子上买到两三本破书。其一是《诗庐诗文钞》。胡诗庐君是我的同学前辈，辛丑年我进江南水师，管轮堂里有两个名人，即铅山胡朝梁与侯官翁曾固，我从翁君初次看到《新民丛报》，胡君处则看他所做的古诗。民国六年我来北京，胡君正在教育部，做江西派的诗，桐城派的文，对于这些我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不大相见。十年辛酉胡君去世，十一年壬戌遗稿出版，有陈师曾小序，即是此册，今始得一读，相隔又已十二三年，而陈君的墓木也已过了拱把了罢。诗稿前面有诸名流题字，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严幾道的第二首，因为署名下有一长方印章，朱文两行行三字，曰天演宗哲学家，此为不佞从前所未知者也。
旧书之二不知应该叫作什么名字。在书摊上标题曰名山丛书零种，但是原书只有卷末明张佳图著《江阴节义略》一卷书口有“名山丛书”字样，此外《谪星说诗》一卷《谪星笔谈》三卷《谪星词》一卷，均题阳湖钱振锽著，不称丛书。我买这本书的理由完全是为木活字所印，也还好玩，拿回来翻阅着见其中仪字缺笔，《节义略》跋云癸亥九月，知系民国十二年印本，至于全书共有几种，是何书名，却终不明白。读《谪星词》第三首，《金缕曲》“忆亡弟杏保”，忽然想起钱鹤岑的《望杏楼志痛编补》也是纪念其子杏保而作的，便拿来一查，果然在《求仙始末》中有云，“丙申冬十二月长男振锽于其友婿卜君寿章处得扶乩术，是月二十有一日因于望杏楼试之，”卷后诗文中亦有振锽诗七首词一首，唯《金缕曲》未收，或系后作也。去年春节在厂甸得《志痛编补》，得到不少资料写成《鬼的生长》一文，今年又得此册，偶然会合亦大可喜，是则于木活字之外又觉得别有意思者也。
王李多以恶语詈谢茂秦，令人发怒。以双目嘲眇人，已不长者，以轩冕仇布衣，亦不似曾饮墨水者也。卢柟被陷，茂秦为之称冤于京师，得白乃已。王李诸人以茂秦小不称意便深仇之，弇州至詈其速死。论其品概，王李与茂秦交，且辱茂秦矣，宜青藤之不入其社也。”此外非难弇州的还有好几则，都说得有理，但如评贾岛一则虽意思甚佳，实际上恐不免有窒碍，文云：
今日读唐晏（民国以前名震钧）的《涉江先生文钞》，其《砭韩》一文中有云，“此一派也，盛于唐，靡于宋，而流为近代场屋之时文，皆昌黎肇之也。”可与上文所引各语相发明。十七日记。
《谪星说诗》虽只六十余则，却颇有新意，不大人云亦云的说，大抵敢于说话，不过有时也有欠圆处。如云：
《谪星笔谈》与《说诗》原差不多，不过一个多少与诗有点相关，一个未必相关而已，有许多处都是同样地有意思，最妙的也多是批评人的文章。卷二云：
《笔谈》卷三谈到桐城派，对于中兴该派的曾涤生甚致不敬，文云：
“退之与时贵书，求进身，打抽丰，摆身分，卖才学，哄吓撞骗，无所不有，究竟是苏张游说习气变而出此者也。陶渊明穷至乞食，未尝有一句怨愤不平之语，未尝怪人不肯施济而使我至于此也。以其身分较之退之，真有霄壤之别。《释言》一首，患得患失之心活现纸上，谗之宰相便须作文一首，或谗之天子，要上万言书矣。”这一节话我十分同意，真可以说是能言人所难言。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他的好处。我其实是很虚心地在读“古文”，我自信如读到好古文，如左国司马以及庄韩非诸家，也能懂得。我又在读所谓唐宋八家和明清八家的古文，想看看这到底怎样，不过我的时间不够，还没有读出结果来。现在只谈韩文。这个我也并未能精读，虽然曾经将韩昌黎文集拿出来搁在案头，但是因为一则仍旧缺少时间，二则全读或恐注意反而分散，所以改变方针来从选本下手。我所用的是两个态度很不相同的选本，一是金圣叹的《天下才子必读书》，一是吴闿生的《古文范》。《才子必读书》的第十和十一卷都是选的韩文，共三十篇，《古文范》下编之一中所选韩文有十八篇，二家批选的手眼各不相同，但我读了这三十和十八篇文章都不觉得好，至多是那送董邵南或李愿序还可一读，却总是看旧戏似的印象。不但论品概退之不及陶公，便是文章也何尝有一篇可以与孟嘉传相比。朱子说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我想其文正亦如此，韩文则归纳赞美者的话也只是吴云伟岸奇纵，金云曲折荡漾，我却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正是策士之文也。近来袁中郎又大为世诟病，有人以为还应读古文，中郎诚未足为文章模范，本来也并没有人提倡要做公安派文，但即使如此也胜于韩文，学袁为闲散的文士，学韩则为纵横的策士，文士不过发挥乱世之音而已，策士则能造成乱世之音者也。
“近日言古文推桐城成为派别，若持论稍有出入，便若犯乎大不韪，况敢倡言排之耶？余不能文，偶有所作，见者以为不似桐城，予唯唯不辨。窃谓文之未成体者冗剽芜杂，其气不清，桐城诚为对症之药，然桐城言近而境狭，其美亦殆尽矣，而迤逦陵迟，其势将合于时文。盖桐城派之初祖为归震川，震川则时文之高手也，其始取五子之菁华，运以欧曾之格律，入之于时文，时文岸然高异。及其为古文，仍此一副本领，易其字句音调，又适当王李赝古之时，而其文不争声色，浏然而清，足以移情，遂相推为正宗。非不正宗，然其根柢则在时文也。故自震川以来，若方望溪刘才甫姚惜抱梅伯言，皆工时文，皆有刻本传世，而吴仲伦《初月楼集》末亦附时文两三篇，若谓不能时文便不足为古文嫡冢者。噫，何其蔽也。”谢君为林琴南之师，而其言明达如此，甚可佩服。其实古文与八股之关系不但在桐城派为然，就是唐宋八大家传诵的古文亦无不然。韩退之诸人固然不曾考过八股时文，不过如作文偏重音调气势，则其音乐的趋向必然与八股接近，至少在后世所流传模仿的就是这一类。《谪星说诗》中云：
“诗当求真。阆仙推敲一事，须问其当时光景，是推便推，是敲便敲，奈何舍其真境而空摹一字，堕入做试帖行径。一句如此，其他诗不真可知，此贾诗所以不入上乘也。退之不能以此理告之，而谓敲字佳，误矣。”我说窒碍，因为诗人有时单凭意境，未必真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要讲真假很不容易，我怕贾上人在驴背上的也就是这一种境界罢。
“沧浪谓东野诗读之使人不欢，余谓不欢何病，沧浪不云读《离骚》须涕洟满襟乎？曷为于骚则尊之，于孟则抑之也。东坡称东野为寒，亦不足为诗病。坡夜读孟郊诗直是草草，如云细字如牛毛，只是憎其字细，何与其诗。
“桐城之名始于方刘，成于姚而张于曾。虽然，曾之为桐城也，不甚许方刘而独以姚为桐城之宗，敬其考而祧其祖先，无理之甚。其于当世人不问其愿否，尽牵之归桐城，吴南屏不服，则从而讥之。譬之儿童偶得泥傀儡，以为神也，牵其邻里兄弟而拜之，不肯拜则至于相骂，可笑人也。”谢章铤《赌棋山庄笔记》，《课余偶录》卷二亦有一则，语更透澈，云：
“故老相传，姚姬传先生每诵此句，必数易其气而始成声，足见古人经营之苦矣。”此可知古文之通于音乐，即后人总以读八股法读之，虽然韩退之是否摇头摆腿而做的尚不可知。总之这用听旧戏法去赏鉴或写作文章的老毛病如不能断根去掉，对于八股宗的古文之迷恋不会改变，就是真正好古文的好处也不会了解的。我们现在作文总是先有什么意思要说，随后去找适当的字句用适当的次序写出来，这个办法似乎很简单，可是却不很容易，在古文中毒者便断乎来不成，此是偶成与赋得之异也。《谪星说诗》中云：
“同年王鹿鸣颇娴曲学。偶叩以律，鹿鸣曰，君不作八股乎，亦有律也。”此可知八股通于音乐。《古文范》录韩退之《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首句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选者注云：
“凡叙事说理写情状，不过如其事理情状而止，如镜照形，如其形而现，如调乐器，如其声而发，更不必多添一毫造作，能如是便沛然充满，无所不至。凡天下古今之事理情状，皆吾之文章诗词也，不必求奇巧精工，待其奇巧精工之自来。古唯苏家父子能见到此境，后则陆放翁。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瑕疵，岂复须人为。可谓见之真矣。”此虽似老生常谈，但其可取亦正在此，盖常谈亦是人所不易言者也。与上引评贾岛语是同一意思，却圆到得多，推敲问题太具体了，似乎不好那么一句就断定。《笔谈》中有意思的还有几条，抄得太多也不大适宜，所以就此中止了。廿四年一月十五日，在北平西北城之苦茶庵。
附记
钱君著书后又搜得《名山续集》九卷，《语类》二卷，《名山小言》十卷，《名山丛书》七卷，亦均木活字印，但精语反不多见，不知何也。四月中蚌埠陆君为代请钱君写一扇面见寄，因得见其墨迹，陆君雅意至为可感。五月廿四日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