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居绍兴时家中有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四五本，大约缺其十分之二，软体字竹纸印，看了很可喜，所以小时候常拿出来看，虽然内容并不十分中意。移家来北京的时候不知怎地遗失了，以后想买总不容易遇见，而且价目也颇贵，日前看旧书店的目录，不是百元也要六七十。这回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的《笔谈》出版，普及本只需四角五分，我得到一本来看，总算得见全本了，也不记得那几卷是不曾看过的，约略翻阅一遍，就觉得也可以满足了。
珍本丛书出版之前，我接到施蛰存先生的来信，说在主编此书，并以目录见示，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加上了一个赞助的名义，实在却没有尽一点责，就是我的一部《谑庵文饭小品》也并不曾贡献出去。目录中有些书我以为可以缓印的，如《西青散记》，《华阳散稿》，《柳亭诗话》等，因为原书都不大难得，不过我只同施先生说及罢了，书店方面多已编好付印，来不及更改了。但是在别一方面也有好些书很值得重印，特别是晚明文人的著作，在清朝十九都是禁书，如三袁，钟谭，陈继儒，张大复，李卓吾等均是。袁小修的《游居杮录》我所有的缺少两卷，《焚书》和钟谭集都只是借了来看过，如今有了翻印本，足以备检阅之用。句读校对难免多错，但我说备检阅之用，这也只好算了，因为排印本原来不能为典据，五号字密排长行，纸滑墨浮，蹙頞疾视，殊少读书之乐，这不过是石印小册子之流，如查得资料，可以再去翻原书，固不能即照抄引用也。所收各本精粗不一，但总没有伪造本，亦尚可取，《杂事秘辛》虽伪造还可算作杨升庵的文章，若是现今胡乱改窜的那自然更不足道了。
翻印这一类的书也许有人不很赞成，以为这都没有什么文艺或思想上的价值，读了无益。这话说得有点儿对，也不算全对。明朝的文艺与思想本来没有多大的发展，思想上只有王学一派，文艺上是小说一路，略有些创造，却都在正统路线以外，所以在学宗程朱文宗唐宋的正宗派看来毫无足取，正是当然的事。但是假如我们觉得不必一定那么正宗，对于上述二者自当加以相当注意，而这思想与文艺的旁门互相溷合便成为晚明文坛的一种空气，自李卓吾以至金圣叹，以及桐城派所骂的吴越间遗老，虽然面貌不尽相似，走的却是同样路道。那么晚明的这些作品也正是很重要的文献，不过都是旁门而非正统的，但我的偏见以为思想与文艺上的旁门往往要比正统更有意思，因为更有勇气与生命。孔子的思想有些我也是喜欢的，却不幸被奉为正统，大被歪曲了，愈被尊愈不成样子，我真觉得孔子的朋友殆将绝迹，恐怕非由我们一二知道他的起来纠正不可，或者《论语》衍义之作也是必要的吧。这是闲话，暂且按下不表，却说李卓吾以下的文集，我以为也大值得一看，不但是禁书难得，实在也表示明朝文学的一种特色，里边包含着一个新文学运动，与现今的文学也还不是水米无干者也。
现在提起公安竟陵派的文学，大抵只看见两种态度，不是鄙夷不屑便是痛骂。这其实是古已有之的，我们最习见的有《静志居诗话》与《四库书目提要》，朱竹垞的“丛诃攒骂”是有名的了，纪晓岚其实也并未十分胡涂，在节抄《帝京景物略》的小引里可以看出他还是有知识的人。今人学舌已可不必，有些人连公安竟陵的作品未曾见过也来跟着呐喊，怕这亡国之音会断送中原，其意可嘉，其事总不免可笑，现在得书甚易，一读之后再用自己的智力来批评，这结果一定要好一点了。我以为读公安竟陵的书首先要明了他们运动的意义，其次是考查成绩如何，最后才用了高的标准来鉴定其艺术的价值。我可以代他们说明，这末一层大概不会有很好的分数的，其原因盖有二。一，在明末思想的新分子不出佛老，文字还只有古文体，革命的理论可以说得很充分，事实上改革不到那里去。我觉得苏东坡也尽有这才情，好些题跋尺牍在公安派中都是好作品，他只是缺少理论，偶然放手写得这些小文，其用心的大作仍是被选入八家的那一部分，此其不同也。反过来说，即是公安作品可以与东坡媲美，更有明确的文学观耳，就是他们自己也本不望超越白苏也。二，后人受唐宋文章的训练太深，就是新知识阶级也难免以八家为标准，来看公安竟陵就觉得种种不合式。我常这样想，假如一个人不是厌恶韩退之的古文的，对于公安等文大抵不会满意，即使不表示厌恶。我觉得公安竟陵的诗都不大好，或者因为我本不懂诗之故亦未可知，其散文颇多佳作，说理的我喜其理多正确，文未必佳，至于叙景或兼抒情的小文则是其擅长，袁中郎刘同人的小记均非人所有也。不过这只是个人的妄见，其不能蒙大雅之印可正是当然，故晚明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不易得承认，而其旁门的地位亦终难改正，这件事本无甚关系，兹不过说明其事实如此而已。
吾乡陶筠厂就《隐秀轩集》选录诗文百五十首，为《钟伯敬集钞》，小引中载其咏钟谭的一首七言拗体，首四句云：
“至若袁不为钟所袭，而钟之隽永似逊于袁，钟不为谭所袭，而谭之简老稍胜于钟，要皆不足为钟病，钟亦不以之自病也。”陶君的见解甚是，我曾引申之云：
“甘心云云十四字说尽钟谭，也说尽三袁以及其他一切文学革命者的精神，褒贬是非亦悉具足了。向太岁头上动土，既有此大胆，因流弊而落于浅率幽晦，亦所甘心，此真革命家的态度，朱竹垞辈不能领解，丛诃攒骂正无足怪也。”现在的白话文学好像是已经成立了，其实是根基仍不稳固，随处都与正统派相对立，我们阅公安竟陵的遗迹自不禁更多感触，不当仅作平常文集看，陶君的评语也正是极好的格言，不但是参与其事者所应服膺，即读者或看客亦宜知此，庶几对于凡此同类的运动不至误解耳。
“天下不敢唾王李，钟谭便是不犹人，甘心陷为轻薄子，大胆剥尽老头巾。”后又评伯敬的文章云：
翻印晚明的文集原是一件好事，但流弊自然也是有的。本来万事都有流弊，食色且然，而且如上文所说，这些指责亦当甘受，不过有些太是违反本意的，也就该加以说明。我想这最重大的是假风雅之流行。这里须得回过去说《梅花草堂笔谈》了。我赞成《笔谈》的翻印，但是这与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为是难得罢了，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如王稚登吴从先张心来王丹麓辈，盖因其为山人之流也，李笠翁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见地，文亦有特色，故我尚喜欢，与傅青主金圣叹等视。若张大复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世间读者不甚知此种区别，出版者又或夸多争胜，不加别择，势必将檀几丛书之类亦重复抄印而后止，出现一新鸳鸯蝴蝶派的局面，此固无关于世道人心，总之也是很无聊的事吧。如张心来的《幽梦影》，本亦无妨一读，但总不可以当饭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为饭，而且许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坏肚皮宜矣。所谓假风雅即指此类山人派的笔墨，而又是低级者，故谓之假，其实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盖风雅或文学都不是粮食也。
廿五年四月十一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