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11年以来，万里长城为怒潮所冲破，依稀的晓梦“初”回，满天飞舞的“新”“主义”“哲学”“论”……无限，无限。
然而，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辈青年，刚处于社会思想史的“峰腰时期”。有清一代对宋学的反动，汉学的今古文派，佛学派，到光绪末年——二十世纪之初，“梁启超，刘申叔，章炳麟诸人后，突然中绝。从此时起，西欧日本新学说如潮的“乱流”湍入。东西文化区别界限之大，骤然迎受不及，皮相的居多。中国此时一辈青年，所受社会思想的训育可想而知；旧的“汉学考证法”，“印度因明学”，不知道；新的，西欧的科学方法，浮光掠影得很。同时经济状况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发生，自然而然，自由派的民治派的思想勃起，浮浮掠过。他们的确知道“要”了，可是他们只知道“要”……要自由，要平等……“怎么样？”“是什么？”蒋梦麟说“问题符号满天飞”，其实就因为问题符号只在飞，可见还不知道怎样设问，怎样摆这符号，何况答案！
再加以总原因：中国向来没有社会，因此也没有现代的社会科学。中国对社会现象向来是漠然的；现在突然间要他去解决“社会问题”，他从没有这一层经验习惯，一下手就慌乱了。从不知道科学方法，仅有热烈的主观的愿望，不会设问问及社会问题之人，置于社会现象之前，难怪他眼花撩乱。于是大多数所谓“群众的”青年思想，突然陷入于“孔子诛少正卯”的旋涡里，或者是“西洋的”亚里士多德的论理监狱里。——
“总解决与零解决”，“改良与革命”，“独裁主义与自由主义”，“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有政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集权主义与分权主义”，群性主义与个性主义，……彻底与妥协……如此无穷无尽，两相对待：“你们是反对分权主义的，那一定主张集权了”——“专制了”——不是这个，就一定是那个！头脑不妨如此简单，社会现象可不是如此简单！
我们假使除“要”之外，还有看“所要的”眼睛在，细细的带上克罗克眼镜看看清楚，我们就可以知道上述的许多“外国字”，——西欧文字，对于中国人，实在难学难懂！——都是人造的抽象字，从社会生活里“抽出来的象”；不是有了集权主义“四个中国字”才有集权制度的！“抽象名词爱”的青年当再进一步看看现实，那时才知道实际生活，社会生活中每每是“非集权非分权”，“非彻底非妥协”，“亦总解决，亦零解决”……现实是活的，一切一切主义都是生活中流出的，不是先立一理想的“主义”，像中国写方块字似的一笔一笔描在白纸上去的。……“不是那个，就是这个”的“西洋”笨逻辑，东方人所笑的，现在自己学来了！
世界上不少资产阶级，世界上也不少布尔塞维克的仇敌。真正浸身于赤色的俄罗斯，才是现实的世界涌现；再听西洋的“评论家”笑骂共产党的主义：“是马哈依主义，是新军国主义，是巴枯宁主义，是拿破仑主义，”诚然不错，布尔塞维克是如此之派调，——在那一定的时期中。不在于拘守“主义”，死的抽象词；抽象名词爱的“思想家”“学者”，一定要拿抽象名词做尺来量他们，也是无法！“或者像‘……主义’罢！现在又成‘自由主义’罢？”……不在于此！而在于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
唯实的，历史的唯物论有现实的宇宙。无产阶级为自己利益，亦即为人类文化担负历史的使命。凡在现实世界中，为现实所要求以达这“新”使命的，则社会意识的表示者都不推辞：代表此一阶级的利益，保持发展人类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已经破产。……亟起直追！现实世界中“奋斗之乐”，就是他的报酬。于现实生活，社会之动流中，须得实际的论证方法，那才走得人类文化史的一步。中国当代的青年！注意为是。……先知道中国“是什么？”然后说“怎么样？”……至于“我们”“要什么？”且放在最后再说。
（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