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器略说》前跋
此书之作，盖在发逆未灭之前，距今几十有九年，火器之制，其变犹未至极。逮夫普、法之战，均以火器争长角胜，一日间两国杀人至十余万，兵祸至此，可谓惨且烈矣。泰西诸大国有鉴于此，故以后不轻用兵，俄、土交争，诸国但从壁上观，盖恐兵衅一开，其祸至于不可收拾也。然而阴谋秘计，狡焉思启封疆以诡道济其兵术之穷者，何国蔑有？英、俄相忌而普、法交怨，要皆隐伏于无形而潜伺于莫测，说者遽以为能保欧洲升平之局，则未敢信也。惟是近年来，俄人注意于亚洲，英亦思以兵力保障印度，捍蔽屏藩，其势渐趋而东，意者火器之利，将威之于境外而不复用之于域中，此则亚洲之深忧也。况乎制造之法，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枪极其灵便，炮极其猛巨，船舰极其坚捷，几欲尽天下之铁以极火器之用，而亚洲方且晏然无备，不复措意于此，即有所仿效，亦徒袭其皮毛耳，一旦有事，我不知其将何以御之？是则火器之制，可不汲汲讲求也哉！此书为火器发轫之始，其说虽略，要皆浅近易知，可取为法。窃谓较诸有明焦勖所著《则克录》似为过之。倘留心军政者，由此而求之，安见火器之精，不可与西国抗衡耶？此则余所日夕以望之者也。
《火器略说》后跋
此书甫成，余即缮写真本，上呈丰顺丁大中丞，中丞击节叹赏，又见代上合肥伯相书，以为此未易才也。时中丞方有观察苏松之命，亟欲招余一往，余之受知于中丞实自此始。邹君梦南曾钞是书寄之闽中，余又附以铁甲战舰图说，火镜焚敌积聚法，电气霹雳车攻城法，气球放弹焚毁敌营法，属稿初就，惜为伧父携之横滨，云将代刊于日本，久之则谓已为祖龙攫去，由是此书无底本，转索之梦南亦久无以应也。今春搜诸敝箧，忽得初次草稿，乃厘订增损，付之手民，因叹书之显晦存亡亦有数存焉。呜呼！迩来日人狙伺于东，俄人鹰瞵于北，几于玉帛干戈待于两境。苟我国不早自强，则强邻悍敌，方且日伺我之左右，而天下事愈难措手矣。泰西列国所恃以攻城保境者，首在火器。火器之利，无敌于天下。以区区欧洲一隅之地，而横行于三洲间，莫敢谁何，囊括六合，宰割四方，足迹所至，威立令行，故至今日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今日者我国家虽于天津、福州、上海、广东四处设局制造枪炮船舰，而其法犹未大备，仅能步趋西匠，仿效成规，而尚不能求新标异，以颉颃乎泰西。若夫大炮之制，从未讲求，多以重值购自远邦，以供我用，甚且有以窳隳之物以误军事者。学习西法二十余年来，徒袭其皮毛而已。夫我中国地大物博，所有诸矿亘古未开，精华所蕴，历久必泄，煤铁之饶，取之无穷。诚使以之铸造火器，一出于新法，用以防边御敌，安见不能师其所长而夺其所恃哉？而奈之何至今日而尚有所待也！间尝论之，国家之患，不思在外侮之凭凌，而患在内治之委靡，武备之废弛，军士之玩怠，器械之敝钝，而后伺间乘隙者因之。今欲整顿军营，练习军制，使兵士转弱而为强，转败而为胜，则必自精造火器始。火器之用，既得尽其所长，而后军士临阵，乃能有恃以无恐。以中国人民之众，甲兵之广，财用之裕，物力之富，更益之以强兵讲武，奋发有为，虽雄长于天下不难，而何虑乎欧洲？况乎智巧心思，人所同具。中国儒者既误于无用之时文，中国兵士又误于无用之弓刀石，遂致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若一旦易辙改弦，以其材力聪明，置之于有用之地，安见其必逊于西人也哉？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岂独火器一端能与泰西争长竞胜乎哉。
书重刻《弢园尺牍》后
光绪丙子，余以活字版排印《弢园尺牍》于天南遁窟既卒业，共得八卷。不逮三年，求者日多，几以无应。乃谋重付手民，检诸箧中，复得数年来往来简札，厘为四卷，合之都十有二卷。近日国家多故，时事孔艰，日以灭琉球而未协，俄以索伊犁而失欢，屡致龃龉，时形卼臲。日虽近在东瀛，与我尤为密迩，而其事尚可缓，姑置勿论。俄人跋扈飞扬，几难餍其欲壑，借箸者求所以善处之方而不得。夫今时之所急，亦惟辑强邻御外侮而已，二者要惟先尽其在我耳。整顿武备，慎固边防，储材任能，简师择将，此皆在我者也。在我者既无间可乘，而此外始可徐议矣。末一二卷间言日、俄近事，而意皆主于不用兵。夫我中朝在今日固非用兵之时，即日、俄两国亦岂可穷兵于境外，黩武于域中哉？知乎此则修好释嫌，要以和为贵也。然我不敢必之于人事，而但卜之于天心而已。排印既竟，辄书其后。呜呼！忧世之心，何时已哉？
《地球图》跋
大地如球之说，始自有明，由利玛窦入中国，其说始创，顾为畴人家言者，未尝悉信之也。而其图遂流传世间，览者乃知中国九州之外，尚有九州，泰西诸国之名，稍稍有知之者，是则始事之功为不可没也。近时西学日盛，其图愈精，经纬纵横，勾稽度数，朱墨粲然。各国疆域，瓜区豆分，界画犁然，即一览间，而举五大洲已了然指诸掌。然而深山大川，殊方异域，民生其间者异俗，因土之宜，以别其性，其间情伪相感，利害相攻，强并弱，众暴寡，不知凡几，而莫能有以一之，不知一之者理而已矣。综地球诸国而观之，虽有今昔盛衰大小之不同，而循环之理若合符节。天之理好生而恶杀，人之理厌故而喜新。泰西之教曰天主、曰耶稣，皆贵在优柔而渐渍之，于是遂自近以及远，自西北而至东南，舟车之制，至极其精，而遂非洪波之所能限，大陵之所能阻。其教外则与吾儒相敌，而内则隐与吾道相消息也。西国人无不知有天主、耶稣，遂无不知有孔子。其传天主、耶稣之道于东南者，即自传孔子之道于西北也。将见不数百年，道同而理一，而地球之人遂可为一家。今世之览《地球图》者，当以是说语之，此之谓善观《地球图》者。
读《离骚》书后
《离骚》，诗赋之祖也，上接风雅，下开汉魏，读之者无不生忠君爱国之心，忧世忘家之念。呜呼！是何以言感人之深也。想屈原在当日，以宗国孤臣，竭忠尽志以事君，直谏不行，卒至放弃。其时楚已不竞，而庸主相继，溺于晏安，强邻眈视，宗社将墟，其所以痛心扼腕，百折而不回者，盖有不可告人之隐在也。《九歌》、《九章》错乱其辞，至于无可如何，则托之于美人、香草，其意愈棼，其心弥苦矣。千古之善读《离骚》者，为司马子长，三闾大夫传感叹悲凉，几于欲哭，岂其身世之感，所遇有相同耶？余少时读《离骚》，每一展卷，凄然陨涕，辄不能终篇，至于废读。时在学舍中颇负微名，方锐于进取，而宁知遭谗遘祸，放废南裔，一蹶不振，至于此极也。呜呼！昔日读《离骚》而悲，乃为今日之谶也。
书日人《隔靴论》后
呜呼！毋谓日本之无人也。我尝读其国近人所著《隔靴论》，皆论我国中外交涉之事，直不啻咨嗟太息以言之，顾犹未若今之已甚也。事至今日，奚言哉？由其外观之，设海防，重边备，讲火器，制轮船，似乎富强之效可著，骎骎乎可驰域外之观。然而军政之未修也，吏治之未肃也，士习之未端也，民心之未靖也，因循苟且，粉饰弥缝，一切皆如昔日。如是虽袭西法之皮毛，而犹如附肉于骨，剪彩为花，其血脉终不能流通，色泽终不能焕发。今欲与泰西并驾齐驱，则莫如以自治为先。日人之著《隔靴论》者，为江门盐谷世宏也，所论凡十有一篇。其论西人居澳门，以为履霜坚冰之渐。澳门至乾隆时，西人来住者三千余人，营室家，长子孙，置兵备炮，隐然若敌国，有伤害汉民者，抗匿不敢抵偿，中外杂居者数万人，不为其服役则为其接济，不为其腹心则为其耳目。西人以其精学利器，占天度，经地理，察风土，审情俗，乃至文字语言，政治得失，官吏能否，戎备虚实，莫不洞悉。而汉人动辄曰西人志在货贿，必无他虑，而不知其深情不可测也。曰西人阳为桀骜，其实外强而中槁，恃天朝之怀柔而然，非必悍然无畏也，而不知其实轻而侮之也。曰西洋去中国六七万里，岂能为我患？而不知其床笫波涛与属洲在比邻也。曰西人所长火攻，中国有仁义节制之师，而不知其情形与昔异也。曰彼客我主，我岸彼船，以逸待劳，奚能害我？而不知坚舰如山，巨炮若电，似劳实逸，虽客犹主也。夫西人知彼知己，而中国晏然安之，不务索其情以为临时之用，则易之所谓防微杜渐者谓何？又其论传教于中土也，则曰攻地不若攻人，攻人不若攻心。攻地而得者有之，其失之，有如曹操之于赤壁、苻坚之于淝水；攻人者如汉高之逐范增、唐宗之降李密，是为得之，而其失者则如项籍之说韩信、李师道之图裴度。今之西人，则又善于攻心者也。盖其为计也，以为用兵争地，其民未附，则虽得之，旋失之，财耗人亡，得不偿失。不如播传其教而隐移夫人心，使疾其君如仇雠，而亲我如父母，忌其吏如蛇蝎，而敬我如神明，然后乘其衅而入焉，则不伤一卒，不费一金，而为我腹心之民，此百世之利也，所谓攻心者如此。吾尝论禅近乎杨朱，耶稣近乎墨翟。其所以潜移默感者，则务鸣其好生之说，以攻人之不仁，其言曰天道仁为大，而中国之法有馘，是为不仁之甚。至于引《皇矣》、《泮水》诸篇所云，馘为决非经训，出后人附会而排之。为此言者，自以为用中国之说以攻中国，攻心之最巧者焉耳。独不思敌者国之忾也，枭之，馘之，刭之，焚之，庸讵伤？欲勿伤，则不若勿拒，将爱敌而遂不爱其君乎？且彼自有火攻术，火之所毒，其惨孰与割耳。屠牛豚而食之，而以扑蝇扪虱为不仁，岂理也哉？虽然，识者少而庸人众，加以贫民、怨氓、顽奴、枭徒，彼掷金以为要结，鸣不仁以煽之，几何其不视彼以为父母，仰彼以为神明也。夫彼所以得攻我之心者，以我失我民之心也，我不失我民之心，则彼虽百方以摇之，恶得有可攻之衅哉？国之有贫民，犹家有病儿也；其有怨氓、顽奴、枭徒，犹家有荡子也。有病儿而不之药，有荡子而不之检，使穿窬之盗，一朝诱焉以贼其亲，咎将谁归？盐谷所论如此。吾以为能探其源而知所本矣，此即我之所谓莫先乎自治也。今者泰西通商之局亦大启乎东瀛，传教之士盛行于国中。然西人卒不敢挟制凌侮之者何哉？以一切西法无不讲求，虽未能夺其所恃，亦已效其所长，而其尤善者，则在能自为之也。
跋日本《冈鹿门文集》后
日本固东瀛之强国也。当未与泰西通商之先，刀械之利、甲兵之强、战阵之猛，亦复虎视一时，鹰扬六合，而为东洋诸国之领袖。且其臣民忠义，风俗醇良，莫不各勤其职，各乐其业，无殊于世外桃源，令有心人不禁闻而神往，以为是固羲皇上人、无怀氏、葛天氏之民也。古所谓海上三神山，其即此欤？乃自美国和约既定，互市遂开，远近诸国皆接踵俱来，扬帆并至，轴舻相接，羽集而鳞萃。日本执政者，又复崇效西法，振兴西学，尽弃其旧而新是谋，甚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冠裳制度、礼乐政刑俱为一变。而民俗亦渐浇而黠，向之所谓敦厚者，一旦荡焉泯焉。自不知者观之，以为富强著效，骎骎乎驰域外之观。其知之者，或以为失之于太骤，或以为失之于太似。其实所学西法，亦徒袭其皮毛，未得其精，而已嚣然自足矣。夫日本地小而瘠，民寡而贫，其外庞然，而其实则外强而中槁。日东有识之士，未尝不知其弊，咨嗟太息，往往形之于文字之间。吾友冈君千仞，当今豪侠士也，沉思而远虑，博学而多闻，尝见其送人赴法国博览会，而知其意之所属矣。其言曰：“近岁欧人创火轮舶，驾风破浪，万里比邻，往来如织，举地球为一大市场。平居和好，使命交通，有无相济，若无复足虑者。一旦遇利害，作于眇忽，蹶起而忿争，喋血千里，苍生涂炭，竟不免于弱肉强食矣。盖国之亡，非必易其主失其地之谓也，国体不立，受制于异邦，非亡乎？国力不赡，仰给于异邦，非亡乎？今夫制度文物一模拟于彼法制禁令，为彼所掣肘，谓之国非其国，譬犹世农之家，释其耒耜，从商贾之业，去朴就侈，自以为得计，徒取市侩之笑耳。既不能为农，又不能为商，非亡家而何也。高其屋，华其室，衣服器用皆资之于异邦，工艺未兴，产物未盛，而金货滥出，府库已空，上下为此告穷。譬之东家之女，羡西邻之妇，不度贫富之相悬，学其盛服，以饰外观，不蚕不桑，资费无所出，终之不过沟中之瘠耳。智者防祸于未然，宁可不早为之所乎。法国有博览会，我邦之人多往，友人某亦与焉，余谓之曰：‘吾闻博览之会，天地之所出，人工之所制，搜罗万国，莫不皆有。观之者足以增智力，发巧思、购之者足以诧新创，弋奇赢。故竞技者必于是，争利者必于是。我邦所赍货物器具，不为不多，或有驾于彼者，则声价百倍，而得赢之盛，从此始，其利于邦不亦大乎？’抑余更有进焉者。夫巴黎斯者欧洲大都也，是会坤舆万国皆造焉。子试观于其市，绿眼紫髯气扬扬而视眈眈者，皆虎狼也。子既得而与之交，归而告于吾君。吾相曰：市有虎焉，白昼群行，盬人之脑，不毙不已。我宁为管庄子，勿为鱼肉，彼不出刀而我自割，彼不出薪而我自烹，以饱其腹，非计之得者也。若吾君吾相，由子之言知所戒，国体以加巩，国力以加强，则子之于此行，其利于我邦不益大哉。”观此文，则知吾友之志虑深远矣，孰谓日本无人哉？夫日之变法，志在自强，初不谓其弊之至于此也。夫西法非不可学，而其所以治民生立国本者，要自有在。且日本之于中国，昔则可以闭关绝使，画疆自守，今则万国来同，舟车毕集，以亚细亚洲之大局而论，方当辅车唇齿之相依。且以地势观之，日本之在东洋，譬诸中国之门户也。其在东南洋诸岛国，既为泰西列邦蚕食鲸吞，印度广土又为英踞，屏藩尽撤，险阻不完。越南、暹罗、缅甸，又皆为英、法之所制。朝鲜蕞尔，不足与图。波斯、阿富汗则又僻在远方，介于两大，亦几危弱不能自存。是则中国之外，惟日本而已。乃日本徒以能效西法，侈然自大，凌侮中朝，急欲轻于一试，是直不明利害之端，而昧于维持之义者已。想日本有识之士，当必为之痛哭流涕而长太息者也。
跋冈鹿门《送西吉甫游俄》文后
余游东瀛，藉养宿疴，侨居江户，逭暑销忧，所交多名人胜流。如成斋、诚卿、官一等编修，为史官长，职居禁近，望重词坛。鹿门、省轩前皆有位于朝，近则隐居不仕，泉石优游。叔谋、樱泉年少而才美，时誉翕然，每见辄以文字相质证，杯酒从容，止谈风月。此数君子者，文章节行，照耀东国，而犹不自满，皆愿纳交恐后，而得一言以为荣。临行，鹿门出文五十篇嘱余删定，将寿诸梓。顾东归后，或于役道途，或偃息床笫，卒无暇晷。药炉经卷，长夜无聊，鼠须侧理，不复思御。近始出诸行箧而观之，则中多忧国经世之言，诚世之有心人也。其友西吉甫游学于俄，鹿门作文以送之，其言曰：“萨摩西吉甫将游俄国，余与诸友设祖宴，且与之论宇内形势曰：方今俄与英。法。普。奥争雄欧土，犹战国七雄以合从连衡为事也。俄国于极北，据形胜之地，窥各国之衅，犹秦阻崤函以临六国也；英、法、普、奥富国修政，练兵养锐而环视俄，逡巡不敢犯之者，犹赵、楚称雄六国而不西向窥秦也；英、法讲交四方，通互市，要盟约者，六国之合从也；俄之开疆土，张国威，坐令邻近折服者，则秦之连衡也。而秦之所以能并六国者，则在取巴蜀而据其资也，巴蜀未并，则国力不张，秦未可东兵也。今俄之蚕食亚细亚东北，亦殆秦之取巴蜀而据其资者矣。俄往年攻土耳其，为英、法所扼，无功而止，于是其意谓与其争欧，不如争亚，盖争欧难而争亚易。我既东向并亚细亚诸国，而后拊背扼吭以薄英、法，则其志可逞也。其经略亚细亚东北，遣使论日本北疆，略堪察加、佐甲廉，其成算可知也。近闻自佐甲廉至俾得堡七千里间，通马车道，又以美洲所辖之地鬻于合众，而以所得数百万金，充开拓东北之费。乘此势骎骎以南，则安知异日不以东北全力薄英、法，济其所大欲，如秦统一六国乎？日本国于东海，为东洋之门户，然北为俄所凌轹，西为英、法所恫喝，比犹韩、魏西北逼秦、赵，东南介于齐、楚，天下有事，一败一胜，无得失于秦，而韩、魏常受其弊，日之多事，将自此始。言未终，吉甫太息曰：‘此余之所以有此游也。’呜呼，余常好论宇内形势，窃慨世风日下，士之识力不足与谈方今之计。今吉甫所志甚壮，所任甚大，是行在得彼国之情，不可无一言以壮其行，因即书所言以赠别。”鹿门此文于日、俄形势了如指掌矣。鹿门之志，常欲中、日相睦，联英以拒俄。夫就亚洲地势以观，中之与日，固所谓唇齿相联而辅车相依者也。鹿门往时酒酣耳热，辄纵谈天下大计，洒洒成议，几欲击碎唾壶，而蒿目时艰，怆怀近事，每愤其志之不得伸。呜呼！欲维持亚洲之大局者，其盍于中、日辑和加之意哉。
书《众醉独醒翁稿》后
呜呼！当今之通达洋务者，盖无有如翁者也。自余所论，虽无不卓然而见灼，超然而识精，渊然而思深虑远，但其心既有所忌讳，其口遂不觉其嚅嗫。夫木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先疑而后谗人。子舆氏之言曰：“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西人之来中土，识者以为我之衰气有以召之，而不知其先我所以待之者失其平也。西人自明季入贾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推为东来之逆旅，英、法虽强，亦未敢自尊为牛耳。继而英取印度，尽东南洋之海岛而踞之，遂矫然不可复制，诸西国群推让之，而我国独时加挫折摧辱之。彼其蓄怨积忿已非一日，循至林文忠公焚烟之举，遂不可复忍，是实我之盛气有以致之。继而通商立约，畀以五口，而沿海诸口岸皆为西舶所出入，然犹未敢轻中国也。惟是每遇交涉之事，动辄推诿，始而不许，终至必许，而于是我国家官场之弊，无不为其所知。因循其积习也，蒙蔽其大端也，粉饰其长技也。无事之时，则其藐视西人，几以为不人类，若一旦有事，则又畏之如虎。凡政治、风俗、事物云为之出于西人者，必无一可取，心骄志傲，位置自高，绝不肯俯而求焉，降而察焉，性情阂隔而仇隙日深，于是彼此相轻而事卒不可为矣。夫轻人者，必明彼之短而知己之长。通商三十余年来，读书之儒，问以泰西之国势民情、制器讲艺，皆茫然而不知所措也，而彼于我国之利弊，无所不知。近如所造枪炮、舟舶，虽为仿效西法，亦徒得其皮毛，且其中驾驶制造，每多假手于西人，而谈者辄欲凌驾其上，恐不值西人之一噱耳。说者谓此徒颂美西人，未窥为治之本原。夫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我自有周、孔之道，足以治民而理国耳。于是一切所行，率以此为准断，而人莫敢复出一言。呜呼！此皆所谓客气未除也，率天下而出于误国者，必此人也。宣尼不尝言曰：“忠信笃敬，行乎蛮貊。”西人之至我中国，亦惟推诚布公，必信必速，毋区畛域，毋许膜视，尽我之怀柔，竭我之胞与，以示大一统之盛而已。总之，是是否否，其始即决之一言，虽彼强而我弱，彼必不我强也。惟一味模棱延缓，游移趋避，而祸即从此而生。《礼》有之曰：“阃外制自将军。”又有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故西国设使于数万里之外，必锡以全权之名，俾得所专制。中西交涉之事，奉承周旋其间者，无不互有所诿。始西人以为外省之权不足，必禀命于京师，若至京师，事必易于措手，是以驻京之请，志在必行。乃十余年来，所以委曲迟回者，仍无异于外省。此公使所以愤然欲行欤？否则公使之心，方欲中外之言和，断不欲中外之启衅，有可知也。盖和则两国并受其福，战则贸易之利必先自绌也，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要之，内自总理衙门，外自通商口岸，必求熟谙洋务人员，以为之支持，国步当不至于多艰，而外侮断不至于独甚也。呜呼！言之匪难，行之为难，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则我末如之何矣。
跋上海《字林西报》后
西人自通商中土以来，足迹遍于天下，其于中国之山川道里，险阻阨隘，边防军实，兵制营规，朝政官方，国计民生，无不了然如指掌。而常怀轻中国之心，尝谓中国形势未雄也，士卒未练也，器械未精也，防守未固也。近日各直省之纷纷筹边防，搜戎行，铺张扬厉者，殊不值西人之一噱。中国之大病，一切皆事后为之备。如某处有兵警后，则必设镇将，增防兵，密烽堠，曰为善后计也，而不知患每出于所备之外。即如西人两扰津门，遂以津门为重地，以为保卫神京非此不可，而不知进兵之道，岂独津门一途？日人犯台湾，而台湾遂为岩疆，驻以重兵大员，以为镇守，而不知以后日人所觊觎者，不必复出于台湾也。其所举动如此，岂以为张弛之道宜尔耶？中国器械之精，士卒之练，万不及泰西诸国。即使器械能精，而用器者无其人，则利器亦成虚设。以百数十万金购一铁甲战舰，试使两军交轰，将见不顷刻间已属他人。何则？虽有铁甲而不能战、不能守也，则所以练胆之法未讲也。呜呼！中国而诚出于战，即欧洲至小之国亦莫之能御。是故为中国今日计，不如与泰西诸国深交厚结，讲辑睦之谊，修盟约之信，则可相安于无事，永立于不败。此《字林西报》之言也。《申报》主人美查先生曰：“与泰西诸国结好言和，其说固也，而欲令中国尽将防务置之度外，废而不讲，专藉远交为上策，徒恃邻国为长城，一旦有变，将何所措其手足？”此论诚是也。惟我则曰，惟我中国富强，可与泰西诸国和局可久也。盖天下事，能守然后能战，然后能和，否则和局操之于人，而不操之于己。今我于各直省整顿海防，原为固我疆圉耳，岂欲长驾远驭而驰域外之观哉？西人动以私心揣测，每恃己之长，笑人之短，抑知天道循环，其长之未足终恃乎！故为中外今日计者，当相睦勿相轻，其道则曰：“尔无我诈，我无尔虞。
跋欧洲游客书后
观欧洲游客致汀洲老渔书，有不能无言者。自泰西诸国通商以来，中外交涉之事，误于因循怠玩，西人常以为言。盖事涉中外，惟当必简必速，是非可否决之于两言而已。云南一役，苟英之所索，可从则和，不从则战。英惟尽其在我，而不必代为中国设想也。诚以西国所持者公心，所行者直道，措词则简，办事则速，从未尝屡有所迟回审顾者也。试观欧洲立约诸国，及其有事也，以一言为折衷，从则以玉帛相将，违则以干戈从事。普、法之战，其启衅颠末不过三日而决耳，英何独爱于中国，而必葸葸焉代为计虑，瞻前而顾后欤？吾知其非为中国计，乃自为计也。游客之言曰，近知西陲尚未底平，恐有决裂之祸，因时为包容。其爱中国果若是哉？然则何以庚申之间，联帆北上，屯兵津门，入居京师，其祸非臣子所忍言，而试问其时发逆披猖，江、浙沦陷，势几岌岌乎不可以终日，英犹乘危蹈衅，以至于此极。夫在昔日，岂亦非和好之国哉？立约通商亦将二十余年，而竟忍而出此。今西征之役，远在边陲，曾不若江、浙、皖、楚心腹之患，肘腋之虞也。忍于昔而不忍于今，果有说欤？且中国以不从英之所请而有决裂之祸，亦惟中国自取之耳，于英无预也。英自为尊国体起见，诸国亦不得议其后也，而又何嫌何疑，而迟之又久耶？游客又言，厘金一节，亦按津门和约办理，向已久欲与中国辩论，今因马加利事，乃连类而及之，非另生枝节也。窃以为中西交涉，但当就事论事。如马加利之事，不过惩办凶手，重议抚恤而已。此外复有所请，当明言此与马加利之事无相涉也，有马加利事固当请之于中国，无马加利事亦将商之于朝廷。事如可行，中国亦未尝不许，正不必以马加利之事为藉口也。今必欲连类而并及，其与节外生枝亦何异耶？英之所请于中国者，往往如此。如前以粤东索人之故，遂请驻京，请增埠。夫此二端，英国久欲言之矣，特因此而发端耳。其实凭空而起，未尝不可行也。推其如是，反以启中国士民之疑，而以英国为藉端多索，此英之不善行其所请也。至英之迟迟而不遽失和者，盖以今日中、英通商大局，所系匪轻，不可以一日止。设使兵端一交，不可终弭，而各国之因利乘便者，或将伺间而起，而英国不能禁也，如是贸易之途必至终滞。则其自为计而非为我中国计，不已了然如掌上螺纹哉？呜呼！彼岂独爱我中国也哉？
《仰止帖》跋
呜呼！人不可无一技之长，而尤不可不自立也。高山子一草莽孤臣耳，而一倡勤王之论，天下靡然从风，后世犹想见其文采风流，而景仰思慕之不已焉。高山子名彦九郎，字正之，近代之伟人也。尝行东海道中，著有日记。此帖仅存四叶，盖佚者多矣，然吉光片羽，足见一斑。余不解和书，而识者谓其所记精详，用心缜密，使其得志一时，经略天下，赫赫之功，夫岂后人？乃卒至未尽其才，殒躯绝脰，则天为之也，非人也。鹿门先生向藏是帖，珍若拱璧，不轻示人。余预于清华文社，得以纵观。帖端“仰止”二字，则大原氏所书也。呜呼！功业其显而大者也，文章其隐而小者也。然功业之久，必待文章以传。今高山子功业不显，而文章之存犹在世间，藏凤一毛，亦足以豪，鹿门先生其永宝之以垂诸世世子孙。
清华馆文会记
文章者，人之精神；友朋者，人之性命。有友朋以切嗟道义，日进于学问，则文章可底于有成。《论语》有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则文章、道德皆从友朋而来，文社之举，可不亟讲哉？清华吟馆者，近藤市五郎之别业也。为椽三椽，幽敞明洁，地形颇高耸，崇冈峙其前，树木环其前后，葱郁苍翠，扑人眉宇，长夏久雨，浓阴如幄，觉衣袂皆作绿色。楼中设几六，置笔研以便作者席地构思。月凡二举，至者各拟数题，随其意之所取，有不终篇者，亦听之，无苛约也。文毕，乃具壶觞，肴馔精洁，秉烛夜谈，兴尽则去。文之佳者，或刊之《明治诗文集》中，传示同人。每逢社期，集者或八九人或十余人，其以事羁者，可先一日辞，亦不强也。余旅于此，得从诸君子后，从容于文字间，析疑赏奇，以联异地苔岑之乐，可不谓幸欤？近藤市五郎业骨董，虽不能文，而乐与文士亲，亦我国近代朱可石之流也。风雅好事，有足取者。呜呼！我因之有感矣。南粤、东瀛相去万里，而我于此文酒宴集，不啻与故乡故人相对一堂，朋友之乐为二十年来所未有。余穷于世，而独为远方异域之人钦慕如此，亦足慰矣。
记香港总督燕制军东游
香港，海中一孤岛，而最近于粤。近为大英外府，设官戍兵，视为重镇。其统率之长，以华官之制称之曰总督，言总督港中一切事宜，而统属大小各官焉，是则其权亦綦重矣哉。英廷简畀是任，必以素著名望者，诚重之也。今总督燕公臬斯位，崇于朝而誉孚于世，国中学士大夫皆仰其言论风采，得一语以为荣。屡任兼圻，所至皆有政声。其为治也，以爱民为本，其视中外之民，无畸重轻，不区畛域。莅港十有八月，而治绩卓然，民誉翕然，事简而刑清。乃以政治之暇，挈其眷属来游东国，以大藏大辅松方正义为东道主人。盖松方衔命出使，自法言旋，道经港中，固与燕制军相识，燕制军待之有加礼，此足以见东西之交密，而睦邻修好，即寓于是焉。燕制军既至，居大藏别署，一切供给使令，无不周备。东京附近名胜之地，率皆驱车往游，想其见民物之殷阜，子女之便娟，山川之秀淑，林木之葱蒨，必有畅然怡然，而惝然若失者。燕制军雅度和衷，谦光外著，待人接物，恂恂如也，日之士君子皆以此多之。吾谓此未足以尽燕公也。燕制军于与国交际之道，能见其大，尝谓方今俄人雄长于北方，骎骎为欧、亚两洲之患，中、日两国境地毗连，而俄又日窥英之印度，狡焉思逞，未见其止。为今计者，莫如中、日、英三国相亲，合力以备俄。呜呼！非燕公无此识，亦不能为是言也。则联三国而为一，余将于此行也望之矣，是岂徒泛作东游而已哉。
何陋轩记
吉田香竹，今之狂狷者流也。意气阔达，操履洁清，生平擅郑虔之三绝，而凛杨震之四知，远近士大夫，无不知其才而钦其品，学者多称之为晚稼先生。近年自号何陋居士，而即以何陋名其轩。轩盖其读书谈道延宾宴客之所，虽矮屋三椽，未极爽垲，然入坐其中，图书纵横，彝鼎斑驳，与庭前花木萧疏，互相掩映，固未见其为陋也。然则何陋者，殆香竹自谦之词与？呜呼！近世之所谓陋者，岂第居室而已哉？口诵服、郑，貌托程、朱，宗汉绍宋，妄立门户，此学问之陋也。猎取风骚，摹拟李、杜，撦挦割裂，自诩名家，此文章之陋也。师古太泥，变法太厉，徒袭皮毛，未参实际，此艺术之陋也。目不睹丘坟，足不出里巷，乡党自好，议论偏激，此识见之陋也。九州之外，非耳目所能穷，六合之中，非心思所能遍，以蠡测海，坐井观天，此胸襟之陋也。而香竹皆无之，其所谓陋者，惟此一轩耳，曾何足为香竹病。香竹之见余也，以寺田士弧为介。寺田称其性情旷逸，怀抱倜傥，生平好酒好色，自率其真而与世无竞，与物无忤，为尤不可及。今以其轩请记于余，余初未有以应也。或曰香竹命名之意，非谦而实傲，盖曰斯轩也，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是化陋而为不陋，惟香竹有焉。余以或人之言，为香竹告，而请即以为斯轩记。
读日本《东京繁昌记》
志书之流，近亦夥矣，或记方隅，或录异域，或追想今昔之盛衰。如《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犹令见之者欷歔想慕不已。江户为都会名区，固繁华薮泽也。其间如楼台之崇绮，园囿之广深，士女之便娟，民物之殷阗，海外诸国无不荟萃于此，贾胡列货于市廛，火齐、木难，光怪陆离，不可方物，以至鱼龙曼衍，变幻万状，而平康曲里，窈窕其容，丽都其服，灯火笙歌，彻夜不绝，录此者殆侈其极盛欤？然而有盛必有衰，不可恃也。惟为上者有以持盈保泰，去其僭侈而汰其靡丽，使之务适于中。古者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是所望于主持风会之君子。
华夷辨
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夷狄虽大曰子。故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
上当路论时务书
当今天下纷然，竞尚洋务矣，岂不以洋务即时务哉？言兵事者，则曰枪炮之精也，船舰之坚也，军法之严肃也，营制之整齐也，边备之周也，海防之固也，无一非推西人为巨擘，一若自西人外，无可与谈兵者矣。言艺术者，则曰舆图之精核也，象纬之深明也，造器制物之奇巧也，机器之妙，可以水火二气之力以代人工也，一切织纴冶造无不胥赖乎是，一若事半功倍，舍此无能驾乎其上，而此外更不足与言制器者矣。其谈富国之效者，则曰开矿也，铸币也，因土之宜，尽地之利，一若裕民而足国，非此不可。至于学问一端，亦以西人为尚，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名家，辨析毫芒，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字词章，无不悉废。夫自东西通商以来，留心时务者，固宜师其所长而攻其所短，明其情伪，揽其形势，悉其民风俗尚，知其山川物产，而于其古今来之盛衰强弱，沿革升降，探其源而溯其流，然后我可以蹈瑕伺隙以制之。此之谓长于时务者，驾驭之道不外乎是，而修睦之要亦在于斯，顾未有舍己以从人者也。今日时务之急，莫在乎收拾民心。盖民可顺而不可逆，民可足而不可匮，民可静而不可动。其外庞然嚣然，而实则无所有者，能为民祸而不能为民福，能为民害而不能为民利，治民之本，当知尽其在我者而已。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可已。《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故治民本也，仿效西法其末也。西国之所以讲强兵富国者，率以尚器为先。惟是用器者人也，有器而无人，器亦虚设耳。孟子言以仁政治民之效曰“可使制梃”，此非迂谈也，盖民忠义激发之气，实有百折而不回者。人心之机器速于影响，一国之炉锤捷于桴鼓，是在为上者善用之耳。治民之要，在乎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志而通之。即如泰西诸国，亦非徒驰域外之观者也，其善于治民者莫如英，入其国中，无不优游暇豫，自乐其天，而不尚操切之政，束缚驰骤以为能者。夫如是，然后能行之久远。抑又闻之，治国之道，先在养其元气。如西国之法，斫削之尤甚者也，必也择其善而去其不善，不必强我以就人，而在以彼之所学，就我之范围，神明变化焉而民不知。略陈时务所在，幸少垂察而采择焉。
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日者进谒崇阶，获亲颜色，纡尊降贵，略分言情。伏念某草茅疏贱，梼昧无知，而乃屡承侧席之求，虚衷下问，又何敢嘿而不言？昔齐桓收九九之数，燕昭以郭隗进说，方且不惜千金买骏骨。若某之所陈，辽东白豕耳，而辄敢以之献于左右者，芹曝之忱，拳拳独矢，故谓之不自量可也，谓之非爱则冤矣。犬马之报，惟力是视，虽蹈赴汤火所不辞。夫天下所难者，感恩知己耳，今遇阁下则兼之矣。一昨节相忘其尊严，旌钺下逮，此固因阁下之一言，顿使某重于九鼎。顾某之期所以副望者，自此益复难耳。今就管见所及备陈如下：一曰广贸易以重货财。贸易之道广矣哉，通有无，权缓急，征贵贱，便远近，其利至于无穷，此固尽人而知者也。抑知古今之局变，而贸易之途亦因之以变。古之为商仅遍于国中，今之为商必越乎境外。何则？他国之贩运于我国者踵趾相接也。东南洋之通于中国则自明始，由是其国愈众，其路愈遥，而所为贸易者，其术亦愈精。曩东南洋之在汉，所重者贡献而已，初不在利也。唐则乃行榷税之法，利入于官。至宋以来，钱币泄漏，始以为患。盖彼所来者奇瑰珍巧，只足以供给上官，而缗钱、银币输于外洋者，反以有用易无用，中国漏巵之弊，实源于此。迨自明季，西洋诸国以兵力佐其行贾，于是其利日巨而其害日深。嗣后加以鸦片之鸩毒，日耗无算，而中国所与交易者，无非中国之所固有，钟表等物，等诸奇技淫巧可耳。顾彼能来而我不能往，何能以中国之利权仍归诸中国？西国之为商也，陆则有轮车，水则有轮船，同洲异域，无所不至。所往之处，动集数千百人为公司，其财充裕，其力无不足，而其国又为之设官戍兵，以资保卫。资虽出自商人，而威令之行，国家恃以壮观瞻致盛强。此古今贸易之一变也。中国于此，虽不必尽行仿效西国，但事贵变通，道无窒滞。今诚能通商于泰西各国，自握其利权，丝茶我载以往，呢布我载以来。至于中国内地，当以小轮船为之转输济运，如是则可收西商之利，而复为我所有，而中国日见其富矣。且夫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英人计虑深远，智巧日出，制造愈精，以中国；之，何遽不如？特上未之重焉耳。苟有大力者以开其端，潜移默化，安见风会之不可转移。如上海等处所设船局，其船皆出自华匠之手，既成之后，华人皆自能驾驶，枪炮药弹并能仿造新法。若论贸易之道，无区大小，皆能获利。物料既充，而工耐勤苦，十余年来西商之为华人夺其利者，亦已不少。即如东南洋诸岛以及新、旧金山，华人皆自运货物至彼，西商之利为减十之八九。今彼所售于我者为呢布，我所售于彼者为丝茶，利薮仍为彼据。华人之所以不能往彼者，惮于风涛，未能涉远，始事维艰，无人为创。今招商局中轮船日多，由渐而及于远。船上驾驶之人，工同而价廉，而我国之人，皆可往彼学习艺术，操舟之技，不患不明，一变之效，岂不系于是哉？二曰开煤、铁以足税赋。今中国设机器，立船局，创行招商轮船公司，在在均需煤、铁二宗以资利用。顾中国各处山矿所产本自富饶，原不借资于外地。惟中国自塞其利源，非惑于风水之谬谈，即惕于舆情之中阻。朝廷亦鉴于前弊，言利之臣多不敢议及乎此。不知有明矿务之坏，在乎专任内官，致滋骚扰，而当时所有承充矿务者，类多纨绔鹾茵，不识矿苗之衰旺，所估漫无把握，以至预其事者动辄倾家，局外之人，遽引以为戒。今欲因是而停止开采，俾天地自然之利閟而不宣，此无异于因噎而废食也。夫英国不过海外弹丸三岛耳，而富强甲于欧洲，其岛素无所产，一切皆取诸他国。惟煤、铁二矿独饶，不仅足用于国中，且贩运于境外，诸所制造机器、枪炮、舟车，独精于天下。迩来其国垦掘渐艰，价值日昂，精于算学之士，曾遍历其境而筹核之，在矿未出而易采者，仅足以支一百数十年。然则英国之富强，自此已臻止境。自余泰西诸国，类皆斫削其精华，匮竭其膏髓，以为能事。惟我中国所蕴独全，曾有西人足迹遍历各省，就其所测，知产煤之所，略见一端。湖南六万三千方里，山西九万方里，直隶、山东、满洲之南境二十五万二千方里，四川二十一万方里，陕西七万五千方里，甘肃六万方里，河南三万方里，贵州四万二千方里，广西三万九千方里，广东六万九千方里，湖北一万五千方里，福建七万五千方里，江苏四万二千方里，浙江一万八千方里，江西十万五千方里，安徽一万二千方里，云南六万方里，总计之约得一百二十五万七千方里，其所产多于欧洲不啻二十倍有余。况产煤之地亦必产铁，盖铁矿、煤矿自必同蕴于一山，共出于一处，珍石玮宝亦错杂于其中，此在乎人之善采耳。开采之始，当先善其章程。愚见以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避忌讳之虑甚多，势不能尽展其所长。商办则以殷实干练之人估价承充，初开之时，由商禀请委员督理矿务，设兵防卫，费由官助。试办一二年，然后按其多寡加征矿税，以其初未必遽能获利也。而尤必专其任、远其期，行之以十年、二十年为率。试办一二年间，矿苗之衰旺可测而知。其始必由国家给帑助之者，由煤在矿底非深入不能取，西人开煤机器非重金不能购置，故试办之时，当用人力，既获利益则购机器。顾此数者，皆浅而易知，最要者莫如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持保护。盖承充之商非巨富重赀不能为，而地方大吏往往于两三年间升转迁移，法令每多更张，商人虑其掣肘，不乐于一试。今欲矿务之畅行，莫如酌仿轮船招商之例，而小为变通，招商局中集众非一，虽封疆方面皆预其间，而隐为之规画，于是各富商无不踊跃，咸尽其心力，所以其事易集。苟矿务亦能仿此以行，衙署差役自不敢妄行婪索，地方官吏亦无陋规名目，私馈苞苴，而委员与商人自能和衷共济，不至少有挟制。今粤东山矿所产煤、铁之处亦复不少，或可试行采办，于省垣新设机器局亦大有所裨。矿务之兴，亦宜责成于董事，俾得分其赢余。为董事者必品行夙优，身家素裕，为众所仰望，然后能顾名思义，上体大宪之心，下察小民之隐，而亦不至于始勤终怠，不计久长。能如是而不弊绝利充者未之有也。三曰设保险以广招徕。西商贸易之利，首在航海，顾风波之险，有时不可测料，于是特设保险公司以为之调剂，于百中取二三，无事则公司得权微利，有失则商人有所藉手，不至于大损，此其法诚至善也。中国既设轮船招商局，虽主于运粮北上，而客商货物亦赖以转输，其中岂能尽占利涉，则招商、保险二者要当相辅以并行。夫运粮不过在春时数月耳，其余专恃载客附货以相流通，则必有取信于货客者，乃可行之久远，不有保险则货客且为之中馁。今惟赖西人保险，则徒寄人篱下，权自彼操，无以独立门户。且其言曰，必以西人为船主，则保险乃可行，是则将来不无多所挟制。今当轴者业经奏准轮船招商遍行各处，官商踊跃入局众多，中国富强之机或基于此。保险公司例可二三年间创行，以中国之人保中国之货，不必假手于外洋，而其利乃得尽归于我。况夫轮船之所至，想不至徒囿于中国一隅也，将来以中国之货物运行于外洋，以外洋之土产消流于中国，足迹所及，愈推愈广，则保险之设，亦由中国而外洋，随地立局，与轮船公司相为左右。宜于其地简华人之名望素著，洽于舆评者司理其事，而亦藉为耳目。今华人之流寓于外域者，殊为不少，近者如新嘉坡、槟榔屿、东南洋诸岛，远者如嘉厘符尼亚、厦华那、澳大利，无不身在遐方，心乎本国，所冀天朝威德之届，足以为之庇翼。特惜其中无人为之经营而擘画，遂致声教不通，情形回隔，向慕之怀，无由自达，有事则不能为之保卫，有若我中国将数百万之生灵，弃之于海外。若能于华人轮舶通商所至，创设保险，以保华人往来之货，有失立偿，用示之信。凡华人一切所需，固由我中国自为运往，而其地之所有，我亦可以采购。中外消息从此无所隔阂，虽在万里之外犹同衽席，此即将来设立领事之渐也。盖轮船、保险二公司之立，虽以申贸易之权，而国体之尊，国威之张，未必不由乎是。异日朝廷简遣领事，统驭远商，此辈皆可供臂指之用。要之，轮船、保险二者，即英国昔日之东方贸易公司也。英国雄于海外，始在开垦亚美利加一洲。及美国既兴，余土仅存，乃始措意于印度。印度通商之旺，乃由设立东方贸易公司始。中国变通其法而行之，其兴可立而待也。以中国财力之富，人民之众，材质之赢，智巧之生，操作之勤，制造之精，何遽出西国下？或以为招商保险，商出赀而官预其间，是官与商争利也。不知此实以助商而非病商。凡事皆商操其权，商富即国富，并出一途，非与商背道而驰也。英国所设轮船公司，每几度支公帑资助商人不下数十万金，为公司舟师者，例得以金缘其冠，等诸武弁，盖荣以头衔，则彼乃乐尽夫心力。向来中国之为商者，官从而抑损之，今中国之为商者，官从而翼护之，其间相去何如哉？故招商局启，轮船可至于远方；保险局开，货物可通于异地。四曰改招工以杜弊病。招工之患甚矣哉！其陷阱我华人，荼毒我华人者，前人论之详矣。今欲绝其源流，穷其薮穴，当必以索还澳门为先。葡萄牙之踞澳门在有明中叶。其入我朝，未有盟约，而鹊巢鸠居，视为固有。始犹设立前山同知驻扎其地，岁输地税五百缗于官，边衅既开，并此而废之。我朝宽大之恩，怀柔之德，侔于天地，容其并处域中，未遑深究。顾招工之设，势在必禁。何则？非是则不能杜拐贩之源而绝出洋之路。向来谈者，皆以澳门一隅为畏途，诱鬻掳勒，无所不至。其居人为奇货，辗转贩售，视同豕畜。迹其行为，几至暗无天日。莠民所聚，积弊已久，恐不能一旦扫除，惟首撤其招工之馆，则鬼蜮狡狯之技，自无所施。况此一端，为泰西各国所深恶而痛绝，名正言顺，不患其不从。盖招工者，雇农民以备开垦，英国所已行设于省垣者是也。此则托名招工，而实则隐行其贩鬻。在西国久干例禁，犯者船没入官，人寘于狱。惟葡葡牙、西班牙、秘鲁诸国冒禁而为之，英、美诸大国以其在中国境中也，不能为越畔之谋，然则彼之所为，其藐视我中国也亦已甚矣。顾必待索归澳门，谕绝招工，未免有稽时日。管见有可以即行而勿缓者，则杜绝之权固在我也。澳门孤悬海外，船舶之自内地往者，四处可以止截。况我之炮艇、轮船驶行迅速，巡逻杜遏，势所甚便。前之设立洋药抽厘税厂，巡洋缉私，而澳门之私贩以绝，此其明验也。夫鸦片箱箧可藏尚难偷漏，况人乃堂堂七尺躯乎？顾何以缉鸦片易而缉贩人难，则由于赏无如此之重也，而莠民之狡辩求脱者，其计百出也。今之截止私贩者，有线人、有赏格，利之所在，众共趋之。且不惜以性命博锱铢，若查缉贩人，亦以此法，则其弊可以立除。始事之时，当以轮船一二艘横截澳门海口，而必先与英、美诸大国酌商，合同办理，特派官绅总司其事，必其人夙著名誉，不避嫌怨者。此外宜简公正诚实之西人为之协辅，兼谕附近税厂为之赞襄其间，藉作耳目。当其任者，重其俸糈，专其事权，侦探四出，线索通神，至此而犹得飞渡者未之有也。其在省澳轮船藏匿之处，定在火工房、水手房，船大人众，为时甚暂，稽查之人，何能至于细微曲折，因之漏网者殊多。英例贩人出洋之船，不得在香港修葺，而其形迹有毫发可疑者，可以随时具控衙署，立传鞫讯。在港有专司讥察者六人，始由华人绅董捐赀请设，继而英官自发帑项。盖贩人出洋，固公愤之所同嫉也。省垣系属内地，权自我操，省澳之船，果有获藏匿携带贩鬻出洋人口者，船主知情故纵，立即移文英领事，请其封禁，以其所悬者固英国旗帜也。此事税关洋人亦当分任其责，能者叙功纪绩。至于设员司理，不以贿溺职，不以私扰民，则在乎得人而已。说者谓葡萄牙之在澳门，未尝不托词于招工，今必骤为谕绝，则彼必指省垣招工为藉口。则将应之曰，果欲招工，则将如英、美一例设馆于省垣，由华官司理其事。英不设于香港，而葡必设于澳门，此其中情弊不问可知矣。况乎省垣招工之法，亦当请西官别改其章程。凡人愿往西国耕种者，再当由官宪详加咨询，书其姓氏里居，刻期往返，以若干年为准，书明簿册，至期不归，则向招工馆询问其若何下落。招工馆中专设一人司理其往来信札银两，有往彼而物故者，即由招工馆处报闻。其在彼工役生死之籍，每半年一为查核。凡此皆由华官主之。如是则彼知我国之于子民，其爱恤保护为倍至，必不敢加以无端之凌辱矣。他日我民足迹益远，生聚愈多，通商所至，彼为前驱，安知不能坐收其效哉？五曰杜异端以卫正学。天下之变，愈出而愈奇，杨、墨、庄、老自内而勃兴者也，佛、回、景、祅自外而流入者也。子舆氏距杨、墨，昌黎氏辟佛。何则？以其害于孔子之道也。至回、景、祅诸教之进中国，无一人斥其非者，以其道不足与辨也。明季西洋人之来中国，假其天算、舆图、格致之学，以隐行其主教，上而倾动王侯，下而结交宦竖，一时与之游者，或则尊之曰西儒，于是天主一教，几遍宇内。至于耶稣一教，虽与天主教各立门户，互相诋諆，其争几同水火，因之而同壤为仇，构兵酿乱，祸患相寻，至今不解，而按之其教宗旨，亦复大同而小异。其来也，则自近今数十年始，二者皆足为人心风俗之大害。杨、墨之徒不敢与孔子为敌，而孟子犹且距之。佛生西土，其道虽悖孔子，而不敢毁孔子。今天主、耶稣二教，居然以孔子为不足法，圣教为不足遵，昌言于众中而莫敢谁何，此真生民以来所未有也。顾出自西人之口，犹可言也，甚有儒冠而兽行者，一为衣食所驱，遂至随声吠影，恬然不知耻，悍然罔所顾，此不独名教之罪人，实民心之蟊贼，为王法所必诛。然而官不之禁，民不敢斥者，何哉？以通商、传教，载在和约故也。通商英为急，传教法为重。天主、耶稣两教之徒，不仅英、法两国之人也。以目前言之，耶稣之害尚轻，而天主之祸尤烈。今西人足迹殆遍中原，其教几于无所不至，肆行簧鼓，其志非浅。然究信之者一，非之者百，人心风俗犹未至于转移。间尝推究其所由来，而知其教之不能遽行者，盖有故在。中国之人，每好异而喜新，一若教中之理，事事皆可从，而惟弃绝祖宗，停斥祭祀，为子孙之心所不忍出。设使西人一旦有见及此，稍复圆通其说，则恐为其教所蛊惑者，无难播于各省，此实吾人之殷忧也。当今之世，而欲使正学光昌，异端衰息，则请以明许暗禁之说进，一曰别编教民户册，二曰贻以扁额，三曰异其服色。此三者皆所以彰其羞恶之心，而绝其招徕之路。或虑西国传教之士，将阻之不能必行，是或不然。盖在我必先有说以折之，然后彼乃无辞以拒我。入教之人必求表异于众，如承之于教会之前，而不承之于群众之地，是为耻教，耻教者心不诚，西士所不许也。入教之人与众无所区别，地方官虽欲保卫之而不能，是故编户册以阴识之，给扁额以明旌之，服色既异，则人人一睹而便知。且此法可使教民激励其所为，而果于为善，人人将钦服教民之不暇，而足为教中光。不然，对牧师入会堂，则自命为入教，而一转瞬间作恶为非，无所不至，人或诘之，必讳匿而不言，甚且以为大辱，西士又何贵有此入教之人，此皆所以折西士而行其说也。要之，此法一行，既入教者可以戢其肆凌，未入教者亦将惮而不敢前。迩来中外交涉，民教龃龉之事不一而足，皆由此辈喜事生非，从中播煽所致。苟得地方官秉公严讯，有犯必惩，此辈未尝不稍敛，奈有恃为护身符者，不论是非曲直，必为之请于官，曲庇私袒，终得逸于法外，而此辈之胆愈张。西国之例，教士不得竿牍公庭，何独于中国而哓哓干预其间？且彼之所谓教民，独非我国之子民？以我国之法治我国之民，何为多所掣肘？故区异教民一法，亦在我毅然行之耳。此外宜在各处宣讲圣谕、善书，仿古者读法悬书之意，尤宜与天主、耶稣教堂比邻鼎峙，用以维持风教。如是十余年之后，患其可少息也。夫凡此五端，固今日之急务也，鄙意之所谓兴利除弊者，即系于此。贸易之利开，则公私并裕，上而仕途游宦，下而商贾工匠，皆不惮于远出，而将视溟渤如康庄，越环瀛同衽席，于泰西各国之山川城郭，俗尚民情，兵力之盛衰，国势之强弱，一切情状，无不了如指掌，然后有事之秋，缓急可恃。煤、铁之利开，则不独机器船舶局中自饶于用，即以供诸国之用而无不足。每岁西人自其国中载运煤炭前来中国通商各口岸，供应轮舶所需者，计不下一千数百万金，铁亦不下三四百万，矿务既兴，其利皆归之于我。有铁以制造机器，可推之于耕织两事。或以为足以病农工，不知事半功倍，地利得尽，而人工得广，富国之机权舆于此。保险之利开，而商贾之航海者无所大损，且华人之利仍流通于华人中，而不至让西人独据利薮。至于改招工，杜异教，亦惟去其甚害者而已。愚昧之见，明知无当高深于万一，倘得容其尽言毋隐，进而教其不逮，不胜幸甚！干渎严威，悚惶无地，区区依恋微忱，伏维垂鉴不宣。