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从隆福寺买到一部笔记，名曰“常谈丛录”，凡九卷，金谿李元复著，有道光廿八年陆建瀛序，小板竹纸，印刷粗恶，而内容尚佳，颇有思想，文章亦可读。卷三女子裹足一则有云：
“女子裹足诸书虽尝为考证，然要皆无确据，究不知始于何时，其风至遍行天下，计当在千数百年之前耳。女子幼时少亦必受三年楚毒，而后得所谓如莲钩如新月者，作俑之人吾不知其历几万万劫受诸恶报，永无超拔也。其实女之美岂必在细足，古西施郑旦初不闻其以纤趾而得此美名也。满洲自昔无裹足之风，予间见其妇女出行，端重窈窕，较汉之蹑弓鞋步倾倚者转觉安详可悦，然则创此者真属多事也。”裹足这件事真大奇，不知何以那么久远地流行，也不知何时才能消灭。计自南宋至今已有七百年了，大家安之若素，很少有人惊怪，我看明末清初算是近世的思想解放时代，但顾亭林与李笠翁都一样的赞成或是不反对小脚，可见国人精神之欠健全了。只有做那《板桥杂记》的余澹心稍表示态度，他在替笠翁写的《闲情偶寄》序中本已说过：
《常谈丛录》记名物的文章亦多佳作，盖观察周到而见识足以副之。如卷四有攒盒一则云：
“祝允明《猥谈》云，江西俗俭，果盒作数格，唯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余悉充以雕木，谓之子孙果盒。今予乡尚有此，但同称攒盒，不闻有子孙果盒之名。其盒之精致者则不为木格而为纸胎灰漆碟，一圆碟居中，旁攒以扇面碟四五，或多至七八，外为一大盘统承之，形制圆，有盖，不用则覆之，髹画斑斓，足为供玩。中多设瓜子，贫乏家则以炸炒熟豆，所谓菜则干盐菜也。余间充以不可食之果，如柏子梧子相思子之类，或亦用苏州油蜡采饰看果数色，雕木具绝少。若富室则糕饼果饵皆可食者，然亦第为观美，无或遍尝焉，究何异于雕木哉。予性雅不喜此，为其近于伪也。客至瀹茗清谈，佐以果食，即一二味亦可，正不贵多品，奈何使不堪入口而仅饫人目哉，斯已失款客之诚矣。妇女胶于沿习，虽相随设之，意终未善之也。”又卷六鸟虫少一则中云：
“独是冥心高寄，千载相关，深恶王莽王安石之不近人情，而独爱陶元亮之闲情作赋。”他有一篇《妇人鞋袜辨》附录在《偶寄》卷三中，开头便云：
“本朝崇德三年七月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之制，后又定顺治二年以后所生女子禁裹足，康熙六年弛其禁。”又据《池北偶谈》卷三八股一则云：
“意必有明之遗臣在位者，持因循之说相劝沮，固谓为闺阃闲情，无与于政治之大，遂亦听任之也，斯人真可谓无识矣。”这所推测的并不错，俞文中云：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诏废不用，科举改三场为二场，首场策五道，二场四书五经各论一首，表一道，判语五条，起甲辰会试讫丁未会试皆然。会左都御史王公熙疏请酌复旧章，予时为仪制员外郎，乃条上应复者八事，复三场旧制其一也。尚书钱塘黄公机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请复三场及宽民间女子裹足之禁，教官会试五次不中者仍准会试三事，皆得俞旨。余五事后为台省次第条奏，以渐皆复，如宽科场处分条例，复恩拔岁贡，复生童科岁两考等是也。”原来这都是渔洋山人的主张，恢复考八股文与裹足，他的笔记杂文虽还有可观，头脑可是实在不行，真可称之曰无识。中国的文人与学者都一样的不高明，即在现今青年中似亦仍不乏爱好细足者，读余澹心俞理初的文章，殊有空谷足音之感，李登斋本无盛名而亦有此达识，更足使人佩服了。
“大足利屣，则屣前锐利有鼻而弓。古弓靴履，不弓足。南唐弓足，束指就屣鼻利处而纤向上。宋理宗时纤直，后乃纤向下。此其大略也。”又批判曰：
“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则失丁女，阴弱则两仪不完。又出古舞屣贱服，女贱则男贱。女子心不可改者，由不知古大足时有贵重华美之履，徒以理折之不服也。”李君亦主张不裹足，其理由较为卑近，曰：
“古妇人之足与男子无异。”后又云：“宋元丰以前缠足者尚少，自元至今将四百年，矫揉造作，亦已甚矣。”其次是俞理初，他有很明达的思想，但想起来有点可笑，在《癸巳类稿》卷十三里有一大篇缠足考，却题名曰“书旧唐书舆服志后”。他简要地结论云“弓足出舞利屣”，说明道：
“予谓当今不裹足殆有四善。从圣朝正大朴厚之风，无戾俗之嫌，一也。免妇女幼年惨痛之厄，二也。得操作奔走以佐男子之事，三也。提抱婴孩，安稳无倾跌之患，四也。人奈何无卓然之见，毅然为之哉。若以为细故，则安民之政细于此者多矣，岂通论乎。”李君盖深赞成满人不裹足的风俗，所以第一条是那样说法，他又猜想在清初当有过禁令，因故中止，说道：
“连岁荒歉，百物之产渐见亏缩，至道光十四年甲午而极。屋脊墙头恒终日无一禽鸟翔集，行山间二三里，或绝无飞鸣形声，回忆少时林间池畔颉颃喧噪之景象，大不侔矣。水中鱼虾十仅一二，携渔具者每废然空归。凡春末交夏，入暮则蛙鸣聒耳，令人难寐，至此则几于寂静，火照渔蛙者寥寥。夏秋数月，苍蝇丛嘬，盘碗羹饭为黑，粪污器物密点如麻，至此则疏疏落落，一堂之内或不盈十。此数物者并不资生于谷粟，若苍蝇又非可充人饱餐，而亦随凶年而减少，殆于仅存，岂非天地生生之气至此忽索然欲竭耶。”像这两篇文章，在普通笔记里也不大容易找到。攒盒各地多有，但只存于耳目之间，少见纪载，盖文人所喜谈者非高雅的诗文则果报与鬼怪耳，平常生活情形以及名物体性皆不屑言也。鸟虫少一节不但其事有意义，文章亦颇佳，如将这态度加以廓大，便可以写地方的自然史，虽不能比英国的怀德，亦庶几略得其遗意乎。近来乱读清人笔记，觉得此类文字最不易得，李登斋的《丛录》在这点上其价值当在近代诸名流之上也。
廿五年十月三日，在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