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又来到了。我们这么说，好像是已经遇见过几回甲申年似的，这当然不是。我也是这回才算遇见第二回的甲申年，虽然精密一点的算，须得等到民国三十四年，我才能那么说，因为六十年前的今日我实在还没有出世也。说到甲申，大家仿佛很是关心，这是什么缘故呢？崇祯十七年甲申是崇祯皇帝殉国明亡的那一年，至今恰是三百年了。这个意义之重大是不必说的。
民国初年我在绍兴，看见大家拜朱天君，据说这所拜的就是崇祯皇帝。朱天君像红脸，被发赤足，手执一圈，云即象征缢索，此外是否尚有一手握蛇，此像虽曾见过，因为系三十年前事，也记不清楚了。民间还流行一种《太阳经》，只记得头一句云：
民不聊生，铤而走险，此亦是古已有之，或者如朱君所言，不足责矣。但是士大夫，为什么至于那么不成样子的呢？说是崇祯皇帝刻薄寡恩，却也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地方，何至与流寇同一鼻孔出气，这个原因一定是有而且很深的。我在小时候看过些明末的野史，至今还不能忘记的是张献忠这一段之外便是魏忠贤的一段，我觉得造生祠是划时代的大事，是士大夫堕落的顶点。看过的书一时找不着了，只就《二申野录》卷七天启六年丙寅项下摘抄本文云，浙江巡抚潘汝桢请俯舆情，鼎建厂臣祠宇，赐额以垂不朽，从之。小注云：
中国古来皇帝国亡身殉者并不少，民间并未见得怎么纪念。李自成本来不是好东西，但总也比得过明太祖，若是他做得下去，恐怕这件事或者也就麻胡过下了吧。可是清兵被吴三桂请了进来，定鼎燕京，遗老在东南及西南方面力谋反抗，事虽不成，其影响于人心者实深而且大，末后虽化而为宗教仪式，亦尚历久不灭焉。但是就当年事实而论，崇祯与明朝其时已为人所共弃，不，至少也为北京内臣外臣之所弃了。吴庆坻著《蕉廊脞录》卷五云：
“阅《流寇长编》，卷十七纪甲申三月甲辰日一事云，京官凡有公事，必长班传单，以一纸列衔姓，单到写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识长班亟行，叩其故，于袖出所传单，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彦。此事万斯同面问魏提塘所说。按京师用长班传送知单，三百年来尚沿此习，特此事绝奇，思宗孤立之势已成，至中官宰相倡率开门迎敌，可为痛哭者矣。”京中大小臣工既已如此，人民却是如何？知单开城这种阔绰举动，固然没有他们的分，但是秦晋燕豫这几省当流寇的人虽是为生计所迫，而倒戈相向，也显然是视君如寇雠了。朱舜水著《阳九述略》中第一篇致虏之由云：
“礼部阎可陞曰，二三年建媚献祠，几半海内，除台臣所劾外，尚有创言建祠者李蕃也。其天津河间真定等处倡率士女，醵金建祠，上梁迎像，行五拜礼，呼九千九百岁，目中真不知有君父矣。创建两祠者李精白也。其迎忠像旗帜上对联有云，至神至圣，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常明。若乃毛一鹭之建祠应天，姚宗文张翼明建祠于湖广大同，朱蒙童建祠于延绥，刘诏蓟州建祠用冕旒金像，吴淳夫临清祠毁民房万余间，河南建祠毁民房一万七十余间，江西建祠毁先贤澹台灭明之祠，诸如此辈不可胜纪。上得罪于名教，下播恶于生民，取百取千，只博泥沙之用，筑愁筑怨，争承尸祝之欢，皆汝桢之疏作之俑也。”至于生祠的名号，据《两朝识小录》说，自永恩祠创始而后，有怀仁，崇仁，隆仁，彰德，显德，怀德，昭德，茂德，戴德，瞻德，崇功，报功，元功，旌功，崇勋，茂勋，表勋，感恩，祝恩，瞻恩，德馨，鸿惠，隆禧，已是应有尽有，就只没有说出圣神这两字来，但杭州的祠建于关岳两祠之间，国子监生陆万龄呈请建祠于太学之侧，则也就是这个意思了。陆监生请以魏忠贤配享孔子疏云，孔子作《春秋》，厂臣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东林党人，礼宜并尊。此种功夫原是土八股的本色，唯其有此精神，乃能知单迎贼，舜水列举士大夫的恶迹，而未曾根究到这里，殆只知症候而未明其病根也。
“总之官不得人，百蔽丛集。百姓者黄口孺子也，绝其乳哺，立可饿死，今乃不思长养之方，独工掊克之术，安得而不穷。既被其害，无从表白申诉，而又愁苦无聊，安得不愤懑切齿，为盗为乱，思欲得当，以为出尔反尔之计。……是以逆虏乘流寇之讧而陷北京，遂布散流言，倡为均田均役之说，百姓既以贪利之心，兼欲乘机而伸其抑郁无聊之志，于是合力一心，翘首徯后。彼百姓者，分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神，其心既变，川决山崩。以百姓内溃之势，歆之以意外可欲之财，以到处无备之城，怖之以狡虏威约之渐，增虏之气，以相告语，诱我之众，以为前驱，所以逆虏因之，溥天沦丧，非逆虏之兵强将勇，真足无敌也，皆士大夫为之驱除耳。”《阳九述略》收在《舜水文集》中，作为卷二十七，又有单行本，与卷二十八《安南供役纪事》同作一册，寒斋于全集外亦有此本，封套上有椭圆朱文木印云，全集抄出印本五十部之一。民国初年有重编铅印全集，云校勘出马一浮手，而颇多谬误，今所据仍为日本刻本。此文末署辛丑年六月，盖明亡后十七年，留予其门人安东守约，文经传刻，多有生涩处，或由字误亦未可知，今悉仍其旧。所说官民断送明朝本非新的发见，唯语颇深切，且谓清兵宣传均田，人民悉受其愚，此种传说殊有意义，觉得更值得提出来加以注意者也。
“太阳明明朱光佛。”这显然是说明朝皇帝，其中间又有一句云：
“太阳三月十九生。”三月十九日正是崇祯皇帝的忌辰，则意义自益明了了。年代相隔久远，东南海边的人民尚在那么怀念不忘，可见这一年的印象是多么深刻。现今民国建立，初次遇见甲申之年，抚今追昔，乐少哀多，闻有识者将发起大会，以为纪念，此正是极当然的事也。
“中国之有逆虏之难，贻羞万世，固逆虏之负恩，亦中国士大夫之自取之也。语曰，木必朽而后蛀生之，未有不朽之木蛀能生之者也。杨镐养寇卖国，前事不暇渎言，即如崇祯末年缙绅罪恶贯盈，百姓痛入骨髓，莫不有时日曷丧及汝偕亡之心，故流贼至而内外响应，逆虏入而迎刃破竹，惑其邪说流言，竟有前徒倒戈之势，一旦土崩瓦解，不可收拾耳。不然，河北二十四郡岂无坚城，岂无一人义士，而竟令其韬戈服矢，入无人之境至此耶。总之莫大之罪尽在士大夫，而细民无知，徒欲泄一朝之愤，图未获之利，不顾终身及累世之患，不足责也。”下文叙说明朝以制义举士，士人以做文章为手段，做官为目的，不复知读书之义，因此无恶不作，列举现任官与在乡官害民之病，凡七八百言，末了结论云：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闭户读书论》，其中有云，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话未免太阴沉一点了吧，我愿意改过来附和巴古宁的旧话，说历史的用处是在警告我们不要再如此。明朝甲申之变至少也该给我们一个大的教训。民不聊生，为盗为乱，又受外诱，全体崩溃，是其一。士人堕落，唯知做官，无恶不作，民不聊生，是其二。这两件事断送了明朝，至今已是三百年，引起现在人的追悼，继以嗟叹，末了却须得让我们来希望，如巴古宁所说，以后再没有这些毛病了。《阿房宫赋》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两句话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却是很有意义的，引来作结，倒也适宜。论史事亦殊危险，容易近于八股，故即此为止，不复多赘。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