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些事情，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以后，并未能做出什么成绩，可是有了这许多经验，能够知道其中的甘苦黑白，这也是可珍重的一件事。即如翻译就是一例。我从清光绪甲辰即一九零四年起，在南京的学堂里就开始弄笔，至今已有四十个年头了，零整译品无甚足道，但是凭了这些经验，即使是失败的经验，也就有了经验之谈，现今大可拿来谈谈了。
第一可谈的是翻译的文字。这里可以分作两面，一是所译的本国文，二是原来的外国文。本国译文自然只是一种汉文，可是他又可以有文言与白话之分。据我看来，翻译当然应该用白话文，但是用文言却更容易讨好。自从严幾道发表宣言以来，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刊的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其权威是已经确定的了，但仔细加以分析，达雅重在本国文方面，信则是与外国文有密切关系的。必须先将原来的文字与意思把握住了，再找适合的本国话来传达出来，正当的翻译的分数似应这样的打法，即是信五分，达三分，雅二分。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话文，可以委曲也很辛苦的传达本来的意味，只是似乎总缺少点雅，虽然据我说来白话文也自有其雅，不过与世俗一般所说不大同，所以平常不把他当作雅看，而反以为是俗。若是要想为自己而翻译的话，那么雅便是特别要紧，而且这还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才能达到目的，不，极容易的可以达到目的。上边的话并非信口开河，乃是我自己从经验上得来的结果。简单的办法是先将原文看过一遍，记清内中的意思，随将原本搁起，拆碎其意思，另找相当的汉文一一配合，原文一字可以写作六七字，原文半句也无妨变成一二字，上下前后随意安置，总之只要凑得像妥帖的汉文，便都无妨碍，唯一的条件是一整句还他一整句，意思完全，不减少也不加多，那就行了。这种译文不能纯用八大家，最好是利用骈散夹杂的文体，伸缩比较自由，不至于为格调所拘牵，非增减字句不能成章，而且这种文体看去也有色泽，因近雅而似达，所以易于讨好。这类译法似乎颇难而实在并不甚难，以我自己的经验说，要比用白话文还容易得多，至少是容易混得过去，不十分费力而文章可以写得像样，原意也并不怎么失掉，自己觉得满足，读者见了也不会不加以赏识的。这可以说是翻译的成功捷径，差不多是事半而功倍，与事倍功半的白话文翻译不可同年而语。我们于一九零九年译出《域外小说集》二卷，其方法即是如此，其后又译了《炭画》与《黄蔷薇》，都在辛亥以前，至民国六年为《新青年》译小说，始改用白话文。文言译书不很费力而容易讨好，所以于译者有利，称曰为自己而翻译，即为此故，不过若是因为译者喜欢这本原书，心想介绍给大家去看，那么这是为译书而翻译了，虽然用文言译最有利益，而于读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话文译去，亦正是不得已也。至于说到外国文这一边，那就没有几句话即可说了。我想在原则上最好是直接译，即是根据原书原文译出，除特别的例外在外，不从第二国语重译为是。可是这里有几个难问题。一，从第二国语重译常较直接译为容易，因原文有好些难解的熟语与句法，在第二国语译本多已说清，而第二国语固有的这些难句又因系译文之故多不滥用，故易于了解。要解除这个困难，应于原文原书之外，多备别国语的译本以备参考比较。二，外国语的智识不深，那时不识艰难，觉得翻译不很难，往往可以多有成绩，虽然错误自然也所不免，及至对于这一国语了解更进，却又感到棘手，就是这一句话，从前那么译了也已满意了，现在看出这里语气有点出入，字义有点异同，踌躇再四，没有好办法，结果只好搁笔。这样的例很是普通，有精通外国语的前辈谦虚的说没法子翻译，一生没有介绍过他所崇拜的文人的一篇著作。这里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只是迂阔的一句话，希望译者努力勉为其难而已。
其次且一谈翻译的性质，或者可以称作态度。这里大概可分三种，一是职务的，二是事业的，三是趣味的。职务的翻译是完全被动的，因职务的关系受命令而翻译，这种人在日本称为通译，中国旧称通事，不过从前只重在传话，现在则改为动笔而已。跟了教士传道，则说天堂，在洋行里谈生意经，如办外交又须讲天下大事，此种工作要有极大语学能力，却可以不负责任。用在译书上也正是如此，时代有时很需要他，而人才难得，有些能力的人或者不大愿意做通事的生意，因此这类工作难得很好的成绩，至于读者方面之不看重还是在其次了。事业的翻译是以译书为其毕生的事业，大概定有一种范围，或是所信仰的宗教，或是所研究的学术，或是某一国某一时代的文艺，在这一定的范围内广泛的从事译述绍介。中国自晋至唐的译经事业是一个好例，最值得称赞，近时日本翻译外国文学，有专译特别一国的，如古希腊罗马，中国，俄国，义大利，以及西欧各国，都有若干专家，孜孜矻矻的在做着这种工作，也是很足供我们取法的。这是翻译事业的正宗，其事业之发达与否与一国文化之盛衰大有关系。可惜这在我国一直就不很发达。至于趣味的翻译乃是文人的自由工作，完全不从事功上着想，可是其价值与意义亦仍甚重大，因为此种自动的含有创作性的译文多具有生命，至少也总是译者竭尽了心力，不是模糊敷衍之作，那是无疑的。所谓趣味的，或者这里也略须解说。这并不说是什么有趣味的书，实在只是说译者的工作纯粹从他的趣味上出发，即是对于所译的书译者衷心的爱好，深切了解作者的思想，单是自己读了觉得可惜，必须把它写出来多给人看才为满意，此是一种爱情的工作，与被动的出于职务关系者正是相反也。不过这样的翻译极不容易，盖因为知之深，爱之极，故着笔也就很难，不必等批评家来吹毛求疵，什么地方有点不妥当自己早已知道，往往写不到一半，就以此停滞，无法打通这难关，因而只好中止者，事常有之。要想翻译文学发达，专来期待此项作品，事实上本不可能，但是学术文艺的译书中去找出有生命的，大抵以此项为多，此亦是自然的事。译者不以译书为事业，但只偶尔执笔，事实是翻译而当作自己的创作做去，创作的条件也是诚与达，结果仍是合格的译书，此盖所谓闭户造车，出门合辙，正是妙事，但亦不易得，殆是可遇而不可求者也。上边所说三种或者都有必要，事业的翻译前已说过是为正宗，但是这须政治与文化悉上轨道，有国家的力量为其后盾，才能发展成功，趣味的翻译虽是一星半点，不能作有系统的介绍，在兵荒马乱的时代或者倒是唯一的办法，于学艺前途不无小补。职务的翻译也是好的，不过这是属于机关或公司的事情，有些在政策或什么上要赶紧译出的东西便应交给办理，与普通的翻译家无干。个人尽他的良心与能力，翻译自己所想译的书，那就好了，社会与国家可以不要他的翻译，以至于不准，即是禁止出版，可是不能强迫他必须翻译某一种某一册书，因为翻译并不是通译。世间热心的人们看见一篇译文，常说这也不错，但为什么不译某一方面的作品呢，可惜见识尚缺，或是认识不足。译者对于各种批评固然愿意听受，但是也希望批评者要承认他不是雇定的通事，他没有一定要那么做的义务。这道理本来很简单，却常有人不免误会，顺便于此说明几句。
此外还有些琐屑的翻译经验，本想写进去，因为这是自己的事，写得不好便容易俗，而且反正也没有多大的意思，今且从略，或者将来看机会再写吧。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甲申初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