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报知道日本子爵清浦奎吾来京了，这本来没有什么希奇，所奇者是他“自谓对中国文化具有常人所不及之特殊理解”。据电通社记述他的谈话，有这样的一节：
“予自幼年即受儒教薰陶，对孔孟之学知其久已成为中国文化基础之伦理观念及道德思想，故特私心尊重，换言之，即予察中国自信当较一般常人颇具理解。”
这是多么谬误的话。我相信中国国民所有的只是道教思想，即萨满教，就是以维持礼教为业的名流与军阀，其所根据以肆行残暴者也只是根于这迷信的恐怖与嫌恶，倘若不是私怨私利的时候。古昔儒家（并非儒教）的长处便是能把这些迷信多少理性化了，不过它的本根原是古代的迷信，而且他们都有点做官的嗜好，因此这一派思想终于非堕落分散不止。大家都以为是受过儒教“薰陶”，然而一部分人只学了他的做官趣味，一部分人只抽取了所含的原始迷信，却把那新发生的唯理的倾向完全抛弃了，虽然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最可取的，是中国民族的一个大优点，假如夸大一点，可以说与古希腊人有点相像的。所以，现在中国早已没有儒家了，除了一群卑鄙的绅士与迷信的愚民。现今的改革运动，实在只是唯理思想的复兴。我不知道所谓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什么地方有绝对的不同，我只觉得西方文明的基础之希腊文化的精髓与中国的现世思想有共鸣的地方，故中国目下吸收世界的新文明，正是预备他自己的“再生”。这似乎是极浅显的事情，但是那些相信东西文化是绝对不同，尤其以儒教为东方文化的精髓的人，则绝不能了解，他的对于过去现在将来的中国之判断也无一不谬误。可惜这一类的人又似乎是特别的多。
清浦子爵是素受儒教薰陶的，又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其不能理解真的中国是当然的，也更不必置辩，但是因为他是子爵，他的话恐怕一定很得许多人的信仰，所以我想略有纠正之必要，特别是为未来的“支那通”计。我想告诉他们，儒教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基础，而且现在也早已消灭了。他的注重人生实际，与迷信之理性化的一点或者可以说是代表中国民族之优点的，但这也已消灭，现代被大家所斥骂的“新文化运动”倒是这个精神复兴的表示。想理解中国，多读孔孟之书是无用的，最好是先读一部本国的明治维新史。无论两国的国体是怎么不同，在一个改革时期的气分总是相像的，正如青年期的激昂与伤感在大抵的人都是相像的一样。读了维新的历史，对于当时破坏尝试等等底下的情热与希望，能够理解，再来看现时中国的情状，才能不至于十分误会。倘若凭了老年的头脑，照了本国的标准，贸贸然到中国来，以为找到了经书中的中国了，随意批评一番，那不但是无谓的事，反而要引起两方面的误解，为息事宁人计，大可不必。中国与日本最接近，而最不能互相了解，真是奇事怪事，——此岂非儒教在中作怪之故耶，哈哈。
十五年十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