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蔼理斯著Havelock Ellis，Zola.（Affirmations，P.131-157，1898）
左拉的名字——一个野蛮的，爆发的名字，像是一个无政府党的炸弹，——在嘘声与嗥叫之中滚来滚去的经过了这世纪的四分之一。在无论那一个文明国里，我们都听到人家说起那个把文学拖到阴沟里去，那个出去拣拾街上的污秽东西放进书里给那些污秽的人们去读的人。而且在无论那一个文明国里，都有数十万的人读他的书。
现在，他的毕生事业已经完成了。以前所引起的那种呼噪，同时也就大抵沉静下去了。这并不是大家都已承认《路公麦凯耳丛书》著者的地位，只因当初迎他的风暴已经乏力，而且又已知道这件事至少有着两面，正如别的一切问题一样。这样的一个时候，来平心静气地讨论左拉的正确的位置，是颇适宜的。
那些绝对地反对左拉，而知道谩骂算不得辩论的人们所主张的根据，大抵是说左拉并非艺术家。这件事情在他们的议论里往往变成了理想主义对写实主义的问题。理想主义这个字，照文艺批评家所用，似乎是指在艺术描写上对于人生事实的一种小心的选择，有些事实适于小说的描写，有些别的事实是不很适用的；至于写实派则据批评家看来是一个毫不别择地把一切事实都抛进书里去的人。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因为那文艺批评家不曾明白地规定；他更不反问自己所主张的理想主义有多少只是传统的，或者这表现的方法会影响我们到什么程度。他对于自己不曾发这些疑问，我们也不必去问他，因为在左拉（或是在无论那一个所谓写实派）是没有这样分别的。世上没有绝对的写实主义，只有理想主义之种种变相；唯一绝对的写实当为一张留声机片，辅以照相的插画，仿佛是影戏的样子。左拉是一个理想派，正如乔治珊特（George Sand）一样。他很多选取物质方面的材料，而且他选的很庞杂，这都是真的。但是选择总还存在，凡有过审慎的选择的便即是艺术。关于所谓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问题，我们不必劳心，——我真怀疑我们有无劳心之必要。现在的问题只是：那艺术家选择了正当的材料么？他又曾用了该当的节制去选择材料么？
这第一个是大的问题，而且至少在左拉这案件里，我想不是依了纯粹的美学的根据可以解答得来的；第二个问题却可以容易地解答。左拉自己曾经答过，他承认因了他的热心，或者又因了他对于新得事实的特别的记忆力，（像是海绵的一个记忆力，如他所说，容易涨满也容易空虚，）他常要走的太远；他在书上太丰富地加上详细的描写。这种错处与惠德曼（Whitman）所有的一样，同样的被热心所驱迫。左拉费了极大的辛苦去搜求事实；他告诉我们怎样翻阅神学家的著作，想得到质地和色彩去做那《穆勒长老的过失》（La Faute de L'Abbe Mouret），——这或者是他早年作品里的最好的书。但是他做这个预备功夫，的确未必有茀罗倍耳（Flaubert）做《波伐理夫人》（Madame Bovary）时用的那样多，更不及茀罗倍耳做《萨阑波》（Salammbô）时的关于加尔泰格（Carthage）的研究了。然而结果截然不同；一个艺术家凭了着笔的丰富繁重得到效果，别一个艺术家却凭了谨慎的节制，只是选择并侧重于显著重要之点。后者的方法似乎更速更深地达到艺术的目的。哈耳思（Frans Hals）的三笔抵得覃纳耳（Denner）的千笔。丰富而精细的描写可以感人，但是末后却使人烦倦了。倘若一个人抱起他的两个小孩放在膝上，无论他把莱诺耳放在右膝，亨利放在左膝，或是相反，这都没有什么关系；那人自己也未必知道，而且他的感情愈强，他也就愈不会知道。我们深厚地生活着的时候，我们外面生活的事实并不是精细密致地呈现于心目；只有很少的几点在意识中成为焦点，其余的皆与下意识相连界。少数的事物在生活的每瞬间明显地现出，其余的都是阴暗的。超越的艺术家的本领在于他有卓识与大胆，能够攫住并表示出每阶段的这些亮点，把那连界的分子放在该当的从属的地位。截不相像的戏曲家如福尔特（Ford）与伊勃生（Ibsen），截不相像的小说家如茀罗倍耳与托尔斯泰，都一样地因了他们艺术效力的单纯明显能够感人。左拉所采用的方法却使这种效力极难得到。或者左拉的特殊艺术之最好的证明，在于他的善能中和那种繁重的笔法的恶结果之一种技能。在他的代表著作如《酒店》（L'Assommoir）《娜娜》（Nana）和《萌芽》（Germinal）里，他想在一群琐屑或专门的事物上作出一个显明的远景，想从多种描写中间造成一个单独精密的印感，大抵都是安排得很巧妙的。现在即举那煤坑伏娄（Voreux）为例，这差不多是《萌芽》中的主人公，比书中别的个人还要重要。描写并没有什么趣味，但是都很精细，末了把那煤坑象征作一个庞大的偶像，吃饱了人血，蹲伏在它的神秘的龛里。凡遇左拉要把伏娄提出来的时候，他便用这个公式。对于书中的别的物质脚色，也是如此，不过略轻一点。有时候写着群众，这个公式只是一句呼声。在《娜娜》的精巧的结束里狂呼“到柏林去”的巴黎群众即是如此，在《萌芽》里呼噪要面包的罢工的人们也是一样。这与迭更司等所滥用的，一句话或一种手势之狡狯的复述并不相同；乃是一种精心结构的重要语句的巧妙的操纵。左拉大约是第一个人，初次这样精细整齐地采用这种主题到文艺里来，当作总结复杂的描写，使读者得到整个的印象之一种方法。他用这手段想减少他的作法的许多缺点而使复杂的记述得以集中。他有时候只须适宜地应用主题的复述，便可得到锐利而单纯的印感。而且他又有时能够丢掉他的详细描写的方法，得到强烈的悲剧的力量。默格拉的尸首被残毁的一节，是以前小说里所不能描写的场面。有了题材，左拉的处置是简要有力而且确实，这只有大艺术家才能如此。左拉是他的艺术范围内的大家，《酒店》与《萌芽》——据我读左拉的经验，这似乎是他最精美的两部著作，——便足以证明这句话了。这些作品与普通小说的关系，正如华格纳（Wagner）的乐剧与普通的意大利歌剧相比一样。华格纳比左拉在艺术上达到更高的地位，他比左拉更能完全把握住他所取在手中想要融合的一切原质。左拉还未曾澈底明白地看到科学的观点，以及与小说融和的能力之限度；他又未曾完全确实地看定艺术的目的。在他的庞大的文学的建筑之中，他留下太多的木架矗立在那里；书中有太多的只是粗糙的事实，还未制作成艺术的那些东西。但是，即使左拉不是世界最大艺术家之一，我不相信我们能够否认他是一个艺术家。
这个冷峭是左拉著作的一种独有的特色。这正是那冷峭的力量，使他的著作具有那种优越与深刻。冷峭可以说是左拉著作的灵魂，他的对于人生的态度之表示。这个原因大抵与别的特色一样，由于他早年的贫穷以及与人生经验的隔离。在他揭出人间的残酷利己与卑劣的写法上有种凶厉的公平，一个被关出在外的人的公平。他的冷峭之酷烈在这里却与他的自制相等。他把冷峭集中于一言一笑一动的上面。左拉的确相信一个改革过的或竟是革命过的未来社会，但是他没有什么幻觉。他只照他所见写下一切的情形。他对于劳动阶级并无特别感情，他不曾写璞玉般的人们。这在《萌芽》里边很是明了。在这书里现代资本主义问题的各面都曾说及，那些温和的股东阶级，不能够想到此外有一个社会，大家不能靠花红过日或者有时做点慈善事业的社会；那些官吏阶级，怀着言之成理的意见，以为他们是社会所必需，责在弹压工人，维持秩序的；还有那些工人，有些变成凶恶，有些像哑口畜类地受苦，有些攀住了头领，有些狂暴的反抗，少数则盲目地夺争想得公道。
言语有它极大的意义，因为这是人的最亲密的思想的化身。左拉的风格与方法都很单调，倘若我们知道了他的秘密，这种单调便将使他的书不堪卒读；书中所说的主旨也总是一样：便是自然生活的精力。凡是壮健者，凡是健全地丰满者，无论健全的与否凡是为猛烈的生活力所支配者，关于这些事物左拉总是说不厌的。《土地》（La Terre）的绝妙的开场，描写少女赶一头春情暴发的母牛，往养着种牛的田庄去，随后又引她安静的回来，这一节文章可以象征左拉的全个宇宙观了。一切的自然的力，在他看来都是迫于生殖欲而奔窜，或是满足了欲望而安息。就是那大地自身，在《萌芽》的结末里说，也孕着人类，在土内逐渐萌芽，到了一日便从坑中拥出，重新这老世界的垂亡的生命。在人与动物，机械以及一切物质上表现出来的自然力，永远在那里受孕与生殖：以这个意思为主，左拉确是收了他最大的效果，虽然其构成的分子分别看来并不是怎样优美，或有精微的见解，或是特殊的新奇。
推广用语的范围是一件没有人感谢的事，但年长月久，亏了那些大胆地采用强健而单纯的语句的人们，文学也才有进步。英国的文学近二百年来，因为社会上忽视表现，改变或禁用一切有力深刻的言词之倾向，狠受了阻碍。倘若我们回过去检查屈塞（Chaucer），或者就是莎士比亚也好，便可知道我们失却了怎样的表现力了。实在我们只须去看我们的英文圣书。英文圣书的文艺上的力量，大半在于此二者：其一是它的非意识的讲究风格，这个要求在成书的那时候恰巧正布满世间；其一是它的用语的简单直截无所羞耻的魄力。倘若发见圣书这件事留下给我们来做，那么无论那一种英译本将非由非公开的学会定价很贵地出版不可，因为恐怕落在英国夫人们的手里。这是我们英国人喜欢调停的缘故，所以在一礼拜的一天里可以把一把铁铲叫作铁铲，但在别的时候却断乎不可；我们的邻人他们的心思组织得更是合理，称这种态度作“不列颠的假道学”。但是我们的心的隔壁还是水泄不通的坚固，大概说来，我们实在比那没有圣书的法国人还要弄得不行。例如我们几乎已经失却了两个必要的字“肚”与“肠”，在《诗篇》中本是用得很多而且很美妙的；我们只说是“胃”，但这个字不但意义不合，至少在正经的或诗趣的运用上也极不适宜。凡是知道古代文学或民间俗语的人，当能想起同样地单纯有力的语句，在文章上现已消失，并不曾留下可用的替代字。在现代的文章上，一个人只剩了两截头尾。因为我们拿尾闾尾做中心，以一呎半的半径——在美国还要长一点，——画一圆圈，禁止人们说及圈内的器官，除了那打杂的胃；换言之，便是我们使人不能说着人生的两种中心的机能了。
我们的大诗人大小说家，自屈塞至菲耳丁（Fielding），都诚实勇敢地写那些人生的重大事实。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伟大，强壮地健全，光明地不朽的缘故。设若假想在他们并没有含着什么勇敢，那是错了；因为虽然他们的言语比现在更为自由，他们敢于模造那个言语使适用于艺术，使文艺更与人生接近，却已超过他们的时代了。这就是在屈塞也是如此；试把他与他同时以及后代的人相比较，试看他怎样地想和缓读者的感受性，消除“高雅”人们的抗议。在无论什么时期，没有伟大的文学不是伴着勇敢的，虽然或一时代可以使文学上这样勇敢之实现较别时代更为便利。在现代英国，勇敢已经脱离艺术的道路，转入商业方面，很愚蠢地往世界极端去求实行。因为我们文学不是很勇敢的，只是幽闭在客厅的浊空气里，所以英国诗人与小说家没有世界的势力，除了本国的上房与孩儿室之外再也没人知道。因为在法国不断地有人出现，敢于勇敢地去直面人生，将人生锻接到艺术里去，所以法国的文学有世界的势力，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明智的人都能承认它的造就。如有不但精美而且又是伟大的文学在英国出现，那时我们将因了它的勇敢而知道它，倘或不是凭了别的记号。
我们把这个运动看作对于过分的推敲之一种反抗，觉得更有关系。那种修辞癖主宰法国言文将近三百年，一面把它造成细致精密的言语，适宜于科学的记述，却因此也使它变坏，若与最于左拉有影响的古典文学家拉布来（Rabelais）蒙丹尼（Montaigne）或莫理哀耳（Molière）所用的言语相比，便觉得缺少彩色与血了。十九世纪的浪漫运动的确将彩色加进言语里去了，但不增加进什么血去；而且这又是一种外来的热烈的彩色，不能永久地滋养法国言语的。因过于精炼而变成贫血的言语，并不是用了外来的奢侈品所能治疗，只有增加言词的滋养成分才行；左拉走到人民的俗语里去，这路是很对的，因为那些言语大抵是真正古典的，而且常是非常壮健。他有时的确不很仔细，或者不很正确地运用市语，有时把只是暂时发生的言词过于看重。但是主要的目的是在给俗语以文学上的位置与声势；——这些文句虽然原有可惊的表现力，却被大家非常看轻了，只有一个第一流的而且又有无比的大胆的文人才敢把它们从烂泥里拾起来。这件事左拉已经做了；在他后面的人就很容易补他的不足，去加以审慎与判断了。
我们在论左拉的时候，总常要想到这一件事：左拉所想做的事，大抵都有比他更能干的艺术家更好地做成了。龚枯尔兄弟推广言语的范围，并及于特殊俗语，而且用了更精美虽然也更朦胧的艺术，直面左拉所面过的那些事实；巴尔札克（Balzac）创造同样众多而且活现的一群人物，虽然大半都从他的空想中取出；于斯曼（Huysmans）能够更巧妙地把奇异或秽恶的景象印进人家脑里；托尔斯泰更深地实现出人生来；茀罗倍耳是大胆地自然主义的，而又有着那完全的自制力，这本是应与大胆同具的东西。在茀罗倍耳那里我们又看出与左拉相同的一种冷峭。
左拉终于是贞洁，而且还是清醒，——虽然我们听说在他质素的午餐时，他那阴郁乖僻的面色转为愉悦像是饕餮家的脸一般，——但是这些早年的努力，想吸取外界的景象声音，以及臭味，终于成为他的一种定规的方法。划取人生的一角，详细纪录它的一切，又放进一个活人去，描写他周围所有的景象，臭味与声音；虽然在他自己或者全是不自觉的，这却是最简单的，做一本“实验的小说”的方剂。这个方法，我要主张，是根于著者之世间的经验而来的。人生只出现为景象声音臭味，进他的阁楼的窗，到他的面前来。他的心灵似乎是中心饿着，却驻在五官的外面。他未曾深深地尝过人生的味，他并不积下纯粹个人的感情的泉，大艺术家都从这里汲起宝贵的液，即以作成他们作品中的清澈的活血。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的别个大小说家，——也是一个全世界有影响的火山性的威力，——怎样地不同呵！托尔斯泰在我们面前，显出是一个曾经深沉地生活过的人，对于人生怀着一个深广的饥渴而已经满足了这个饥渴的人。他热望要知道人生，知道女人，酒的快乐，战争的凶暴，田间农夫的汗的味道。他知道了这些东西，并不当作做书的材料，只是用以消融个人的本能的欲求。在知道这些的时候，他就积蓄下许多经验，日后做书时逐渐取用，因此使那些作品有那种特别动人的香味，这只在往昔曾经亲自生活过的事物才能如此。左拉的方法却正是相反；他想描写一所大房子的时候，他坐在孟尼亚先生的宫殿似的住宅外面，独自想像屋内华丽的陈设，到后来才知道自己所写都与事实不符；在写“娜娜”之前，他托人介绍去见一个妓女，总算同她吃了一餐午饭；他在《溃败》（La Débâcle）里记述一八七〇年的战事，他的勤劳的预备只是限于书本文件以及间接的经验；他要描写劳工的时候，他跑到矿里和田间去，但是似乎不曾作过一天的工。左拉的文学方法是一个暴发户——想从外边挨挤进去，不曾坐在生活的筵边，不曾真实地生活过的人的方法。这是他的方法的弱点。这却又是他的好处。在左拉著作里没有像托尔斯泰著作里所有的那种餍足之感。我们因此可以了解，为什么托尔斯泰自己推许左拉为当时法国真是有生气的一个小说家，虽然他们的文学方法是如此不同。那个受饿的少年，眼巴巴地望着可见的世界，因了他理智的贞洁获得了一种报酬；他保存了他的对于物质的东西的清楚的视力，一种热心的，没有满足的，无所偏倚的视力。他是一个狂热信徒，在他的忠诚于人生的各方面这一点上。他历来像古代小说里的最勇的武士为他的爱人名誉而战一样地争斗，也曾受过侮辱比他们所受的更多。他在一篇论文里极愤怒地叫道，“他们把我们的厕所都装铁甲了！”这便是那狂信者严肃的决心的一个妙例，不准有什么障隔设立起来，以致隔绝外界的景象与臭味。他的对于人生之强烈的饥渴将她那新鲜的元气与不可压伏的活力给与他的著作了。
左拉的喜欢详细描写，的确容易招人严厉的攻击。但是我们如不把它当作大艺术看，却看作小说的进化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那么它的描写也就自有理由了。这样猛烈地去证明那全个现代的物质世界都有艺术的用处这个主张或能减少著者的技巧之名誉，但这却的确地增加主张的力量了。左拉的详细描写——那个浪漫运动的遗产，因为他正是这运动的孩儿，——很公平地普及于他所研究的人生的各方面，矿中的工作，巴拉都山的植物，以及天主堂的仪式。但是反对派所攻击最力者，并不在于这些无生物的描写与人类之工业及宗教活动的精细记述。他们所反对的却在左拉之多用下等社会的言语以及他的关于人类之两性的及消化作用的描写。左拉多用隐语——民众的隐语，——在研究下等社会生活的《酒店》内最多，其余的书里较少一点。《酒店》一书在许多方面是左拉最完全的著作，它的力量大部分在于他的能够巧妙地运用民众的言语；读者便完全浸在如画的，强健而有时粗鄙的市语的空气中间。在那书里，杂乱重复地装着许多粗话恶骂以及各种不同的同意语，未免缺乏一种艺术上的节制。但是那些俗语达到了左拉所求的目的，所以也就自有存在的价值了。
左拉的关于两性的及消化机能之写法，如我所指出，最受批评家的攻击。我们稍一思索，即知这两种机能正是生活的中心机能，饥与爱之两极，全世界即绕之而旋转的。在平常社会表面的交际上，我们所想要逐渐地粉饰隐藏过去的东西，正是这两种机能方面的事情，这也本是自然的。说及这两方面，常有一种省略及迂回之倾向；在社会上，这个影响未尝有害，而且还是有益。但是它的势力还不断的伸到文学上来，于是这就很有害了。有几个大著作家，都是第一等的古典文学家，因为反抗这个倾向，也就走到两极端去。第一种是“粪便随喜”（Coprolalia），常喜讲及两便，这在拉布来可以看出若干，在那半狂的斯威夫德（Swift）更为明了；这种癖气，如完全发达，将成为一种不可抑制的本性，有些狂人就是如此。第二种是“意淫”，常是环绕着性的事情，却又很胆怯的不敢直达；这种暗摸妇女裙袋的态度在斯登（Sterne）里找到文学上的最高代表。同粪便随喜一样，这种意淫到了不可抑制，也是狂人的一种特征，使得他们到处都看出色情来。但是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并不见得与最高的文艺不能相容。而且它们的最显著的首领都是教士，上帝的照例的代表。无论左拉在这两方面如何放肆，他总还在普通所承认为好社会的里面。他在这几点上不曾追上拉布来长老，斯威夫德主教与斯登教士；但他有点失了均衡的艺术之节制，那是无可疑的。在这一面他过重营养方面的丑恶的事，在那一面又带了贞洁生活之怯弱的遐想，过重肉的生活之暴露。他这样做的确不免表示出他艺术的一种软弱，虽然他推广文艺的用语与题材的范围之功绩并不因此有所减少。我们如记住有许多文艺界的有冠帝王都同左拉一样地走近这些题材，却比他更不端庄，我们就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更不必对他多所吹求了。
左拉对于他同时的以及后代的艺术家的重要供献，以及他的给予重大激刺的理由，在于他证明那些人生的粗鄙而且被忽视的节目都有潜伏的艺术作用。《路公麦凯耳丛书》在他的虚弱的同胞们看来，好像是从天上放下来的四角缝合的大布包，满装着四脚的鸟兽和爬虫，给艺术家以及道德家一个训示，便是世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说是平凡或不净的。自此以后别的小说家因此能够在以前决不敢去的地方寻到感兴，能够用了强健大胆的文句去写人生，要是没有左拉的先例，他们是怕敢用的；然而别一方面，他们还是自由地可以在著作上加上单纯精密与内面的经验，此三者都是左拉所没有的特色。左拉推广了小说的界域。他比以前更明确更彻底地把现代物质的世界拿进小说里来，正如理查特孙（Richardson）把现代的感情世界拿进小说来一样，这样的事业当然在历史上划一时代。虽然左拉有许多疏忽的地方，他总给予小说以新的力量与直截说法，一种强健的神经，——这固然不易得到，但得到之后我们就可以随意地使它精炼。他这样做，差不多便将那些崇奉小说家诀窍的不健全的人们，那些从他们的空虚里做出书来，并没有内面的或外面的世界可说的人们，永远地赶出门外去了。
在这样境况之下，真的文学能够生长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个疑问，因为不但文学因此被关出了，不能与人生的要点接触，便是那些愿意被这样地关出，觉得在社会限定的用语范围内很可自在的文人，也总不是那塑成大著作家的勇敢的质料所制造出来的了。社会上的用语限定原是有用的，因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员，所以我们当有一种保障，以免放肆的俗恶之侵袭。但在文学上我们可以自由决定读自己愿读的书，或不读什么亦无不可；如一个人只带着客厅里的话题与言语，懦怯地走进文艺的世界里去，他是不能走远的。我曾见一册庄严的文学杂志轻蔑地说，有一女子所作某小说乃论及那些就是男子在俱乐部中也不会谈着的问题。我未曾读过那本小说，但我觉得因此那小说似乎还可有点希望。文学当然还可以堕落到俱乐部的标准以下去，但是你倘若不能上升到俱乐部的标准以上，你还不如坐在俱乐部里，在那里谈天，或者去扫外边的十字路去。
在左拉身内，积蓄着一种丰裕而混杂的民族的精力。含有法国意大利希腊的分子，——母亲是法国波思中部的人，其地生产五谷较智慧为多，父亲系意大利希腊的混血种，是一个工学的天才，具有热烈的魄力与伟大的计画，——左拉一人很奇异的混合了各种才力，不过这或者不是一种很好的混合。我们觉得父亲里的工程师性质在儿子里也很有势力，不必一定由于遗传，或者只因幼年的接近与熟习所以如此。少年的左拉是一个柔弱的小孩，也不是成绩很好的学生，虽然他有一回得到一个记忆力竞争的奖赏，那时他所表示出来的才能是在科学方面；他并没有文学的倾向。他之所以从事于文学，似乎大半因为在一个穷苦的书记的手头，只有纸笔最便，可以运用罢了。在他的著作上我们仍能侦察出工学的倾向来。正如赫胥黎的天性都倾向于工学，常在生理学里寻求有机体的结果，所以左拉也常在寻求社会有机体的结果，虽然他的科学训练不很充足。路公麦凯耳家的历史乃是社会数学的一种研究：假定某家族有什么特性，那么两种特性接触有怎样的遗传的结果呢？
在左拉的公平里没有什么漏洞；《萌芽》里的主人公阑提亚——那个煽动家，诚实的反抗迫压，心里却是无意识地有着中产阶级的思想，——的性格逐渐的发达，似乎写得非常的正确。照左拉看来一切都是一个坏的社会组织的牺牲，自为奴的工人以至过饱的厂主：唯一的合理的办法是大扫除，把糠和稻草一并烧却，重新耕地，长出优美壮健的种族来。这是左拉的态度之当然的结论，因为他看现代社会是一个极端恶劣的集团。他对于世间男女的哀怜是无限的；他的轻蔑也是一样地无限。只有对于动物，他的怜惜才不杂着轻蔑；有几节最可记念的文章都是讲着动物的受苦。新的耶路撒冷会成立起来，但那蒙稣的矿工决不会走到；他们将在路上争夺那中等阶级的小而气闷的别庄了。左拉把他的可怜而无情的冷嘲倾倒在柔弱无能多有过失的人之子的头上。因了这个道德的力，与他的火山似的丰富的才相联合，才使他的影响出于别个艺术家之上，虽然比较起来他们要比他更为伟大。
因此造成左拉的性格者先有这两个主因，其一是这民族性的奇异的混合，有如一片沃土，只须有新的种子即能生长，其二是那从工学的及物质的观点观察一切之本能的倾向。此外在幼年时代又加上第三个主因，在三者之中实最重要。左拉在他父亲死后，从童年直到少年，非常贫苦，几乎穷到受饿，这正是体面人的可怕的贫穷。他的著作的性质与他对于人世的观察显然很受幼时长期饥饿的影响。那个怯弱谨慎的少年，——因为据说左拉在少年及壮年时代都是这样的性质，——同着他所有新鲜的活力被关闭在阁楼上，巴黎生活的全景正展开在他的眼前。为境遇及气质所迫，过着极贞洁清醒的生活，只有一条快乐的路留下可以享受，那便是视官的盛宴。我们读他的书，可以知道他充分地利用，因为《路公麦凯耳丛书》中的每册都是物质的观象的盛宴。
关于这个不曾满足的活力，事实真是如此，正如关于这些活力所常有的事；这虽然牺牲了所能有的优美，却因此保存了她的壮健。在他的猛烈的视力与其“工作，工作，工作！”的福音里，都含有一点苦味。这令人想起一种狂暴的攻城，在攻者也已熟知这城是上不去的。人生并不是只靠感觉所能了解；在那里常有些东西，即使竭尽耳鼻目力都不能攫住的；一个平衡的心灵，并不单靠五官的记忆，却又靠那运动的与情绪的活力之满足，才能建造起来。这个重要的事实，即使我们在想说明左拉事业内积极的原素的时候，也必当面着的。
但是从纯粹的艺术观点上来看左拉，实在是几乎等于不曾看见他。他在世界上以及文学上的重要关系并不全在他的运用材料的方法，——例如在龚枯尔兄弟（Goncourts），便是重在这一点，——而在于材料本身与所以使他选择这些材料的心机及思想。那些一大堆的大册即是一种独创的丰富的气质之火山的喷出物。要想理解那些书，我们必须先一研究这个气质。
以后世间未必还是继续读左拉的书罢。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在十九世纪已经过去之后，他还当仍有他的兴味。将来可以有许多材料，特别在日报里边，供给将来的史家去重新造出十九世纪后半的社会生活。但是那材料太多了，所以将来的史家或者要比现代的更为固执而且偏颇。想要得到那时期的重要方面的一个活现公平的图画——就大体上说，是一个诚实的图画，——虽然是从外面看去，却是同时代的人所写，把所有机密或丑恶的事情都描画出来，未来的读者最好是去找左拉了。倘若有一个十三世纪的左拉，我们将怎样喜欢呵！我们将提心吊胆的读黑死病的记事，其描写之精密有如《酒店》中的十九世纪的酒精中毒。古代农奴生活的故事，同《土地》那样详细的记录下来，当有不可比量的价值。倘若当时有了一部《银》（L'Argent），古代的商人与重利盘剥的债主的情形在现在当不至那样地朦胧不明了。修道院与礼拜堂还有一部分保留至今，但是没有《萌芽》这样的书存在，告诉我们那些凿取石材，堆垛起来，加以雕刻的人们的生活与思想。这样的记录怎样的可宝贵，我们只要想起屈塞的《坎德伯利故事》小引的无比的兴味，就可以明白了。但是我们子孙的子孙，心中蓄着同样的情感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将在《路公麦凯耳丛书》的书页上，得以重复置身于灭没的世界之奇异辽远的事情之中。这是古代小说里的怎样古怪而且可怕的一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